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活着的“烈士”
导语：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突袭，广大指战员经7昼夜浴血奋战，除近千人突出重围归队外，其余损失殆尽，新四军军部被毁。其中有两位在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干部，由于消息不畅等原因，曾一度被认为牺牲了，被当成烈士宣传、祭奠。他们一位是《新四军一日》的主编黄源，另一位是军部军医处代处长王聿先。本文讲述了黄源、王聿先二人的脱险过程及他们之后的人生经历。幸存者黄源
黄源生于1906年，浙江海盐人，著名翻译家，鲁迅先生晚年亲密的弟子和战友。1920年，黄源在外语师资极强的嘉兴秀州中学就读时，就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后又到日本留学，掌握了日语。1929年秋，黄源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了他的译著生活，先后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生平和作品》《一九○二年级》《将军病死床上》《现代日本小说译丛》《高尔基代表作》等著作。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和茅盾的支持下，黄源着手编辑《文学》杂志，并代鲁迅主编《译文》。鲁迅对此评价颇高：“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
战爆发不久，作为战地记者，黄源随国民党主战部队参与了抵御日寇登陆杭州湾的战役。1938年12月，既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又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日报》特派记者的黄源，率东南地区文化新闻代表团前往驻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进行交
流慰问，团员有骆耕漠、汪瑛和《新华日报》的石西民等人。一行人搭乘军用运输车，从浙江金华抵达皖南泾县云岭。在新四军，黄源遇到了当年在上海的许多左翼文人朋友，其中有创造社时期的朱镜我和李一氓，也有黄源编辑《文学》杂志时的撰稿人夏征农、彭柏山等，这使从国统区来的黄源备感亲切，他深切感受到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高度尊重和强大的感召力，决定携笔从戎，与石西民等人一同留在新四军工作。
不久，黄源出任新四军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主编《抗敌》杂志文艺版和《抗敌报》文艺副刊，后又分工负责军部印刷所工作，期间曾到苏南茅山新四军第一支队采访，与支队司令员
陈毅颇为投机，还担任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叶挺军长时的翻译。为了让文艺创作更好地为战士服务，黄源还与彭柏山、石西民、夏征农、冯定等共同发起编辑《新四军一日》一书，并向全军征稿。后经冯定和李一氓介绍，黄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黄源的好友石西民被周恩来看中，不久调到重庆南方局，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奉命转移，随即发生皖南事变。事变中，黄源随军政治部行动，在1月12日夜石井坑突围时被打散。1月14日，叶挺在下山谈判时被国民党军无理扣押。在上饶集中营，叶挺依旧惦念着黄源。由于消息不明引发讹传，叶挺在委托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转给周恩来的口信中说：任光夫妇受重伤抢救无救，黄源已阵亡。1941年1月21日，叶挺于囚牢写就的《囚语》中，在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对皖南事变的反思后，还专门提到了黄源，他沉痛地写道：“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部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中共驻香港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接到周恩来指示，于1941年
2月派皖南事变前护送叶挺夫人李秀文返回澳门的梅文鼎，以受叶挺夫人委托前去探监的名义到上饶，由此带回了黄源牺牲的消息及与皖南事变有关的其他信息。
消息传到重庆南方局，曾与黄源一起在新四军共事的石西民悲痛万分，在1941年月日4 1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悼黄源》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写道：“一个不幸噩耗终于得到证实，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主编者黄源先生是死了。”
实际上，黄源在事变中并没有牺牲，而是历尽险阻，突破重重包围，从皖南经苏南辗转到达上海。他先找到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然后通过她与新四军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取得联系，再经地下党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于5月间到达苏北根据地。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5月11日的日记中就有“黄源已脱险到苏北”的记载。在盐城军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与黄源一见面，就诙谐地对他说道：“黄源，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他还送给黄源一盒雪茄烟，以示对其“死而复生”的祝贺。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亲自安排黄源接替丘东平担任鲁艺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
此后，黄源历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浙东鲁迅学院院长、华东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40年代末，黄源随军解放上海，马上去拜访了冯雪峰、巴金、胡风等老朋友。他们久别重逢，畅叙友情，共庆胜利。当时黄源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华东局撤销，他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局长。这期间，他主持改编了越剧《梁山伯和祝英台》，组建浙江省民间音乐舞蹈团，还在全省选拔了一批青年演员，在北京演出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狮子龙灯舞。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55年黄源、郑伯永领导，陈静执笔改编的昆剧《十五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对这一改编给予了充分肯定。
