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降低了儿童的教育机会吗：基于CFPS 的实证分析
［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对“随迁子女是否会因为迁移而面临更高的失学风险”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农村儿童、城市儿童的失学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儿童流动状况和父母迁移模式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获得，并存在交互效应。一方面迁移本身会降低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随迁子女的失学概率会比非随迁子女显著更高；另一方面父母迁移模式也会影响教育获得，如果随迁子女与父母或者母亲一起外出，那么其在上学的概率与其他儿童没有显著差异；如果是随父亲一起外出，那么其在上学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这意味着迁移本身会降低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随迁子女的学籍动态追踪，避免学龄儿童因迁移而失学。
［关键词］迁移；流动；随迁子女；教育机会；Tobit模型；CFPS 数据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59-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08
教育机会公平一直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核心议题。经过长期的学术争论，学者们普遍赞同由户籍制度带来的制度排斥是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的根源，并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教育政策的调整方向。比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从学籍管理、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招生计划、教育规划等方面探讨了教育管理改革的具体内容；雷万鹏（2013）则通过调查发现城市教育资源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应当把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作为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代祥和李志友（2011）则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政府公平财政责任缺位造成的，应当逐步规范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筹措渠道和建立较完善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谢宇等（2013）则关注农民工子女异地高考的问题，指出农民工子女异地参加高考不仅受到各种准入条件的制约，更受到教育资源与个人教育基础的制约，在异地高考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调整高考计划分配方式，建立弹性的招生制度。
在学者们的政策倡导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从2001 年颁布的“两为主”政策，到 2012年出台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这十多年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经历了从开放义务教育到异地高考破冰的尝试，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失学问题仍然时常见诸报端，“上学难”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彻底解决。那么，导致这种现象持续发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是相关教育政策尚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还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就是比农村
儿童、城市儿童拥有更高的失学概率？如果是前者，我们预期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学难”问题将会随着有关政策的继续推行而得到改善；但如果是后者，我们则有必要探寻农民工随迁子女高失学率的社会机制。与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相比，随迁子女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跟父母一样是流动人口，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迁移本身会显著降低儿童的教育获得机会（Mckenzie & Rapoport，2011）。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随迁子女是否会因为迁移而面临着更高的失学风险？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有关迁移与教育获得的实证研究还相当稀少，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父母流动对留守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杨菊华、段成荣，2008；胡枫、李善同，2009；吕利丹，2014；袁梦、郑筱婷，2016），而忽视了父母流动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可能影响，更没有注意到迁移本身对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的潜在影响。因而，在研究迁移与随迁子女教育获得关系时便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与非随迁子女相比，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会因流动而具有更高的失学概率；另一方面，父母迁移模式是否会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
首先，迁移本身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根据儿童的户籍和流动状况，本文将儿童划分为随迁子女、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三大类别，其中农村儿童是指户籍在农村未流动的儿童，城市儿童是指拥有城市户籍的本地儿童，随迁子女则是指拥有农村户籍、生活在城市的流动儿童。仔细比较三类儿童，我们可以发现随迁子女与农村儿童在人口特征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其中会影响教育获得机会的因素主要有：父母职业、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等等（李忠路、邱泽奇，2016）。具体而言，父母的职业地位指数或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就越高（吴愈晓， 2012）；而且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其从家中获取的教育资源就会越少，教育获得机会也会更低，失学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张月云、谢宇，2015；黎煦、刘华，2016）。与城市儿童相比，随迁子女和农村儿童无论是在父母职业、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方面，还是在兄弟姐妹数量方面，均较为相似，那么在控制这些因素以后，比较随迁子女与农村儿童的失学概率，就能较好地测量迁移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西方经典同化理论认为，如果移民及其后代在流入地积极主动地适应主流社会，并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他将能从中获取更好的机会结构（Warner & Srole，1945），反之则会拥有更差的机会结构。