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遣部队在甘孜的艰难岁月/
1950
空运输。那时，从康定或西宁到拉萨骑马一般都要走三四个月。这还是在气候允许的季节里，如果大雪封山，就无法通行。可以想象，十八军将士们在渺无人烟的高海拔茫茫荒原、无数雪山和冰河上行进数月乃至一年多，并在那样的艰难险阻创造出大部队超负荷行军的奇迹，是多么令世人惊叹和折服。
第二“难”，难在非常困难的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没有保障自己的可靠后方，就不可能大踏步地前进。补给无法正常运送到前方，就地补充几乎犹如天方夜谭。尤其在解放初期，我军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后勤综合保障体系，一支几万人的大军，在极端复杂和特殊的自然环境进军，而后勤保障却极度匮乏，这无疑是极限挑战。在重庆，当刘伯承、邓小平询问进军西藏有何困难时，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说：全军最担心的是粮弹接济，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均有信心克服。刘伯承表示：西南局、二野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运输补给，但你们在思想上要有饿肚子的准备。
一个军在高原上行进几千里，要保证不饿肚子是非常难的工作。在后来的整个进程中，十八军遭遇了无数次运输补给和粮食接济的
“梗阻”。饥饿，形影不离伴随他们整整五年！这是一场世界上罕见的耐受力和意志力的极限大比拼，是为了信仰和理想而不言放弃的极限大比拼！
第三“难”，难在社会制度巨大的差异。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藏与内地最大的差异恐怕要算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体制。所谓政教合一，即王权和神权合一，神权为尊。如果查看西藏历史，王权与神权并存、王权为尊的时代占据主流，17世纪中期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并正式定型以后的时间并不太长，或者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确立（即历史定制）并不久远。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使当时的西藏成为一个贫富分化极其悬殊的社会。
那时候，西藏民众皆极其虔诚地相信“神为至尊，为至高无上”，并已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早期信奉苯教到信奉藏传佛教，宗教紧密联系着藏族民众的心理和道德标准，他们坚信前世今生都是命里注定，不可改变，把希望都寄托在宗教的梦幻世界里，求得精神上的归宿和慰藉。人们只有信教的义务，没有不信教的自由。有这种特殊的信仰背景，加之自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分裂活动此起彼伏，一批亲帝上层分子陆续出现，因此，20世纪初叶的西藏百姓既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也不了解人民解放军。
显然，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形下，解放西藏，已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科文卫等在内的“大进军”。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解放西藏既不能采用激烈方式，也不能不进军。其步骤上呈现曲折迂回的特征，方式上凸显温文尔雅，只要可以减少矛盾，减少冲突，减少民族隔阂，有利于统一大业，一切都可以商量。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以和平的方式进军，大概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做到。极端的自然环境，势必造成无法快速跟进的后勤保障，再加上巨大的社会制度差异，这种难度，注定了承担这个重任的大军，必须是一支具有博大胸怀、高度智慧和纪律严明的铁军。
1950年3月29日，十八军前指及北路先遣部队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从乐山出发，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时任该团宣传干事的刘广润说，出师动员大会上，一五四团接过军党委授予的“进军先锋”锦旗，部队在乐山人民热烈的欢送中，乘汽车向西康省省会雅安进发。
