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下台湾青年政治心理分析
［摘要］自“太阳花运动”起，台湾青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台湾政治场域中。这场看似偶然的学生运动改变了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状态，促使台湾青年通过一系列的后续运动和参政行为影响着台湾的政治局面。青年是社会文化的重要风向标，青年更为敏感、更为激烈，也更有改变社会积习的力量，台湾青年一代作为平民阶层的先锋，以自己情感大于理性的“非传统政治行为”向社会精英统治发起挑战。基于上述现象，本文从后物质主义视角出发，采用“价值观的代际更替理论”，分析台湾青年从“政治冷漠”突变为“政治狂热”的政治文化动因。在未来大陆与台湾的对话中，台湾青年一代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动向也应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
［关键词］青年；政治心理；后物质主义；代际更替；政治文化；“太阳花运动”中图分类号：D676.58.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96-07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12
“政治态度淡漠” “政治意识较低” “政党认识模糊” “政治认同摇摆”，这些词句常与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然而，台湾青年却在近两年多来用自己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打破了人们的常规印象，自2014 年 3月的“太阳花运动”起，台湾青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台湾政治场域中。而“太阳花运动”，正是台湾青年对政治从“冷漠”突变为“激烈”的转捩点。政治心理是作为政治人的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外界政治环境因素的刺激而形成的包括政治制度、政治领导、政治文化等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一种自发的、不系统的心理反应，主要表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以及政治信念等民众的政治心理发生集体性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心理的调整。“太阳花运动”便起到了这样的催化作用，它使台湾青年或全面、或偏颇地理解着台湾的政治局面，将他们从政治漠然状态中唤醒，重新地塑造了台湾青年一代的政治心理。这场运动看似突然，却并非凭空而来，我们可以从政治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太阳花运动”，并借助于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来分析台湾年青一代参与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动因，从而来理解当下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
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及其方法梳理
作为美国当代政治科学实证范式的代表人物之一，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探讨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基于资源匮乏假设（scarcity hypothesis）和社会化假设（socialization hypothesis）（Ronald Inglehart，1990），英格尔哈特认为，政治文化是经济发展促进政治进步的中介变量，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二战后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历程后，已经产生出
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潜藏于新的生活方式当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中的政治文化状态。他将新衍生出的价值观念定义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并且预言，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不仅仅会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到相应程度、具备相应条件时，也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后物质主义价值理论”认为，社会价值观念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由维持温饱向追求生命意义转变的过程是在人口的代际更替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不同代际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在旧人口老去、新人口崛起的过程中，新人口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会造成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更迭。英格尔哈特基于“后物质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础，将这种现象细化为“价值观的代际替代理论”（丛日云、王路遥，2013）。
