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免疫学研究的开拓者冯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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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姨母出院不久就去世了。这件
事对我触动很大，正是这件事使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医这条路。第二年，我就考入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1946年，又随父母赴美国，一方面在加州大学生物系学习，一方面随父亲做一些工作。”
1948年7月，冯玉祥将军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携其夫人李德全、女儿冯理达等8人归国途中，轮船在黑海失火，身经百战的冯玉祥将军不幸遇难。李德全含泪谢绝苏联方面的挽留，带着女儿冯理达、冯颖达和儿子冯洪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不久组织上便将冯理达和她的弟弟冯洪达作为新中国的首批留学生派往苏联学习深造。她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免疫学。在古朴典雅的列宁格勒医学院，冯理达受到了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和严谨学风的熏陶。她的论文在苏联结集出版，并被不少医学院选作教材，连她的作业和实验报告也被结集成书在苏联出版发行。
1957年，为了向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列宁格勒市政府宣布，要在全市消灭白喉病。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因为当地气候寒冷，白喉病流行严重，而各种预防、治疗的方法都已用过，却不见明显效果。正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冯理达主动承担了这一研究任务，在给患有白喉病的弱智儿童注射防治白喉的疫苗效果不明显，加大剂量，也不见效的进退两难之际，冯理达的脑海映出了当年一位老中医运用针灸治好母亲伤病的那一幕。“对！何不用针灸试试。”于是，曾向老中医杨济生学习多年的她，执起银针。没想到，弱智儿童在她的尝试治疗后，大大增强了对白喉的免疫力。连该市一名卫生局局长的19岁女儿，患脑炎后遗症痴呆症多年，也被她用银针治愈了。一时间，冯理达成了列宁格勒市和全苏联医学界的新闻人物和功臣。列宁格勒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纷
纷对此进行了报道。苏联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星期版显著位置用大幅标题报道了年轻的中国学者冯理达，以及她介绍、传授给苏联人民的这一中华医学宝库中的瑰宝—针灸学。苏联军队机关报《红星报》也对她进行了采访报道。
1958年冬，冯理达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列宁格勒医学院免疫学博士学位。苏联方面试图用优厚的待遇真诚地挽留她，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对导师说：“我是祖国派来的，我要用学到的知识报效我的祖国。” 1960年，苏联方面把她在苏联讲课时留下的教材编辑出版了一本《针灸学》。
回国后，冯理达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工作。她十分珍惜报效祖国的机会，在免疫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中尽职尽责。她的足迹踏遍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江南水乡，为广大农民送医送药。这期间，她写了不少论文，从理论到实践有了新的飞跃，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免疫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危难之时，周总理、邓大姐为她在海军安排工作，叶帅亲自作了批示
“文革”期间，冯理达同母亲—新中国第
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都受到冲击。冯理达因留过美又留过苏则被打成“双料特务”。科研搞不成，人格受污辱，冯理达的心在流血。正在这时，邓颖超知道了她的情况，特意来到她家看望和安慰了她，并替她联系新的工作单位。1972年6月的一天，邓颖超打电话把她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理达呀，想不想到部队工作？”冯理达思索了一下，按当时的形势，惟有部队的环境好一些，就回答说： “想去！”“那好，你就去海军总医院吧！我已经让人给你安排好了。这也是总理的意思。”说完，邓颖超便拿起电话：“给我接叶帅……叶老总吗？我是邓颖超。上次给你说的那件事理达同意了，你就签署命令吧。海军是比较稳定的，我们为她找个保护伞，她也能安心搞学问嘛。”冯理达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说：“谢谢大姐，谢谢总理！”就这样冯理达被调到海军总医院传染科当病房医生。一个免疫学博士被分配当病房医生，专业上虽不对口，但她抱定平常心，拖地、倒痰盂、刷厕所都抢着去干，并主动与其他医护人员打成一片，很快，她以精湛的医术和热诚的态度赢得了患者和同事们的赞扬。
