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
1949 1 2
导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八军于 年月正式组建，随即投入渡江南进的工作，参加完成都战役后，又继续执行清剿国民党残余和土匪的任务。当一切都安定下来，全军将士准备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时，1950年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发来一道进军西藏的军令。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是军人的天职。进军西藏之难犹如第二次长征，对于每一名十八军将士来说，意味着责任、使命和奉献，他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走上这条艰险之路的呢？
决。同时，还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刘司令员说：“解放西藏是三个（台湾、海南岛、西藏）任务中最艰苦的一个。因此，也是最光荣的任务。因为西藏是世界的最高峰，人烟稀少，然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所以党中央特别提出全国支援你们。毛主席还特别指出：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刘司令员还加重语气说道：“进军西藏，就其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堪称第二次长征！”“毛主席要求我们，四月至十一月控制全藏！”
军令如山，个人与家庭都必须作出牺牲
接收任务后，谭冠三格外激动，作为军政治委员，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立即发电报，通过总政治部通知在河北省委党校学习的我母亲李光明（ 1933年， 12岁参加红四方面军）即刻赶来四川。母亲曾经专门给我讲了这段情况：
当时接到总政的通知和你爸爸的电报，就先在党校办了停学手续，迅速赶到北京去华北军区荣臻小学看望你和弟弟延丰。几个月不见，你和弟弟都有了不小的变化，你已经读到小学二年级，懂点事了，可是你弟弟却由原来活泼、讨人喜爱的孩子，变得有些发呆，不爱说话，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扯着我的衣服，我走到哪里，他都寸步不离地跟到哪里，缠着我，好像只要一松手，我就会飞了似的，我只好哄着他、逗他，但他总是不开心！作为一个母亲，我何尝不理解孩子的心理呢？刚刚5岁多的孩子，正是需要母亲呵护、爱怜的年龄。想到这些，再看看孩子幼嫩的脸庞，想到他时刻不离地对妈妈那种渴望、祈求的眼神，我心如刀绞，强忍着心酸的眼泪往肚子里咽。但是，想到自己
是一个革命战士，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召唤就是命令！我必须想法摆脱儿女情长的纠缠，必须按时启程。第二天，我先做好了你的工作，不能叫你弟弟觉出我要走的样子，还哄着他说，妈妈哪里也不去，一直陪着你，这样哄着，他的脸上才稍微有了一些笑容。最后，我还是在他熟睡之际离开了他。后来，你写信告诉我：“你走了以后，他醒来看到妈妈不在了，就大哭大闹起来，非要跑着闹着去找妈妈，幼儿园的阿姨也管不住，只好把他送到边校长家里住下来，他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很长一段时间平静不下来。”我作为一个以革命为天职的革命战士，只有革命的利益为第一位的，父母之爱，儿女情长只有作出牺牲。对放在农村的两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去探望，八年之后才把他们接到北京读书。
母亲同几位同志一起从北京启程乘火车南下到了武汉，然后改乘轮船逆水而上到达重庆。在招待所正巧遇上十八军后勤部部长扶廷修，随后母亲便乘他的车一同回到乐山的十八军军部。我母亲回忆说：
我那天到达乐山时已经很晚了，你爸爸还没有回来。他回来看到我顺利到达，非常高兴，我们1947年分开已经快三年不见了。我看他还是那么消瘦，眼睛里带着血丝，看得出他的工作很紧张，也显得很疲劳。但仍然还是那么乐观，那么坚定，满怀信心。虽然已经夜深了，我们俩都没有一丝睡意，他问起这两年我的情况和孩子们的情况。我说，你把我们送回冀中深县大王村以后，我们就安顿了下来，村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很好，赵金彪（谭政委抗战时期的警卫员）照顾我们也周到。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机会进学校补习一下文化。所以，老六（戎丰）出世七天我就托赵金彪找到双井村一家没有子女的农村夫妇，想托付给他们代养，这对夫妇很高兴地答应了。可是有个条件，就是要有个保人立个字据。我想我身边带着四个孩子是无法脱身去学习的，所以就同意了。后来我把老五（齐峪）也托付给了高阳县一户无子女农民夫妇寄养。（注：我父母前后
生育六个孩子，抗战时期两个孩子夭折了。但是他们仍然按六个孩子排序）。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我就把老二戎生送进荣臻小学、老四延丰送到幼稚园。我才有机会到保定河北省委党校学习。接到总政的电报就匆忙赶来。只是在北京看望了一下戎生和延丰，齐峪和戎丰都没有时间去看了。你爸爸一直在仔细倾听我的汇报，不时地点头，看来他对我的情况还是满意的。他说，孩子这样安排很好，战争年代，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家。部队行军打仗，没有精力和经验去带好孩子，我们的两个孩子就是因为没有经验而夭折的。人家要求立字据、写文书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还是要尽供养的责任。孩子是国家的，将来都要为国家效力。
我刚见到你爸爸的时候，对部队的情况不甚了解，很唐突地向他提出：“我们现在已经住在一起了，可四个孩子年纪还小，天各一方，能不能先接来四川安顿啊？”你爸爸没有马上回答我。我又追问道：“这个事情很难吗？”在我的追问下，你爸爸沉思了一会，不得不全盘说出了他的想法。他对我说： “光明呀！我们结婚12年了，虽然战争的影响，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最艰苦最残酷的考验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新中国建立了，是应该过幸福团圆的日子了。但是，我和全军指战员已经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和