“后物质主义理论”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创建了以人口代际发展为考量对象的纵向价值观考察模式，取代了以往的横向比对模式；二是将政治文化作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的一个中间变量，展现了社会发展进程不是线性而是不断波动的事实；三是使用实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获取调查对象的状态，又用阐释的方法将其展现，并对世界作出了有效预测。政治文化研究的泰斗阿尔蒙德就曾评价道：“英格尔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作出预测的实例之一。”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因其创见性被政治学界广泛引用和拓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第一，制定出精细的价值观衡量标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文化研究者，英格尔哈特在测量价值观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因价值观定义不明而出现的价值观测量偏差过大的情况，他将调研的目光延伸到了个体的生活感受中，用个体对自我生活状态的呈现来挖掘过去不易在问卷或访谈过程中捕捉到的真实心理状况。
第二，运用政治科学的调研手段，进行充分、持久、深入地调查，并对调研结果进行详尽分析。不仅可以在宏观层面反映想要了解的现象，也将研究深入到某些细微处。这些分支性的研究不仅运用了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方法，并且反过来又作为英格尔哈特全球性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研究的一部分反哺该研究。
第三，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宏观理论构建中，阐释价值观念的更替。例如 “后物质主义理论”中的“价值观的代际替代理论”提出了“优先价值观”的问题。“优先价值观”建立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模型和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理论模型基础之上。英格尔哈特认为，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需求在一个层面上得到满足之后，必然会产生高于该层面需求的新的需求。而在边际效益递减理论模型中，当人的某种需求得到了满足，他在这一需求上的投入成本会自动降低，以追求另一重需求。
二、新的世代价值观念从幕后走向台前的转捩点——“太阳花运动”
“太阳花运动”发轫于2014 年 3 月 18日学生突然占领台湾立法院的行动，在近一个月的学生运动历程中，参与这次学生运动的行动主体从学生扩展到社会各界，但学生依然是引发关注最多、参与数量最大的群体。在“太阳花运动”结束之后，台湾年轻人开始更多地关注政治，从原来的“小清新一代”“小确幸一代”的固化印象中脱离。虽为一场破坏法治、撕裂社会的恶质化学生运动，但却如许信良（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所言，这场运动之影响“是世纪的，不是一时的”（许信良，2014），回望一年来台湾的政治变迁：从初期的社会大讨论，到“九合一”选举体现出的选民代际更替、选民结构变化，再到 2015年后半段的“反课纲运动”，直至如今民进党代表蔡英文拿下台湾领导人选举，台湾政局重新进入民进党统治下……此间种种，皆与“太阳花运动”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
台湾政治仍在“太阳花运动”的余波之中。在2014 年 11 月 29日进行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台湾的选民投票率达到68%，这其中就包含大量年轻选票。在这次选举中，“年轻族群的投票率远高于过去平均六成左右的投票率，20 ～ 29岁族群的投票率为七成四（74%）、30 ～ 39岁族群则为七成八（78.2%）……年轻族群已用选票清楚表达特定意见，且显现出强烈的抗议性质。”（黄伟峰， 2014）。2016年台湾领导人大选的全民投票率只有66%，创十年来的投票新低，但根据台湾智库的民调分析，20 ～ 29岁的青年投票率达到74%，而其中投给国民党候选人的票数不及10%，这表现出了他们在此次选举中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太阳花运动”激发了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他们开始将自己的态度、要求诉诸于政治行动。
（一）集体行动将新的价值观念激发为政治行为
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突发因素是指诱发集体行动的导火线事件。而环境条件是利于产生集体行动的社会结构或周围环境。突发因素和环境条件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前因。我们将在此讨论“太阳花运动”发生的突发因素和环境条件。
2014 年 3 月 17日，在数度商讨无果、立法委员囿于党派之争而各执一词的情形下，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张庆忠强制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交付“内政委员会”时间超过3个月，依照法律视为已经审查，将送交“立法院院会”存查。张庆忠此举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2014年 3 月 28日夜晚，台湾部分大学生在有组织情形下突然冲入台湾“立法院”，并对外宣布因“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服贸协议’黑箱操作”故占领“立法院”进行抗议。
张庆忠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举动，与台湾岛内长期的不规范民主行为有关。这种粗暴的决议方式可以说是台湾政治“不正常中的正常”。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界定，涉及法律制定和修正的协议要由台湾“行政院”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不涉及法律制定和修正的协议可以直接送交“立法院”院会备查。此次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刚好处于该规定的空白处——大陆与台湾的主权意义无法在台湾法律上精确定位，所以台湾方面既不能因为“服贸协议”重新制定或修正法律，也不能根据台湾对台湾主权的定义而与大陆谈判。因此《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否该送台湾“立法院”审议就存在争议。因此，“反服贸黑箱操作”反对的是以下三点：（1）“服贸协议”未被逐条审定； （2）“服贸协议”的制定缺乏法律依据；（3）“服贸协议”应由“立法院”审议通过，而不应作为“行政院”的行政命令进行下达和执行。