进军伊始，十八军将前指设在雅安，至康定后兵分南北两路，分别向各处目标前进：北路为主要路线，由康定向西北直奔甘孜（行进路线最长）；南路为辅助路线，由康定往西开向巴塘。之所以选择甘孜方向为主要进军路线，是因为这条路线相对南线而言地形起伏较小，而且还有一条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修筑过、后来废弃了的简易土公路。这条简易土公路的确足够“简易”：刚竣工时国民党政府交通总局曾拉上新闻记者组成“试车团”试过，来回一千六百公里走了四十四天，每天平均不到四十公里，还不如人走得快。一路上真就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停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到了甘孜，举行了一个通车庆祝仪式，拍了一张相片刊登在报纸上。那次试车一完毕，这条土公路就再也没有通过车，也没有人维护。时间一长，原有的两百余座大小桥梁多为山洪冲垮，桥墩、桥台所剩无几；路面、路基也多塌陷。
3月31日，先遣队抵达成雅公路的终点雅安。再向西行，已无公路，物资全靠人背马驮。
由雅安再出发时，部队总共只能携带二十天粮食。为确保这点粮食能吃到甘孜，先遣部队加大每天的行程。一五四团从两路口翻二郎山到鸭子口宿营，再自折多塘翻折多山至长春坝宿营，在海拔四千米上下的雪域高原，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每天如此长距离的徒步行军，体力消耗极大。
部队遇到的第一座铁索桥横跨飞仙关两岸。桥面上只铺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左摇右晃得很厉害，人踏上去心慌、眼花，骡马根本走不了，于是卸下驮子，由人扛过去，再赶着骡马泅水渡河。驮子轻的一百二十斤，重的一百四十多斤，最重的电台设备达到一百八十多斤。
侦察科科长李奋带头扛起最重的驮子，大家都上来争抢。铁索桥不到两米宽，离水面倒有二三十米，人踩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再扛上那么重的驮子，随时都有失去平衡掉下去的危险，场面极为惊险。二十几个人过一个铁索桥竟用了两个小时。那一路，接连过了四五座铁索桥。最长、晃得最厉害的要数泸定桥。这座因当年红军抢夺而闻名的铁索桥，长一百多米，侦察科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全部通过。
康定西去，当地称“出关”，意味着进入了藏区，海拔越来越高。进入藏区的第一座高山是折多山。此山藏语称“居拉”，意为“肠子山”，因盘山小路弯弯曲曲状如肠子而得名。折多山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空气稀薄，山顶寸草不生，军人们真正领教到了雪山的厉害：感到明显的缺氧，气喘不上来，胸闷得厉害，脸都憋得乌紫乌紫的。开始时先遣部队还是按照内地行军惯例，走五公里歇十分钟，走十五公里“打个尖”；后来眼看掉队掉得不成样子，后面的人离得越来越远，只好改成一二公里一歇，快到山顶时，每隔五十米或一百米就要歇一歇，喘喘气。
多年后，天宝讲了一个过折多山后“尖刀班”突然遭遇“西藏狮子”的故事：藏区的牦牛，脖子下、腹部以及尾巴的毛又长又多，还有的牦牛没有犄角，头上长毛把眼睛都盖住。这些家伙在草原上逍遥自在地吃草，高兴了互相追逐奔跑，有时候还有点“人来疯”，见到生人就连蹦带跳地向你跑过来。那样子实在逗人发笑。可是我们尖刀班的北方大个子兵哪儿见过这些家伙呢？看见这些家伙向他们冲过来，还以为遇上了西藏的狮子，连忙卧倒开枪，闹了大笑话。后来团政治处民运股的同志去向牧民赔礼道歉，并加倍赔偿。群众对此很感动，因为过去藏兵和国民党部队打了藏民的牛羊，藏民从来没听说过“赔偿”这两个字。
抵达将军桥，进驻炉霍县时，天气突变，雨水加冰雹，铺天盖地。翻过罗锅梁子山，北路先遣部队看到入藏区以来第一个大寺庙—觉日寺。此地距甘孜只剩下两天的路程。从雅安到甘孜总共六百余公里，部队初试高原徒步
行军，跋涉二十四天。
1950年4月28日，北路先遣部队三千余人精神抖擞地进入康北重镇甘孜。
勒紧裤带度粮荒
北路先遣队负责人、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忆说：“正当大家为完成第一步进军任务而高兴之时，新的考验又向我们压来—我们从雅安靠肩背马驮携带的粮食快吃完了，后方运输一时又跟不上，数千人在饿肚子！”
十八军的老兵们至今也还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明确要求进藏部队“不吃地方”，要求后勤保障要全部依靠部队自己解决。
1950年4月底和8月初，南、北两路的部队相继到达目的地甘孜、巴塘后，很快就面临断粮的困境。其中，甘孜方面断粮持续时间竟长达一个月，老兵们习惯地称其为“甘孜一月”。
1950年4月底，北路先遣队好不容易到了甘孜，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景象。当地还很混乱，国民党二十四军宣布起义后，有一个营还待在甘孜，原甘孜县政府的一批旧职员也还没来得及接管。
最初，先遣队借住在土司家的底层，打地铺。所谓底层，就是土司的佣人和骡马住的地方。这么个小地方一下来了这么多人的部队，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部队会不会动他们的粮食。官兵们牢记“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肚子再饿，也没有动老百姓一粒粮食。
