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大案的前情与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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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年 月日深夜，上海发生“七君子”案； 月日，西安事变爆发。其精神内涵都与 世纪年代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相关、一脉相承。本文基于档案史料揭秘当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与详情，全景回顾那个如火如荼、充满热血情怀的抗争年代。
10月19日，鲁迅逝世。宋庆龄提出：鲁迅先生的葬礼应由“全救会”主持，因为伟大的鲁迅先生不仅属于文艺界，而且属于全国人民，一切爱国救亡运动的参加者，都对鲁迅先生怀有尊敬的感情。她的提议立即得到热烈赞同。
10月22日，在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中，鲁迅先生的葬礼隆重举行。全上海的学生、工人、店员、作家、教授等各界人士近万人前来送别， “全救会”负责人宋庆龄等悉数出席，沈钧儒在覆盖鲁迅先生灵柩的绸布上郑重书写“民族魂”三个大字，表达出全国人民的沉痛心情和鲁迅先生的崇高精神。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大约有十多里路，无论是否年长或尊贵，包括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都一律步行跟随。蔡元培主持葬仪，宋庆龄、邹韬奋、萧军、内山完造等讲话，胡愈之致悼词。哀乐声中，宋庆龄、沈钧儒将“民族魂”旗帜覆盖在灵柩上。
声势浩大的隆重葬礼同样也是场盛大的反日大游行。“全救会”领袖们与大家一同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口号，都在无比兴奋中意识到，伟大的抗日爱国运动进入了高潮。当时，“全救会”的会员已达数十万人，爱国救亡运动遍及全国各地，早已深入人心。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对“全救会”嫉恨交加，必欲除之而后快。
11月12日，“全救会”在上海静安寺路基督教女青年会大草坪上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大会。大会由沈钧儒主持，主要负责人都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呼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抛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这次大会，极大地宣扬了抗日救国主张，批判了反动政权的丑恶罪行。
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紧急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首领。而国民党也绝不会任由救国会自由发展。上海市党部曾经发出通令，指称救国会是未经党政机关许可的由“反动分子”组成的“非法团体”。此外， 10月间，由蓝衣社分子组成的“上海特区最高会议”组织，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声称：第一，要用暗杀方法对救国会首脑处以死刑；第二，收买其内部动摇分子；第三，绝对禁止其言论、集会行动。
最终，上海市政府决定，除孙夫人宋庆龄之外，将其主要领导人统统抓起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出面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他说：“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诬蔑救国会“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还说：“救国会内部尚有共党分子潜伏。”他们千方百计，捏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以耸人听闻，迷惑舆论。
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和租界巡捕房派抓捕小组分别到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陶行知这几位法律界、学术界大咖、全国著名爱国人士家里，在没有拘捕证且未宣布任何罪状的情况下，违法将其中七人逮捕。陶行知因出国参加会议而未被抓到。
11月23日，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被押送到位于北浙江路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庭进行审讯。庭审中，公安局方面既无拘票又拿不出确切证据，最后，法院不得不被迫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于是沈老和李、王、沙几位退庭走出门外，候在门外的群众热烈地向他们鼓掌和欢呼。
同日，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位在薛华立路20号江苏第三高等法院举行庭审，经过辩论，法院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
如此，反动政府迫害七人的阴谋遭到挫折。群众群情振奋，奔走相告。
当天晚上，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沙千里家里：法院补发了拘票，今天夜里又要秘密逮捕救国会七人，通知其他人赶快离开家里。沙千里问：消息来源可靠吗？侬啥人？对方却挂了电话。
是真是假呢？宁可信有。于是沙千里立刻决定向沈老等几位报告消息，商量应付的办法。没想到都不在家，没有见到。回家后，他决定躲到朋友家里。刚出门踏上三轮车，就被几个彪形大汉如猛兽一般从车上拖下来，押送到捕
房里去。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也都相继在半夜三更被抓；史良事先得到消息已先行逃脱，而李公朴当晚恰巧并不在家。
为了让民众知晓此次秘密逮捕，救国会迅速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立即找上海《立报》主编萨空了，请该报发表救国会负责人再次被捕的消息，次日满街的报童举着报纸吆喝，立即轰动了上海全市；二是救国会和被捕人员的亲属聘请律师出庭辩护，章士钊、江一平、陈锐霆、陈志皋等上海著名大律师激于义愤，都愿意为他们义务辩护；三是以《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强烈驳斥国民党当局的诬蔑，严正表示：救国会抗敌救国的立场和坚决斗争的意志，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11月25日，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名将他们移送上海公安局。
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质问国民党政府：“被捕的救国会的爱国人士究竟犯了什么罪？”全国各地的救国团体先后发表声明，表示竭诚声援，愤怒抗议。
24日，北平文化教育界李达、许寿裳、许德珩等109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北平大学生救国联合会”也以决议要求释放爱国人士，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停课两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说：“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