以此三点为质疑依据，在学生强占“立法院”后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引起台湾各界广泛关注。在初期的报道中，因为学生运动的特殊性质以及学运口号的较强针对性，“太阳花运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占领立法院”与后续的“强攻行政院”“占领凯道”等行动一次次将“太阳花运动”推向社会关注的制高点。但在之后的发展中，因为“太阳花运动”的针对点由“反服贸黑箱”渐渐变为多种诉求混合，又因台湾岛内社会利益在对“服贸协议”内容的解读中呈现多元化趋势，所以抗议人群渐渐分化，社会舆论也出现多种倾向。
另一方面，新媒体突破了其娱乐性和社交性，成为政治态度及政治联络发酵的温床。由于“Facebook”和“Twitter”的即时性及裂变型消息传播模式，“太阳花运动”的学生组织及社会团体以此来组织行动，组织效率大为提高。另外，在台湾受众广泛的几大论坛也成为各界讨论的大展板。比如一些人将“服贸协议”进行大众化解读，做成“懒人包”发布在网络上，有的支持“反服贸”，有人不支持，一时间讨论如火如荼，就在这些讨论声中，“太阳花运动”得以进一步传播和扩大。
“太阳花运动”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如此地发生，使“黑箱”“行政”“法治”“政党”“轮替”“民众参与”等高频词充分进入台湾青年的视野和思绪，这无疑将深深地影响他们对当下社会的观察、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政府作为的期待。
（二）社会氛围对青年政治情绪的影响直接塑造了青年一代共同的政治文化倾向
“每一代人在形成价值观的未成年期受当时外部环境的影响，形成反映当时环境下的拥有这一代人特色的代际文化群体。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拥有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价值观的人，这便形成了价值观的代际差异”（王天楠，2014）。在“太阳花运动”进行的同时，由于言论一时庞杂不清，导致年轻人情绪低落，他们大多认为经济不景气，对未来忧心忡忡，在并不真正了解“服贸协议”会“为台湾带来什么”的前提下受了鼓动，认为“服贸协议”会进一步摧毁台湾经济。在台湾“青年世代正义大调查（针对21 ～ 35岁青年）”的结果中显示：有62.9% 的人认为自己将比父母过得差；台湾青年最忧心的三个问题是：低薪（占79.4%），高房价（占 69.08%），高失业率（占34.93%）；对未来社会环境感到无力、想离开台湾岛工作的比率为46.1%；认为台湾目前的大环境对他们不公平的有79.8%；认为这个状况很难好转，而且还会更糟的为 64.4%。
由此可见，一种“不明就里”的悲观情绪在台湾青年中蔓延——他们因就业形势艰难、房价不断飙升、失业率居高不下、未来发展空间不大等问题产生出台湾经济风光不再的相对剥夺感，又因一些“反服贸”“懒人包”的消极宣传认定“服贸协议”将进一步摧毁台湾经济，自己将来将无立身之本。在这种情绪下，甚至出现了与父母哭诉、谴责父母在上次选举中为国民党投票、从家族世袭的泛蓝政见中脱离等情况。“太阳花运动”极大地刺激了台湾年轻人的政治意识，这在不久之后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青年投票率激增，大量青年在投票当天乘车返回原籍参与投票。
从这些现象看来，“太阳花运动”发生于部分学生及社会团体对“服贸协议”被草率通过的愤怒，但却发展于这种群体性情绪的渲染中。西美尔认为，在那些“集合在一起的群众中，会产生各种集体的神经质——某种情感的被煽动、相互刺激，因此可能产生各种个人的某种一时的高于他们的情感的平均强度。”（盖奥尔格·西美尔，2002）台湾青年，无论直接参与“太阳花运动”与否，都被这种社会情绪所浸染：“从传播媒体的渲染，社会舆论的烘托，有关专家的论证等资源动员过程，人们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情感反应逐渐达到共鸣，从而促使他们走到一起”（郭景萍，2006）。
三、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下当代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突变的原因
谈及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变化，不得不谈及台湾政治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项议题，即台湾政治文化的世代更替问题。自国民党占据台湾以来，台湾经历了“戒严、解严、民主化”等一系列政治进程，几十年间的台湾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20 世纪 60年代开始的“亚洲四小龙”时代、7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潮、80年代政治革新运动，台湾的经济、政治在不断地发展中互相促进，政治文化也作为中介变量而不断更新。所以，每一代台湾人都在不同于前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出生、成长，也在青年时期面临着不同的观念冲击。青年的政治认同，正是基于他们的世代价值观念。
（一）代际价值观发生偏转
台湾经历了二战后贫困、物资靠美国供应的匮乏时期，之后因蒋经国先生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而实现经济腾飞，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而台湾政治，也从“戒严”状态进入“解严”状态，开放“党禁和选举”，逐步实现民主化，成政党轮流执政的状态。也正是在经济由贫困到富庶，政治由威权到民主的过程中，台湾的社会文化也悄然发生变化。“太阳花运动”一代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生、成长，当他们逐步面向社会时，他们对物质的需要和对生活的理解已与前人大不相同，对政治的考量和要求也必然大不相同。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以用来解释台湾价值观的代际转变过程。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转向世俗理性价值观方向，转向更加注重自我表现的
