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个体因由及其解释
［摘要］短工化是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重要表现。频繁的换工以及间歇性自愿失业既是青年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其个性彰显的具体体现。在个性彰显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工对生活价值以及对劳动意义理解在起作用，也是导致青年农民工短工化个体原因的内在逻辑。体验式的打工归宿、个体性、舒适化的生活价值观体现出青年农民工对城市打工生活“奔头”的异化理解。对劳动意义的扭曲认识以及劳动与生活关系的紧张化，导致辛苦劳动与有闲生活的关系对立化，且难以调和。劳动与生活的交替进行成为青年农民工调节劳动与生活关系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生活价值；劳动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77-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1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就业稳定性是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支撑条件（谢勇， 2015）。然而，调查表明，相当多的农民工就业缺乏稳定性。有数据显示，65.9%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 1.75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工作时间仅为两年左右，而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则长达8个月（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 2013）。频繁的换工以及单份工作持续时间的缩短表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短工化的倾向。不仅如此，近年来，农民工短工化倾向还呈现出加剧的趋势。据研究表明，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 年，而 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只持续了2.2 年，缩短了近一半（清华大学课题组，2012）。
短工化倾向在农民工群体内部表现出一定的代际分化。与1980 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4.6年减至1.7 年、4.0年减至1.5年、4.2 年减至 1.5 年。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内部也呈现出较大差异：与1981 年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3.2 年减至 1.0 年、2.5 年减至 1.0 年、2.7 减至 0.9 年（清华大学课题组，2012）。总的来看，随着年龄减小，农民工短工化趋势越明显。短工化现象在青年农民工中较为常见，问题也更严重。那么，造成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理解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问题，就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
影响和造成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既有农民工个体性的因素，也包括结构性的原因。从农民工个体因素来看，婚姻状况、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状况等，都可能影响或导致短工化问题。
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在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存在差别。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承担着较大的养家糊口责任而言，青年农民工多数处于事实上单身、未婚的状态，或者已婚但家庭负担相对较小的状态。他们责任意识相对淡薄，因此更加注重个人职业的发展空间，对职业流动的选择与决策相对自由，容易导致出现短工化现象（王恩超、符平、敬志勇，2013）。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也是影响青年农民工频繁换工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低、接受培训次数越少、且外出务工时间越短，其积累的人力资本越低，在职场中职业流动频率就越高，短工化问题也就越明显（张艳华、沈琴琴，2013）。
基于既有认知建构起的对城市世界与城市生活的憧憬，想象世界与现实城市务工、生活遭遇之间的偏差与矛盾也是造成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符平、黄莎莎，2009）。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比如劳动力供需结构和关系、企业用工制度与管理方式、城市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户籍区隔造成的社会保障与城市权利缺失等。
一直以来，由于职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较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就业主要集中于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在劳动密集型市场中，劳动力供需关系逆转，大量对学历、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就业岗位，给予农民工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面对门槛较低和不可替代性的工作时，青年农民工的选择权就有所加强，频繁的主动跳槽和换工便成为可能（章灵，2012）。企业管理方式和工资条件待遇等也是影响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重要原因。劳动时间越长、劳动强度越大、薪酬越低、所处工作环境中同事领导之间的关系越不融洽，其短工化程度越高（王恩超、符平、敬志勇， 2013）。而工厂更倾向于使用比较灵活的用工制度来控制成本，也会逼得一些农民工难以在一个单位长久工作（李拯等，2012）。