国际友好人士，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
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内部也同样引起众多不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等20多人联名致电当时已身在洛阳的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则致电南京政府，请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
二
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西安。次日召见张学良、邵力子，详细询问西北“剿匪”及陕西政情。张学良建议停止内战，进行抗日，遭到拒绝。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加紧“讨伐”红军，指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并调蒋鼎文率中央军入陕，监视张学良、杨虎城作战。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陪同下，到西安城南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宣称：“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要予以制裁。”当天晚上，张学良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张说： “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这样子，谁叫我们把自己东北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应当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10月29日，蒋介石从西安乘火车到达洛阳，部
署“西北剿共”计划。他准备召集各路“兵马大元帅”张学良、阎锡山、刘峙、傅作义等开军事会议，商议对付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
同日，张学良特用自己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想伺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大为震怒，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蒋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讲话，大骂主张抗日的人：“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在场的人都知道蒋介石在说张学良，都向张偷望，张学良非常难堪。张右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会后钱邀张到洛阳街上去买古董以示安慰。
第二天，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对西北红军总攻击令。但在会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却不愿打红军，在前线按兵不动：而嫡系中央军第一军胡宗南则按蒋令孤军深入，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约在11月中旬，这一纵队前卫两个团进至陕北山城堡地方，被红军在一夜间消灭。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电复，意在惩办。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
恰在此时，“七君子”案在11月22日深夜爆发。
12月3日，张学良匆忙飞抵洛阳，建议蒋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蒋介大发脾气：绝不能停止“剿共”，除非你打死我！
在攘外安内，以及安内攘外的问题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学良主张先攘外再安内，蒋介石却坚持先安内再攘外。退而求其次，张学良提出释放“七君子”；而蒋介石则训斥其脑残：“全国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
这次激烈的争吵使张学良愈加难堪，愤懑不已。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
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其中第三项，即以此激烈方式，公开提出要求释放“七君子”！
三
1936年1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将被捕的六位领袖押赴苏州。在路上，最令人泪目的场面出现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李公朴轻轻唱起《义勇军进行曲》，随即章乃器等人跟唱。没想到，押解人员也被他们的凛然正气、爱国精神所感染，在李公朴的指挥下，全车几十个人异口同声，高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歌曲，大家热烈鼓掌、群情激昂，也闹不清谁是谁了。
到达苏州平门后，车进不去城门。大家下车，李公朴为代表，向押送人员致告别辞，双方竟热泪盈眶、依依惜别。遂改乘黄包车去高等法院，三四十部黄包车形成一字长蛇阵，竟像是示威游行，沿途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和议论。
史良后来被关到女监之中。她于11月23日逃脱后，遭上海市公安局画影图形、悬赏五万元通缉。为了嘲弄当局，史良专门在爱义文路路口一张悬赏通缉令下照了一张相。等处理完
救国会具体事务后，12月30日，她乘小汽车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车是向某商人借的；朋友们仍怕不保险，又特意为她化了装；所以直至她出现在苏州高等法院之前，国民党始终没有抓到她。
1937年4月4日晚上8时，法院送来《起诉书》，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列举十大罪状： 1.有意阻扰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2.主张释放政治犯，号召各党各派成立人民阵线，建立统一的共和国。3.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有何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主张。4.邹韬奋提出的人民救国阵线与共产党所倡立人民阵线口号不同，实系统一名词已无疑议。5.毛泽东答复沈钧儒信函，有南京政府五月五日颁布的宪法与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是反人民和民意，毛泽东的信不但无自动取消苏维埃政府的表示，并对救国会所表示响应。6.被告鼓动学生罢课、组织工人罢工。7.在邹韬奋家查获共产党斗争报，其中虽批评章乃器的主张，仍与三民主义不能相容。8.被告称与第三国际无关系，但查人民阵线即系第三国际第七次东北大会通过的口号，是危害民国。9.