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粉”：解析互联网时代的另类粉丝文化
［摘要］“Anti粉”，即对偶像及其粉丝做出极端行为、伤害行为的另类的粉丝。“Anti粉”对其对象具有相当大的粘性与忠贞度，但却带有极其强烈的负面情绪，并付诸行动。从特点和成因来看，“Anti粉”仍然是粉丝，可以将其放置在受众研究和粉丝研究的理论谱系中加以考量。从本研究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个体通过群体共同的喜爱、排斥或敌对行为完成了某种身份认同。“Anti粉”实际上是粉丝的另一面，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强烈的差异化的情感力量，其根源在于现代工业化社会导致的传统社群的衰落和消失；粉丝／黑粉活动营造的紧密的社群氛围满足了碎片化、原子化生存的个体对社群生活的需要。互联网新媒介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粉丝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粉丝社群之间的区隔，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极端的“Anti粉”行为。这种激情表达具有政治性，“Anti粉”及其反对的人或事都代表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这也正反映了当下一些普遍存在的观念冲突。“Anti粉”实际上是社会、心理等种种合力之下的必然产物，也是深层社会情绪的某种另类的反映。
［关键词］“Anti粉”；粉丝文化；身份认同；建构；身份政治
中图分类号：C9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2-0020-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2.003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生态中，粉丝文化以其声势浩大的“线上线下”群体互动与千姿百态的消费行为，成为了大众文化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粉丝始终被作为受众中的“狂热分子”和“过度的消费者”来看待（陶东风，2009）4。与普通的媒体受众相比，粉丝们往往被认为更具有创造力和文本生产性。尽管在“粉都”（fandom）关系的研究中，粉丝们被描述和归纳出种种共性特征，然而在具体观察和分析粉丝群体时，我们仍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Anti粉”与粉丝研究回溯
（一）另类的粉丝：“Anti粉”作为流行文化的生产者，大众文化工业资本当然希望所有的受众都是铁杆粉丝。众所周知，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有一类受众被称为“Anti粉”，也即“黑粉”“反粉丝”，尽管他们的名称里也有“粉丝”，但他们不喜欢甚至极度厌恶文本对象，并且不惜做出非常规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抗议。以流行偶像文化发达的韩国、日本为例，“Anti粉”通过一系列的极端事件不断进入公众视线。这些“黑粉”是常态粉丝的反面极端，是粉丝对明星偶像狂热的“恨”。他们是反对某个偶像产品的个人或组织，在网络上对艺人进行负面宣传，恶搞、攻击和谩骂。在线下对艺人进行恐吓、伤害性的人身攻击。在韩国几乎每个当红的明星都有针对他（她）的“Anti粉”组织。2006年，韩国五人男子和
声舞蹈团“东方神起”的成员郑允浩在休息室喝了粉丝送的含有强力胶水的假饮料，被送往医院抢救。2010 年，韩国流行音乐合唱组合“Super Junior”的两位成员朴正洙与李赫宰在韩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节目中爆料，有一次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感到汽车轮胎有漏气状况，开到维修点才发现轮胎被扎了许多的小孔，险些酿出事故，他们认为是“Anti粉”所为（郝丹铭，2014）。2016 年 5 月，日本女明星富田真由被粉丝行凶，被刺20多刀，行凶的粉丝在被捕后称，是因为对偶像有不满情绪（苗菲，2016）。
