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的文化实践

［摘要］“新工人艺术团”创作出大量表达新工人心声的歌曲，其歌词具有口语化、叙事性特征，演唱方式采用方言和合唱。这种主流文化之外的“刺耳”音乐既来自新工人的自我情感表达的需要，又来自其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呼吁，同时在知识分子、政府、大众媒体、新媒体等各方力量的协助下，传播逐渐广泛。“新工人艺术团”的产生顺应了当代中国工人在当下的自我表征需求，成为新工人文化发展的典范，推动了新工人文化在全国的传播。“新工人艺术团”的文化实践，一方面展示了当下新工人自身艰难的现实处境与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新工人文化实践所表达的时代经验为大众提供了认识当代中国的镜像。“新工人艺术团”的文化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代工人状况，甚至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某种症候，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反思能为我们理解新工人文化及其复杂语境提供了一种路径。

［关键词］“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文化实践；新工人歌曲；话语；权力中图分类号：C912.61；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2-0005-08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2.001

近年来，随着新工人①数量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工人话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从梁鸿的《出梁庄记》和张桐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等非虚构作品，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等专著，到最近在媒体上广受热议的《我的诗篇》纪录片式的电影，新工人的文化和命运进一步受到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关注。然而，新工人自己创造文化如何可能？它怎样表达出新工人自己的声音，而非他者的视角？北京的“新工人艺术团”

用歌声和一系列的文化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与思路。

“新工人艺术团”是一支由打工者自己发起创办、以文艺的方式为打工者群体提供文化教育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民间文艺团体，成员以孙恒、许多、王德志、姜国良为主（百度百科，2016）。成立于 2002年的“新工人艺术团”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创作出七张音乐专辑和一些小品、相声、话剧等艺术作品，表达了新工人们的心声。

一、“新工人艺术团”文化实践的成果：唱出新工人心声的“刺耳”音乐

“新工人艺术团”的文化实践之所以是新工人自我的表征，而非他者的视角，集中表现在其“刺耳”的音乐风格上。“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以新工人为受众，其风格不同于流行音乐，它一方面用现实主义的歌词与简单的曲调形成了批判风格，另一方面用方言与合唱的演唱方式来凸显新工人文化的特殊性。

（一）歌词的口语化、表达直白，以叙事为主

“新工人艺术团”的歌词特点是由歌曲的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新工人身份决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4年的一项数据，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方面的情况是，未上过小学的占1.1%，小学文化的占14.8%，初中文化的占 60.3%，高中文化的占 16.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可见，受到中学教育是新工人的主要文化程度；并且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而非文字类工作；同时他们来自农村，这些就决定了他们创作和容易接受的歌词是简洁易懂、表达直白、容易理解的。

“新工人艺术团”所演唱的表达直白和叙事特征的歌曲揭示出新工人真实的生存境况，比如《小时工》（词：赵艳红，曲及演唱：段玉，选自2009年专辑《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不敢抬头看 /数落在墙角间/趴在地板上/埋头把活干/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拧的抹布瘦了一圈又一圈/我们的自行车穿越在小区间/我们走出这家去那家/来来回回就奔波在这高楼大厦间/我们除了卫生间还要擦地板/太太给我一个笑脸/我乐得把地板擦了一遍又一遍/太太说：‘辛苦了，很感谢！’/我恨不得天天都来干/太太给我一个苦瓜脸/我急得一身汗/连爬带跪就为了六块钱/太太您有什么要求就说出来。”②这种没有过多修辞、写实性与自述般的歌词将工人付出和收入之间的反差、劳动廉价的程度，以及工人在城市市民面前的卑微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对城乡二元结构对新工人的压迫、社会身份的不平等发出了一种无言的抗议。总体来说，这种写实性的民谣歌曲“以大白话的歌词和简单的旋律，与人们当下的现实境遇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从而具有了直指人心的震撼效果。而那种辛酸、苦涩却又无奈的音乐语言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既有浓郁的草根气息，又有特殊的亲民色彩”（赵勇， 2012），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提供了发声渠道和某种反抗的武器。

（二）曲调不追求精致加工

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曲调简单，不以唯美精致至上，而以表达自我的真实情感为宗旨，所以词、曲作者及演唱经常会是同一个人。这种表达决定了新工人自己的视角，而非他者的目光。

