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名女兵徒步进藏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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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军文工团路过贵州的毕节，周鼎桐正在读师范，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梦想当兵。只是父亲年迈，母亲身体不好，此前大哥到了延安，姐姐在重庆加入地下党组织，家里还有一弟一妹需要她照顾，父母坚决不同意她离家。部队选定周鼎桐时，当天晚上她没敢回家，到同学家睡了一宿。第二天就要跟队伍走了，在天还没亮之前，她跑到自己家门口，对着自家的房子深深地鞠了一躬，一边用衣袖抹眼泪，一边说了一声：“爸呀妈呀，女儿对不起你们，我走了！”
当年，入伍进藏的女兵，大多集中在四川、重庆一带，仅重庆第十二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和西南军大八分校，就招进了200名在校生，她
们都要经过严格的筛
选。落选的姑娘，有的难掩失落，有的心犹不甘想方设法“混”进队伍。陶平就是这样的姑娘。1950年4月，奉命在邛崃一带完成剿匪任务的二野工兵第十二团，接到修建康藏公路的任务。这支入川后新建的部队，需要招一批宣传队员。在邛崃的固驿镇上，面向社会进行招兵面试。小学老师陶平，体检时因较瘦弱被刷下了。这个19岁的姑娘在部队出发时，不知从哪儿搞了套军装悄悄地爬上了军车。宣传队的张主任知道后很生气，要陶平立即回去。谁知这个瘦弱的姑娘指着驻地附近的青衣江说：“如果领导非要我回去，我就跳到青衣江里去！”后经商量，觉得姑娘虽然瘦弱些，但有股倔劲，又有文化，才正式批准她入伍了。
入伍经历最经典的莫过于宋惠玲了。1950年春天，第十八军文工团开进四川叙永，在县中学与学生进行了联欢演出。高中女生宋惠玲能唱会跳，代表学校表演了节目。那天夜里，宋惠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学校操场和部队文工团员们一起演出，演着演着，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她发现自己的干娘也在台下，专注地看她演唱，她看到干娘用衣袖擦着眼泪。清晨醒来宋惠玲醒发觉是做梦，被角湿了一片。宋惠玲五岁那年，父亲被日本人的炸弹夺去了
生命。次年，母亲得急病撒手而去，母亲的生前好友抚养了宋惠玲，故而宋惠玲一直将她认作干娘。文工团在叙永招兵时，宋惠玲一直以为只招男兵。那天，她从学校跑来送弟弟参军时，含着眼泪向弟弟挥手告别。这时，一辆军用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她看到卡车上有自己熟悉的同学身影：“那不是十八军军文工团的人吗？”有个穿着军装的女兵还向她挥手笑。她一下子愣住了，这才明白过来，有同学当上了女兵。就在这个时候，文工团出发队伍中响起歌声，她鬼使神差跟着汽车小跑起来。“不行，我要参军，干娘，我不能向你告别了，我一定要跟她们走！”她心里默念着。穿着红色旗袍的宋惠玲，不顾汽车加速后扬起的尘土，拼命地追。车已经开出县城很远了，她还在跑。这时，朱子铮团长命令司机停车。
2006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离休干部宿舍区，我见到了当年的第十八军文工团团长朱子铮，提起宋惠玲，老人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一生都忘不了那个场景：一个穿着旗袍追着汽车跑的小胖姑娘。“当时部队确实需要人，我当时是文工团团长，看了这孩子的大致情况，我点头就算入伍了。像宋惠玲那样的孩子，她那种精神，正是进藏所需要的”。
负重行军在雪域高原
川藏线盘桓在莽莽的西藏高原，沿途雪山连绵、深沟峡谷和飞湍急流构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平行岭谷地貌，这就是所谓的横断山脉。加上冰川、泥石流、地震、暴雨、洪水等复杂恶劣的自然因素，行军难度不可预测。
那些活蹦乱跳的小姑娘，满怀豪情与梦想跟着队伍进来了。从第十八军军部所在地乐山的新津、训练营的所在地邛崃，到西北独立支队会合地西宁，千余名英姿飒爽的女兵们出发了。她们有的连西藏在什么方向都没搞清楚，谁也没想过进军西藏的路上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进藏的女兵，无论年龄大小、高矮胖瘦，负重行军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谁也