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加关注对环境的保护、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在同性恋、两性平等等社会问题上持有更为包容的态度”。基于上述价值观的阐述，英格尔哈特（2013）指出：“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阶段的生活条件，并且价值观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代际的人口更替实现的。”“随着较年轻、物质主义程度较低的年龄群体在成人人口中替代年老的群体，这个社会会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经历了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经济腾飞，“解严”后的台湾人注重“走出去”，实现他们之前一直想要的“流浪远方”的梦想，而随着“走出去”和“再回来”，台湾岛内文化日益多样，文化态度日益开阔，经历了一个相当繁荣且向外传播影响周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物质上得到充分满足，文化上畅享了开放性和多样性，已经脱离了上辈对物质的渴望和需求，他们表达出新的需要。
在台湾的世代更替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三个有明显政治文化差异的代际分野。第一个是外省人第一代与本省人第一代。外省人第一代对中国大陆有着强烈的祖国认同，对山河的眷恋铭刻于怀。相对的本省人第一代是指日据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本土居民，他们当中虽有不少受了奴化教育，但不乏大量的爱国分子，在日军殖民时期对祖国有着强烈的渴望，但国民党政策失当导致的“二二八惨案”撕裂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为日后的分歧留下深刻的伤痕；第二个是在台湾出生与成长的第一代的子辈。他们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受“三民主义”教育的统一教化，对国民党灌输的家国观念有较高的认同度。虽然在台湾解严前后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政治意见，但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还是相对稳固的；第三个是当前的台湾年轻人。他们在“去中国化”的教育中长大，对中国大陆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渐渐趋弱，代之而来的是对台湾本土的强烈认同，在“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独立”还是“统一”的摇摆不定中衍生出新的困惑。
在政治文化层面，第一个代际虽然也不时出现反抗，但大体上是服从的，唯政府马首是瞻；第二个代际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与旧有的一切抗争；第三个代际失去了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更注重自我，更关注当下个人的生活问题，更希望为具体的生活目标而进行政治努力。
（二）“政治认同”随代际更替而逐步淡化
仅用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来解释台湾社会文化的变迁是不够的。有学者指出，“关于当代台湾青年认同的问题，这里主要是根据前面政治认同活动的层次划分而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分析：一是关于台湾青年的‘认同政治’，即对岛内政治的认同，主要涉及政治参与的态度；二是关于他们的‘政治认同’，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认同意识’；三是关于他们在两岸关系上的认知态度（黄继朝，2014）。”
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以“反服贸黑箱”之名行“反与中国大陆合作”之事，究其原因，与大陆的经济崛起带动了新一轮的亚洲区域整合有关，更与“台独”势力二十几年来在台湾进行的“去中国化”教育有关。自李登辉上台起，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抬头，他们借助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潮流以及“台独”的有力支持者——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开展了潜移默化地“去中国化”行动，不仅以“台湾人”代替“中国人”自称，而且铲除了一系列象征中国、民族统一的标记。台湾的“去中国化”行动割裂了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的共同愿望，使台湾民众对“统一”二字渐渐失去兴趣，产生出“维持现状就好”的消极态度；而中国大陆的日益崛起，尤其是经济上的巨大能量，被台湾岛内的“反中”势力渲染为经济霸权，把正常的经济合作解读为—— 大陆对台湾通过经济渗透而形成政治渗透，大陆在用经济控制台湾。当意识形态中弥漫着“统一”不再是两岸共同的信仰，经济合作方面又笼罩着“大陆威胁论”的阴影，台湾民众的恐慌便会被少数人煽动并操纵。“太阳花运动”，无论有无幕后黑手，都在关键的时间出现，并成为了台湾排斥大陆的新起点。
就在 2015 年 11 月 7日“习马会”当日清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载了台湾“80后”政治学者王
宏恩（Austin Wang）的文章——《台湾与大陆会谈？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台湾人民的五个想法》。文中阐释的五个观点分别是：（1）台湾人民渴望与大陆对话；（2）无论哪个政党，都应该与大陆对话；（3）支持对话不代表支持统一；（4）台湾正试图突破困境；（5）台湾人民忧虑对大陆的经济依赖。