比如《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词曲及演唱：许多，选自2007 年专辑《为劳动者歌唱》）唱出了打工者的乐观勇敢，虽然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村庄，来自四面八方，生活艰辛，但是他们“努力生活不曾失去方向”“他们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歌声里不仅描述了这里砖墙裸露、道路脏，更强调了这里有开心的孩子、辛勤的工人。高亢的歌声里虽不免有对艰苦的感叹，但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种对城市中农民工聚居区的描述完全不同于大众媒体和知识分子话语的描述。在大众媒体的话语里，所谓城中村、城边村都是需要治理、拆迁、改造的城市

污点。不像大众媒体冰冷无情的苛责，知识分子则对城中村寄予了同情，如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描写西安城中村德仁寨，她想起了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隔离墙、美国黑人白人的隔离墙，隐喻中国城乡分化的现实和农村人在城市的尴尬现状，她的描述充斥着“废墟”“垃圾”“阴暗”“污垢”“灰尘”“拥挤”“压抑”“神情冷漠”这些字眼。她一边充满同情和哀伤地描述这群可怜人的生活，一边急切地想要逃离。作为旁观者，她看不到这里的欢乐和生气，她相信这些城中村的人心在农村的家乡，也无法想象打工者能在这里找到人生的尊严。底层文学研究者李云雷曾经批评贾樟柯的精英视点：“他电影中的世界是一个‘沉寂的中国’，不是‘活的中国’，所以他是从外部、在高处来看这个世界，这样他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麻木、忍耐、逆来顺受这样的表情。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李云雷，2008）。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用在某些知识分子对新工人生活的理解上。而“新工人艺术团”所歌唱的城中村虽破败却精彩，这里有各种地方特色小吃、秦腔、努力工作的兄弟姐妹，大家坚定前行，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而非萧条衰败的工人聚居区。也许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生活的酸甜苦辣，他者的目光或许冷静客观，但是并不真实。虽然新工人的生存环境和工作状况充满艰辛和不平等，但是“新工人艺术团”里消极的情绪却是少见的，他们要么批判社会的不公，要么鼓励人们坚强乐观，或者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坚强勤奋。这给人一种精神鼓励和情感慰藉，让那些原本迷茫和无助的人们奋勇前进。也是在这种力量中，我们深切感受到新工人的精神，而非农民工的精神。

（三）方言演唱

与流行音乐常常夹杂英文歌词相比，“新工人艺术团”常常用方言歌唱。比如《我的吉他会唱歌》（词曲及演唱：孙恒，选自2011年专辑《就这么办》）、《团结一心讨工钱》（词曲及演唱：孙恒，选自2004年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小妹妹来看我》（曲：民歌，改编演唱：许多，选自2009年专辑《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都会用陕西方言演唱。这种方式是农民、新工人所独有的，是异于都市市民和精英阶层趣味的。艺术团这种勇于唱出自我的歌声，为新工人的身份认同、自我建构和新工人话语力量的积聚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布迪厄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权力资源……观念与审美价值体现了生产这些价值的人的实际利益”（戴维·斯沃茨， 2012），所以每一种文化的特征背后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利益诉求，而文化可以争取并巩固这种利益诉求。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制造精美和谐、同质化的音乐，使人们失去反思批判意识，而新工人创作自己的方言音乐，力图打破资本整合的秩序与驯服，唤醒麻木僵硬的心，在建构新工人话语的过程中，争取某些权力。

（四）合唱

与常见的私人化、个人化的歌曲相比，艺术团常用齐声合唱的方式演绎新工人题材的歌曲。这种齐声唱法既不是乐队式的个性风格，也不是组合式的凸显风格，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声音。这种演唱方式的目的不在于通过各种配合达到艺术上的精致圆熟，而是在一种“声音共同体”中获得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共振：个人的苦难在集体的声音中得到宣泄，集体的声音因为其意义的普遍性而更能唤起工人个体生存感受的共鸣。在这种“声音共同体”中新工人完成了自我身份与价值的确认，以及自我想象的话语建构。《天下打工是一家》（词曲及演唱：孙恒，选自2004年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打工、最光荣！》（词曲及演唱：孙恒，选自2004 年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怎么办》（2009年 10 月 25日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台湾黑手那卡西工人乐队（以下有时简称黑手）集体创作现场作品，选自2011 年专辑《就这么办》）等歌曲都用合唱表达集体心声。

