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共与日军间的谍报战
导语：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组织了庞大的谍报网，建立了大量的谍报机构，培养并安插了众多间谍，专门收集情报，刺探军情，为其军事、政治、经济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日本之所以能侵占大半个中国，间谍和间谍机构“功不可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建立了强大的谍报组织，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间、反敌特和谍报工作，上演了一场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的谍报战。
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作战，缴获日军大量文件材料，其中不乏专门针对中共抗日武装的谍报作战计划、部署命令和教材。一些重要文件被翻译汇编成册，供有关部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部队作反间谍、反敌特斗争参考，如： 1943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制的《关于日兵特务的报告》、一二九师编译的《日寇特务工作之一斑（缴获敌人文件录编）》、1944年山东军区政治部译印的《日寇特务工作文件（宪兵实务教案）》等。由这些文件可以看出， 1938年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重点逐步转向围剿中共抗日武装，而“剿共的第一要素首先知彼” 。如何知彼？日军文件明确写道：“吾人对共产党须不断的研究练磨，把握其实体及动向，以崭新卓拔的创意工夫计划检举覆灭之施策，造出拔本塞源的成果， ……此项之先决条件，必须有周密之谍报实施。” 文件还反映日军谍报工作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有着完整严密的人员培训体系和组织机构，也有着系统规范的工作方法和技巧。
日军如何挑选和训练间谍
侵华期间，日军成立了专门的间谍训练所，培养了一批批日本籍日军间谍。这些间谍效忠天皇，精通业务，谨慎坚定。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在华日人反战组织 运用多种手段获取情报、恶意破坏日人反战组织甚至暗害中共及其抗日武装领导人。
《关于日兵特务的报告》详细记载了日籍间谍挑选和训练的过程。日军一般会在下士官等级以下的新兵中挑选间谍培养对象。3个月新兵训练期内，长官就开始着手考查、筛选，通常着重考虑三种人：“一种是‘模范兵’，受法西斯教育较深，忠实可靠的；第二种是与日本
军队关系深厚的商人子弟；第三种是品行不良，有前科的。” 一般一个大队 选拔1人。首先经分队（班）、小队（排）长审查，最后由中队长（连长）个别谈话动员。有日军间谍曾回忆，新兵训练快结束时，中队长突然找他谈话，带着从未见过的笑容，称呼他为某某君，客气地让他坐下并给他冲了杯咖啡。这让他受宠若惊，因为按照日语习惯和日军传统，上级对下级一般不称“君”，也不会如此客气。寒暄几句后，中队长便问他是否愿意做间谍。他虽不愿，但考虑到国内家人的处境只能同意 。还有个日军间谍，入伍前曾因偷盗进入“少年刑务所”服役，中队长以“恢复名誉”为条件逼迫他做间谍。日军规定，任间谍者，其家庭会享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完成任务后还会颁发勋章、慰劳金，退役后安排职业；如果在执行任务时被杀，军方会在报纸上极力宣传，并给予其家庭大量抚恤金；若投诚，其家族会遭受严厉处罚。不难看出，日军物色、培养间谍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胁迫性，大多日本士兵选择做间谍是被威逼利诱的。
