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的关系研究
［摘要］保证种族绵续是家庭最为基础的功能，然而在社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问题突出。本研究从家庭关系角度入手，探究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问题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研究发现，青年不孕症家庭夫妻关系呈现三种类型：风雨同舟型、怨声载道型、顺其自然型；代际关系呈现三种类型：和睦相处型、长辈公开羞辱小辈型、小辈拿长辈撒气型。文章讨论了当代话语下家庭关系变与不变的层面，家庭关系中代际关系、生育观念、家庭观念以及女性地位发生改变，而传宗接代观念、家庭主轴以及社会网络关系重要性不曾改变。这变与不变的背后蕴含着政策层面、医疗技术水平、城市化水平、传统观念与当代观念的制衡以及个体化思想的出现等一些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机制。［关键词］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家庭关系；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87-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11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功能是家庭功能中最基本的功能，是人类生物性的基本需要，也是种族绵续的需要。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发展中，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工作压力、人工流产频繁等问题共同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孕症家庭。据统计：“我国不孕症发病率约为 7%~10%”（谢幸、苟文丽，2013）。不孕症是指结婚1年以上，同居、有正常性生活、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不能成功生育（张玉新，2007）。孩子是家庭三角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新生命的降临能够使家的功能更加完整，从而使青年家庭得以稳定。不孕则成为现代家庭出现诸多问题的关键。纵观学者关于不孕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
首先，就不孕症患者的心理问题研究。不孕症患者主要表现为压力、抑郁、焦虑、紧张、自我认知极低，并且生活、工作难以专注。2003年杰夫·麦奎蓝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对比研究发现，女性不孕症患者较之男性更易产生心理疾病，并长期处于无法生育的痛苦之中，易产生性生活障碍、抑郁、自卑等严重心理疾病，且难以治愈（J Mcquillan & Mc Jacob，2003）。黄江涛同样用定量研究结果指出不孕症对夫妻心理健康影响极大，易产生精神紧张、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等心理症状，且妻子压力高于丈夫，心理健康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与年龄、婚龄、治疗时长、文化水平以及薪资水平呈正相关（黄江涛，2009）。何洁与雷俊（2014）对不孕症患者自杀意念进行研究，表明治疗失败、社会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信仰四个层面成为不孕症患者自杀的主要因素。巴拉姆等提出高达13% 的女性不孕症患者在治疗失败后曾想过自杀（D Baram et al.，2009）。
其次，就不孕症患者的家庭功能问题。家庭功能通常通过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FACES）进行测量。作为家庭功能常用评估工具，学者
大卫·奥尔森于 1979 年首次提出（D Olson，1985），此量表由 30个评估项目组成，分别对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家庭成员对家庭随着家庭所处环境、家庭因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适应能力进行评价。王成刚（2014）对不孕不育患者的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作了测量，认为两者密切相关。采取解决问题、求助等应对方式的患者夫妇，婚姻质量较高，而采取自责、逃避、幻想等消极应对方式的患者婚姻质量较差。