“Anti粉”的称谓普遍被认为来自于“韩流”这一具有独特话语符号系统的粉丝文化。然而， “Anti粉”却不止存在于“韩流”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欧美国家同样也有类似的受众。比如美国的青春偶像电影系列《暮光之城》就存在一个“Anti粉”群体。《暮光之城》的粉丝和反粉丝的对立十分严重，他们不仅在互联网上有针锋相对的网络社群；在线下，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Haggard， 2010）。“Anti粉”不仅针对真人明星，甚至针对某个动漫角色。例如在中国最大的粉丝平台百度贴吧里，可以看到日本动漫《火影忍者》中的一个角色日向雏田的“Anti粉”注册了不止一个“Anti吧”。这些“Anti粉”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对这个角色的反感。而喜欢和讨厌这个角色的粉丝几乎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群体，他们不仅在贴吧里互相谩骂攻击，而且还会在各种互联网投票事件上一呼百应地“出战”。
受到日韩粉丝文化的影响，中国也有“Anti粉”的一些负面案例，但形式上和日韩粉丝有一定的区别。在中国除了一些粉丝跟踪骚扰明星的案例之外，“Anti粉”在线下现实生活中威胁、伤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极端行为并不多见。中国“Anti粉”多表现为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攻击谩骂，它给被攻击者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困扰。这种攻击不仅仅针对明星偶像，还针对有影响力的个体粉丝，有时还表现为粉丝群体之间的群攻。几乎每个人气高的明星的微博留言区都能看到黑粉对明星的攻击。这种攻击还常常引发粉丝之间的“战争”。
本研究访谈了三位粉丝，其中一位是居住在北京的粉丝“7”，她是韩国偶像团体“BIGBANG”和“ikon”的资深粉丝。由于她常常发布第一手的明星资讯，因而她在新浪微博和“Instagram”等公开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的粉丝和一定的影响力。粉丝“7”曾因为一条支持某个明星的微博，而遭受了长达 15天以上的网络“黑粉”围攻。这些攻击包括在社交媒体上黑粉们对其本人和家人的谩骂、对“7”微博账号互相关注的所有好友账号的辱骂、对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的照片进行丑化恶搞、“人肉”其私人信息、根据她过往发布在社交网络的照片和只言片语编造丑闻故事并进行大规模的转发和传播，等等。通过对粉丝“嘴炮三”及其追星族朋友的采访我们得知，大多数受访者有被黑粉攻击以及参与攻击的经历。以下是访谈片断。
问：你和黑粉的战场一般都在哪儿？
粉丝“7”：微博、贴吧（都有），我主要在微博。问：除了网上，你知道黑粉们有没有线下的对抗？比如演唱会上或者其他公开场合？粉丝“7”： 我知道的有一些两家的唯饭（饭即fan，指粉丝，下同。作者注）在排队或者挂灯幅的时候撕打起来，但这个不确定算不算黑粉行为。也有在IKON 的演唱会的时候，WINNER的粉丝会提前进场拍空座的照片发到网上，来污蔑IKON演唱会上座率低。还有听说WINNER粉丝计划在 IKON表演过程中往台上扔用过的卫生巾，但最终没有发生，可能还是胆小吧。粉丝“嘴炮三”：我们都被盖章“毒瘤”，我们都互相攻击过。粉丝“沈玉琳”：……那时候我们抱团玩，我也给鹿晗粉丝骂过，说我是黑粉，当然，也是另一个号了，还挂到黑粉厂微博了。
“Anti粉”的表现在粉丝中显得极端而抢眼，然而又与那些恶搞、戏讽明星的受众有所不同。首先， “Anti粉”对于其“Anti”的对象具有相当大的粘性与忠贞度，这有别于那些在随机消费文化产品中做出恶搞等生产性解读的一般受众。同时这种用户粘性也表明“Anti粉”仍然属于粉丝研究的范畴。其次，“Anti粉”是具有强烈反面情绪的受众，带有一种不可妥协的对立立场，这与玩世不恭的恶搞的消费态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为什么“黑粉”们要对某种文本采取一种极端针对的态度，而不是仅仅选择不去喜欢它，不去关注它？在粉丝与文化产品的相互关系中，偶像文本又是如何变成了一种充满恨意的威胁般的存在，使“Anti粉”一定要为之而战呢？以往的粉丝研究和受众理论并未对这一群体给予足够的关注。将“Anti粉”纳入粉丝研究的视野，可以使我们关注到粉丝消费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际上，“Anti粉”仍然是一种粉丝，其“Anti”行为实际上是脱胎于粉丝的追星行为，而粉丝研究是传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要想理解“Anti粉”与消费文本之间的这种生动而紧张的关系，不妨从以往的粉丝以及受众理论对其加以关照。从粉丝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Anti粉”与普通粉丝的共同特点，追溯“Anti”行为的出发点。