从工资水平来看，工资待遇越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越强，反之则越差（陈昭玖等，2011）。与企业管理方式和劳动力供需关系相比，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区隔对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体现了这个群体从一出现就面临的被割裂的状态。“工人”是一种职业身份，意味着城市接纳了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业身份进城打工，以满足国家发展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农民”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意味着他们只是城市中临时性的劳动力，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也无需负担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一旦他们不再被城市需要，他们也就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Ching Kwan Lee，1995）。这是造成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非稳定就业的根本制度原因。
总结以往的研究，应该说，青年农民工短工化问题的出现，无论是受个体因素的制约，还是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研究都倾向于一种客观化的解释。即在研究者看来，短工化是青年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筛选条件下的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这样的研究忽视了“短工化有可能是青年农民工主动选择造成的”这一层面的解释。造成研究者忽视青年农民工主动选择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往对青年农民工短工化影响因素的讨论是在一种非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即研究只是着眼于青年农民工群体本身及其所处的结构，从而无法解释“为什么短工化更多地出现在青年农民工群体身上，或者说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老一代农民工则相对表现得较弱”这一问题。要区别解释短工化为什么更多地表现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而非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身上，就有必要从青年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出发，通过比较青年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殊群体特点和品性，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在笔者看来，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虽然受外在因素和个人条件制约，但也不可忽视其短工化有主动选择的可能。当前，青年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符平、唐有财，2009）。与老一代农民工“给活就干、给钱就干”不同，青年农民工相对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加看重就业质量，要求理想的工资待遇，也需要自身技能的提高和劳动权益的保护。他们希望工作富于挑战性、
技术性、趣味性，也追求适中的劳动强度。不仅如此，青年农民工的打工目的也相对多元化。除了赚钱提高收入外，体验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求不同的工作体验也是其城市务工的重要追求（管雷， 2011）。因此，短工化与青年农民工的主动选择有不可或缺的关系。鉴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试图从青年农民工自身角度出发，揭示青年农民工短工化背后主动选择的内在逻辑，并对其主动选择的原因进行学理阐释。
二、调查方法与基本发现
为了解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基本情况，本研究采取个案访谈的方法，对来自山东、湖北、江西、河北、四川、河南、湖南七个省80位青年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年龄介于18 岁到 30岁之间。我们将访谈的主题划分为六大部分，分别为个人基本情况、单份工作持续时间、更换工作的原因、更换工作过程、对未来工作的期许、与父辈在外出务工看法上的区别。
从调研的结果来看，青年农民工单份工作持续时间最短仅为1个月，最长为5年；调研样本青年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为1年零5个月。近三年更换工作次数，最少为1次，最多为4次。从两份工作间相隔时间来看，与以往研究指出青年农民工换工间隔期较长有一定出入。我们的调研显示，在青年农民工更换工作的过程中，前后两份工作时间间隔期大致为1个月到3个月之间。
从更换工作的情况来看，青年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时间大多数以过年和重大节日放假为节点。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从换工的过程来看，青年农民工的换工与离职呈现出非正式性的特点。这一方面表现为，多数青年农民工辞工仅以口头向主管领导说明，后通过财务结算工资即完成辞职程序。也有的通过口头说明和书面辞职报告相结合的形式完成辞职。用工单位对于青年农民工的辞职并未设置明显、苛刻的条件或限制。极少有用工企业对青年农民工辞职予以劝阻。另一方面表现为，超过半数的青年农民工在辞职前，并未找好下一份工作。即便部分青年农民工在辞职后能在较短时间内寻找到工作，但在整个辞工和换工的过程中，青年农民工并没有很好的求职规划，辞职换工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和非正式性特点。
更换工作一方面与前一份工作有关，同时也可能意味着青年农民工对下一份工作有某些方面特殊的要求。我们的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相对老一代农民工较高，其对工作要求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工作流程相对规范、工作内容新鲜有趣、工作环境好、工作强度小且轻松、工作时间固定且不能太长、有一定社会保险和福利保障、发展前景好、有合法假期、同龄人多，有共同的沟通话题。除了上述出现频率较高的要求外，也有诸如工资待遇不能太低、工作地要求在中心城市等。总的来说，从劳动和工作本身的角度讲，青年农民工更希望从事去体力化的工作，而且有较强的权利权益意识，对同城化待遇有一定的认识。当然，对于务工和创业相比较而言，青年农民工更倾向于个人创业做老板，从事个体经营，希望个人对工作有把握的主动权，从而实现真正的去体力化劳动。