刘、邓、贺首长下达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刘司令员强调，进军西藏其任务的艰巨和意义的重大，可称作为‘第二次长征。’把这个光荣任务交赋给第十八军，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贺首长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少数领导同志中，有过太平安稳日子的思想，甚至个别人思想抵触情绪还很大。我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为了这个大家，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只有暂时舍弃儿女情长的挂牵，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和教育全军将士，率领他们去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把五星红旗胜利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这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本色啊！你说是吗？光明同志。我相信你一定会支持我的。让我们一起进行“第二次长征”去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你爸爸的一席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他真实情感的表露。我对他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都走过来了，抗日战争那么艰苦、残酷的年代我们都熬过来了，蒋介石也被打垮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现在的西藏还是农奴制度，西藏百万农奴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作牛作马，知道当奴隶是什么滋味。解放西藏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任务，我能与你一同参加第二次长征而感到自豪。”你爸爸听了我的一席话非常高兴，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的！”那个晚上，我们俩都有好多话要讲，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全军将士克服重重困难踏上进藏路
1月27日，十八军党委在乐山召开有师以上干部20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到会人员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初步统一了认识，并就进军的思想、组织、物资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了认真研究。会后，党委向全军发出了第一个《进军西藏的工作指示》。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批准组成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各项工作。会后，各师进行传达贯彻，军主要领导分别到下面检查指导。
此时的十八军刚刚进驻川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川南地区山清水秀，气候温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许多同志都已作好了打算，要在川南娶妻生子，安家落户，过幸福安稳的生活。然而，一声集结号“十八军进藏！”转瞬之间，一切都变了！从富饶的川南转去千里之外的西藏高原，严寒缺氧，重山阻隔，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各种困难不堪设想。命运出现了这样大的转变，干部战士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波动，全军上下都面临着思想大转弯的现实问题。某团副政委刘结挺已赴任宜宾县县委代理书记，他和爱人张西挺提出各种理由不想进藏，并向军党委写报告。张军长看到报告，非常生气，一个劲地说：“这个刘结挺太坏了……”谭政委气得拍着桌子说道：“他是党员，领导干部，他说不去就不去？不能由他！把他捆来！捆也要把他捆到拉萨！”同时，部队还出现了逃兵现象。
为了鼓励进藏部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题了词。毛主席题词：“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朱总司令题词：“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的伟大的任务。”周恩来题词： “为解放西藏而奋斗！”邓小平题词：“接受与
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最早知道确定十八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是第二野战军作战处长李觉，他主动找到军长张国华要求进藏。后来经刘邓首长批准，任命他为十八军第二参谋长，其爱人魏侠是一名儿科医生，也随他一起进藏。
师长金绍山的爱人张文心时任师供给处副政委，接到进藏通知时，刚在山东老家生下第三个孩子（金坚）后不久，她立刻把老大金谦、老二金逊留在山东老家，自己带上金坚赶到四川。此时，金师长正率部在名山一带剿匪，很快又转进甘孜修机场。张文心不得不紧急决定把不满一岁的金坚留在成都交给仅16岁的女战士梁芝看管，她即随部队到了甘孜。一次参谋长李觉去成都办事，顺便看望留在成都的十八军的孩子们。当他看到金坚时，才知已高烧不退多日，梁芝没有经验不知如何办，幸亏李觉到的及时，连忙送往医院，孩子才转危为安。事后，李觉指示驻川留守处领导，要千方百计保护好、管理好孩子们，再也不能有张军长女儿小难的悲剧发生。进藏誓师大会不久，张军长的女儿小难重病不幸夭折，成为进军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1949年渡江战役前，五十二师政委王其梅和爱人王先梅在河南鄢陵县驻扎，此时王先梅生下第一孩子（王昌为）。只过了8天，王政委即率部南下作战。在十八军军师主要领导去重