最后，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不孕症研究。不孕症属于生物范畴，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观之，则拓宽了不孕症的解释。不孕症是“生育少数群体”之一的研究。“生育少数群体”是指由于辅助生殖技术介入人类生殖活动后，所引发生育角色嬗变的重要结果（沈东，2014）。吴沈东（2011）认为不孕患者虽然承受着家庭与社会带来的压力，然而在社会变迁中，生育多元化越来越多得到人们的认可。莫约等运用定性研究法，对津巴布韦一个地区的男性不孕症患者进行研究，发现男性不育有着复杂的原因，超出了生物学范畴，认为巫术和神或祖先的惩罚也是男性不育的因素。最终建议，对男性不孕者的治疗可综合考虑，并进一步发掘潜在的原因和治疗方法（S Moyo & I Muhwati，2013）。
综上所述，当前学者对不孕症家庭的研究有三个基本判断：第一，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存在隐患，其严重程度与年龄、婚龄、治疗时长、文化水平、薪资水平等呈正相关。主要表现为压力、抑郁、焦虑、紧张、自我认知极低，且生活与工作难以专注。第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是家庭功能测量常用工具。测试结果多表明不孕症严重影响夫妻感情、性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等方面。第三，将不孕症置于社会变迁与文化层面考察，大众在社会变迁下对于生育多元化的理解度增强，且能够拓宽对不孕原因的解释从而提供多元化的应对方式。
基于上述研究和基本判断，研究缺乏对不孕症家庭深度的个案研究与剖析，且在考虑不孕症带来的问题时缺乏把家庭关系纳入分析范畴。本文尝试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探讨青年不孕症家庭问题，家庭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典领域。笔者重点关注家庭关系的探讨，主要包括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两个层面，以反映真实的不孕症家庭现状，总结当代家庭关系的变迁及变迁的机制，并试图探寻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与文化意涵。
二、调查方法和基本情况
本文的田野点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H小区。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入海口北岸，崇川区是南通市市委、市政府驻地，截至2015年年底，常住人口为 70.8 万人，下辖十个街道。笔者调研所在地是虹桥街道管辖下的H社区，该社区位于崇川区西南部，H社区始建于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有居民住宅楼107 幢，3143 户，共计 10068 人。
为凸显青年不孕症家庭中出现的潜在问题，笔者选取调查对象为：现居住在H社区，备孕3 年以上，同居、有正常性生活、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未能成功妊娠者的家庭，未能成功妊娠者包括一直未能自然受孕者、怀孕后因胚胎未能成熟或是其他原因而选择流产手术终止妊娠者、介入治疗却始终未能成功妊娠者。为便于搜集资料以及集中探讨，笔者选择社区作为田野点，而未选择医院作为田野点的原因是：该小区为市区老社区，居住者均为本地人，且生活水平、个体素质情况差异不大，便于资料收集后能够准确分析田野材料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笔者采取诸多方式接触研究对象，一是熟人介绍（亲戚、街道工作人员的介绍），二是滚雪球研究法，搜集共30 个个案研究。笔者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记录个案家庭的生活经历，描述并解释成员间的互动情况，以探求其共性与个性。
笔者将 30个青年不孕症患者家庭进行分类，分类如表1所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未进行
治疗的不孕症家庭; 进行治疗未成功的不孕症家庭，包括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症家庭、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症家庭、两性相斥因素导致的不孕症家庭。
笔者进一步概述各类青年不孕症家庭情况。其一，未进行治疗的不孕症患者家庭。笔者在接触这类不孕症患者之前都是通过年轻夫妻的长辈得知的。此类不孕症患者家庭有其共性：年轻夫妻结婚三年多，工作较忙，对于怀孕持有顺其自然的态度，排斥长辈催其去医院检查。长辈虽然盼孙心切，但是其催促毫无作用。因此，两代人常因此事争执不下，谈论此事成为家庭话题雷区。