具备间谍“资格”的士兵，被集中到旅团或师团司令部专门的训练所进行训练。北平有一个训练所叫“密书学校”，学员们不用真名只用编号，一般一期训练3个月，训练过程严格紧张，分精神训话、政治训练、技术训练三类科目。前两个星期进行精神训话和政治训练，从第三个星期开始着重于特务技能训练。技能训练的第一课是打入八路军内部的方法，主要有“逃跑”“掉队”“轻伤”以及“共产主义者的自愿投诚”四种。技能训练的第二课是情报获取方法训练。第一种方式是细致观察，通过观察细微之处来分析中共抗日武装情况；第二种方式是与中共干部交谈，以图获取对方谈话中不经意间透露的涉密信息。技能训练的最后一课是间谍之间的联络与通信，包括暗号的使用、联络人的接头方法、情报传递等。在两个多月的技能训练中，每天教一种方法，反复演练，直至熟练。这些经过专业培训的日军间谍不仅间谍业务精湛，而且法西斯思想顽固。训练所毕业后的日本籍日军间谍除刺探中共情报外，还有其它“任务”，如在日人反战组织内搞破坏、散布反动言论、密谋暗杀行动、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欺骗宣传，等等。
间谍是谍报战的灵魂和关键。为达到侵华目的，日军花大力气发掘、培养、配置和使用间谍，他们不但精心培养使用本国的间谍，也将触角伸向了中国人。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日寇特务工作文件（宪兵实务教案）》等档案详尽记述了日军在中国寻找、培养和使用间谍的情况。日军认为，“谍者的发现，最为苦心焦虑”。他们对间谍的要求很高，在物色间谍时有着严格标准。一般应具备的条件是：“谨慎而严守秘密、机智而见识丰富、勇敢而不辞辛劳”；在选取间谍时，会重点考虑“有公然的职业者、常接近敌人或侦察目标者、在敌方有信用者、敌组织中的职员、有侦探上所必要之技能和常识者” 。
按照中国籍间谍与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的关系，日军将其分为“内部谍者”和“外部谍者”。内部谍者是指潜伏在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内部的间谍，外部谍者则是指虽置身中共及其抗日武装之外，但与其有一定联系的间谍。对日军来说，直接布置内部谍者或策反中共及其抗日武
装内部人员成为其内部谍者最为理想，但极为困难。所以，日军通常先发现与培养外部谍者，然后再利用外部谍者逐渐发展内部谍者，以达到及时获取准确情报的目的。不难看出，日军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情况的掌握比较细致、透彻，谍报工作计划极为周密、谨慎。在日军看来，间谍的成败关系着对中共抗日武装作战的成败。因而，十分重视间谍的物色，要求所属各队根据其所管地区的情况，“拿热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实行有计划的“彻底的基础调查” 。对于中国籍间谍，日军并不在谍报技巧的培训上耗费过多精力，而是把重点放在间谍的设置和部署上。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一般情况下，日军会利用间谍原来的职业、地位做身份掩护，通过固定间谍、移动间谍、临时间谍、监督间谍和特种间谍等不同类型间谍的综合配置，获取准确情报。日军使用间谍，除了利用他们直接获取情报外，还常常上演“伪装”的戏法。即，选择合适的人伪装成坚定的中共党员，伺机建立一个伪中共党组织，吸引真正的中共党员加入，在不知不觉中扩大它的间谍网。日军极其狡猾，其伪装工作深思熟虑。通过伪装，日军掌握了不少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的情报。档案中提到了一个典型案例，青州日本宪兵分遣队，成功诱导了一名中共党员，成为内部间谍，1940年8月，以此人为中心在山东益都城内建立起一个伪中共党组织，四处活动，召集了不少抗日分子。一个多月后，伪组织获得了中共益都县委书记的信任，使其误以为这个组织是真正的中共党组织，结果整个益都党组织都被暴露，损失严重。
我军利用严密的侦察网捕获日军间谍的成功案例
早在1938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就下发了《军队中侦查网的组织工作纲要草案》，指出， “侦查网主要是为着防止和消灭一切混入部队的一切敌探奸细的活动与破坏行为，并彻底了解这些份子与组织，供给锄奸保卫机关对这些份子与组织的破获，以求得我党的纯洁与部队之巩固”。
中共抗日武装的反间工作极为周密、细致，不仅从日本士兵的出身、教育水平、成长环境、日常表现、思想意识等方面仔细分析与辨别，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可疑人员高度警惕并严密监控，对于确定为间谍的日本士兵，尽量改造与争取。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的一份档案— 1943年冀鲁豫军区《破获日寇间谍大木西山案之研究》，记录了一起日军间谍案。涉案人员为四个日本人，大木、西山、胜田和铃川。这四人自称从国民党部队跑来投奔军区某团，但他们的动机、职业背景以及来部后的种种表现都存在疑点，引起了该团侦察网员的怀疑。