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民意 以刑弼教—陕甘宁边区的“张氏”命案/
1944年1月，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子洲县发生一起蹊跷“命案”，村民姚某某的妻子张氏在家不幸殒命。很快，张氏的族人张玉文、张世清、张忠秀等十多人代表全村人民具状控告，要求依法惩办凶手，以巩固治安，“保障人权，维护政府法令”。
民意汹汹中的“恶人”姚某某
张氏族人在控告书中表示：
姚某某秉性凶恶，行动浪漫，危害地方人民，并奸淫其儿媳，继则因刺目逐去其妻，因此涉讼绥德地方法院，经查询判决，给我们子女川地两垧，半山地九垧半，为终身养命之用。该姚某某为谋地害命计，当即毁法活动。……于本年正月廿日晚，将我们子女暗行杀害，将尸体遗弃一旁。案犯后，经报区府派人验伤，始知是危害身上要处将命致死，身带重伤多处。……我等之意见是将姚判处死刑，以除后害。
几天后，该乡姚家砭姚富亮、姚前堂、姚前光等亦代表全村人民上书县政府，将其定性为“因奸害命暗杀”，要求惩处“罪犯”姚某某。这份书状写道：
姚某某禀性残忍、凶恶无比，为害地方，人所共知。但该今正月廿日晚，夤夜杀妻，谋害原因有三：一曰奸淫儿媳恶妻刺目；二曰活动谋地设计害命；三曰得财伤主夤夜暗杀。有此三因罪不容诛（恕，引者注），况革命旗帜之下提高女权时期，民等诚恐政府不查误予宽大，惟有公请钧府接受人民意见公审鞠讯，按法治罪为民锄奸，则民等感激不胜之至。
这份控告文书用词更讲究，内容详尽，除了指出“谋害”张氏的原因外，还列出姚某某平素恶行十余条，如“民国五年威逼姚前光祖母景氏身投伊窑檐而下薨命”，“民国八年无端在山皇峁刀砍姚前光之父姚义山”，“民国廿四年土地革命伊充任张家寨寨头，该寨人民但有不遂其愿者即指为私通和处罚”。这些恶行时间地点及被害人一一俱明，从村民的角度，充分“证实”姚某某一贯品行不佳，犯下诸多罪恶，因此间接证明了姚某某就是谋害其妻张氏的凶手。
这些控告文书均为多人联署，意在表明其是“人民意见”，因此要求政府依法惩治。但仔细检视各呈禀的署名人，除了姚富光、姚前堂等人外，张世清、张玉文，以及张世雄等，大多为“张”姓，系张家寨人，在一个山区小村，很可能就是张氏的家族亲属，他们当然也代表着一部分民意，但更多的，是出于亲族之谊，为张氏的不幸殒命鸣不平。再经检视，果然有张氏之兄长张丕玉等的另一份呈禀，其中更是指责了姚某某秉性凶恶、行动残暴，“民国二十八年将民妹赶出家门，不给衣食，拒绝回家。经绥德地方法院判决，分给民妹土地十二
垧”，但是，“姚某某居心不正，有意谋害，回家以后不给土地，不让另居，请得王中发、张万和强劝回家，未过二月，将民妹殴打无数，周身青肿。不料至今年正月廿日晚，竟将民妹卡死”。显然，这些指控，均认定姚某某系故意杀人，应予严惩。
“嫌犯”姚某某的辩解
尽管村民代表张世清等人言之凿凿，但对于张氏之死，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姚某某则有另一套说法。该县司法处依法讯问了姚某某，问及张氏的死因，姚称张氏于正月十七、十八日即染病，“她曾请张向仁家女人给她放过十指血，到二十日病加重了，她托张增儿、张宗荣给我捎话，说她病的连地不得下，叫我给她放火伺候”。问他何时去的，他答称：“我在二十日下午去到他那里，是她在炕上打滚嚎叫，她还吐着，我恐怕是—霍乱症。”因此，关于张氏的死因，姚某某坚称，“是病死的，不是我弄死的”。
关于张氏染病，托人捎话让姚某某来照顾一节，还有前因需要说明。据该县司法处调查，张氏为张家寨张丕玉之妹，两人结婚后，在姚某某四十岁之前感情尚好，之后因生活琐事逐渐不融洽，争吵不断，甚至出现“赶出家门”
之事，正如张丕玉等禀状所言。1939年，张氏向绥德地方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解除婚姻关系，并且姚某某给张氏分土地十二垧作为补偿。姚当庭表示同意，但回家之后就将土地收回，两人因此而再起争端，经过亲邻调解说合，最终确定由姚某某给张氏帮米二斗，但是即便如此，姚仍然没能按时给付帮米，甚至还不时有打骂虐待行为。也就是说，姚某某与张氏两人在三年前即已离婚，两人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实际上也应该处于分居状态，但因为帮米等还存在着联系，这也就有了张氏托人捎话要姚来照顾之事。
依照姚某某说法，张氏是沉疴已久，可能得了“霍乱症”。他出于夫妻情分，前往照看饮食起居，之后张氏因病而亡，与他无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边区司法的调查及裁断