其二，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症家庭。与女性不孕症者的交流后，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们似乎都已经成为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这源于她们看病过程中与其他病友的聊天，或是听到医生在解释其他病患的致病原因。调查过程中，笔者多次陪着她们前往医院就诊。常见不孕原因主要包括缺乏锻炼、过于肥胖、子宫肌瘤等其他妇科疾病。此类家庭中，女性往往承受着巨大压力，较之于生理因素，更大压力来自于急切做母亲、愧对丈夫和长辈的心理因素，此外亲戚朋友的舆论以及他们下一代出生的喜悦与自己形成的巨大反差等更是让她们感到雪上加霜。
其三，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症家庭。笔者的研究对象中有4个个案。相比于女性不孕症患者公公婆婆的容忍度，男性病患岳父岳母家的容忍度则降低很多。4个个案中所有的岳父岳母均催其离婚，虽然目前均尚未离婚，但仅1位患者妻子始终不厌其烦地照顾丈夫的情绪，其余三个家庭中的青年夫妻常常因为此事吵架，丈夫心理活动从最初的难过到重振旗鼓、积极配合治疗，逐渐过渡到在吵架中产生的无尽的倦怠、不耐烦，最终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其四，两性相斥因素导致的不孕症患者家庭。免疫相斥或是女性对该男子精子过敏均会导致不孕。积极进行免疫治疗是主要治疗途径，但往往由于操之过急而屡次失败。此类家庭压力主要来源于父母、亲朋。
最后，补充说明两个尝试试管婴儿却最终失败的不孕症家庭。尝试试管婴儿的两个家庭，不孕情况均持续6年以上，由于实在是无力再进行调养治疗，急切想要孩子的心理，迫使他们选择该辅助疗法。由于试管婴儿对青年女性来说，需承受巨大生理痛苦与心理压力，然而该两个家庭均表示，修养好身体准备再进行一次试管婴儿手术，且都表示无论承担多大痛苦，都愿意等到成功的那一刻。
三、青年不孕症群体的家庭关系状况
不孕症家庭往往会经历若干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不孕。发现不孕的途径通常有两种，一是备孕开始后一年未孕，二是怀孕后检查出现问题而被迫终止妊娠。第二阶段是治疗阶段。治疗之路极为漫长，多数家庭往往经历数次挫折，即便再次怀孕，但因相同原因再次终止妊娠的情况较多。第三阶段是治疗产生结果阶段。部分家庭喜得贵子，部分家庭选择继续治疗，部分家庭选择放弃治疗，部分家庭选择离异。
笔者关注不孕症发生后的家庭关系，影响最直接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与代际关系。
（一）夫妻关系
不孕症家庭中，夫妻关系主要存在三种突出类型，见表2。 1．风雨同舟型
夫妻关系中，风雨同舟型家庭高达80%。不孕症是夫妻两人共同的创伤性事件，面对此事件，夫妻二人将承受来自各种层面的压力，在强压之下，仍然有八成的夫妻选择了共同面对以迎接挑战。（1）许姓夫妻
许姓夫妻 2009 年结婚，丈夫 1984 年出生，妻子 1983年出生。丈夫是南通本地人，妻子是丈夫在读大学时候相识的苏州西山人，妻子毕业后就留在南通工作、生活。2011年开始备孕，2012 年、2014 年、2016年年初三次怀孕却三次终止妊娠，第一次因子宫肌瘤而流产、后两次均因胎停而流产。五年三次怀孕三次流产，夫妻二人内心处在希望与失望、喜悦与痛苦的交织中。由于丈夫表姐也曾经患有不孕症但最终治愈有了宝宝，他们决定选择表姐所在的上海红房子医院再次展开治疗，自此二人在先后两次流产后，转移至上海红房子医院。对有自己的宝宝的强烈渴望，他们只能支付较大金额的诊疗费和医药费（仅挂号费就需要200元），此外还有交通费、食宿费等，坚持每月至少一次前往上海的治疗，长达一年多，伴随着第三次的再次流产，他们对该家医院产生怀疑。妻子的父母托人打听到苏州某家妇产科医院很好，又重新踏上了每月赴苏州治病之路，目前已经前去治疗三次，查出是由于双方免疫且女性过于肥胖而致的不孕。夫妻双方随之制定了锻炼计划，每周两次健身房、周末一次羽毛球、平日每日晚上在公园健步走，目前已进行两个月。妻子说：“一直希望有个女儿，一朵、二朵、三朵（想给小孩起的小名）都相继离开了。不难过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总是活在过去的痛苦里，只要坚持不懈、继续努力，不放弃，积极调养好身体与心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相信过两年一定能够迎来四朵的”。
（2）周姓夫妻
周姓夫妻于 2012年结婚，夫妻二人均于1987 年出生。2012年因未婚先孕而迅速完婚，但数月后胎停流产，治疗一年半后，2014年因急于要小孩在治疗中途选择怀孕，怀孕两个月后再次出现胎停而第二次流产。丈夫在小区开了一家口腔诊所，妻子在第二次流产后便不再工作，积极治疗，调整心态，两个人数次辗转南通以及上海各大妇产科医院，由于女生体内缺少黄体酮，一直在积极治疗。由于妻子心态一直不好，压力过大，丈夫每年都会花两个月的时间带着妻子去散心，每次散心都会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之地，住上一个月左右，呼吸新鲜空气，丈夫说：“虽然想要小宝宝的心情非常迫切，但是我俩感情才是最重要的，真的不忍心看着她常常愁容满面，背着自己抹眼泪。”