（二）粉丝研究回溯
自 20 世纪 70年代“葛兰西转向”以来，文化研究跨越了阶级本质主义的藩篱，转而关注受众在具体接受过程中的复杂性，故受众研究在此背景下逐渐展开而深入起来。从德赛都、詹金斯提出的受众对文本的“盗猎”“挪用”，到费斯克强调的粉丝的“文本生产力”，粉丝与“Anti粉”都具有这些特征。尽管粉丝与“Anti粉”对偶像文本的态度南辕北辙，但都给予了消费对象相当高的关注度、忠贞度，他们积极参与支持或反对偶像的活动，对粉丝文本进行了意义再生产，形成了一种“参与性的文化”。同时，粉丝与“Anti粉”社群都是一种边界分明的群体。正如费斯克指出的，群体内部具有严格的分辨力，将自己与他者区隔开来（陶东风，2009）8。因此可以认为，由于对文本的高度关注和过度消费，“黑粉”仍是一种粉丝，只是“黑粉”对偶像文本有着与一般粉丝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具体到解读过程，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提出，受众除了主导、协商的解读方式之外，还有对立的方式—— 这似乎与“Anti粉”颇为类似，然而“Anti粉”的身份常常是变动不居的，很多“黑粉”是由粉丝转“黑”，并不能仅仅从一个稳定的立场来解释反粉丝的行为。而同样作为积极的受众，粉丝对于偶像产品表现出的是全盘地接受，而反粉丝则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无论是抵抗／收编模式，还是霍尔三种解码方式，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粉丝与“Anti粉”同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性的粉丝文化，表现却如此不同。实际上戴维·莫利在他的电视观众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受众差异更加多元化这个问题。他观察到，在霍尔的理论框架下，即使受众同在抵抗的立场上，有人积极置评，有人却漠然处之。同理，为什么“Anti粉”不漠然置之，而是极端地抵制呢？显然，仅仅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收编与受众的反抗性来解读是远远不够的。以争夺文化权力为核心的受众解读模式，被真实受众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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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反应所解构了（陶东风，2009） 。尼古拉斯·艾伯柯龙比和布莱恩·朗赫斯特提出的奇观表演范式，
57淡化了权力关系，转而强调受众的身份概念（陶东风，2009） 。粉丝的行为被视为一种自我身份、“人格角色”的建构。这不失为理解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另一条通路。格罗斯伯格则给出了“感受力”这一概念，认为是“感受力”将某种文化形式与受众在一种具体的语境中联系起来。与权力、身份等抽象的概念相比，“感受力”的所指显得十分模糊，但这种模糊却恰恰自证了一种具体语境的要求。每个
139受众在特定的经验、实践、身份、意义及快感方面投入的水平，都是不同的（陶东风，2009） 。因此，对粉丝的解读行为也就具有了一种个体性的关照。而在“粉都”关系中，这种感受力被“情感”（affect or mood）所主导。“情感”具有数量和质量的维度。从这个角度看，“情感”区分开了粉丝与“Anti粉”，他们或许在关注偶像文本的情感数量上是不相上下的，但在能量的意愿上却是不同的。这在某
种程度上解释了它们对同一个文本的巨大差异性解读。而乔纳森·H·特纳等也强调“情感在所有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特纳、戴维斯，2007）。也就是说情感在社会关系中既有可能形成一种组织关系，又有可能成为破坏这种关系的力量来源。无论是何种大小的社会关系，都不能忽视情感的关键性作用。
二、“Anti粉”的身份建构