对理想工作的期许，青年农民工已经表现出较其父辈农民工相对较高的要求。对城市务工和从个人打工的认识来看，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父辈外出务工纯粹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以至于，对工作本身除了工资外，并无其他诉求。并且其父辈普遍能够吃苦耐劳，生活上也较为节俭。相比较而言，青年农民工普遍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权益意识较自己的父辈有较大的提高，因此对工作本身的要求也总体上比其父辈高。大部分青年农民工强调，自己外出务工除了对工作本身有要求外，在生活追求方面也较为看重。他们更追求有品质的生活，比如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消费和交友活动、放假期间外出旅游增加见识等。
从调研情况来看，青年换工频繁，表现出明显的短工化问题。青年农民工的频繁换工与城市劳
动力市场的不均衡供给和就业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但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来自青年农民工个人的一些因素，也是造成其短工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调研发现的情况，下面将主要从青年农民工自身的角度，通过外出打工的目的与意义、劳动与生活的张力两个方面尝试解释造成其短工化的原因，以及背后的逻辑。
三、城市打工的“奔头”
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是按照人的意图进行设计，通过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而创造出一个“人化”的世界。“追问生活的价值，无非就是想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李文阁， 2005）。在吴飞看来，生活的价值恰恰就体现在人们生命历程中的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等一系列具体环节中。而这些具体环节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过程，我们称作为“过日子”（吴飞，2007）。作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经营生活的过程，“过日子”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未来实现美好生活的希望。对生活价值的理解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所谓生活的“奔头”，即支撑“过日子”——日常生活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奔头”是人的一生中，通过人的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愿望和价值。简单来说就是，生活为了什么？在家本位的传统农民眼中，“奔头”包括“归宿、齐家、生活”三个重要维度。具体来说，归宿就是人生最终要往哪里去、去了之后又如何安置的问题，经验化为传宗接代的维度；齐家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和睦；而生活则具体化为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优越，日子过得红火（刘燕舞，2014）。“归宿、齐家、生活”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人们对生活价值的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劳作等行动正是对生活价值—— “奔头”的践行与追求。
从农村流入城市，日常生活的场域虽然发生巨大变化，但对于农民工来说，尤其是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打工生活的意义仍然在于对传统生活“奔头”的追求。也就是说，打工仍然是为了满足“归宿”“齐家”与“生活”的“奔头”。进城打工一方面为赚钱提高日常生活收入，提升家庭生活水平，即对“红火的日子”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进城务工，为子女、后代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提供便利，亦或是为子女的继续教育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也是为满足“归宿”“齐家”的需要。在传统生活价值——“奔头”的支撑下，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对于低工资、强劳动、条件环境差、无福利等各种不平等待遇经常能够做到“坦然接受”（谷玉良、江立华，2014）。他们珍惜进城打工的机会，轻易不更换工作，为此甚至主动加班、延长个人工时，并愿意配合“赶工游戏”（黄岩， 2012）。即便是在有拖欠工资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因为，在打工提高收入和劳动改变自身境遇的“文化想象”中，要实现生活的“奔头”，就“一定要吃得了苦”（道格·桑德斯，2012）。
对生活价值的理解以及对生活“奔头”的认识在老一代农民工与青年农民工群体间存在明显差异。打工生活的“奔头”在青年农民工那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赚钱养家和传统的“归宿、齐家、生活”那么简单。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无论是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由农民工随迁子女转变而来，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进城形成的青年农民工，他们都经历了乡村社会的“脱根”过程（黄斌欢， 2014）。由于缺乏对农村社区和传统农村文化的认同，“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看看世界，享受生活”成为很多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首要动机。
年轻人嘛，外面多走一走，不同的工作都做一下，体验得多了，觉得自己也能长长见识，学会很多东西。这样就不会一个地方待得烦、一份工作做得厌了。我现在的工作，当时就是觉得好玩，因