2．怨声载道型在笔者的研究对象中，有三个家庭的夫妻常常因为不孕症而吵架，逐渐形成了彼此没有话题、躲避对方、厌倦婚姻生活、心灰意冷，甚至是婚姻面临危机的生活状态。而这三个家庭有一个共性，即皆因男性原因导致不孕。
（1）屈姓夫妻
屈姓夫妻于 2010年结婚，婚后便准备要小宝宝，一年多未能如愿。妻子便先去医院进行检查，各项指标均符合生育标准，在妻子的要求下，丈夫去检查，发现精子活性差。自此后的近四年里，妻子对丈夫的态度越来越差，总以诸如“没用”“是不是个男人”的字眼辱骂丈夫，到了“哪怕是喝口水都有可能被骂”的境地。刚开始的时候，丈夫还会去安慰妻子，说配合治疗、积极锻炼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越发变本加厉，丈夫逐渐变得十分沉默，两个人的婚姻陷入危机。丈夫说道：“感觉真的是过不下去了，我多次提出离婚，她又不答应，我也不知道要怎样了。不过我很清楚，在她父母的要求下，她参加过两次相亲，但是好像没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了，随便吧，过一天是一天。”
（2）陈姓夫妻
陈姓夫妻于 2012 年结婚，婚后一直未有小孩，2014年夫妻俩去医院发现是丈夫的问题。一开始二人决定努力治疗，但是治疗时间长达一年，且一直是去上海医院治疗的，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让夫妻难以喘气。直到2015年，丈夫仍未有好转，妻子父母便催促两人离婚，丈夫心理压力陡增：“我实在是太没用了，花了那么多钱都打了水漂，现在岳父岳母开始催着我俩离婚了，一开始，其实岳父岳母就催着我爱人离婚的，但是她没答应，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我还是没啥好转，我妻子也开始动摇了，我是看得出来的，她以前总会上网帮我查哪里可以治疗或是找些偏方之类的，但是现在也开始打退堂鼓了。虽然她没有主动提出，但是，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了”。
3．顺其自然型夫妻关系属于顺其自然型的占一成，他们一直以来并未避孕，但却未有小孩且从未去医院检查。（1）贺姓夫妻
贺姓夫妻于 2012 年年末结婚，二人均是 1989年出生，两个人同是公司白领，朝九晚五式的工作，一到周末便自驾旅游。“对于孩子嘛，就是顺其自然，假如来了就接着，没来就算了。自己过得开心就好，早就不再是为着父母而活的时代了。像我们这样自由自在多好。假如以后想要孩子了，再说吧，至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
（2）王姓夫妻
王姓夫妻于 2011 年结婚，丈夫 1988 年出生，妻子是个“90后”，两个人都是公司职员，工作挺忙，有时周末还要加班，不加班的时候二人便会约上好友去钓鱼、打牌、短途游等。“我们玩的圈子都还没有小孩子，而且想着有小孩比较麻烦，现在自由自在的挺好的。父母就是跟催命似的，好烦，所以一般去父母家也不敢待时间太久，但就吃顿饭，拐着弯的也要往这件事情上说。无奈啊，但是平时我们两个生活得开心就够了。小孩的事情，顺其自然嘛。”
（二）代际关系
不孕症家庭中代际关系主要存在三种显著类型，见表3。
1．和睦相处型不孕症家庭代际关系和睦的家庭占七成，代际关系并未受到不孕影响而产生太大的变化。（1）刘姓家庭
刘姓夫妻于 2007 年结婚，2009年开始备孕，至今三次流产，第一次因过度劳累流产，后两次因受到惊吓流产，变成习惯性流产体质。无奈之下，2015年做过一次试管婴儿手术，但胚胎移植到腹中后却未能发育成熟而被迫终止妊娠。夫妻二人婚后一直与女方父母居住，节假日常去男方父母家，虽然两代人都特别着急，但都是长辈间偶尔发发牢骚，从未因此事埋怨过小辈。“埋怨是没有用的，不如让小的两个有个好的心情，在好的心情下才能成功怀孕”。
（2）顾姓家庭
顾姓夫妻于 2011年结婚，婚后一直处于备孕状态，先后两次因宫外孕终止妊娠。妻子为此忍受了巨大的身体痛苦。与公婆住在一起，生病期间，都是公婆照顾，将儿媳照顾得井井有条。公婆虽然十分着急，但将儿媳看作自己女儿，十分心疼。“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从来没有和儿媳红过脸，儿媳对我们老的也很孝顺，两次宫外孕的磨难让我们对孙子是既期待又害怕，还是往好里想吧，总不会每次都那么倒霉吧”。
2．长辈公开羞辱型
长辈公开对子女羞辱的家庭有7个。其中，逼迫子女与爱人离婚的极端态度家庭有5个，在这5个家庭中，因男性因素不孕而被岳父岳母逼其离婚的占了3个。
（1）陈姓家庭
陈姓夫妻家庭情况上述已有介绍。2014年发现因丈夫原因导致不孕，治疗一年未果后，女方父母强烈要求两人离婚，态度强硬的女方父母多次来到他们家中，用言语攻击辱骂陈先生，情绪激动到声音震彻整栋楼，陈先生觉得特别丢人，但又十分无奈，不想与他们发生更大的争吵，所以每次都是听着，很少反抗，到后来女方父母再过来的话，他就摔门而出。