开始，藏民见到解放军都有点害怕，但渐渐通过一些小事改变了看法。时任十八军侦察科参谋的王贵说：“我们买菜买草，拿秤称，还要给钱，老百姓都不相信，也不敢要，扭头就要走。”他们跟老百姓解释“解放军公买公卖”时，有个藏民试着说了一个数字，看到解放军真的把白花花的银圆递过来，那藏民顿时一脸疑惑：世上的差支了牛毛那么多，得到报酬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呢！部队里曾在国民党二十四军当过兵的藏族战士说，过去从藏民那里拿东西从来不给钱；到了解放军的队伍中养成了“公买公卖”的习惯。解放军待人和气、买菜买草还给钱的事很快便传开了。一位藏族老大爷逢人便讲：“我见过藏军，见过国民党军，都是抢我们的，吃我们的，只有解放军是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
此时先遣队一分为二：一五四团主力和军师直属分队抢修原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一个简易机场，作为空投物资的场地和紧急备用场；其余部分往东参加抢修公路。挖土、填方，都是重体力活，可粮食不够，从每天十六两（当时旧制一斤为十六两）减到十二两，到最后六两。开始，每日三餐减为两餐，再由两餐干的改为两餐稀的。整整一个月，部队自己想办法。团党委发出“勒紧裤腰带，困难面前不低头”的号召，组织部队上山挖野菜。
4月底5月初的甘孜地区，满山新长出的野
菜成了部队的主要口粮，一吃就是二十多天。战士们把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草根煮来吃。有的草根有毒性，吃了全身发紫，还有的吃了后脸肿得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至今，王贵说起这些“宝贝”，还是苦涩中透着亲切：“藿麻头虽然有毒，一沾皮肤上就会起包包，但煮了以后就没毒了，比较起来好吃些，我们也学当地老百姓戴上皮手套摘；还有茴茴菜、野韭菜，行军锅里煮一大锅，科里五十多个人围着大锅，往地上一蹲就开始吃。就这样，一天还只能吃两顿，上午八九点一顿，下午三四点一顿。”
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便只剩七八两了。吃不饱，部队便组织大家除了挖野菜，还捕捉麻雀和地老鼠。地老鼠肉味鲜美，以草根为食，对草原破坏很大，草原上到处是它们打的洞穴。但后来喇嘛们却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为了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习俗，部队下令禁止捕捉。
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部队都是在这种半饥半饱状态中度过的。除坚持训练外，还要抢修公路和机场。这些都是力气活，干了没几天，各种不满意见便传到了师长吴忠的耳朵里。部队还没进入真正的藏区，就遇到了断粮的大问题。大部队在高原上断粮，还不许向当地老百姓征粮，难啊，太难了！官兵们的埋怨，全在情理之中。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现在遇到了暂时困难，是齐心协力咬紧牙关去战胜它，还是动摇畏缩向困难低头？部队展开了大讨论，很快，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和他们的遗愿，革命军人的荣誉感，都化作了推动部队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官兵们振作起精神，以巨大的热情重新投入到艰苦的进藏工作之中。
就在五十二师前指和一五四团到达甘孜的第二天，即1950年4月29日，刚成立不久的空军派出飞机即由新津机场起飞向甘孜空投物资。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缴获的美制C- 46运输机，不顾飞机陈旧、性能差又缺乏高原飞行经验的不利条件，试图飞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空中禁区” —二郎山和折多山。不顺利的是，那段时间，虽然空军部队每天都向甘孜试飞，但是高原山区气候变化剧烈，空投区又恰恰处在雷电雨区之中，飞机无法通过，只得一次次被迫返航。其间，军长张国华每天通过电报询问先遣部队的生活，并不断申请飞机实施空投。
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在日记中写道：“战士们仰望着天空， 12时过去了， 13时又过去了……大家失望地回去了。”
55月 日，五十二师向军部报告：“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 57月 日，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穿云破雾，勇闯高原禁区，终于空投成功。郄晋武记录道：“万里无云，太阳高挂在蓝天。这天气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正研究下一步工作，忽抬头，随着隆隆声音望去，从东南方向来了飞机。此刻整11点。飞机转了一个弯又折回来，开始空投。房上、地上站满了人。大家兴奋极了。收大米一百零八袋，约五千四百斤。”吴忠5月18日报告：从