该文通过对台湾民调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认为台湾与大陆对话是大势所趋，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为了摆脱台湾当下的困境，都必须与大陆合作。但合作的前提并不是两岸趋向统一，而是通过对话来为台湾走出困境换取和平的时间和空间。文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台湾人民并未在统独问题上表现出较统一的倾向，支持统一的人数呈下降趋势，支持台独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而支持“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的人占了相当的比重（Austin Wang，2015）。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态度是，他们既认为陆台双方应以合作为前提，又惧怕对大陆在经济上形成依赖。而对这种依赖的担忧，更多的来自于他们对“统一”这一原有信念的摒弃和对台湾未来走向的悲观。
给青年一代带来不良影响的另一方面便是台湾民主质量不高的问题。尚未发展成熟的民主制度乱象丛生，是为不良示范。一方面，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后民主发展如火如荼，但因直选民主制度与民众的民主素养长期不相匹配，台湾的民主制度饱受侵蚀。台湾政治界擅用街头政治，常以破坏法治的手段破坏民主进程，以民主的名义大行反民主之道。在本该以议政为本的“立法院”议事过程中，立法委员常常大打出手，“泛蓝阵营”提议的，“泛绿阵营”必然反对，反之亦然，“立法院”全无秉公议事的态度，日益成为了台湾党争的主战场。例如此次关于“服贸协议”的讨论，就因“立法院”内部长期无法达成一致，且因与大陆关系无法定位而处于立法空白区，所以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张庆忠才在混乱中戏剧性地用自备话筒宣布“‘服贸协议’审查超过三个月，送“立法院”存查”。这也正是所谓的“服贸黑箱”。在如此民主氛围笼罩下成长起来的“太阳花一代”，对民主行为的理解自然有亦步亦趋的倾向。
再者，考虑到台湾的历史沿革，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也打碎了国民党的权威。二十多年的民主化进程，以民进党为主的“泛绿阵营”的不断挑战，使国民党的形象一落千丈，民众的背弃不仅体现在国民党的政治失势上，更体现在民众对过去一切政治认同的反叛上。而国民党政府此时与大陆签订“服贸协议”，一旦被进行过度的政治解读，就会被扣上“亲中”“卖台”的帽子。国民党成了现阶段恶性党争的失利者，也成了台湾年青一代反对恶质性政党政治的直接发泄对象。
综上所述，由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产生出的代际变化，以及由于“去中国化”过程中培养出的对大陆的偏见、误读，对现存政党政治制度的严重失望和不满，使台湾民众在政治心理维度上无法对当前政府的决定产生认同感，作为新兴文化代表的台湾年轻人更是在某些时机将压力放大、产生反叛冲动，以此为重要原因，随之产生出由集体行动发散而出的一系列社会运动。
（三）利益分配不均，青年群体中相对剥夺感空前强烈
英格尔哈特曾经指出，在代际价值观转变过程中的每一个时期，代际群体都会产生一种优先于任何其他需求的价值观念，这种优先的价值观念会在需求达成前占据主体地位，直至其被满足后，再向新的价值观转换。这被英格尔哈特定义为代际价值观产生的社会基础。台湾今日种种，正符合英格尔哈特基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预言。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压倒一切地信任”转变为“压倒一切地怀疑”，民众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苛刻的标准来评估他们的领导和制度。据调查，相当比重的台湾年轻人觉得自己将来不会比父母一辈过得好。这意味着，在他们心中隐隐明了台湾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在亚洲新的地区资源整合中，台湾优势尽失。这种源于经济低迷、止于对执政当局强烈质疑的忧虑感，对未入世或初入世的台湾青年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带有绝望情绪的压力。而面对大陆的日益强盛，面对马英九政府对大陆资本的欢迎，这种压力化为了恐惧，加之两岸分裂的现状和自分裂以
来就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分野，这种恐惧产生出“中国威胁论”。英格尔哈特（2013）在谈论后现代主义转变时曾说：“它带来了新的、更苛刻的标准来评估政治生活，而且它凭借更活跃、更善于自我表现的公民来直面政府领导人。精英的地位在国家中越发困难。大众越来越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吹毛求疵，而且越来越有可能参与挑战精英的活动”。“太阳花运动”发生在台湾政府谋求与中国大陆经济合作的关口，却因为台湾岛内巨大的意见分歧和青年的激烈举动而陷入僵局。这代表着台湾制度权威的衰退和公民政治介入已经升级。
四、结语
台湾的学生运动传统由来已久，但“太阳花运动”无疑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学生运动。它重新划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界线，代表着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已经来临。作为平民阶层的先锋，学生们以自己情感大于理性的“非传统政治行为”占据符号型建筑，向社会精英统治发起挑战—— 学生群体突然占领“立法院”质疑“服贸黑箱”、万人占领“凯道”逼迫马英九政府表态、夜宿仁爱路抗议高房价，这一系列“占领运动”都选择地标性建筑，在符号意义最强烈的地点表达政治观点，既向已有权威发起挑战，也为自己积累政治主体性。在此过程中，台湾的“政治新生代”也积累了足够的社会关注，在后续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中，他们将这些关注和同情转化为政治资本，投身政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再倾向于以往的政党联合，出现了以个人身份而非党派身份参政的明显倾向。当然，有了政治参与的愿望并不代表有了政治参与的理性与能力，但在此我们不能忽视“太阳花运动”在青年政治动员中的巨大作用。青年是社会文化的重要风向标，青年更为敏感、更为激烈，也更有改变社会积习的力量。在未来大陆与台湾的对话中，台湾青年一代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动向也应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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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