（一）身份认同极端的粉丝行为不仅仅是处于情感上对明星的爱或恨，个体的粉丝也通过粉丝行为完成了某种身份认同。无论是罗伯斯山洞实验，还是泰弗尔、特纳等人的社会认同理论，都表明群体的身份认同始于群体的类别化。且不说种族、阶级、性别等复杂的社会身份，在去掉这些身份维度的简化的群体范式时，罗伯斯在实验中仅仅是给两个队伍起个名字，就起到了类别化的作用（张莹瑞、佐斌， 2006）475-480。在粉丝文化中，最常见的就是每个粉丝群体都有自己的名字。韩国的偶像团体粉丝还有自己的应援色和标志，比如东方神起的红色和“BIGBANG”的皇冠灯。这些标志赋予了粉丝们某种共同的符号，从而建构了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身份。“Anti粉”则从名字开始“Anti”活动。韩国 12人男子流行演唱团体“EXO”的粉丝自称“行星”，而“黑粉”们则称“行星”们为“肺痨”。吴亦凡的粉丝自称“梅格妮”，而“Anti粉”称吴亦凡为“鸡嘴”，称其粉丝为“梅格鲵”。可以看到，这些“起外号”的做法（即“黑称”）与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等等偏见冲突中出现的侮辱性称呼并无本质不同。实际上这正是身份认同的特征之一，即通过制造或诋毁某些共同的特征和符号来获得集体的认同感。随着人数的增多，粉丝群内部渐渐出现一个或几个粉丝义务承担组织者的角色，负责管理粉丝群的日常活动。他们往往在追星活动中付出得更多，能够发布资源优质的追星信息（如近距离接触明星的照片视频、自费地为明星进行抽奖拉票等），从而吸引了普通粉丝的关注，并在社群内拥有比较高的威望。这些意见领袖即“粉丝大大”“粉头”，他们拥有比普通粉丝更大的权力、能与明星或经纪人直接接触。在“粉头”的带领下，粉丝们常常会拿着统一的应援标志进行有组织的粉丝活动，从而使社群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松散的自我组织。
而身份认同的另一面则是差异化。认同和区隔正如一枚银币的两面，身份只有在差异的比对中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亨廷顿在描述文明的冲突时，曾引述了小说《死亡环礁湖》的表达：“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亨廷顿， 1998）”。另有学者也认为：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共同性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认知（张淑华、李海莹、刘芳，2012）。如果没有他者在场，一个群体对自我的认知和界定就显得毫无意义。这种差异比对凸显了“我们”的相似性，从而反过来强化了自我群体的身份认同。罗伯斯的实验也表明，当差异变成冲突时，这种冲突越强烈，群体的自我认同感也越强烈（张莹瑞、佐斌，2006）475-480。在粉丝文化中，不仅是明星偶像们有阵营清晰对立的粉丝群与“Anti”群，甚至一个虚拟动漫故事中的角色就能将粉丝撕裂成对立的群体。共同的喜爱使粉丝确认了同类，共同的排斥和敌对也是另外一种身份确认。
事实上，“Anti粉”正是粉丝的另一面，并没有完全没来由的“恨”，“黑粉”们的网络战斗，或者针对明星的抵制活动，我们细究后发现，那都是有原因的。当他们在罗列出一些明星的种种“过失”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Anti粉”往往就是另一些明星的粉丝。这些针对明星及其粉丝的“黑化”活动，有些时候正是因为偶像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粉丝帮助自己的偶像打压竞争对手；另一些时候是因为作为一个粉丝团的成员，当本群受到攻击的时候而进行的自动反击。在这种集体的攻击与回击的
冲突中，粉丝团体的认同感得到了提升，而粉丝也在这种集体活动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粉丝“嘴炮三”在前述采访中称：“被围攻第一次会生气、不解，第二次就是恶心、反感，到后来，我竟觉得有了嘲讽意味的趣意。……无一例外，我们都被盖章“毒瘤”，我们都互相攻击过，……我们互相用这些言语攻击，只有抱团的才能取得片刻胜利。”
粉丝“刘市委”：饭圈太喜欢通过一些标准来定义他人的感情。“你必须打榜（指推高人气。作者注），必须炒热度，你必须为他攻击，你不能说他不好看，不然你就不配喜欢他，不是真正地喜欢他。”
上述访谈内容表明：粉丝在某种时刻转变成了“Anti粉”，或者说粉丝有时候就是“Anti粉”。粉丝圈往往要求粉丝们对攻击做出回应，或者主动出击。只有在这种种的冲突中粉丝才算圆满地完成了一个粉丝的“义务”，不再是团队中的“小透明”（是指粉丝社群中被关注度较低，没有存在感的人。作者注），而是真正的粉丝。