对于中国的农民工与随迁子女而言，他们在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往往较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随迁子女较差的教育获得机会，即迁移降低了随迁子女获取更好教育的机会。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迁移降低了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即随迁子女的失学率会比农村儿童显著更高。其次，父母迁移模式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都生活在城市，且农民工随迁子女享有制度赋予的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两者还是存在诸多的不同。除了户籍制度，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最大的区别就是父母的流动状况，随迁子女的父母常常会因为工作变动而随处迁移，这意味着随迁子女可能长期生活在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之中。因为随迁子女很可能会随父母一起迁移或者与父亲或者母亲一起生活，研究发现，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会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就读状况（范方、桑标，2005；胡枫、李善同，2009），所以，我们预期父母的流动状况也会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但是在现有研究中，父母流动状况对儿童教育获得的研究主要针对的仍是留守儿童。比如袁梦和郑筱婷（2016）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 CFPS）2010年的调查数据，发现父亲外出务工显著改善了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而母亲外出务工和父母均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不显著；李庆海等（2014）运用倾向值匹
配的方法，发现与父母未外出的儿童相比，父亲或者母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均有可能下降，但母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下降更大且更显著。而父母流动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目前只有杨菊华与段成荣（2008）探讨过，他们运用2000 年人口普查 0.95‰的数据发现，与父亲一起外出的儿童的教育获得机会显著更低，而与母亲一起流动的儿童的教育机会与其他儿童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好于其他儿童，他们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与母亲一起外出的儿童享有母亲提供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但是他们没有分析随迁子女与父母一起外出的情况，如果随迁子女与父母一起外出，那么同样能够享受到母亲提供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也可能拥有较好的教育获得机会。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父母迁移模式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即与父亲一起外出会降低儿童的教育获得机会，与父母一起或者与母亲一起外出不会影响儿童的教育获得机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这是第三次全国追踪调查。
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开始基线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设计在全国25 个省 / 市 /自治区抽取家庭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涉及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问卷内容涵盖了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等多个维度的信息，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谢宇、胡婧炜、张春泥，2014）。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本研究所用数据是最新一期调查数据，调查样本共计 14,219 户，包括所有1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面访样本，10岁以下儿童样本（由父母或主要看护人代答），采集的个体样本共计 55,600 人。
本研究选用10 至 15岁之间的少年儿童作为样本，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10 至 15 岁少年儿童问卷由他们自填，问卷问题回答较为完整；二是2014年的调查问卷只询问了10岁及以上的少年儿童是否在上学。在数据处理时，笔者还删除了父母婚姻状态是离异和丧偶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970个，样本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二）变量设置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1．因变量。在本研究中根据儿童上学状况来衡量其教育获得情况，以“是否在上学”作为被解释变量，在 CFPS少年儿童问卷中的相应问题是“孩子目前是否正在上学/ 幼儿园 /托儿所？”如果被访儿童回答“是”，则该变量的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2．自变量。由于文章主要考察的是儿童流动状况和父母迁移模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所以文章的关键自变量有两个：父母迁移模式和儿童流动状况。
儿童流动状况：根据儿童的户籍和流动状况，将其划分为随迁子女、农村儿童以及城市儿童，这里的农村儿童是指除随迁子女之外的其他农村户籍儿童。
父母迁移模式：根据少年儿童问卷中“父亲是否在家住”和“母亲是否在家住”两个问题，构造出4个主要解释变量：父母均未外出、父母均外出、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
3．控制变量。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除了将儿童个体层面的人口变量，即年龄、性别、民族作为控制变量，还对其他可能影响教育获得的变量，比如家庭层面的家庭总人口数、60岁以上老人数量、兄弟姐妹数量、家庭收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教育期望，社区层面的变量如城乡属性、地区类别、外出打工比例、社区人均收入等进行了控制。
（三）模型
本文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统计检验，Tobit模型是受限因变量模型的一种（伍德里奇，2016）。它与 Probit 模型最大的不同是：Probit适用于因变量取值是0 和 1的数据，而 Tobit 适用于样本存在截断点的数据。就儿童的上学状态而言，实际上，每名儿童均处于“失学、从上学转变为失学、上学”这三种状态之中，也就是说除非处于失学状态，儿童是否会失学并不能确定，同样也不能确定他是否会一直在上学，所以因变量“是否在上学”存在截断点，即失学是截断点，这种情况适合采用Tobit 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迁移本身对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
如表 2所示，在控制了儿童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民族、户籍类型）、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口、60岁以上老人、兄弟姐妹数量）和地区因素（地区、社区外出
劳动力占比、社区人均收入）等变量的条件下，儿童迁移本身会显著影响其在学状况。