由此来看，与当下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由顶级创作团队、精良的制作设备制造的声音乌托邦似的流行歌曲相比，“新工人艺术团”那种制作粗糙、旋律简单的，记录新工人原生态生活的歌曲，则因其对大众文化鲜明的反叛性而独具一格。如果大众流行文化的精致选择追求的是娱乐至上，那么艺术团直接指向的更多的是政治文化诉求。它们通过对高超的技巧、技术先进的录音棚、复杂多样的乐器布阵、浓妆艳抹的歌手、唯美浪漫的“MV”的有效剥离，用一种充满“粗粝感”的朴拙而嘶哑的声音向现实喊“不”！

二、“新工人艺术团”文化实践的方式：靠自己的力量及与多方合作

表达新工人心声的歌曲在工人群体中引起共鸣，孙恒曾经这样讲述皮村文艺活动结束以后工友的反应：活动结束以后，有两个年轻的工友去图书馆值班室拷贝我们给工友们写的歌曲，他们告诉我们说听到这些歌特别地激动。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工友说了这样一个小经历，一天下夜班，他身体极度疲倦，精神也非常萎靡，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时公交车里一个乘客的手机彩铃响起，是《劳动者赞歌》的歌声，他浑身为之一震，心头暖暖的。”（吕途，2014）306在新工人中实现情感感染，是“新工人艺术团”实现其艺术和社会价值的第一步。为了实现这一价值，“新工人艺术团”致力于在新工人群体中传播这些歌声，他们到工地义演，举办打工春晚，把歌曲上传到网上……为了扩大新工人文化的传播，他们借助了各种话语力量，而最重要的力量仍旧来源于他们自己。

（一）靠自己的力量

“新工人艺术团”的歌声之所以真实，在于它的创作完全来自聆听工友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感触，当然也有自己亲身经历留下的深刻感悟。比如《彪哥》（词曲及演唱：孙恒，选自2004年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的歌词是这样的：“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他们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他们总是弄不清，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你总说也许明天日子就会改变，可清晨醒来后，仍得继续拼命地干！”孙恒在“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新文化与中国的未来”会议演讲中这样解释《彪哥》这首歌的产生：“曾经经过一个建筑工地，我认识一个工友……他伸出他的双手说，你看，我只有这双空空的手，但是我要靠我这双手养活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我的爸爸妈妈。他说，每天在建筑工地干活非常辛苦非常累，累的时候就喝酒，喝完酒就想家。他说，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我们用我们的双手与血汗盖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建起了大街桥梁，可是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人却瞧不起我们……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非常震撼，因为我们的眼光总是看到这些城市漂亮的高楼大厦、我们的经济发展，可是又有谁关注这些高楼大厦背后的故事呢？这些劳动者、这些工人，在这个时代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贡献，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我们只是用金钱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劳动的价值被贬低，甚至是被漠视。所以当我听到彪哥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为这些工人去唱歌，把这些心里话用歌声唱出来，让更多人听到工人的声音。”这段话揭示了艺术团歌曲的创作源起，是新工人自己的精神力量创作了自己的文化，而“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本身也是新工人，孙恒曾当过搬运工、推销员、送水工，王德志曾在餐厅、面包厂打工，许

多曾在建筑工地打工、做模具，姜国良曾在编织厂编电缆。

不只是歌声来自工人自己，“新工人艺术团”的运行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自己办的社会企业同心互惠商店和同心农园，这些企业使新工人得以探索其音乐独立生存与发展的道路，而非受制于人。

