五四运动当日史要/
导语：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百年来，学界对其研究不曾间断，研著丰厚，但离奇之说、传奇描述、误读讹传亦常有，让人难窥其真。关键年代有小历史，宏观叙事中有微观细节，因而本文择“五四”当天史要，依据原始档案和资料，纠正一些流行已久的讹传和当下的某些神编与杜撰。
《五四宣言》是一份还是两份
“五四”当日，有罗家伦、许德珩草拟或撰写的两份“演词”，许德珩和罗家伦也因此常被在不加区分或说明的情况下冠以《五四宣言》草拟者或撰写者之名。那么，《五四宣言》是一份还是两份，作者到底是谁？
罗家伦和许德珩都是北大的学生，许德珩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罗家伦是新潮社发起成立的关键人物、《新潮》杂志的核心人物。五四运动前，他二人被推为演词撰写者。
罗家伦不愧倚马之才，一气呵成，写就一篇白话文：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其“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简洁明了，作为口号，传播迅速。其文又因简单明白，被沿途散发，广为传播。
1943年，罗家伦在言论集《黑云暴雨到明霞》一文中这样记述：“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万张；结果到下午一时，只印成二万张分散。此文虽然由我执笔，但是写时所凝结的却是大家的愿望和热情。这是‘五四’那天惟一的印刷品。”
演词只有一百多字，用的是极简洁的白话文，不仅反映了文学革命的功效，也被公认代
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罗家伦的回忆有三点明确：一是应个别学生运动领导者紧急动议；二是“急就”；三是用于传单宣传。
1919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一则题为《北京学界之大举动》的报道中，称罗家伦的白话文为《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报社是全文引用游行学生散发的传单内容，当然题目也应照搬无误。
北大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2017年下半年的基本陈列中，在一层新潮杂志社展室的展牌介绍上写有：五四前夕，以新潮社社员为首的北大学生在这里制作了3000多面旗帜、标语等。罗家伦在此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而不可以低头的呐喊！并在游行出发前印出两万份。《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成为“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这里介绍的，罗家伦所写是“通告”，而不是“宣言”。
2019年，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将1919年月5 5日的天津《大公报》关于罗家伦的“通告”报纸的影印件放在基本展览陈列中，再次明确罗家伦撰写的是《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许德珩也有关于撰写演讲词的记述： 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有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到紧张时，预科一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撕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这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爱国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
北大学生原有预定，即在5月7日“国耻日”上街，但因突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遂决定在5月4日举行游行，从而造就了伟大的“五四”。要上街游行，就应有宣言，众学生推许德珩来写，于是便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
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 “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所写宣言，是用于集会发表的演说词。这是由大会表决确定为他的“专职重要任务”。许德珩用文言文撰写的宣言在大会上全体通过，其文法适合当时的官方和新闻界阅读。事实也是如此，许德珩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诵读在天安门前。这篇在会前早已预备好的宣言，没有在集会和游行示威时印发，但事后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通阅上述，“两个宣言说”缺乏实物支持和严密的文献互证，一是“通告”，一为“宣言”才是历史的本真。
游行人数与旗帜颜色
天安门最初叫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 1417年），历时三年建成。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承天门重建，改名为天安门。从天安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也提醒着人们，此处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天安门的时代意义变了，但作为政治场所的功能没有变。
1919 年 5 月 5 日，《晨报》记载：“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以非常讲究的用词，反映了学生来自东、西、南三个方向，比起日后“众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天安门前”概说和“找不着北”的报道，更
为准确。因为以天安门红墙为背景的集会，是很容易“找到北”的，但又不可能从北边的红墙内冲出来。
“学生不过六七百人”，这只是当时记者看到的一部分，因为13所院校的学生还在陆续汇集中。许德珩事后说，广场集会约计3000人；北京大学何思源有不下5000人之说；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北京大学的范云、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陈荩民，说法比较相近，说有五六千人；北京大学学生领袖方豪说，天安门前聚集了一万左右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
亲历者的回忆在情节上常有可取之处，但在人数统计上却多是凭印象说的，不够精确。李曙新的《“五四”那天留下的十八个历史谜团》一文，通过三份原始档案，对问题进行了解答：一份是现场跟踪学生队伍的宪兵排长白岐昌第二天呈送上级的报告，报告称，“五月四日午后二时，天安门有北京大学及专门学校、山东各项学校，在该处聚集学生约千余人”；一份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5月7日发给上级的密电，密电称，“四日，北京大学等十数学校学生二三千人，因青岛问题，在天安门前集合，拟赴各使馆争议”；再一份是5月8日的大总统令中说，“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齐集”。这份大总统令显然是综合了几天来的各类情报信息后形成的，可信度较高， “五四”当天游行人数3000人之说是最接近真实的。
游行队伍最前面，两个学校各举一面巨大的五色旗，随后是一幅讽刺性极强的为卖国贼作的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横批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落款为“北京学界泪挽”。大旗后面，就是学生队伍。1959年，北京大学学运史编写小组撰写的《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学生们“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也有文章说，“学生手持红绿纸的小旗子”。这是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5月5日《晨报》的报道是，“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 5月8日的大总统令中提到的也是学生手持白旗； 5月11日《每周评论》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一文中说，“齐聚天安门的学生，人人手里拿一个或两个白旗”； 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一书写道，“商议既定，于是各校代表纷纷回校，准备白旗子，其旗子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无一定之式……”这些足以证明，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学生，手中拿的全部是白色旗子。