姚某某的说法与张世清等村民代表的说法截然不同。按照他的供述，应约前往照料张氏似乎还是出于过去的夫妻情分；而村民们的指称，则断定他就是谋财害命的凶手。事实究竟为何，作为主持正义的司法机关，当然不能偏听偏信，而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调查。
县司法处首先派人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查验了受害者的伤痕等情况。调查发现，被害人张氏确实是卧病数月，并且独居一窑，但死尸却不在炕上，而在地下的“柴圪崂边”。更为蹊跷的，“同时被害人喉咙、腋下、耳脸鼻腿等处皆有伤痕血迹，显然有由炕上到地下被打及争执模样”。对此伤痕，姚在讯问中进行了辩解， “她病的时候，她喉咙上疼，她用手上去摩擦”。
姚某某这么说，尽管也算是一种解释，但另外一个情节却更不寻常，那就是张氏的手镯等首饰的去向，这也是前述控告书中的“谋财”。后据搜查，果然“于姚家中查出该犯所掠去其妻之手镯牙钳等物”。据此推断，“姚即将其妻暗害卡死，并将其妻平日所带之手镯牙钳等一并掠去”；之后，“经本处去人检核验伤痕，该尸首确系姚用手卡死，在死人之喉头管下有破伤血迹，左腋下有青红伤一处”。在这些勘
验证据面前，姚某某不得不承认，“用腿压在张氏身上抢手镯牙钳，抢完后张氏不出气了”。
据此犯罪情节及证据，该县司法处基本可以确定姚某某有罪，但在如何量刑的问题上，还是产生了疑问。按照杀人偿命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来自张家寨村民的汹涌民意来看，似乎应该处以死刑；但依照边区当时的法律政策，以及该案的实际情形看，死刑又嫌过重。因此，司法处给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去函，就“凶犯姚某某科处罚刑”问题请示，提出“该犯应处有期徒刑十年或死刑”。高等法院分庭接案后很快予以批答，并通过该县县长转批司法处及区乡，张氏被害一事“须由你区与乡将姚犯过去罪恶（姚屏潘、姚富亮、姚 堂以及投小儿于河等事实之详细情形）从详调查清楚，写成材料具报本处，以便转呈分庭高院以便核定判”。此外，要求传来张家寨之张荣宗，与姚犯当面对质。
按照这一批答，司法处及区乡又详细调查了姚某某过去的行为，勘验了现场和尸体，耗时数月。就“多次谋害”之说，司法人员调查了联名控告的张世富等人，“究其事实，彼等言之系张氏生时对彼等谈过姚要谋害她，而无具体事实”。关于姚“逼令小女投河一事”，经多方查证，是该小女外出回来，“路过桥上因石头一绊”才意外掉到河内，并非姚所逼迫。但根据亲邻及证人证明，以及尸体上多处伤痕，可以判定姚确有伤害杀人行为，于是据此上报边区高等法院分庭。不久后分庭回函，确认姚应负致死张氏之法律责任，“姚犯有预谋害死张氏之决心，判处死刑当有未合，张氏过去与姚某某离婚涉讼后，判有赡养土地十二垧，张氏当知姚之为人很坏，不当再行回去马姓同居。子洲县拟判处姚犯死刑或徒刑十年，本院同意该县判处姚犯十年有期徒刑之拟议”。据此建议，该县司法处于五月进行初审判决，姚某某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资教育”。
这一判决应该说合法合理。孰料姚某某仍不满意，很快向高院提出上诉。高院接到上诉后，详细查阅了全案材料，了解该案民意，以及司法处调查勘验资料，最终由院长马锡五、副院长乔松山联署，于是年十一月回函称：
你处判决姚某某因伤害致死其妻张氏一案，姚某某提起上诉，业经本院审查，你处判决尚无不合，故将上诉驳回，原卷退还，希即查收执行。
司法对民意的回应及裁判逻辑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就在边区建立新型的司法制度，推出了以“马锡五审判”为代表的新司法模式。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摒弃了“坐堂问案”的旧衙门模式，广泛采取了便民、利民的司法制度，“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人民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之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司法工作不仅是“断官司”“写判决书”，“我们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决心” 。1943年，边区召开了司法工作会议，检讨了过去司法精英化趋向，以及司法工作人员作风，强调了司法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正因为此，边区司法开始走向大众化，司法审判需要考量民众意见。