（二）与知识分子合作

新工人自己组织发起艺术团，但是他们的成长壮大离不开与知识分子的合作。“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虽然都有打工的经历，但是其主创孙恒却与一般意义上的打工者不同。他大学毕业，曾于1994 年至 1996年就读于河南安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中学当老师，后来当流浪歌手，多少带点知识分子、文艺青年的气质，这从孙恒的发言中清晰可见。他对社会的深刻认知，对命运的不断叩问，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都让他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工人。豆瓣网友“冯三”在评价台湾黑手的时候，说：“黑手的成员，有知识分子，也有真正的工人，这也展示了黑手那卡西乐队的一个成长过程，即由知识分子发起，并吸收工人参与运动。正是这样的过程，创造了黑手一个最重要的创作模式，那就是‘集体创作’”（豆瓣音乐网，2016）。这似乎和“新工人艺术团”的创建有一些相似。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参与是工人文化发展的强大助推力，而工人的加入却是赋予其生命力的内在源泉。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牵头与创意策划，也许工人文化只能偏居一隅、一盘散沙。毕竟当工人本身还在为工作、工资、住所、子女教育、老人养老、疾病、工伤这些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无暇谈文化，甚至没有时间梳理自己的心情，没有精力把内心的歌与苦编制成有节奏的音乐；而如果没有工人的加入，所谓的工人文化可能很难真正讲述工人的生活和心声，而只是知识分子出于某种目的的一厢情愿。强势的知识分子代言必然带有居高临下的悲悯和同情，缺失工人生存生活的本色。

“新工人艺术团”一直和学界关系密切。孙恒在北京当流浪歌手的时候去大学听讲座，参加大学生为农民工服务的志愿团队。艺术团会去高校演出，也参加学者的相关研讨会，向学者讲述艺术团的现状、新工人的情况，也从学者那里更加深刻地了解社会，思考现状。他们和高校的联系还表现在吸引了大批大学生志愿者为工友之家提供公益服务，从学校募捐物资来支持同心互惠商店的运营，请学者培训、教育新工人。

（三）与政府合作

当然，“新工人艺术团”的运行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2003年，“新工人艺术团”参与社区工作，他们“以三方（居委会、社区打工子弟学校和工友之家）共建的方式，成立了‘肖家河社区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并在民政部得到合法注册”（吕途，2014）384。许多说：“我们积极争取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在皮村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时，也积极争取政府的资源……我们又和村委会积极合作，共建了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我们不但和基层政府合作，也和上一级政府开展合作。”（吕途，2014）385另外，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工友影院、工友图书馆、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建立也都有政府的资源和支持。

（四）与大众媒体合作

大众媒体的报道是“新工人艺术团”发展的重要助推力，“新工人艺术团”的频繁被曝光应该从第一届打工春晚说起，而第一届打工春晚备受关注，主要基于崔永元的主持。不仅打工春晚，“新工人艺术团”的重大活动几乎都在媒体上有报道，大众媒体是“新工人艺术团”宣传自身的重要方式。不仅央视的《实话实说》《小崔说事》《东方时空》《对话》《新闻联播》《新闻会客厅》等对“新工人艺术团”做过相关报道，而且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冷暖人生》《走读大中华》，甚至地方的北京、河南、河北、湖南、上海等电视台也都做过报道。纸媒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工人日报》等，网络媒体的搜狐、新浪等也进行过相关报道。

可以说，“新工人艺术团”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和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大众媒体的传播密切相关的。

（五）利用新媒体

“新工人艺术团”还很好地利用了新兴媒体。其主要成员孙恒、许多都开了博客、微博、微信，及时发布相关活动的动态信息，采用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许多还在豆瓣音乐有自己的小站，定时上传活动视频、音频、照片。

运用新媒体发送电子邮件、运营网站都基于当今网络与电脑、手机设备的普及，以及其价格低廉、门槛低，尤其是在年轻的新工人中间，这些技术几乎人人能够熟练掌握，还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故对于工作时间长、缺少独立充足空间的新工人来说，利用新媒体相对便利。

在和政府、媒体、学者的频繁接触中，“新工人艺术团”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果没有与他们的合作，也许“新工人艺术团”永远都是一个小众的边缘组织，孤独地嘶喊，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他们呼唤工人声音的愿望很难实现，正是这些政府、媒体和学者让他们走得更快、更远。

三、“新工人艺术团”文化实践的可能：历史契机与区域便利

在当下中国，“新工人艺术团”之所以会出现，源于他者表征压抑下新工人自我表征的需求：其一，新工人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隐身状态。这不仅是由于新工人的经济地位处于劣势，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在城市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圈子和实体文艺活动空间，更是由于官方话语、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多重夹击。其二，新工人文化及新工人形象被扭曲甚至丑化。所以，新工人一直没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形式。然而，当新工人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其自我言说的欲求就会愈来愈强烈，就使得新工人文化的迫切性变得越来越强。