直到1978年国家的各方面开始走上正轨，冯理达奉命带领两名同志创建免疫室，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免疫学女博士从此才算真正地业务对上了口。而此时她已是54岁的人了。
多年来，冯理达治疗过
的患者有上千位，她坚持对不同患者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她说：“无论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病，对于一个患者来说都是病，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医生的天职就是要为每一位患者负责。”在走上海军总医院副院长的领导岗位后，她仍不离开临床，一如既往地关注基层医疗工作。在病人面前，冯理达确实像一位慈爱的母
亲。一次，她从南京会诊后
乘火车返回北京的途中。深
夜，列车广播室说车上有一位产妇临产，冯理达不顾自己身体虚弱，立即赶到现场帮助接生。零点，车厢里传来一阵“哇哇”的哭声，一对双胞胎顺利降生了。火车到达济南，产妇被抬下车，冯理达不顾自己疲倦的身体，坚持陪伴产妇前往医院。
冯理达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创造着医学上的奇迹，只因她在医学事业上的不断探索精神和对患者的无限责任感。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女孩被确诊患有卵巢癌，年轻的母亲四处求医均无成效，近乎绝望地找到了冯理达，冯理达倾尽全力为其治疗，最终痊愈出院；一个一岁半的女孩患视网膜细胞瘤，跑了不少全国知名医院，都不见效，在她的治疗下，三周后孩子就能看见蓝天、绿树、红花；一位26岁的日本青年患了囊性腺癌，左眼失明，眼球突出，耳鼻浸血，这种病在日本不到100例，还没有活过一年的。在冯理达的治疗下，出现了让很多专家都难以置信的奇迹， CT检查表明患者脑干上鸡蛋大的肿块缩小了，疼痛大减，这位日本青年激动地拉着冯理达的手喊：“妈妈，我的中国妈妈！”
一生爱党信党，耗尽毕生心血报效祖国
冯理达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免疫
学、康复医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她先后在国内外权威报刊及国家会议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并结合研究成果，写出了长达数百万字的《当今世界免疫学研究概况》《中国医学与机体免疫的关系》《健康健美长寿》等数部重要论著，扬名海外。由于她在免疫学领域研究和临床治疗中取得的突出成就，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医学学会都邀请她出任要职。她曾担任过30个国内外学会的主席、理事长、顾问等职，是惟一被3个国际学会都推选为副主席和副理事长的中国女科学家。
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冯理达教授最为自豪的却是：“现在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更令笔者感到惊讶的是，她凭着多年来对党的事业孜孜追求的坚定信念，利用休息时间，在学习和领会《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基础上，用毛笔亲抄了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大党章，并写下几万字的心得体会。她告诉我说：“我所要说的、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工作，以更大的成就报效党，报效伟大的祖国！”
从20世纪80年代起，冯理达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起国际医学界同行的重视，多次应邀到国外讲学，在国际讲坛上引起震动。一次，她应邀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一家权威医学研究机构在听了她的学术报告后，认为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愿出高薪挽留她。然而人们发现在她的论文最后有一行流畅的英文：我的永久地址是中国。真是浩然正气！
其实，冯理达教授热爱祖国的情操早在年轻时代就已表现出来。1948年，冯玉祥将军离美回国准备同共产党合作。临行前，他让女儿自己选择回到祖国还是留在美国。23岁的冯理达毅然选择了回国的道路。回国不久，她就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为什么我们一家人认定共产党是振兴中华的希望呢？”冯理达说，“因为我父亲从辛亥革命时就开始探索中国的前途，经历许多历史重大事件，才看清不是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才能结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蒙受的耻辱。”
