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年代的《中国通史简编》/

发展历程，以推动解放区党员干部了解中国历史。到1940年，解放区的学界已就此问题逐步形成共识，在延安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杨松发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明确指出： “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的历史，把它从统治阶级的换朝易代的历史，变成真正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公民史。著出一本科学的教科书，用以教育中华民族的后辈，激动我国青年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这一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历史学家不能完成，历史注定了要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家来完成这一任务。” 1940年1月，范文澜抵达延安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将重写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任务委托给了他，要求范文澜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论指导下主持编写一部十几万字的全新的中国历史，作为干部教育学习读本，这便是《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文本内容

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由新华书店出版，编辑署为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者有范文澜、叶蠖生、金灿然、佟冬、尹达、谢华、唐国庆。其中，范文澜、谢华分任第一编，范文澜、佟冬、尹达分任第二编，范文澜、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分任第三编，并由范文澜任总编职责，以修整全书体例，修饰全书文字。对此，范文澜曾说过：“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 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 可见，范文澜实际主持并主要编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之后署名为他一人，也是名副其实。1942年12月，《中国通史简编》中册亦由延安的新华书店出版。1943年，范文澜继续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到1945年抗战胜利，范文澜离开延安，下册改为《中国近代史》，于1946年出版。

《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论述中国远古社会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远古至秦》，包括原始公社时代—黄帝至禹、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度时代—夏商、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列国兼并时代—春秋、兼并剧烈时代—战国、周代文化概况等六章内容。第二编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内侵—秦汉至南北朝》，包括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成立—秦、对外扩展时代—两汉、内战时代—三国、外族侵入时代—两晋、中国文化南迁时代—南朝、异族同化时代—北朝、秦汉以来文化概况等七章内容。第三编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浸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包括南北朝统一时代—隋、封建制度发展时代—唐、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等三章内容。《中国通史简编》中册或下册，在解放区发行的版本众多，主要论述了北宋至鸦片战争的历史，大体包括封建经济复兴时代—北宋、南北分裂与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金与南宋、异族统治下封建经济停滞时代—元、封建经济复兴时代—明、严格闭关封建经济停滞时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隋唐以来文化概况等内容。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

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而以往的中国史书，大多是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对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道路方向，多是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由此，《中国通史简编》的宗旨即是“从广泛史料中择其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

总体说来，《中国通史简编》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阐述了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并按照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将封建社会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以说明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该书以阶级斗争论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否定了旧的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指出： “凡历史上的治，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所有的乱都是地主造成的……历史上所谓三个著名的治世，事实证明不是‘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结果，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

《中国通史简编》的历史评价

《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甚为赞赏。毛泽东对范文澜讲：“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通史专著，代表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观点，甚至被视为共产党对中国历史进行解读的文本标志，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

作为编著者之一的金灿然，认为《中国通

史简编》摆脱了苏联国际“左”派的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机械和教条，创造了用新史观研究中国通史的新方向和新方法。他指出：在过去，苏联及中国的新的史学家往往走了捷径，采取投机取巧的办法，把社会发展的公式代替具体历史材料的摄取，其恶果便是：使读者只领会了一般的社会史的轮廓，而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通史简编》的编者们便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将他们所持的观点和方法论，用大量的具体的历史材料给以表现。在全书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特意解释自己的观点的地方，然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却到处被上述的观点贯穿着。将观点、方法藏在材料的隐避物内，所写出的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而不是架空的社会发展的公式 。并且，金灿然曾经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中总结道：《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向上打下了一个基石，它是用新的方法整理中国历史的一个宝贵的成果 。

同时，《中国通史简编》也得到了学界各方的肯定和关注。尽管范文澜在书中与郭沫若所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并不一致，如“西周封建说”与“西周奴隶说”的分歧等，但郭沫若仍然赞赏了《中国通史简编》的现实意义，认为该书超然于中国学院派的史学研究视角。1945年，郭沫若在《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说道： “不仅在于它把中国历史系统化，而且在于写得非常通俗……它指出了许多最现实的地方。这本书的目的是在使广大民众—工人、农民、兵士—能够认识中国的历史。这本书和中国一切科学著作所固有的经院主义完全无缘的。” 1947年8月19日，白寿彝撰写的《评<中国通史简编>》论述道：“这书在分量上说，是近年史部撰述中的一部大书。在集体写作上说，七个人共同写一本书，也是近年史学界的一种创举。在内容上说，这是一部有强烈的战斗意识书（说的虽都是过去，但也可以说，都说的是现在） ……在写作方法上，这是用立体的写法来写的，和一般之面的，甚而是线的写法不同。在整个形式上，这是一部史书，和一般之‘史论’、‘史考’、‘史抄’而冒称为‘史’者，也不同。大概地说来，这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东西，

但血肉都还嫌不充实，发育得也不平衡。”

实际上，在国统区白寿彝的评述尚算客观中肯。1948年1月，山东大学教授丁山出版了专著《中国通史简编批判》，系统地对《中国通史简编》加以评述，该书列为人文丛书，由上海的中国人文研究所出版。学衡派代表人物缪凤林还撰写发表了题为《揭开它的伪装 显露它的真相—评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上、下）的长文，开篇便批评道：“这不是一部什么《中国通史简编》，是一册道地的中国共产党的—或者说是中国马克斯主义者和布尔希维克主义者—大胆的宣传品……错误，由于著者缺乏国史的素养；毒素，由于著者以史事为其所信奉的某种主义之奴隶。”

对于《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也开展过自我反思。1951年，范文澜谈道：“我对我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满意的，早就想修改，但总是没有机会。”当时，范文澜嘱咐发表这份讲话稿，以供读者参考，足见他的学术赤诚之心。他强调：延安马列学院的资料室参考材料不算多，那时要找《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更是难以看到。同时我的历史知识很贫乏，许多部门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如少数民族史、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部门，我都是门外汉，因之，有的说不出来，有的说得肤浅不扼要。范文澜总结《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归纳为两方面：一是非历史主义观点；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由于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造成非历史观点的错误。由于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非常严重，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

不可否认，《中国通史简编》有着革命性的历史语境下的狭隘阶级立场与政治意识弊端，但也“冲破了学院派对国史解释的垄断权，取代了国际左派的中国史作品” 树立了一面马克思主义下系统解读中国历史的旗帜，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以至于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在20世纪60年代，吴晗仍然认为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到目前为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编写的一部较好的通史”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累计印数达好几百万册，成了我们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

注释：

[1]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 历代教育名人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5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 — 534页。

[3]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载《中国文化》1940（ 5），第9 — 15页。

[4]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2 — 13页。

[6]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7]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 8 ][ 9 ]李孝迁：《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页，第306。

[ 10 ]白寿彝：《评<中国通史简编>》，载《文讯》1947（3），第—。47 48

[ 11 ]缪凤林：《揭开它的伪装 显露它的真相—评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上），载《中央周刊》1948 （ 5），第10 — 12页。

[ 12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4 — 665页。

[ 13 ]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 11），第— 101 119页。

[ 14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

160页。

[ 15 ]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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