5月7日至17日，先后有六架次飞机空投成功。然而，对于甘孜数千人的部队来说，如此数量的空投犹如杯水车薪，只可解燃眉之急。
抵达甘孜后，部队曾通过当地政府及爱国头人夏格刀登代购了一些青稞，但“与实际需
要数则相差甚远”；建议雨季未到之前，以“足够数量的飞机来甘孜空投”，保障粮食供给。22日，此报告转到中央军委后，新津机场空运大队的飞机增为七架。5月27日至6月5日，飞行十九架次，成功空投十一次。空投补给时，有的空投物资掉到了指示方位之外，
还有的掉到了山背后，老百姓拣
到了，用牦牛驮回来，一个不少地交还给先遣部队。
一天，三三两两的藏族老乡背着一包包不完整的大米袋送到
部队，说是放牛时在山上乱草丛
中捡到的。部队首长亲自接待他们，表示感激并要折价给一定报酬。藏民们无论如何不肯收，没办法，部队只好给每人赠送一条哈达。藏民们收下哈达，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藏族人民心中，哈达是仙女的飘带。白色的哈达象征纯洁、清白，表示对人诚心。他们拣到了“天菩萨”给解放军送来的大米，不能悄悄留下，一定要送还给解放军；他们没有收下报酬，却收下了解放军的“仙女飘带”。他们说，将来离开人世，仙女会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这就是纯朴忠厚的藏族百姓。
会战机场迎接“天菩萨”
为了长期支援西进部队，建立一个稳固的空运基地，作为后勤运输的快速通道，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凸显出来。西南军区决定在原有极为简陋的甘孜机场以北菠萝山北侧一块广阔的草地上，用最短的时间，扩建出一个可以适应进军需求的机场。
扩建甘孜机场的立项报告称：目前甘孜机场“不适于降落C- 46机。拟在附近另辟一个机场。据了解需一百五十万工，现已由渝派工程师前往勘察中”；“最大的问题为人力不足”。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立即从武汉、北京抽调大型机场修建机械。但就在这时，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升级。原本就人力不足，结果连原准备调入甘孜的四个工兵团都调
往沈阳，原准备抽调的机场修建机械也没有了，拨归十八军建制的只有两个工兵团，扩建甘孜机场的时间被迫推迟。
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成立后，1951年3月下旬组成甘孜机场工程指挥部，十八军凡是能抽调的兵力全部集中到甘孜，准备开始万人大会战。“那叫男女老少齐上阵呵！”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八分校、卫校医护队，就连豫剧团十二三岁的小娃娃都参加了施工！十八军的将士们硬是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方法，拼上青春和热血建设甘孜机场。扩建机场的开工时间是1951年4月11日。
今天的人们恐怕无法想象第一批到达工地的青年军人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到处是起伏不平的小丘，荆棘丛生，乱石林立，环视一周，四面都是高山，唯有远处甘孜寺的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领导交代任务时说：“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削平一座座小土丘，填平一个个大洼地。”
甘孜地区海拔三千五百多米，气候恶劣，刚到这里的人一般都有流鼻血、头痛、头晕、心律不齐等高原反应。这里的老天爷更是喜怒无常，忽而骄阳似火，忽而风沙大起，忽而大雨如注，忽而冰雹袭来。特别是风大，帐篷搭不起来，勉强搭起来了，也常常会被大风刮跑。怎么办？上级决定：依着山坡自己动手挖窑洞。
五十四师医护队一百五十多人，入伍前大多数是来自四川的中学生，三个区队九个班，
第九班是女生班，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女兵顾梦舟就是其中的一员。她从四川大邑出发，晕晕乎乎在车上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达甘孜，第二天就开始挖窑洞。
4月，有些冻土还没化，必须先点燃草根将上层冻土融化，才比较好挖下面的。接着是准备“建材”，要到离宿营地数十里外的山林里砍树。
经过几天的努力，窑洞修好了，其实那窑洞只能算个“简易地洞”或者说“地窝棚”。大约只有一米来高，必须小心翼翼、弓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但无论怎样，就是住“地洞”，也比追着被大风刮跑的帐篷强。
“机场大军”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饭，就挑起牛皮筐，扛上铁锹等工具去沟外几里路远的工地劳动。中午饭由各队伙房做好送去，晚上直到天黑才收工。所有人都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施工中。据统计，当时平均每人每天挖土运土达三千五百多公斤，一趟趟来回的路程加起来足有三十多公里。