免不了。李俊琛回忆说：“那时候，我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一个地道的娃娃兵。都是尽量让我少背点东西，可怎么少也要背行军包、干粮、武器装备，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每个人怎么着也得有四五十斤。大家都要背，你不背就得别人背，我不能跟男兵比，但其他女兵能背多少，我就背多少。那时候，年龄虽小，但就是不愿意落后。开始还好些，爬过一座雪山后，明显感觉不行了，高原反应越来越强烈，由于负荷太重，行走时感觉自己身上一阵阵发紧，人要往地下陷。大家都艰难地张着嘴喘气，嘴唇发紫，面色苍白。再后来，过了几座雪山，行走更困难了，许多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随行的医生说这是由于缺氧引起的肺出血症状。但当时既无氧气袋，又少药物，只能做一般的抢救，有的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如今一头银发的陈惠婷老人，说起负重行军，依旧感慨万端。她和老伴苏流当时刚结婚不久，苏流是五十二师手术队队长，她当时是医护队的成员，这对新婚小夫妻加入了先遣部队。接到攻打昌都的任务后，手术队几个女兵每天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急行军，沉重的包袱使她们的双脚打飘腿发软，一阵猛跑下来，心脏被压得要爆炸一样，呼吸十分困难。“要知道，那些先头部队都是能跑能冲的指战员，他们跑起来真是不要命啊。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只能拼了命地跟着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不管怎么样就是必须跟上大部队，只要不跑死就得跟上，不跟上就要掉队。当时先头部队打昌都可没有后方收容队，要是跟不上趟，一个人落在茫茫雪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负重行军在雪域高原上，每一位徒步进藏的老兵都有着深切的感受。在古都南京，采访当年徒步进藏老兵章道珍阿姨时，我问她当年行军中最难忘的是什么情景？她略加思考说：是我们文工团的“大老肖”，当年身上背着沉重的行装抬担架上的战友，最后因严重缺氧差点牺牲在高原上。
李国柱，一个响当当的男儿名字。她和丈夫阴法唐被许多进藏老兵称为“西藏通”。在进
藏途中，这个来自重庆市歌乐山的姑娘，不仅身强体壮而且有着顽强的意志品质，做什么事她总是要和男人们比一比。“李国柱挑炭”的故事，曾在她所在的进藏部队中广为流传。那是为进藏部队运送的一批物资，其中有两筐八十多斤重的木炭，李国柱主动要挑，分管后勤的一位老同志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挑得动呢？还是让那些小伙子去挑吧。”李国柱二话没说，将木炭挑起来就走，腰被压得直不起来。可是几十里的路，这个倔强的姑娘就那样弯着腰硬是将木炭挑到了目的地。在进藏女兵中，说起行军、筑路时负重，李国柱确是名副其实的“巾帼不让须眉”。
冰河上的红色记忆
过冰河，是整个进藏途中，除了翻越雪山外的又一大难关。那些冰河水是由高山上的雪融化而来的。一路上，官兵们要淌过大小冰河无数。女兵们刚刚焐干了的衣裤鞋袜常常很快又会湿透，有时行程几华里要连过十多条冰河。如果天太冷，一过冰河裤子鞋子立马冻成冰块，这个时候你就是再累，上岸后也要不停地跺脚，要赶紧跑，否则整个人会与地面冻在一起。
女兵们最怕的是在傍晚宿营前过冰河。这个时候，鞋袜会湿透，无法焐干或晒干，你怎么跺脚也没用。睡在雪地里，第二天起来时，手里拿着硬邦邦如铁靴一样的鞋子，每个人都不敢把脚一下子伸进“冰窟窿”里去。但又不能不穿，只能咬着牙伸进去再直跺脚。
王琦玉是进藏女兵中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之一，聊起当年的进藏行军路，她说：“那时候，新中国刚解放，各行各业都是白手起家，国家物资紧缺，加上抗美援朝，我们不仅要出兵，还需要大量的物资援助。进藏部队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得艰苦些了。”让她最难忘的经历不是负重翻越望不尽爬不完的雪山，而是作为女人来例假时的难言之隐。她说，当时姑娘们用的所谓卫生纸，都是手工做的又粗又硬的草纸。行军中女兵们例假来了，只能用它垫上，走起路来硬草纸在两腿间不停地摩擦，很快便将两腿内侧磨破、出血，又不好意说，只能忍着，一拐一拐地往前走。女兵队伍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行军路上来例假！
“趟过一道冰河，河道一片鲜红！”吴景春老人向我描述女兵来例假时过冰河的情景： “进藏路上的冰河虽然不是那些又宽又深的大河，但是一旦是齐腰深的河水，麻烦就大了，过冰河的女兵来月经时泡在这冰凉的河水里，你想象一下会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女兵们每天跋山涉水，淋雨踏雪，许多女兵的生物钟都被打乱了，到了拉萨，几乎所有的进藏女兵都闭经了。”
在成都东郊的无缝钢管厂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当年被大伙称为“运动健将”的女兵陈曼石。十八军进军西藏前，举办了一次运动会，陈曼石获得了几项田径冠军。陈曼石因为块头大些，负重要比别人多些。过那些深一些的冰河时，有的女兵要骑马过去，或者让男兵们背过去，她一次也没有。一次来例假，过冰河时看到水流湍急，她本想申请骑马过河，但看到有几个小女兵上马了，另几个体弱的女兵也由男兵背着，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她的难处，她自己不说谁知道呢。下水前她突然觉得肚子疼，但她还是背着行装下了河。她感到浑身颤抖起