在模型1中，我们以农村儿童为参照组，对比分析了随迁子女与农村儿童、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的失学概率。回归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在上学的概率会比农村儿童显著更低，即随迁子女具有更高的失学风险，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农村儿童迁往城市成为随迁子女，他可能失学的概率就会提高17.7%；在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的对比中，两类儿童的教育获得机会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 10 至 15周岁儿童的在学概率没有城乡差异，控制变量户籍类型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同样印证了这一结果，那么，随迁子女的高失学概率就可以归结为城乡迁移带来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迁移对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本研究紧接着对比分析了随迁子女与非随迁子女、随迁子女与农村儿童、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的教育获得差距，同样在控制儿童个体因素、家庭背景和地区因素的条件下，建立模型2、模型 3和模型4。模型 2比较的是随迁子女与非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差距，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随迁子女在学的概率会比非随迁子女显著更低，根据回归系数，随迁子女在上学的概率会比非随迁子女低17.58%。模型 3比较的是随迁子女与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差距，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随迁子女在学的概率同样比农村儿童显著更低，根据回归系数，随迁子女在上学的概率会比农村儿童低15.95%。模型 4比较的是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的教育获得差距，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随迁子女在学的概率也会比城市儿童显著更低，根据模型的回归系数，随迁子女在上学的概率会比城市儿童低13.54%。可见，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的确比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都要更差，但是城乡儿童教育获得没有统计差异意味着迁移本身降低了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假设1得到数据支持。
（二）父母迁移对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
在探讨留守儿童失学的诸多研究中，父母的流动状况是学者们强调最多的一个因素。在本研究中，同样考察了父母流动状况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根据表2 和表3的回归模型，父母迁移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在学状况。
表 2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父母均外出的儿童其在上学的概率会比父母均未外出的儿童显著更高，根据回归系数，如果父母均外出，那么儿童在上学的概率就会比父母均未外出的儿童高出5.93%；而只有父亲外出或者只有母亲外出的儿童在上学的概率与父母均未外出的儿童没有显著差异。
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儿童类别变量替换为是否农村儿童、是否随迁子女，以及是否城市儿童，建立同样的回归模型（见表3），它更加细致地检验了父母流动状况对不同类型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在这三个模型中，父母的流动状态只对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机会产生了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如果农村儿童的父亲外出，那么其在上学的概率就会比父母均未外出的儿
童显著更高，会比父母均未外出的儿童高出15.72 个百分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流动状况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可能不是独立的，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得知，儿童流动状况与父母迁移模式可能存在交互效应。从表3中的模型来看，父母流动状况确实会与儿童流动状况产生交互作用。具体而言：由模型5可知，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会比非随迁子女显著更差，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与父亲一起迁移的随迁子女。因为如果随迁子女是与父母一起流动或者与母亲一起流动，那么他们在上学的概率与其他儿童将不会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当其与父亲一起外出时，其在上学的概率才会比其他儿童低，会低26.36%。与随迁子女不同，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对于父母均外出的农村儿童，其在上学的概率也会相对较低，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那些只有父亲外出的农村儿童，其在上学的概率就会显著更高，会比其他儿童高出19.36%。对于城市儿童而言，父母流动状况对其在上学的概率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 2得到数据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围绕“随迁子女是否会因为迁移而面临着更高的失学风险”这个问题展开。分析时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与非随迁子女相比，随迁子女是否会因迁移而产生更高的失学概率；二是儿童流动状况与父母迁移模式是否存在交互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随迁子女的确会因为迁移面临更高的失学概率，且其教育获得机会还会受到父母迁移模式的交互作用。
其一，迁移本身是造成随迁子女高失学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参照群体是农村儿童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随迁子女的失学概率会比农村儿童高出17.7个百分点；当参照群体是所有非随迁子女时，同样保持其他条件不变，随迁子女的失学概率会比非随迁子女高出17.58 个百分点。当参照群体是城市儿童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随迁子女的失学概率会比非随迁子女高出13.54 个百分点。
其二，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会受到父母迁移模式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父母迁移模式对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没有独立的影响，但会与随迁子女的流动状况产生交互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如果随迁子女是与父亲一起外出，那么其在上学的概率就会比其他儿童低26.36 个百分点；而与父母一起外出或者与母亲一起外出的儿童在学的概率与其他儿童没有显著差异。同时，研究还发现，对于农村儿童而言，如果父母双双外出，那么其在上学的概率就会相对降低，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父亲外出会对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产生正向作用，如果农村儿童的父亲外出，那么其在上学概率就会比其他儿童高出 19.36 个百分点。这印证了杨菊华（2008）和袁梦（2016）等学者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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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