为从来没在电影院干过，挺新奇的。工资其实不高，底薪才1500元一个月。但是很轻松，就是引导和做些杂活。其实工资倒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份工作好玩，想做一做试试，体验一下，也不是说非得工资高不可。（L-2016-02-24）①
“出来闯一闯”已经成为青年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最主要动机之一（许传新，2010）。提高收入并不是青年农民工频繁换工的最主要原因。“改善生活”的打工目的和意义被体验新鲜、丰富、刺激、舒适的城市生活所代替。“灯红酒绿”成为他们内心的向往与追求，城里人的“潇洒”成为他们的预想目标与竞相模仿的对象，“下馆子、去网吧、迪厅、酒吧、溜冰场、K 歌、看电影”等成为他们“引以为豪”的身份标识（卞桂平、张朝霞，2010）。他们的就业特征也因此被概括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段成荣、马学阳， 2011）。
打工目的的多元化淡化了老一代农民工生活的“奔头”。外出务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寄托了青年农民工的个体愿望。调查表明，在青年农民工职业选择优先考虑的因素中，选择“施展个人才华”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80.2%，选择“个人发展”的比例为66.7%，排在第二位。反映了当代青年农民工共有的特质，即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王东，2015）。相比较传统的乡土观，脱离农村单调、枯燥、辛苦的生活方式，体验多样化的城市生活、实现自我价值需求，成为大多数青年农民工心中最直接的城市打工“归宿”。对打工生活的体验式需求（黄闯，2012），以及对自我实现需要的不断增长，刺激青年农民工通过频繁的工作转换、工厂的不断选择、地区的盲目流动和城市间的持续漂移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和机会。
不仅如此，对于“齐家”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在青年农民工之中，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绝大多数青年农民工在外务工收入较少寄回家，个人对于在城市流动、务工、生活的看法主要是从自身角度考虑，以满足自身需要为首要目的。尤其是那些未婚青年农民工更是如此。对于“齐家”而言，青年农民工中有 62.8% 的人未婚，有 74.96%的人没有孩子。②这也能解释为何大多数青年农民工缺乏家本位的意识。
我爸妈现在还能劳动，在家里自己赚钱没问题。他们也不要求我赚多少钱，就希望我在外面高兴点。而且，我觉得自己现在还小，赚点钱够我自己用的差不多就可以了。舒服一点，不想那么累。现在的工资基本上是月光，一个月剩不了多少。因为工作方面总是要交一些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不上班的时候就想出去玩玩，打个桌球，吃个饭什么的。总不能都是别人出钱，就轮流来呗。出去的次数多了，钱花得就快。基本上花在吃饭和玩上了。（M-2016-02-24）
对于这些单身和没有子女抚养负担的青年农民工来说，个人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对家庭的责任感。“齐家”的打工“奔头”降次为“个人满足”。个人本位催生了一种舒适主义的生活观。他们不再愿意以牺牲休闲生活和身体健康为代价，获得收入积累。对他们来说，打工生活的价值和“奔头”在于赚取工资以更好地享受城市生活，从而脱离低级趣味的劳动旨趣。因此，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定的收入后，就应该休息、享受生活，弥补一段时间以来的辛苦劳动。短工化有了即时享受的生活价值观的支撑。
对城市生活的盲目向往与扭曲认识，形成了青年农民工对打工意义的特殊理解。一种体验生活和即时享受生活的价值认识成为支配青年农民工打工生活的基本动力，也成为青年农民工城市打工生活的“奔头”。这种打工生活的“奔头”，具有强烈的个体性色彩，缺乏长远的生活规划，着眼目前
的生活心态，也没有老一代农民工务实的家本位意识。在打工的过程中，欠缺老一代农民工对艰苦环境和条件的隐忍与坚持。短工化的核心语义虽然是劳动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青年农民工城市打工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体验式需求与享受生活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建构与强化。
四、劳动的意义及其与生活的张力
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劳动指向社会历史范式下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自我，进而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 —— 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然中沉睡着的自身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1972）因此，劳动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它是人的本质特点和存在方式，它不是人的部分生活，而是人的总体生活，即类本质、类生活；它不仅具有生产意义，而且具有生活意义，不仅满足人的物质生存和自我发展需要，而且满足人的生活价值与意义需求（杨魁森， 2010）。
马克思因此树立起一种积极的劳动观，将劳动视为人“自由的生命活动”和“生活的乐趣”。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马克思，2000）将劳动的意义与生活、自由联系起来，是马克思生活哲学的重要特征。劳动对外在障碍的克服是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劳动尺度本身……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出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马克思，1980）112。劳动与有闲、生活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而不是截然对立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工人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1980）112。