1957年，黄源被打成右派。“四人帮”倒台
后，茅盾亲自就黄源的平反问题给中央写信。1979年，黄源恢复了政治名誉，重返文艺领导岗位。复出后，他继续为宣传鲁迅、弘扬鲁迅精神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鲁迅书简追忆》《在鲁迅身边》《黄源回忆录》等著作。2003年1月病逝。
《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榜上有名的王聿先
另一位活着的“烈士”是新四军军部军医处代处长王聿先。
王聿先生于1909年7月，辽宁省锦西人。“九一八”事变后，在辽宁医学院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满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毕业留院任外科医师，不久赴四川华西大学专研齿科。“一二 九”运动后，由四川赶到河北，以教会医院医生身份为掩护，从事抗日救国事业。卢沟桥事变后，经叶挺动员，于1937年底与宫乃泉等医生一起投入到正在组建的新四军。1938年夏随陈毅第一支队挺进苏南，任一支队军医处处长。在敌后抗战第一线，他以良好的医德医风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伤病员服务，经受了组织的考验，于1938年冬加入共产党，被誉为“为医务工作者参加部队实际工作了解本军特殊任务之第一人”。他鼓励和慰勉技术工作同志除业务研究外，还应学习政治，研究时事，认清革命发展之规律，确定革命人生观。1939年9月调新四军军部任军医处副处长，后为代处长。在任期间，王聿先贯彻抗战时期党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建立健全各支队卫生组织，举办卫生人员训练班，为培养部队战地卫生技术人员作出了贡献。在一次陪同美国记者史密特莱访问后方医院途中，王聿先因马失前蹄跌断左臂。养病期间，他写成了极具实用操作性的《部队卫生手册》，下发至全军各支队卫生工作者。
皖南事变中，王聿先随军转移时，作为叶挺的随从医官，随叶挺下山谈判，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当时叶挺被关押在李村，在叶挺强烈要求下，王聿先被允许到李村为他看病，借机传递其他被俘难友的信息。在狱中，他还治愈了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的急性阑尾炎。当年春夏之际，回归热、斑疹伤寒和疟疾等传染病猖獗，大批难友罹病，有的还因此丧命。王聿先积极和狱方交涉，想方设法弄来药品，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被俘初期，王聿先曾通过关系发信给战友崔义田，表示“若此生尚存，当奋斗到底”。
在苏北盐城重建的新四军新军部领导十分关心皖南事变中被俘的同志。赖传珠5月11日的日记中就有“通过王聿先的社会关系交涉营救问题”的记载。在狱中，王聿先参加了中共秘密党支部，并参加了1942年6月的“赤石暴动”。
1942年5月底，日军逼近江西上饶，上饶集中营于6月5日向福建迁移。由皖南事变被俘新四军干部编成的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决定迁移途中伺机暴动。6月17日下午2点，全营离开崇安向下梅进发，途中在赤石镇崇溪河过渡。第六中队过河时已近傍晚，他们按预定信号，利用渡河秩序较乱的机会举行暴动，犹如洪水决堤飞快地越过河滩、水田、山坡，朝武夷山方向飞奔而去。搏斗中，一部分人牺牲，30多人冲上了武夷山。在中共闽北特委领导下，他们组织抗日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斗争，后陆续重返新四军。
赤石暴动的消息报到第三战区，顾祝同大怒，认为“以闽北奸党分子活跃，现驻地又系过去游击根据地，警卫兵力单薄，亟应考核思想言行冥顽不化分子，予以处决”。于是，集中营特务“根据编训以来考评成绩最劣而有如下情形者：（一）前赤匪奉派五团在崇、铅、建一带活动之尚未转变干部；（二）参加匪军二万五千里逃窜尚未自新者；（三）不满现状蓄意鼓动风潮企图潜逃者；（四）思想中毒过深短期无法转变者，计共男女学员七十五名造册呈报，拟请秘密处决，以遏乱萌”。以上报告经顾祝同批准后，国民党宪兵以重新编组为名，将所谓的“顽固分子”分批集中起来，从6月18日起，在赤石附近的虎山庙茶树林中，进行了整整3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新四军三纵队第五团政委林开风等141名被俘人员先后被害。
暴动出来回到新四军的战友都以为王聿先被反动派杀害了。1943年，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编印了一本由陈毅题写书名并作序的《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其中，王聿先的名字被收录于“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中，并注明“1942年5月于上饶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该书“纪念文汇”中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崔义田写的《忆王聿先同志》的悼文。文章最后写道：“今天聿先同志虽殉难，其躯壳已成黄土一堆，而其艰苦卓绝英勇奋斗之精神及事迹，则当永存千古。”
实际上，王聿先在暴动中因年纪偏大、身体较弱，掉入深沟同大家失散，第二天被搜查的国民党宪兵捆绑押回。集中营头目考虑到他的社会关系和精湛医术，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没有杀他。王聿先在大屠杀时逃过一劫，后于1944年由一位大学同学担保获释。
出狱后，王聿先辗转在福建莆田、马尾等地行医，于1946年夏到上海，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1949年渡江战役结束后，三野司令员陈毅在丹阳得知王聿先在镇江基督教会医院工作的消息，立即派崔义田把他接到丹阳。两人见面后，陈毅第一句话就是：“争取尽快为组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聿先历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济南白求恩医学院教育长，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常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57年重新加入共产党，1985年12月离休。1997年5月病逝于华东医院。生前，王聿先立有遗嘱：死后不保留骨灰，遗体捐献给祖国医学教育事业。现在上海青浦福寿园遗体自愿捐献者纪念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