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内有“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及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召开救国会议等”；被告等虽称“丝毫未闻其事”，西安无救国会，显系有意推诿。张学良的主张与救国会相同，互相联络，西安暴动系出于被告所策划，名为爱国实为害国。10 .与顾留声等其他团体为共同犯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企图将救国会与西安事变直接联系起来，意欲栽赃张学良就是看了救国会的电报，才发动西安事变的。《起诉书》在上海各报发表，各界人士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又一次引起了救国无罪的群众运动高潮。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坚决反对《起诉书》，要求“立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上海文化界谢六逸、叶圣陶、胡愈之、夏 尊、艾思奇、金仲华、欧阳予倩等近百人，联名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撤销对陶行知等的通缉令。全国进步报刊都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运动的违法行为。
1937年6月11日开庭审判。第一次庭审的结果，“七君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6月25日，法庭第二次公开审理。首先被传审的沈钧儒，坚定地如此表达：当前国难严重，除抗日外，别无出路。抗日救国怎么能说是“危害民国”？面对所谓“煽动学生罢课”的不实指控，沈老反问法庭：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全上海？还是一个学校？是哪个煽动的？与救国会有什么关系？证据是什么？对方完全无法回答，狼狈不堪。
第二个被审问的是章乃器。对方发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是被共产党利用，你知道吗？”章乃器反问他：“我想审判长也是和我一样是主张抗日的吧，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么？”对方哑口无言。章乃器随后力陈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救国会的宗旨和政治纲领。
对方又指责李公朴：你们为何主张联合共产党抗日？就是主张容共！这是犯法行为！
李公朴回答：“十三年（即1924年），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吗？他并没有错。何况我们只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目的在集中国力，对付日本。而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检察官却大惊小怪，真是不懂。”
邹韬奋驳斥了《起诉书》中诬陷救国会提倡“人民阵线”的问题：“这是断章取义、罗织入罪！”对此，检察官站起来恶狠狠地呵斥说： “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罗织入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得到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摘！”
邹韬奋气愤地回答：“我刚才说断章取义、罗织入罪，是指人民阵线证物而言，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的问题上去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审判长摇铃制止他发言，帮助检察官摆脱困境。
邹韬奋说：“如果审判长认为检察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审下去了！”
旁边的李文杰律师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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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与陕西是毗连的省份，刚才检察官竟说距离甚远，不必援助，实在太无地理知识！”
关于救国会与西安事变的关系问题，邹韬奋指着救国会给张学良的电报说：“这个电报的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而且同时打同样性质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
检察官强词夺理地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而给国民政府及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的电报并未引起事变。
史良马上反问道：比方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杀了人要刀店负责么？给张学良通电，因为他是东北人，应该出来打日本侵略者。西安事变是否因此电报而引起，应问张学良。
其后，为了声援“七君子”，宋庆龄和各界著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和“七君子”一起坐牢；既然爱国而有罪，那么所有爱国者都应入狱才是。宋庆龄在宣言中说：“我们准备好去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所拥护而信任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吧！中国人都有为救国而入狱的勇气，再不用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7月5日上午，宋庆龄和胡愈之、张天翼、陈波儿等十余位文化界达人来到苏州要求入狱。她的女佣还拎着只马桶，表达出她慨然入狱的坚定决心。法院先是庭长、后是院长、首席检察官都出来被宋庆龄训斥；宋庆龄最后要求探监，院长被迫答应。第二天，中外各报都刊登了宋庆龄等自动入狱的消息，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两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都投身于抗战。7月31日下午，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已关押八个多月的“七君子”，但并没有宣告无罪释放，而是执行交保“开释”，由李根源、张一 等具保。
此后，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8年12月，江苏最高法院检察署公函将“沈钧儒等因危害民国申请移转管辖权”转至四川高等法院。最终于1939年2月撤销了“起诉书”。
纵观“七君子案”，完全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宋庆龄与七君子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表达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不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遭到逮捕与入狱。“七君子”他们在法庭上，拿起法律武器，声张正义，得到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全面抗战爆发，重获自由，原本正是爱国潮流的正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