对劳动的诠释和赞美，是马克思理论反传统的突出表现，与马克思积极的劳动观相对立的是亚当·斯密将劳动看作“诅咒”与“牺牲”。马克思也承认，“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马克思， 1980）112-113。阿伦特也认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本身”，受制于生活必需品的奴役，对应于人体的生理过程，“控制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汉娜·阿伦特，1999）。相比较自由与行动对应于公共领域而言，劳动与工作对应于私人领域，与满足人的生命欲望和需求的消费主义密切相关……人在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必然性，在工作中又受制于物质手段，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摆脱所有物质因素的限制，获得完整的自由（宋晓杰，2012）。从这个角度来看，“为生活所迫而整日奔波的人，更难以发展自己的公共能力”（詹姆斯·博曼，2006）。劳动与生活、有闲的对立充分显示出韦伯所谓的现代性悖论：“在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现代社会，苦难本不具有自己的历史位置和社会意义。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才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罗竖元，2014）。
劳动与生活的紧张关系以及对劳动“恶”的嫌弃在青年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实中，绝大多数青年农民工正在从事体力或与非智力劳动有关的工作。因此，在青年农民工眼中，劳动依然没有摆脱谋生的束缚和分工的强制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他们看来，自己正在从事的劳动与工作就是艰辛、苦难与心酸的代名词，是与生活和有闲截然对立的“恶”。一种消极与“恶”的劳动观因此在这些青年劳动者心中形成。以至于青年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劳动限制少、效率工资、工作任务轻松等岗位的吸引，临时工、短期服务业等工作似乎更符合他们
对舒适劳动与休闲生活的需求。
搬地板砖太辛苦，我完全干不了。一两天，那衣服，500块钱买的棉袄，就磨破了。而且每天干活时间太长了，10多个小时。都是一样挣钱，只不过就多点少点罢了，够自己用就行了，那么拼命挣的钱虽然多，但身体也早就垮了，划不来。我爸爸他们这些人，一听说哪里有活干，给钱，连自己能不能做也不管，直接就去了。要是我，总得了解下工作内容具体是什么，工作脏不脏，我能不能做得了，不了解清楚，不满意我一般不去的。（R-2016-02-26）
短工化的灵活就业方式摆脱了企业苛刻的工作要求与劳动纪律对自由的束缚和对生活的僭越。这种灵活性和能够“自我掌控”的劳动形式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劳动与生活相互调剂的理想状态。他们因此在城市打工过程中间歇性的选择自愿失业。
对劳动的“恶”的厌恶以及扭曲的劳动意义观，导致现实中青年农民工对本职工作相对较低的满意度。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对所从事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王东，2015）。“热爱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比例有62.7%、表示“对当前工作感兴趣”的比例是 67.4%。在职业成就方面，有66.7% 的人表示“工作中取得成就时会感到开心”，61.9%的人表示“当在别人面前提到自己的职业时，会有一种自豪感”。相对较低的工作满意度显示出青年农民工从劳动中发展自我和体味劳动意义能力的缺失。
刚开始觉得很有新鲜感，到后面干着干着也就是三点一线那个样子。但是干的时间长了，每天一进厂，就是戴口罩，然后穿上防尘服，浑身上下就只露出两个眼睛，然后就开始上班。上班也不能说话，就是你是什么岗位，你是什么工作，每天分配一定的产量，你把你这产量干完就行。还不能一下子干完，还得分着时间段干，一天12个小时吧，你得平均一下，12个小时把这么多东西干完就行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很无聊。每天上班都是混日子，实在待不下去了。（ZH-2016-02-26）
以往，“工人文化的核心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人们总是在寻求意义，为之搭建参照体系。他们运用自己的才能，即使在最受他人控制的活动中，也能寻求到乐趣。他们能从死板的工作经历中活出一种生动的文化，而这绝不是对失败的简单反应”（保罗·威利斯，2013）。如今，这种在苦难和劳动中寻找乐趣的意愿与能力正在逐渐丧失。在寻找劳动机会和劳动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要求较高。比如较高的工资水平、轻松的工作任务、良好的发展机会与上升空间、自由宽容的管理氛围等。这种“理想化”的追求与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工作事实有较大差距。他们因此无法从打工劳动中寻求乐趣，也难以创造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人文化，更容易在劳动和苦难中产生挫败感，面对挫败感的自我修复和反思能力也相对欠缺。不仅如此，青年农民工甚至排斥“农民工”和“新工人”此类的身份标示，大部分人更倾向于自我定位为市民。在青年农民工中，有52.14% 的人自我定位为市民，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的 5.73%。③
我感觉在工地上搬砖那才是农民工，或者以前很早出来打工的那叫农民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出来是找工作的。但是可能因为到哪都是农民身份吧，所以到哪里都说我们是农民工。我都想给我户口挪到县里，不当农民了。我感觉我们现在跟社会上很多人没什么区别，都是上班赚钱，顶多算是打工的。（P-2016-02-26）
对劳动的排斥、较低的工作满意度、自我认同的异化等，正是青年农民工频繁换工的直接原因。虽然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但劳动并不违背现代性的旨趣。正如哈贝马斯所说， “在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鲁道夫·奥伊肯，2005）与此相反，青年农民工享受生活的自我意识和对自由的需求超越了劳动旨趣，并将劳动放在生活与自由的对立面，使劳动与生活的关系紧张化，从而树立起一种扭曲的劳动意义观，违背了现代性的“原则”。这正是导致青年农民工间歇性自愿失业以致短工化的内在逻辑。劳动是支撑人们过日子和“奔头”的现实基础。劳动不仅仅是一种实现自由和有闲生活的手段与途径，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合理调适劳动与生活的关系，才是实现舒适的城市打工生活“奔头”的理想路径。