于是，将这四人情况上报军区保卫部。保卫部随即对他们展开调查，逐渐理出了头绪。第一，宪兵身份决定他们由原部队逃出的可能性极小。四人中大木与西山都是宪兵出身。日本宪兵队是日军中政治最坚定、意志最顽强的部队，队员大多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崇尚者，逃跑或投诚的可能性极小，而大木称其是私自跑出宪兵队的，这个行为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自述的逃跑经历漏洞百出。大木自称是由于喝醉酒后打了宪兵队司令无法再留下所以逃跑，逃跑后在日本人渡边开的“白面公司”住了一个多月。然而，日本军队等级森严，宪兵队司令是一般士兵接触不到的；其次，宪兵队司令不可能轻易放过侮辱他的士兵；再次，即使幸运逃脱，同是宪兵出身，且与宪兵队联系紧密的渡边不会有胆量窝藏“重犯”；最后，逃出后没有就近选择八路军部队，而偏偏经过宪兵组织最严密的地区，不惜远途辗转来到某团。由此看来，这四人十分可疑，保卫部决定将他们的情况报给军区敌工部，作进一步调查。
敌工部同志迅速而秘密地对大木、西山的日常行为、接触人员以及经历背景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安排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福井等人对四人暗中监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侦察人员发现，四人中大木与西山似乎在故意表现不和，两人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对方的不满，但实际上大木与西山私下联系非常密切。此外，西
山还借故与反战同盟成员松井走得很近，其实他们是在给西山长期潜伏做铺垫。
根据侦察网员掌握的情况，初步判断四人中大木是行动的组织者，西山准备长期潜伏，铃川与胜田则是照应行动的跟班角色。经过组织商议，先将表面行为野蛮的大木与铃川羁押软禁，鉴于西山虽是主犯但真实面目尚未显露，由反战同盟成员对其和胜田继续监视。
通过审讯，侦察人员掌握了大木和西山的真实情况。大木是日本静岗县人，1938年入东京宪兵学校学习，先后任日本宪兵队军事警察、山西宁武县独立宪兵、宪兵伍长、菏泽第七分遣队军曹、北京宪兵队特高主任等职。1942年2月由北京宪兵队本部派出打入八路军。西山原名川上富，22岁，职业间谍，表现突出，曾于1939年2月在加拿大救出日军重要间谍吉田，次年获取了西班牙派日本经济使节团的重要记录。1943年1月23日，日本间朝野夫少佐和植木找到西山，安排他到中国执行此次间谍任务，主要调查中共抗日武装内部情况，破坏反战同盟、暗杀中共重要领导人等。2月1日，西山来到菏泽，三个月后，与大木接头，共同研究打入八路军的计划，此后便按计划实施直至被中共捕获。
大木西山案的成功破获得益于侦察网员和敌工部人员机警敏锐的观察与细致透彻的调查，使中共免受了日本间谍的危害，是中共抗日武装在隐蔽战线打败日军的一次成功战例。
我军在隐蔽战线的较量中如何进行“关系网”的建设
无数隐蔽战线的抗日英雄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关于谍报人员的培养、派遣以及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工作方法的文件没能留存下来，现存于解放军档案馆的档案仅为对“关系”的培养以及谍报工作的部署和总结。研究这些档案，笔者发现，这些“关系”对于中共抗日武装的战略决策、战役部署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45年晋察冀军区制发的《今后谍报工作中心要求》在总结前些年谍报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如何发现、建立新“关系”提出了具体方法，包括：“利用现有关系发展新关系；以各种职业作掩护，派遣经过专门训练的谍报人员深入敌组织发展新关系；感化日军间谍、俘虏等，经训练后派回去为我工作等。”
发展和培养“关系”的目的是获取情报，尤其是关于战役战斗的情报。文件《今后谍报工作中心要求》强调，“加强战役情况汇集的组织性、系统性和具体性……要能做到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情况变化下定出各个时期的情况汇集中心计划和项目，并在此时期内集中精力去完成这一任务。”