（2）张姓家庭
张姓夫妻于 2012 年结婚，2014年怀孕但却不知何原因流产，至今未孕。与公婆一起居住。“刚流产的时候，婆婆对我还好，还会照顾我的情绪且给我炖汤食补。但是在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邻居家接连两家都有了孙子，婆婆就开始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了。对我也没有好脸色，我有时候叫她她甚至不理我。那我心里就更不好受了，我就会怪我的老公。我也知道，老公这种‘夹板气’不好受，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心里有气只能撒到他的头上去。我现在最想的就是自己买套房子，和老公搬出去住，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可是，治疗不孕已经花销较大，且之后的花费仍然是个无底洞，再也无力承担买房的压力了”。
3．小辈向长辈撒气型笔者的调查对象中有两个家庭属于小辈向长辈撒气型，将不孕的气理直气壮地撒向长辈。（1）李姓家庭
李姓夫妻于 2011年结婚，次年开始备孕，但两次的意外流产，妻子压力倍增。他们与女方父母同住。女儿的父母告诉我：“女儿从小到大都十分优秀，后来工作也极为顺利。但自从两次流产后，性格变化很大。很少与我们说话，但一说话就十分冲，我们知道她心情不好，也就不说她。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望亲戚，回来后，女儿不让我们进家门，说是医院细菌太多，直接进家门容易导致细菌污染，必须把衣服扔了或者赶紧把衣服用84消毒液清洗好才行。还恶语相向，弄得我们伤心了好长时间”。
（2）崔姓家庭
崔姓夫妻于2010年结婚，先后三次胎停而终止妊娠。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公婆俩向我诉苦说： “儿媳妇三次流产，但是现在脾气大得不得了。为了照顾儿子的情绪，不让儿子难做，我们老的只能忍气吞声”。
基于对青年不孕症家庭的个案分析，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话语下，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家庭主轴问题、社会关系网络、家庭中的个体意识等既存在改变的层面，也存在不变的层面。
（一）变的层面
1．家长制的代际关系发生改变。面对不孕症，多数长辈以安慰为主，尽量不干预子女的日常生活与对该问题的决策。“种”的观念在中国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作为重要的继嗣单位。按此逻辑，长辈理应极其介意不孕问题，但多数长辈以安慰为主。其原因之一在于绝对家长制时代的远去。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深入，个体意识、文化传媒等因素已经使得家长制程度减轻，不再是绝对家长制，但家长制作为一种惯习仍然存在。家长的绝对权威不再，较少因此事责令青年夫妻婚姻解体，那么，选择安慰方式则成为对待不孕症问题的一种家庭策略，既避免代际之间的冲突，又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2．对待运用技术手段生育小孩的观念发生改变。医疗人工辅助受孕已经成为了不孕症家庭愿意选择的途径以及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人工辅助受孕带来的是对亲属制度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思考，改变了性、婚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传统模式，会产生家庭伦理问题。然而医学技术的发展、人工受孕成功的诸多案例以及对生育子女的渴望共同促成了不孕症家庭生育途径的选择，而知识的传播以及大众同理心的增长也提高了对人们对人工辅助受孕的认同度。
3．青年夫妻的生育观念发生改变。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都具有很强的乡土性质，但在今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生命历程的各种观念包括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不仅仅以养儿防老作为自己生育的原因，不孕症家庭想要生育子女的迫切欲望来自于对拥有一个完整家庭的渴望。
4．家庭观念发生变化。对待不孕症问题，从过去的家丑不可外扬到现今愿意在社区的公共领域与邻里共享经验、资源与信息。这里涉及公领域与私领域的问题。不孕症本身是一个私领域的事情，却能成为公领域的话题，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不孕症问题的正视，不再将其看作家丑，即难以启齿的事件；另一方面，城市社区中形成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联系，信息与资源共享，能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