挑担子的头几天，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打满了血泡，两腿也不听使唤，肩头肿得像馒头似的。装筐的人更辛苦，因为空筐子不断放到面前，不能停歇，连直直腰的时间都没有。运土的常常结对并肩前进，暗地里还“较劲”。有的女兵年纪小，身体弱，挑起担来像扭秧歌，左扭右拐也不甘落后，跌倒了，爬起来再往前走。挖土用的铁锹、十字镐都是战士们从内地背去的，簸箕没几天就用坏了，于是就地取材，用牦牛皮做成牛皮筐。
转眼，扩建机场二期工程开始了，平整地面，翻拣泥土中的杂草、石头、树根等杂质，然后铺砌石方。运送水泥、碎石、搅拌、灌浆等工作，全部都由人工操作。所有的石料都需要从冰冷的河水里捞上来。军大八分校决定抽调二大队的男生，以中队为单位去拣石头。开始在机场附近拣，后来去十几公里以外的溪沟、河道去拣鹅卵石，大至三十厘米以下，小至十厘米以上。虽然那时已是六七月份的天气，但积雪融化而成的溪水冰凉刺骨，站在水里没几分钟，腿不仅冻得麻木、失去知觉，还被锋利的冰凌划得满是渗血的小口子。到了晚上，一道道口子生疼，疼得令人难以入睡。
很多人的手指都被磨破，鲜血淋淋，红红的肉露在外面，但没有人叫苦，大家用胶布将手指缠起又继续干。机场地面表层所有的碎石，都是人工砸出来的。待到铺砌石方时，每铺一层都需要用泥浆来浇筑。机器设备不够用，大家就争先恐后地跳进拌浆池，用双腿当“搅拌翅”，以人工的方式保证泥浆供应。
经过七个多月的奋战，1951年11月20日，高原上的第一个机场胜利建成。昔日“三沟七梁一丘山”、坑坑洼洼的荒原上，出现了一条三千二百米长的飞机跑道和可停十八架飞机的停机坪。1951年11月22日，载入史册的一天。万里晴空的高原上，传来了轰鸣声，数万名指战员和藏族民工站在机场跑道附近，引颈而望。当第一架将要落到康藏高原上的飞机从大山那边飞来时，全场沸腾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滑行到停机坪。人群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位藏族老人双膝跪地，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着“天菩萨”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
1949年7月8日，全副武装的藏军包围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该地解放后成为《西藏日报》所在地），以西藏噶厦政府（即西藏地方政府）之名，命令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璋：所有汉人在拉萨的机构和人员，必须立即离开拉萨，限期返回内地。他们的理由是：国民党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了避免共产党过来，你们赶紧走吧。国民党在8月19日的《中央日报》对此事作了报道：“7月8日，拉萨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中断，中国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限两周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捣毁，席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里的汉籍喇嘛亦无幸免。”
与此同时，以摄政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少数2亲帝分子与印度驻西藏总领事黎吉生勾结，正策划“西藏独立”。黎吉生建议西藏摄政达扎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并组织了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打算分别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和尼泊尔请求援助，准备在年底联大开会时申请独立。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事不宜迟，否则，恐夜长梦多。”
为何进藏要从四川出发？
历史上内地进藏，一直有从青海和四川出发的两条路。当时有条件经营西藏要地的，分别是西北彭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和西南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在四个野战军里，原来西北一野的兵力是最少的，只有2个兵团6个军，全军15 . 5万人。而青海、甘肃的马家军，有15万精兵，并且大都是骑兵，一野一时很难对付。但太原战役后，彭德怀把华北野战军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
6个军带到西北，使西北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