从1980年起，身为中国免疫学研究中心理事长的冯理达，几乎每年都要应邀出国讲学、治疗、开会，足迹遍及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西欧、东南亚各国，每次带回来的尽是专业书、资料、医疗仪器和试剂。1980年，冯理达到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讲学，共得报酬4万美元。她用3万美元资助3名医生出国学习，另外1万美元买了试剂和疫苗。1986年和1987年，她用应属于个人所得的报酬，为医院买回了复印机、彩电、录像机、照相机等设备。1987年和1989年为日本朋友治病和讲学，她共得报酬250万日元，全交给了组织。她多次用自己讲学的报酬，购买医疗器械带回国内供海军总医院使用，甚至把自己的报酬捐献出来，供两位年轻医生到国外进修。多年来，她用讲学的收入购买了数十套仪器设备用于实验室，剩下的全部交给了国家。
晚年的冯理达干劲不减。从她送我的材料中，不难发现她的工作量仍然是超负荷的。然而，她不仅在医学上成就卓著，而且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为加强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发展两岸关系，加快祖国统一进程做了许多工作。对祖国统一，冯理达教授充满信心：“我的父亲一直渴望祖国统一，作为他的女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父亲的‘人民安乐版图全’的遗愿，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小时候，我经常听爷爷讲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这个故事爷爷讲了很多年，我听了很多遍。“毛主席在咱们家石窑里住过，他老人家还给我锅巴吃哩！”爷爷通常都会用这句话作为开头语。我则拉着长长的童声问他，“就是凤凰山那个硬梆梆的窑洞吗？”“就是那孔石壳窑。”时光每每到这时都会停顿几秒，随着烟斗里的火光忽明忽暗的闪烁，爷爷缓缓开始讲述：
那是1937年初的冬天，毛主席进延安。前一天下了一场小雪，第二天迎接时尚有雪迹。听说毛主席要来，延安城墙上贴满欢迎标语，各界群众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村前延河拐弯
处迎接。
当时延安抗日救国会为毛主席准备了一头
骡子，头戴红花、脖子
系铜铃，让他骑着过延河。毛主席穿一身灰土布棉衣，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八角帽。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同各界代表一起走下河岸，踏着坚冰走过河去。到大砭沟至北门一
带，欢迎场面异常热烈，
“欢迎抗日领袖”的口号以及欢呼声、锣鼓声震动延安城。
那时候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娃娃，遇见这样的阵仗哪里坐的住？整天城里城外乱窜，到处赶着看热闹，家里人一天见不着影儿。过了几天，我记得是个中午，就在大东门里城墙底下，我奶奶一把扭住我领子，挣都挣不脱。她朝我吼道：“憨小子，毛主席都搬到咱们石窑住下了，你还要东跑西浪到啥时候！”我听了将信将疑，猛一使劲挣脱出来就往家里跑。还没到院门口就看出不一样来了，等见到站岗的警卫战士，我的心扑通通跳的快极了，也不敢跑了，连忙去寻大人。
毛泽东是1937年1月哪天到延安的，长期没有定论。1969年，当地花了力气调查，寻访当年参加欢迎的老人，包括我曾祖在内，都说是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1937年1月7日，同日住进凤凰山下李家石窑—也就是我家。爷爷很骄傲地讲述着：
原来是我的父亲李建堂—他听说党中央驻地选在了凤凰山，办公住宿用房紧张，急需租借老乡家空闲房窑。作为长子的他动员全家老少二十来口人挤住到五间北房里，腾出南房和西房十余间、靠山石窑两孔给中央机关使用，没承想毛主席竟然搬了进来。
按说咱们家的条件算不得好，尤其是毛主席住的石窑，十分简陋。但它贵在安全，石帮石底，具有防空洞的功能，在窑洞成群的陕北高原也甚为稀罕，很难想象先人们是以怎样的毅力在石崖下一凿一凿开辟出来的。石窑四方四正，加上房檐后外看像房子，内看似窑洞，一大一小两个相连，但只有一扇门用于出入。
毛主席见了说：“石窑有万古不朽的气概！薛仁贵回的就是这种窑，不是南方的砖窑。”毛主席是南方人，喜欢睡木板床、喜欢洗澡，于是就在土炕上铺了一层木板，又在角落里砌了一幢隔墙，形成一个“洗浴间”。这幢隔墙现在还有，一直是原貌，没拆除一砖一石。
李建堂是我的曾祖，当地的“郎中”，现在的话叫中医大夫，在延安一带很有名气。靠山石窑指的是李家院子里的石洞，据说是在明代修城墙时采石料形成的。接下来爷爷会讲到李家引以为傲的一件事，那就是过年请毛泽东吃野鸡咸菜。
1937年除夕那天早晨，毛主席差小战士送了一大罐“甜酒”过来，捎话说，原来在中央苏区时江西老乡家家户户都做，也称“酒酿”。这是他亲手做的，叫家里人尝尝。一喝才知道，“甜酒”就是咱们陕北的“醪糟”，甜滋滋的，很解渴。中午，我奶奶提着小篮子，给毛主席送去一些家中年茶饭，其中有她最拿手的野鸡咸菜（将腌莴笋和野鸡胸脯肉切成小丁爆炒而成）。