五、总结与讨论
短工化与青年农民工的主动选择有直接的关系。其选择背后的逻辑就是青年农民工对打工“奔头”和劳动意义的自我理解和阐释。对生活价值的认识是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实践行动的重要指向。对青年农民工来说，对城市打工生活“奔头”的认识正是他们理解生活价值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理解青年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重要概念。体验多样化城市生活、提高收入水平、实现自我发展和个性需求等打工目的的多样化，淡化了青年农民工家本位的生活“奔头”。青年农民工城市打工的归宿倾向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发展。较少的家庭羁绊和养家糊口的压力，也使青年农民工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享受，而非“齐家”。舒适的生活价值观导致其不愿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在打工过程中透支过多的体力劳动，也不愿意隐忍在单调、乏味和沉重的劳动岗位上。相比较而言，频繁的换工、短暂的退出劳动力市场，间歇性的自愿失业，不仅能够体验更多的工作机会，还能够获得最佳的城市生活体验。
劳动创造并体现着生活的意义（杨魁森，2010），是生活价值的成因与根据（郑杰，2007），也是支撑青年农民工城市打工生活“奔头”的现实基础。在积极的劳动观指引下，劳动与生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劳动不仅是一种对象化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也是“生活乐趣”和价值意义的具体体现。不过，在青年农民工那里，单调、乏味、繁重的劳动与工作更多的表现为对谋生的束缚和身体的强制规训。将劳动简单看作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的必要部分。劳动意义的虚无化导致长时间的单一劳动变得困难。青年农民工不得不从频繁的换工和多样化的工作体验中获得调适。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出现惰工、怠工现象。
之所以青年农民工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的劳动观，以及对打工意义的偏差理解，与青年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环境有密切关系。当前，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父辈在其较年幼时期外出打工，断代的传统教育以及口传文化传递断裂，导致青年农民工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较低。在传统教育缺失的背景下，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现代文化的热情空前膨胀。对现代舒适文化存在一种近乎盲目、狂热和畸形的追求。因而滋生了对打工与劳动意义的扭曲理解。当然，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我们以为，短工化可能只是其整个生命历程中或者城市打工历程中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有现象。青年农民工的换工频率可能随着工作资历的增加而逐渐减少（Farber & Henrys.，1994）。正如有青年农民工所说的： “以前觉得不想干就辞职、换工作啊之类的，现在都觉得是比较幼稚的做法。有时候我想，要是我一直在一个公司老老实实地干的话，我肯定也是老资格，也能升职了。实在觉得这份工作没意思不想做，或者受不了苦了，我就慢慢想，出去逛一下，有时候看到外面的大工地，看到工地上其他农民工做的比我们更加辛苦，压力也比我们大，让我觉得我这份工作还是很轻松的，我就觉得我应该坚持下来”。
（M-2016-02-26）随着青年农民工生活阅历的丰富，对生活“奔头”和“劳动意义”认识的逐步深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能够妥善处理好劳动与生活的关系，进而实现就业的相对稳定性。不过在这个特殊阶段，如何妥善处理好短工化造成的社会治理难题、青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以及企业与市场负担压力等，仍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因为，短工化行为对企业和青年农民工自身来说都是不利的。青年农民工的频繁离职和跳槽对于其自身技能的储备、工作经验的积累、社会资本的建构和长期稳定的社会保障等是不利的。同时，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和高流动性也导致企业熟练工数量不足，增加了企业招工和人力资源培训的成本，给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带来不利影响。针对青年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和短工化特点，企业、用人单位也往往不愿意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其进行培训，也不愿意提供稳定、高水平的工资收入、全面的福利保障和向上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青年农民工短工化与企业消极用工的恶性循环。而且，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尤其是间歇性的失业也给城市社会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增加了城市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
注释
①编码中，英文字母表示被访者姓氏首字母，数字表示访谈的年份与日期。
②数据源于 2012 年 12 月～ 2013 年 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全国
21个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5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875 份，有效回收率为82%。
③数据源自 2014年黄冈市户籍制度改革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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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