问：你觉得真正有“追星”感觉是和饭圈挂钩之后吗？
粉丝“SAMA”答：对。
问：如果要定义追星的具体行为，你觉得是什么？
粉丝“SAMA”答：1. 前线。2.产出，图片视频粉红屁（指向偶像表白，大量发布对偶像的爱慕和溢美之辞。作者注）勉强算，因为也是有智障会被粉红屁吸引的。3.对偶像有母爱，疯狂护犊子，占据话语权，有腿毛（指围绕在“粉丝大大”“粉头”身边的小粉丝。作者注）指哪打哪。平时负责刷数据和号召群攻。4.关注偶像，看心情和偶像状态给予应援。没有母爱，该夸夸，不该夸就 diss（骂、奚落。作者注）。
尽管很多参与过网络“战斗”的粉丝们后来的看法会有所改变，但在开始的追星活动中仍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些冲突中去。
粉丝“沈玉琳”：粉丝其实刚饭上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会混的，追星好哇，混圈子，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但渐渐的，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全是傻冒。不是地图炮（网络用语，指因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人有毛病，而将这个群体都定位成有这种毛病的人的行为。作者注。）是真的。
低龄圈子，让我逐渐不适应，想赶紧火速逃离。饭圈里，有开心，认识可爱有趣的人让我很开心。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愤怒，我这个人很容易给气到，刚入坑，哥哥（指男性偶像。下同。作者注）给对家骂一下我都会狂骂，和别的小粉丝一起骂回去。为了年末哥哥们能拿到奖，我疯狂投票，疯狂买专辑。最后我脱身而出，发誓真的不要再混。撕心裂肺。
这些“Anti”活动的程度有轻有重，而我们看到的见诸报端的那些激烈和极端的行为，往往是个人情绪的失控、粉丝群体的冲突等多重原因造就的。
在身份构建的过程中，格罗斯伯格所言的情感因素也一直在发挥作用。他认为是情感指引着粉丝们构建出属于自己的要义地图（Mattering Maps），它构建了对粉丝们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外化，情感的投射，是自我认同的处所。粉丝得以在此处构建了自己的身份。情感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一种“支配差异、投入差异的力量”。不仅仅是身份认同的驱动力，情感也
在支配我们，使我们选择某种文本特征来显示我们的好恶，并作为区隔的理由。是情感不断地构建了差异的可能性。差异化的情感使粉丝的世界分裂为“你们”和“我们”。这种区隔、差异与身份构建相连，对于粉丝而言是如此重要，也是最初促使粉丝开始追星活动的原动力。因此“Anti粉”强烈的负面情绪根本无法妥协与调和。正如粉丝因迷恋而存在一样，“Anti粉”对威胁偶像的一切存在，都抱有深深的敌意。“喜欢”是粉丝存在的前提；而“反对”（或者反对一切对偶像不利的人或事）是“Anti粉”身份存在的前提，但更多时候这两个身份是重合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二）身份建构的根源
然而，现代人何以如此轻易地就卷入一种不可妥协的对立立场呢？或换言之，仅仅因为喜欢与否就能卷入一种身份的采纳与认同之战吗？朱莉·詹森认为这需要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谈起（陶东风，2009）118。现代性意味着技术进步，文化和道德的衰败，工业化生产的直接后果是传统社群的衰落和消失，而与之相应的却是现代传媒的崛起。前现代社会，传统社群为个体提供了有关身份的一种纽带，比如种族、族裔、宗教信仰、家庭关系。而现代社会的个体脱离了传统社群；现代传媒与互联网技术，更加剧了人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个人失去了传统社群的关系纽带，被视为脆弱、孤独的个体，迷失在洪水般的信息时代中。“稳定的身份和关系的缺失使得个体容易受非理性诉求的影响”（陶东风，2009）118，煽动性的传媒更容易蛊惑人心。更重要的是，“粉都”所代表的社群成为一种心理补偿对于粉丝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个碎片化的、不完整的现代社会产生出碎片化的、不完整的现代自我”，而这个迷失的“自我”前所未有的需要建构一种社群身份来弥补现代生活的缺失。粉丝群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传统社群的组织结构和层级关系。韩国明星的粉丝群是这类亚文化粉丝群中最典型的代表。粉丝群的成员们在群内传递明星的资讯、日程、追星的活动安排。分享明星的图片、视频、交换明星的周边产品，当然还有不断地表达对明星的支持和喜爱。这些频繁的日常活动紧密地将社群成员联系在一起。