5．女性家庭地位的改变。调查中我们发现，家庭中无论是长辈或是夫妻间，都会注重女性的心理感受。遇到个别因男性因素导致不孕的情况，女性难以承受压力从而导致婚姻陷入危机的情况反而比例较高。男女两性的平等意识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家庭中女性情感被尊重与关注在不孕症家庭中显得尤为突出。
（二）不变的层面
四、结语与讨论
1．面对创伤性事件而产生的离婚率仍然处于低水平。面对不孕症，多数夫妻愿意共同承担该创伤性事件，极少部分家庭选择离婚这种极端方式。在离婚率较高的现代社会中，因不孕选择离婚的家庭较少，其原因在于青年婚姻家庭中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夫妻关系情感本身。同时，共同面对创伤性事件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成为增强夫妻关系的重要契机。
2．家庭主轴变化不大。在目前家庭的关系中，没有证据表明夫妻轴已经代替亲子轴，城市家庭
关系中夫妻轴与亲子轴共存。在中国的传统家庭关系中，重视祖先与后人之间强烈的纽带关系，父系继嗣，以亲子轴为家庭主轴，虽然调查发现当代中国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日渐提高，但仍然没有证据表明夫妻关系已经代替亲子关系成为主轴，准确来说目前是处于夫妻轴与亲子轴并存的状态。
3．传宗接代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依然存在且将持续存在下去。无论青年人生育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但传宗接代始终是客观事实与客观结果。
4．社会关系网络变化不大。传统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关系仍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血缘、亲缘、地缘作为乡土性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都市化的今天，以各种新型的形式出现，但以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个体、家庭、社区以及中国城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变与不变的机制
社会变迁是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具体来讲是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的改变。社会变迁的后果是产生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由于群体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群体文化任何方面的改变（黄淑聘，2004）。我国社会正处于空前的社会变迁阶段，社会变迁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内部的制度与功能。
在解释文化事项的变迁机制时，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科学主义倾向，是唯物的、客观的，例如马克思主义、法国社会学派。它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与社会性，认为社会现象必须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力也必须从社会本身去寻求。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自杀的解释也并非从个体心理角度出发，而是从社会角度出发总结的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四种自杀类型（埃米尔·迪尔凯姆，1996）。二是人文主义倾向，是唯心的、主观的，例如结构主义、认知人类学。它强调主观模式说明客观事实，认为结构决定了人的社会活动。
20 世纪 70年代以前，被称作是大理论时代，科学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倾向界限明确。但从20世纪 70年代开始，“实践”“反思”等声音传入人类学界，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弥合科学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倾向的桥梁。“多声道”成为社会科学界主流，对文化事项的解释从此不再受到单一倾向思维的束缚。