来，几次差点跌倒在河水中。她将背包顶在头上，低头看到河水已被血染红，知道那血是从自己身体里流出来的。
喻惠均从军大八分校刚毕业，就加入到了进军西藏的队伍中。出发前，正值雨季，遇到的河流很多。记得过第一道河是在雀儿山下，同志们用绳子把竹竿接起来，两岸由人拿着，水位齐腰，水流很急。岸边的男同志不停地喊着：“有例假的女同志过来，让我们背过去！”喻惠均听了连头也没回就淌了下去，她将背包顶在头上，一只手抓住竹竿，脚下石头很滑，加之河水冰冷，她的脚不敢往上抬，只能滑着步前进。身后的人发现，在她走过的河面上一片血红。过了河，她的衣服湿了半截，裤子湿透了，她自己也不知道裤子里流的是水还是血。到了晚上，喻惠均一看，两条腿已被湿透了的棉裤摩擦得尽是红斑点，又痛又热，鲜血染红了下半身，痛苦得睡不着。第二天行军前，她用两根树枝插在背包上，将洗净的纱布晾晒在上面，晚上到营地再用。有一天，部队趟了二十多条河，有深有浅。自那以后，喻惠均再来例假时，肚子便疼痛难忍，经血已不再是红色，而是像牲口嚼了青草后嘴里冒出的绿泡沫。
这是徒步进藏女兵们最大的难题。她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特殊的考验与折磨，以至有的成为一生之痛。
饥饿中行军
“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中央从西藏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体恤藏族人民的疾苦，作出的一项重要指示。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由于西藏远离内地，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运输补给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紧迫的任务。
粮食紧缺时，女兵们想方设法省下来一点，留给那些胃口大的男同志们。从昌都出发不久，连日大雪封山，后方补给无法上来，部队每人只能定量为二两代食粉。战士们饿得头晕眼花脚下打飘，男兵只能靠捉地老鼠充饥，女兵们则挖野菜、扒草根……
进藏途中离不开马，在连绵不断的横断山脉中，没有马这无言的战友、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没有一条路的条件下，趟冰河、过草地、翻山越岭、完成进军西藏
大业会更加艰难。
在成都采访时，十多名当年进藏的老人都和我讲起吃马料的故事。女兵司徒蓉告诉我，她在行军途中犯的唯一一个错误就是偷马料。昌都断粮时，军前方政治部文工团正在行军途中。断粮后期，大家饿得东倒西歪，病员不断增加，马也饿得皮包骨头。看到大老肖等几个身体好的男演员饿得踉踉跄跄，还要抬担架，司徒蓉心里很难受。大老肖叫肖迎春，块头大，力气大，胃口大，饭量大，“没有他我们文工团的那些病号就无法往前走了，我们不吃也得让他吃两口，可当时实在没法子”。
那天早晨起床，轮到司徒蓉喂马。走到马棚跟前，司徒蓉想到文工团几名抬担架的男战友饿得两腿无力，抬着伤员已经晃荡如打秋千。她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扣下一些马料。但她马上又犹豫起来，这可是违反纪律的呀，这种行为要是被上级知道了得受处分的。她把黑豆往马脖子下的袋子里倒的时候，脑子里一直晃着挨饿战友的身影。她的手突然一松，黑豆呼啦一下全倒了进去。
马儿们欢快地吃着，鼻子里发出一阵阵的呼哧声响，她站在那里看着马的吃相。“马儿呀，我想从你这里弄点出来，给我那几名饿病的战友，可以吗？”司徒蓉站在马跟前轻声地问马。马鼻子里发出“呼哧”两声，不知是同意还是抗议。她就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搔了一下马耳朵，马摇动脖子，抖落下一把马料（黑豆）。马被牵走后，她从地上把黑豆捡起来，悄悄地装进自己的口袋。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司徒蓉天真地认为，这样不是偷，而是捡的。她只吃了两粒，因为她走在队伍的后面，就把黑豆往前传，一人分上几粒，最后传到几个抬担架的战友手里。
年近八旬的陈曼石说，当年行军中她在马料袋子里抠出一粒黑豆在手里攥了很久，她看到不少同志因为饥渴抓地上的雪吃，她也随手抓了一把雪，连同黑豆塞到嘴里。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忐忑不安。由于思想负担过重，晚上开班务会时，她主动向班长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
半个多世纪以后，这一粒黑豆仍然是陈曼石的一段“灰色记忆”。她的老伴贾志敏，当年和陈曼石一起进的藏。他说：“我老伴这一辈子总是和这一粒黑豆过不去，时常和我唠叨这件事。”
在无路的茫茫雪原上，部队艰难行军。断粮的日子里，女兵们体现了博大的情怀和忍耐力，她们把准备伸到嘴里的一块干粮留了下来，悄悄地递给了消耗量大的男战友。