庆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候，王政委已提升为军副政委到泸州任军管会主任。他写信叫王先梅赶来四川。王先梅带着昌为辗转数月赶赴四川，在乐山十八军军部三人团聚了八天，王其梅又领受新任务要带队出发。王先梅只好把刚刚一岁的昌为送到保育院托管，随王其梅一起进藏了。十八军许多干部的孩子差不多都是上述这种情况，不是送老乡家代养，就是早早送进保育院。
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是老红军，接受任务时已34岁了，1950年3月，进藏前夕才同文工团的团员白曙结婚。刘振国先行赴甘孜参加昌都战役，白曙突患重病神志不清，生命奄奄一息，经紧急抢救有了好转，仍然坚持随军进藏。
西藏工委里前后还有两位藏族委员：一位是天宝（原名桑吉悦西），他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毛主席在延安给他取了“天宝“这个名字。他是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曾被安排到国家机关做民族工作，他要求回到四川，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同师长吴忠在甘孜为格达活佛去拉萨送行。格达活佛途经昌都时被害。后来天宝随十八军到达康定，被任命为西康省成立的藏族自治区主席，留在了西康省。
随后，邓小平即派平措旺杰（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任西藏工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他动员了众多东藏民青成员和藏族青年参加到进藏部队中来，为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军师领导的带头下，各级党委和领导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又积极开展评功授奖活动，使大家感到能参加到进军的行列里，完成解放西藏百万农奴的任务，是无上的光荣。很快，全军上下形成了踊跃参加进军西藏的高潮。
同时，根据西南局的指示，成立王其梅为主任的政策研究室，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情况及对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调研。
此间，先遣支队受土匪袭扰，进军缓慢，军党委决定先全力剿匪，令五十四师开赴邛崃、名山之间合击土匪，使先遣支队顺利抵达甘孜。
1950年3月4日至7日，十八军在位于乐山市中心的新村广场召开“十八军庆功暨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表彰全军在渡江作战、进军西南和成都战役以来涌现的功臣模范。张军长、谭政委在庆功大会上先后讲话，向到会的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号召全军向英模和功臣们学习。接着向功臣们颁发了立功喜报、立功证和纪念册，并向英模连队授奖旗。
接着，十八军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在隆隆的礼炮和响亮的军乐声中开始了。张军长高举左手，带领全军宣誓，誓将坚决消灭敢于阻挡进军西藏之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谭政委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坚决完成进军西藏、统一祖国大业的艰苦而光荣的任务。他向指战员们坚定地表示：“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要把我的老骨头埋在西藏！”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同志，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高呼：“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广场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集结号就此吹响！十八军将士整装待发进军西藏！■
西藏的边境线长达近四千公里，既是祖国的边防前哨，又是祖国深远战略后方的西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军进藏，必遇“三难”。
第一“难”，难在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这里的高原地势造成气候比同纬度的平原寒冷得多。西藏气候特点是日照多、辐射强、气温低、温差较大。据统计，喜马拉雅山及其北麓山地及邦达草原，其年平均气温为零摄氏度，而藏南山区最低时多在零下30摄氏度。在低温严寒的冰天雪地里，人员、马匹易冻伤，而且还会造成一些武器性能发挥不了。冬春干燥多大风，气压低，空气稀薄，有的地方严重缺氧，其氧气含量只有内地平原的40%。各地降雨量悬殊，东多西少、南多北少；最多的藏东南地区年降雨量可高达五千毫米以上。暴雨常引
起山洪、泥石流，加上山口积雪时间长，易形成大雪封山。
西藏极端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落后的交通条件。十八军进军西藏，根本没有公路。只有骡马可通行的路，有的路窄到只能一匹马通过。青藏高原上四五千米左右的山峰多得不计其数。所谓“藏道”，就是在如此高海拔的大雪山和冰河急流中开辟出来的。
20世纪40年代末期，进藏的道路仍是大抵类似“茶马古道”式的骡马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和牦牛。没有水路、公路、铁路，更没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