我国家庭关系变与不变的机制不仅仅是经济或文化单一的因素，而是多元因素共同形成的。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层面。在研究文化变迁的问题时，国家与社会始终是重要的分析框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 世纪 70 年代，于 2015 年 10月最终确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每个不孕症家庭对于孩子的消息都极为敏感，例如亲戚朋友添丁进口、举办满月酒，在商场里、小区里看到别人可爱的宝宝，心里总会掀起大小的波澜。“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国家对于养老问题的关注等国家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人，迫使年轻不孕夫妻即使在今天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仍然深刻认同“家庭三角”的家庭结构，从而渴望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第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给予不孕症夫妻重要的医疗技术支持。一方面，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突飞猛进，对于不孕不育有了可尝试解决的路径，让更多的不孕症家庭迎来了宝贝的降临。另一方面，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让大众逐渐接受通过医疗辅助手段得到新生命的医疗方法，例如试管婴儿。
第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带来了新的文化景观、生活方式。其作为社会变迁的结果，反过来影响着社会与文化，致使文化变迁。社区内的健身器材旁、走廊休息处成为了街坊邻居全新的信息沟通场域。事实上，城市特征并非仅是异质性、陌生性，城市仍然存在着以地缘为重要维系方式
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社交的便利，让更多同样存在不孕问题的家庭联系在一起，构建共同交流的平台，他们甚至会举行一些茶话会、短途活动分享彼此的心声，彼此鼓励。
第四，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制衡。社会始终存在传统与现代两种声音。一是关于家庭关系中的主轴问题。正如学者葛学溥提出的“家族主义”的概念，在家族主义中，个人按照血缘关系来划定身份和地位，“孝”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观念，是在血缘群体中个人对他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同样也是捍卫个人权利和地位的守卫者（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1996）。亲子主轴长期存在于我国的传统家庭观念。但在社会变迁下，受西方家庭观念的影响，夫妻关系显得日益重要，即便是在因女性原因产生的不孕症家庭中，夫妻多数仍然会选择共同克服困难。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共同作用的今天，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家庭关系处于亲子主轴与夫妻主轴共存的状态，长辈对于小辈的威慑力固然存在，但已失去权威。二是关于生育观念。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男孩偏好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老辈人眼中。但在今天，不孕家庭急切想要生育，但却并非出于这类传统观念，他们主要出于对一个完整家庭的渴望。
第五，个体化思想的出现。个体化思想最早出现于西方，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传到我国，“在政治权威主义的环境下创造出流动型劳动力市场，灵活的雇佣机制，日渐增加的个人风险和孤独感，亲密关系和自我表达的文化，以及对个性及自立的强调”（贺美德，2011）。在我国个体化时代，青年人更注重个体、关注自我，传统观念、阶级层次、集体主义被不断弱化。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更能理解家庭观念与家庭关系的变与不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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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