前述姚家砭村民所上控状中“提高女权”一语，亦确实符合当时政治背景。作为马克思
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的受害者，抗日战争以后，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普遍地将妇女权益保障具体化、法制化，比如提倡婚姻自由原则，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保护其继承权等。因此，从保护“女权”的角度，确实也构成了这一指控的有力论证。
但从姚案的审理可以看出，边区司法机关回应民意，并不是盲目跟从，而是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命案初发时，张家寨等数十村民联名上书，要求判处死刑；姚家砭村民也直陈姚某某罪恶种种，要求惩治，确实构成了强大的民意。从区县到分区政府及司法机关，认真听取了民意，及时地采取了司法措施。然而，初审及复审机关面对汹汹民意，并没有匆促盲从，而是反复进行了调查核实。从调查结论看，姚某某品行不端、虐待张氏确有其事，但控状指他“投小儿于河”等累累罪状，多数又查无实据，难以确证。综合来看，姚确非善人，但也不是十恶不赦，故边区高等法院否定了死刑的提议，核准有期徒刑十年，如此既回应了民意，同时保持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公正。
回到姚案的具体量刑，还与边区司法的政策导向与实践逻辑有关。首先是边区的刑事政策，刑罚并不是简单的报复，而是重在“以刑弼教”，实现刑罚的教育感化。该案在宣判时，法官特意给姚某某说，“在监狱中守法，做（引者加）好思想转变”。即鼓励他改造思想，其理由是，“一个人犯了罪，既然还不到排斥于社会的程度，那么，只有给他一个相当时期的制裁，即是在有期徒刑中加以教育，然后等到刑期满了后，便恢复了他的自由，仍在社会上做个好的公民”。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犯罪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产物，而人是可以改造的，通过学习、劳动等方法教育犯罪者，不仅能减少犯罪，还能为未来的国家建设打造“新人”。
此外，该案的裁断，内在体现了“罪疑惟轻”的精神。“罪疑惟轻”是指有优势证据，大概率地存在罪行，但又无法确证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从轻量刑，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回视该案，姚的供词，丢失的手镯，以及受害人亲属、村民的证言，大多属于间接证据，而关于姚某某杀人的核心情节，并没有直接目击者。边区两级司法机关经过审慎调查，作出的推断基本是可信的，但也不排除张氏沉疴已久、因病而亡的可能性，或者说她与姚的争执，成为死亡的其中一个诱因。在侦查技术有限的情况下，采取“罪疑惟轻”的原则，既回应了民意惩治的要求，又尽可能地避免了可能的错判，亦成为保证裁判公正的重要手段。
源自于欧洲，特别是英国普通法的现代司法制度，强调司法的独立性，这种独立，不只是独立于权力，还包括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司法独立”则一直是争议话题，司法全然罔顾民意，更是受到诟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创建新型司法制度，突出司法的大众化，充分重视社会舆论，使得司法裁判与民意积极互动，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就此而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姚某某“杀妻”案，的确呈现出鲜明的典型意义。
注释：
[1]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解放日报》1944年11月5日。
[2]朱婴：《边区刑罚的特点》，《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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