送完回来，她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家吃的还不如咱们家好！今天年三十，贺子珍和小娇娇（李敏）都在，跟毛主席还有几名战士在院子里一桌吃饭，除去一盆猪蹄汤、一盘烧羊肉，再没见着荤腥。家里人听了都感慨不已。当天傍晚，毛主席和夫人贺子珍过来串门儿，他俩对野鸡咸菜赞不绝口。毛主席说：《红楼梦》里写贾宝玉吃茶泡饭，就着野鸡瓜齑。以前一直想象不出是什么，现在看来应该是道咸菜。今年有口福，吃到了大观园里的菜！
“野鸡瓜齑”出自《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瓜齑，忙忙的咽完了。“齑”，意思是细、碎。至于“野鸡瓜齑”到底是什么，研究者说法不一。世人都知道毛泽东喜欢看《红楼梦》，他在这里把“野鸡瓜齑”解释为我的高祖母做的野鸡咸菜，算是一家之言吧。然后，爷爷该讲吃锅巴的事了。
毛主席因为过去行军打仗的关系，作计划下命令往往在夜间，多年来习惯于通宵达旦的工作，白天无要紧事反而会睡觉休息。奶奶知道我一贯调皮捣蛋，再三叮咛，不许我到石窑附近玩耍吵闹，打扰了毛主席可绝不轻饶。她虽是个小脚老太太，但是聪明贤惠，看到毛主席伏案办公却没有舒适的坐椅（有时摆一条木凳，有时甚至就坐在箱子上），就把家中的一对木圈椅送给毛主席使用。
自从毛主席搬来，石窑旁边的山包上就设了机枪班的阵地，战壕前面并排架着六挺机枪。我羡慕极了，一逮着空就跑去看，做梦都想着打机关枪。去的次数多了，跟战士也都混了个脸熟。他们住在山顶的老爷庙里，最小的只比我大四、五岁。
有一天下午，我跑去老爷庙凑热闹，看战士们打球和游戏。恰好赶上毛主席带着干粮来看望大家，战士们纷纷围了过去。毛主席很关心大家的生活，询问伙食怎么样？多长时间能开一次荤？他教导大家，现在虽然比长征路上好些了，但仍然要艰苦奋斗，好日子当穷日子过，与群众同甘共苦，这叫有盐同咸，有糖同甜。
我孤伶伶地站在一旁，有些发窘，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时毛主席认出了我，跟大家说我是他的小房东哩！我红着脸不说话。毛主席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把锅巴递到我手里，然后又从另外一个上衣口袋掏出一根红辣椒，问我要不要就着吃？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毛泽东刚到延安时就提出：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从爷爷的讲述能看出，毛泽东和房东家相处很好。因为李家不是土豪，属于喜欢共产党的群众。那他后来为什么搬走呢？
这年夏天，毛主席患了风湿症，右胳膊疼的抬不起来，有时连写字都困难。这跟长期住在石窑里不无关系。石窑有诸多优点，但最大的不足就是阴冷潮湿，夏天房顶和墙壁上还滴水呢！风湿症给毛主席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很大困扰，经医生多次诊治也不见效。
李家上上下下都不愿毛主席离开，但为了毛主席的健康着想只能依依惜别。后来毛主席移住到西边100余米处的吴家大院，临走前要支付租住期间的房租，我父亲李建堂坚持不要；毛主席要归还那两把木圈椅，我奶奶硬要他带上。毛主席感动之余说咱们是支持革命的开明之家，并亲笔题写了“开明人家”的四字条幅以示谢意。
毛主席是个重感情、有原则的人。1938
年底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城，当晚毛主席紧急迁往城外杨家岭，但不忘派人将两把木圈椅送回家中。又过了两年，家中有高寿的长辈去世，毛主席也不知是从哪里听说，特意送来亲书“西归瑶池”“德范尚存”的一幅挽联。毛主席的这些举动，让家里人打心底里敬重和感念。
故事通常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我忍不住问爷爷毛主席在咱们家石窑住了多长时间？爷爷说大概半年左右。具体住了多久、哪天来的、哪天走的，谁也记不清了。我又问毛主席写的字哪里去啦？爷爷沉默良久，叹息道：
1947年党中央转战陕北，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后将李家窑院抢掠一空，房屋多半焚毁。毛主席住过的石窑被拆掉门窗当作了马圈，“开明人家”的四字条幅也在那次劫难中遗失了……唯一幸免于难的是毛主席用过的那对木圈椅。延安光复后，我奶奶不死心，终于在敌人师部驻地找到了。1956年，这对木圈椅捐赠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后来再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叔叔、伯伯和姑姑讲了，都没有爷爷讲的生动— “他们没有吃过毛主席给的锅巴”，我心里想。后来的后来，我去外地工作，回老家次数越来越少，再也没有踏进过凤凰山石窑了。
2018年秋天，在网上淘书的我看到一本题为《毛泽东会见记》的小册子，出版于1937年11月20日，著者是史诺（后译斯诺）和史沫特莱。让我激动不已的是小册子封面印着的毛泽东生活照，拍摄背景像极了凤凰山的石窑小院！我当即想买下，无奈店家索价高昂，需10万元之资，实在难以负担。所幸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也有该书馆藏，经借阅浏览并发动亲戚仔细辨识，确认照片拍摄地点为李家窑院无疑。
这件事情对我震动很大。虽然从来没有怀疑过爷爷讲的故事的真实性，但一直都是口口相传，没有见到过相关史料和文献。这件事情同时也提醒我，在李家石窑曾经发生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瞬间，还未经挖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