断粮后期，随着行军的推进，万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胖子。但随着断粮期的延长，队伍中的许多面黄肌瘦的战友开始转“胖”，而且“胖子”越来越多。长期吃不上米面，吃不上蔬菜，光靠一点代食粉充饥，行军队伍中出现大量的浮肿。
你无法估量，进藏初期，女兵们对西藏的统战工作和民主建设有多大的贡献。当民族关系如坚冰时，是她们用生动的宣传、优美的歌声、地道的藏舞感动了百姓；她们用精湛的医术和大爱仁心，为上层贵族和平民藏胞救死扶伤，成为汉藏融合的天使；她们在中央“解放西藏，不吃地方”的号召下，和男兵一起，在拉萨河畔的荒滩乱石丛中，开垦出良田，将布达拉宫附近堆积百年的垃圾山清除一空，将垃圾山中的粪便运往良田作肥，育出丰硕的粮食和蔬菜。
你无法想象，她们后来大都在西藏几十年，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骨肉分离的煎熬。因高原缺氧，她们在藏区生下孩子大多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因严重缺氧出现智障甚至夭折），只能送回内地或休假回内地生养。她们忍受着与骨肉子女几年不见的隔膜，忍受着久别重逢后儿女不喊亲娘，却扑向保育院阿姨怀里喊着妈妈。有的孩子看到她们那张黑里透红的高原脸，吓得哭喊躲闪或跑远时，她们泪如雨下。一些母亲与子女产生难以弥补的隔膜，成为一生之痛。
如今，一千一百多名首批进藏女兵，有一部分早已离开人世，在世的也都已年近九十，她们无比坚韧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导语： 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百年纪念，2001年中央决定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保护区增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并于百年诞辰前开放。这是我国唯一以纪念邓小平为专题，也是拥有小平实物资料最集中、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且数量最多的博物馆。筹建期间遇到并克服过哪些困难？开馆时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回顾往昔，该馆首任馆长饱含深情，向我们娓娓道来。
2003年12月初，我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研究馆
员。馆办征求我意见，能否赶赴四川广安出任邓小平故居陈列馆
（以下称邓馆）馆长？ 2004年8
月22日是小平诞辰百年纪念，邓馆是我国唯一以纪念邓小平为专题，也将是拥有小平实物资料最集中、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且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在邓小平百年纪念活动中处于前沿位置，分量举足轻重。
这时距离邓馆开馆时间仅仅八个月。建馆办展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艰辛工作，当地又缺乏专业人员，要推出能够准确反映小平业绩与风貌的陈列，可谓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巨大工程，需要多方合作与支持。我是国博前身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博）藏品部负责人、馆党委委员，国家文物管理科研课题组成员，这是发挥自己专长的绝佳机会。于是婉拒原派我到驻外使馆工作的意见，接受去邓馆的任务，因为再也没有比这一使命更难得、更重要的！ 2004年1月2日，我正式加入邓馆筹建工作。作为博物馆出身的挂职干部，我认为在倾力展陈设计同时还应考虑藏品管理、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等整体系统建设，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使其今后有效发挥作用。馆里很多老专家得知消息都表示只要广安需要，随时支持。
文物是展览的物质基础。1月5日，我向邓馆筹建北京工作组递交国博馆藏51件（套）邓小平文物、1152张邓小平活动纪念照片和400余件留法勤工俭学文物图片目录及我所掌握的全国近现代史类博物馆、纪念馆有关文物目录。旋即按照纪念馆综合管理模式、功能发挥要求和三分之二以上专业资质人员比例，拟定邓馆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及职责方案；同时特邀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成员、原革博副馆长万冈一同撰写文物征集大纲和藏品保管工作暂行办法。其间参加包括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中央文献邓组）和四川省委、广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