1945年2月， 晋 绥 军 区 司 令 部 编 制 的《一九四四年侦察工作》，记录了一些中共抗日武装培养发展谍报人员的成功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广泛依靠和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准确物色谍报人才，循序渐进地进行培养，小人物也能发挥大作用。
某部队为掌握敌占区的日军情况，决定在敌占区附近的村庄发展和培养谍报“关系”，在
当地村公所书记的协助下全面掌握村中百姓的基本情况后，经过反复比较和综合考量，认为村里一个略识字的贫农比较符合条件。于是，组织上派有经验的政工干部与他谈话。交谈中发现，此人有一定的反日情绪和抗日思想，继而，向他表达了中共的抗日决心，并诚恳地邀请他一起投入抗日工作，为中共搜集情报。他虽然有些顾虑，但还是同意了，并很快投入工作。
最初，分配给他的任务比较简单，只是观察据点敌人的数量以及人员增减情况。一段时间后，组织上专门派人教授他一些简单的观察敌人以及获取情报的方法，例如，识别敌人的领花判断新老兵，识别各种武器装备判断部队的实力等。经过练习与磨合，他慢慢掌握了窍门，并逐渐放开了手脚，提供的情报不仅及时，而且非常准确。半年后，他积累了不少经验，自己还琢磨出一些十分有效的侦察办法。如：他家位于敌人的必经街口，他充分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每天黄昏后，打扫一遍门口街道，第二天早晨仔细观察脚印，通过脚印来判断敌人的增减以及夜间行军情况。还有，事先丈量好五十人的行军长度，用这个标准长度来估算敌人数量等等。这些方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侦察效果。
然而，只掌握外围情况远远不够，还需要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更多、更及时、更准确的情报。于是，经过考察、研究，组织上建议他开个小商铺，借机接触敌伪军，收集情报。他非常赞同，自己筹钱开了间铺子。为了吸引伪军，他把商品的价格压得很低，允许熟人赊账，还提供免费的烟、零食等，并不失时机地对伪军说：“你们是公家人很困难，所以不能赚你们的钱，赚的是老百姓的钱。”因此，伪军都喜欢来他铺子买东西。时间一长，他与一些伪军成了“朋友”。其中一个伪军班长跟他关系很好，经常来他店里，闲聊时向他透露了很多宝贵情报。为了掌握敌人准确的行动时间和地点，他想到一个好办法。跟伪军班长说，军人打仗不容易，作为朋友也帮不上什么忙，班长每次上山行动前，可以来店里拿两条烟带在路上抽，这样他便轻松了解到敌人的准确动向。然而，百密一疏。一次敌人内部临时换防，平时那些常到店里来的伪军都出不来了，重要情报无法获取，中共因此失去了一次夜袭机会。这次失误，让他十分沮丧，同时也提醒他必须深入日军据点内部，才能获取更及时的情报。于是，他开始从伪军家属那里寻找机会。几经周折，结识了日军内部的一个中国厨师，通过厨师获取了日军更多的内部情报。此后，他成为掌握日军重要情报的长期来源之一。
间谍与反间谍，云谲波诡，在那条没有硝烟的抗日战线上，在那场鲜为人知的博弈与较量中，充满了伪善与阴谋，暗藏着机智与果敢，日军蓄谋已久，机关算尽，中共步步为营，棋高一着，邪恶终被正义战胜。不可否认，谍报是日本敢于发动战争的底气，日本对谍报的渴望、谋求、珍视与重用几乎无人能及。鉴往知来，现代战争同样离不开谍报，学夷之长，欲求百战不殆，就要知己知彼，更要善于防彼，守住自己的信息与获取对手的谍报同样至关重要！
注释：
[ 1 ][ 2 ][ 8 ][ 10 ]山东军区：《日寇特务工作文件（宪兵实务教案）》（ 1944年），解放军档案馆藏： 133 - Y- WS． W- 1944 - 11 - 5。
[3]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和中共军队通过教育争取了部分日军士兵，在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各种反战组织。
[ 4 ] 1943年之前日军普通士兵等级分准士官（准尉）、下士官、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三类。
[5]总政治部：《关于日兵特务的报告》（ 1943年），解放军档案馆藏： 3 - Y- WS． W- 1934 - 2 - 5。
[6]日军建制中，大队和中共抗日武装团的编制类似，一个大队为1100人左右编制。
[7]总政治部：《关于日兵特务的报告》（ 1943年），解放军档案馆藏： 3 - Y- WS． W- 1934 - 2 - 5。
[9]晋察冀军 区：《敌寇特务工作参考材料》（ 1942年），解放军档案馆藏： 311 - Y- WS． W- 1942 - 6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