为什么学生全部手持白旗？北大学生杨晦曾回忆：五四前，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一样送他，将白旗丢了他一车厢。在5月3日的大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样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三个卖国贼呢？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提议—给卖国贼送白旗。
“火烧赵家楼”之谜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行动的意外之举，因为五四行动“原计划”“并没有决议要到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住宅去的”，“这一超出理性的行动”让五四行动另辟走向。
因“火烧赵家楼”一举惊天下，所以日后各方对此多有传奇的叙说与解读。那么，是谁点燃了震惊中外的那把火？
罗家伦在回忆录中说，第一个爬进赵家楼的是北大预理科学生蔡镇瀛。傅斯年侄子傅乐成说，第一个爬进赵家楼的是他的父亲傅斯博。但更多的亲历者回忆，第一个进入赵家楼的是匡互生。
1933年，熊梦飞在《悼亡友匡互生》记有： “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 1933年，周予同在《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记有：“大门旁边本有矮屋，大概是供佣人住的地方。屋有小窗，镶以玻璃，但也紧密闭着。当时，互生兄首先用拳头将玻璃打碎，从窗口爬进，将大门洞开，于是群众才一哄而进。”
到底谁先进入曹宅，说法不一。“匡互生破铁窗而入”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被讲述得越来越玄乎。
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写道：“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
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
高师学生夏明钢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写道：“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候练就了一手好内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了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高师学生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匡互生传》更有神奇一笔：“围挤在曹宅大门前面的学生们一边大喊大骂，一边将白旗往围墙内丢。队伍开始骚动，有人悄悄地离开队伍。这时，预备牺牲的秘密行动小组骨干匡互生，瞧在眼里，又急又气，岂肯就此罢休。他瞧了瞧曹宅，霍地轻身一跳，伸手攀住宅墙上的一个窗口。地上的同学熊梦飞马上耸起双肩顶住他的双脚。匡互生武功高强，轻功硬功都有功底，‘乒乓！’他击碎窗棂上的玻璃，接着，他扭开窗栅上的钢筋，缩身一蹬，钻进了窗口，又是纵身一跳，好像一片秋叶轻轻落在曹宅墙内的地上。”
匡互生自己在《五四运动纪实》中，没有提自己是否是首位进入曹宅的学生，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倒是对于放火一事，匡互生在五四运动后曾对同乡乐天宇说过：“因为称为五四壮士，何功之有，不过划燃一根取灯儿（即洋火）而已。”
对于这根“取灯儿”从何而来，也有不同的说法。按罗章龙的说法，火柴、煤油都是头天准备好的。而俞劲回忆说，还在大街上游行时，匡互生就让他快跑去买盒火柴，当时还奇怪匡互生又不吸烟，要火柴干吗？后来才恍然大悟。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 “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但俞劲在《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仍将“放火者”这一光荣归为匡互生。
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北京档案馆首次采取高清数字化扫描、彩色影印的方式，出版了《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真实地展现档案历史原貌，为我们了解五四运动的诸多细节提供了新证据，校正了过去史学家仅据学生一方回忆录描述现场的情景。仅就“火烧赵家楼”一幕而言，就有了《京师地方审判厅关于曹宅管家张显亭的笔录》提供的曹家周围布置的警察、曹家人被打、曹家汽车被毁、点火可能使用了曹宅内的一桶汽油等情节。
1919年6月20日，在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一庭，推事孙葆璜讯问了曹宅内的三位目击者。
第一位是曹宅管家张显亭。推事孙葆璜问： “书房烧了，是用什么烧的？”张显亭答：“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着的。”又问：“用汽油点燃围屏有谁看见？”张显亭答：“我家有两筒汽油，只剩一筒了。”再追问：“有谁看见？”答： “燕筱亭看见。”
第二个被讯问的是曹宅另一名管家燕筱亭。孙葆璜问：“后来怎么起的火？”燕筱亭答：“我就带着章公使到地窖里面躲着。我出去叫巡警进来，我说外边不要紧，里头多来人好些。有个日本人中江拍了我肩上一下，他说，有事他可以帮我。我说你进去吧。这中江本是熟人，我叫了巡警回来，在东边墙角不远见火起了……”问：“你见火起在什么地方？”答： “在东院西北屋书房中门。”问：“放火的是哪个学生？”答：“我不知。”问：“北屋拿报纸燃火的有多少学生？”答：“有十几个学生在屋里放火，外边不知有多少。”
第三个被讯问的是曹宅司机梁润。孙葆璜问：“后来怎样起的火？”梁润答：“汽车在院里搁着，我看守汽车，不敢往别处去，后来我看见东院冒了烟，学生过来把汽车也砸了，我就跑了。”问：“怎么起的火？”答：“人太多，我没看见。”
在档案中，没有找到关于第一个点火人的记录，“火烧赵家楼”的“火”，这不仅在当时是未解之谜，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火烧赵家楼”是一个震动全国的行动。当天，在德国医院照顾病人的谢婉莹（冰心）回忆说，正是这一天将她“震上了五四文坛”。这一天，在家午睡的郑振铎被窗外的叫喊声惊醒，他后来回忆说，正是赵家楼的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清华学生闻一多手书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门前。之后，他投身于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许德珩在狱中写下《“五四”狱中述怀》：“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
“事件”由谁冠以“运动”之名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80年，许德珩审阅《五四群英》一书，有感而发，写下“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道出了五四青年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怀缅怀和思索。
参考资料：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
3.赵海洲、赵文健：《匡互生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4.李曙新：《“五四”那天留下的十八个历史谜团》，载《文史精华》201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