新工人艺术团的出现固然源于新工人文化在当下社会的迫切性，也源于北京这一地域的特殊性：其一，北京作为几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新工人群体，拥有滋生并接受新工人文化的群众基础；其二，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相对包容多元，传媒发达，“新工人艺术团”这种“刺耳”的声音有存在的可能和传播的空间；其三，北京高校林立，学者和大学生人数众多，他们对新锐文化的敏感和关注，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促进“新工人艺术团”扩大影响力；其四，北京是一个全国各地青年人追梦的地方，青年人富于创新、思考，他们是创造、接受、散播新文化的重要力量；其五，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政策健全，注重文化建设，基层政府与民间组织寻求合作，使得“新工人艺术团”能够合法存在。“新工人艺术团”充分利用了北京的“天时地利人和”，为建设丰富多元的北京青年文化提供了借鉴。

“新工人艺术团”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起了全国性的工人文化互动，通过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和打工春晚，全国工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建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人文化的传播、发展。在《新工人艺术团歌曲集（2013版）》中多次出现的董军，参加了在皮村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打工文化艺术节，还参加了 2012 年至 2015年四届打工春晚。在这个过程中董军渐渐组建、壮大了自己的乐队“重D音”，在博客中这支乐队这样介绍自己：“D代表底层；重，是重要的，有力量的。也就是底层的声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重D音”是一支由深圳建设者利用业余时间组成的乐队，是一支为劳动者歌唱的乐队。（新浪博客重D 音，2016）“重 D音”和“新工人艺术团”的运营模式相近，他们都不走商业路线，受基金支持，免费为底层劳动者歌唱。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唱孙恒作词、原唱的《劳动者赞歌》，他们的歌曲《深圳、深圳》是“新工人艺术团”的《北京、北京》（词曲

及演唱：许多）改编而来。另外，“重D音”还有自己创作的歌曲《与机器跳舞的人》（词曲：董军，演奏：“重D音”工人乐队）、《青春》（词曲：汪宗兴，演奏：“重D音”工人乐队）、《这年头不好混》（词曲：董军，演奏：“重D音”工人乐队）等，歌曲的摇滚风格、对现实批判的主题、对劳动者的关怀意识与“新工人艺术团”十分相近。“重D音”把这些歌曲传唱出去，他们和“新工人艺术团”一起在祖国的一南一北抚慰劳动者的心灵。另外，在2015年打工春晚中出现的“工厂五角星乐队”，他们此后也参与“新工人艺术团”与“重D音”的演出，把工人的心声带到更多的地方。许多说：“皮村算是一个根据地，但是工作还是全国性的。”③如果把皮村看作点燃“星星之火”的根据地，那么他们的动员和集结力量已经逐渐在全国各地烧起了“燎原”之势，所以“新工人艺术团”的神话也许无法复制，他们的模式也未必是最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们在传播新工人文化的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四、结语

“新工人艺术团”的文化实践打破了权力话语对个人话语的钳制与引导，使普通民众的个体声音被时代倾听，使他们的主体需求被时代认知。“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功在于来自泥土声音的鲜活性、真实性和震撼性。它使被精致的文化工业麻痹的神经重新激活，使新工人获得了文化自主、自我言说的可能。可以说，“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功，不是文化的成功，而是时代经验的成功，是新工人群体的时代经验使其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镜像来认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

当然，新工人文化仍然只是一个起点，当它真的想要获取独立的文化姿态时，它不得不摆脱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钳制，但事实上，现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何它仍需在某种程度上借助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体的力量进行自我言说的原因。这是“新工人艺术团”的文化实践和新工人文化发展不得不面临的时代悖论。但这恰恰又从另一方面反映当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复杂性和结构性矛盾。“新工人艺术团”文化实践的意义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地敞开问题，在不断解决的努力与尝试中，逼近时代与历史的真相。

注释①本文中的新工人，特指来自农村，在城市中从事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保洁、保安、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兴起的，有别于传统的城市产业工人。中国新工人的特征主要有：处于社会底层、从事体力劳动、徘徊于城乡之间。传统上，新工人被称作盲流、打工者、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

②文中所有关于“新工人艺术团”歌曲的歌词均引自《新工人艺术团歌曲集（2013版）》，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出品。

③来自笔者 2015 年 6 月 3日下午在皮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办公室里对许多的采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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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