粉丝的集体行为来自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交关系愈加疏离，网络的沟通并无法取代真实的社交群体。而粉丝追星行为正是一种大量的、集中的、真实的线下集体活动。粉丝们通过互联网结成群体，在现实生活里相聚在一起，他们甚至吃在一起，睡在一处，共同进行追星活动，当然也包括“Anti”明星的活动。
粉丝“沈玉琳”：我追过很多星，追一个爱一个，现在专一稳定，追的对象是宇宙天团。我追得最近的时候，是我花高价，飞韩国，去看演唱会。作为一个迷妹，觉得必须做必须看，一定要去见哥哥。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见过很多次哥哥了，但我觉得还不够，国内应援还不够好，我要去本土，去海外。我真的是说走就走，就去了。后来看到了，看很近，很满意。
明星的寓所附近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粉丝彻夜蹲守。共同的等候接机、追踪行程、支持应援。
问：你的追星活动都有哪些？
粉丝“7”：BIGBANG 和 IKON的每一场演唱会我都会去跟。他们在国内参与综艺节目录制我也会去。
问：你是一个人吗？还是有小伙伴？粉丝“7”：通常都是和小伙伴一起，有时七八个女孩住一个酒店房间很热闹。我们也会一起等在 IKON在韩国的宿舍楼下。会一起去权志龙爸爸经营的志龙山庄玩。一起等的还有从日本、泰国、
新加坡很多外国来的粉丝。有的考上了英国的大学，每个月都要飞回来一次看哥哥。问：这需要很大的财力才行吧，追星的伙伴是不是都很有钱？粉丝“7”：很多孩子家里都挺有钱的。但是也有很多钱少的，真的就是每天从自己的伙食费里省出几块钱来做应援，出门就和大家挤一个房间，攒钱攒很久才能看一次演唱会。问：你能形容一下看BIGBANG演唱会的感受吗？
粉丝“7” ：特别high（指激动而亢奋。作者注），全场几万人一起尖叫，我（看完）整个嗓子都是哑的。国内很多明星都是BIGBANG的粉儿，他们也会去看演唱会。
在明星的号召下与千万人共同参与的明星演出活动，粉丝们整齐有序地装扮相同的标志物，使观看演出更像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狂欢。而与此同时“黑粉”们往往也不会缺席，同样是有组织地出现在他们“Anti”对象的活动现场。线下的集体行动比线上的虚拟交流给粉丝们带来更大的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心里抚慰和快感。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兴奋、快感在一种集体狂欢的情绪下被放大。除了演唱会，社交媒体上，粉丝发布的每一次视频或者照片被转发的次数都能使他们带来被关注的快乐。这些快乐深深吸引着粉丝们，即使暂时不具备经济条件，这种活动带来的巨大快感也会支持粉丝们持续地投入参与到追星活动中来。无论是粉丝或“Anti粉”，都沉浸在这样的偶像粉丝文化中不可自拔。脱离追星、不再“Anti”意味着脱离一个集体，脱离一个社交生活圈，脱离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被集体抛弃的孤独感，尤其对于把生活中大量的业余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在追星活动上的青少年追星族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一旦开始了追星之路，就很难轻易结束。
（三）互联网与粉丝文化
“Anti粉”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社群性质。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韩国合唱团队“Super Junior”粉丝引发的“圣战”。个别粉丝在群体的反粉丝活动中得到了来自同类的支持和分享，这种交流和行为的规模化后果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快感。而互联网在粉丝／“黑粉”的活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网络平台使短时间内大量聚集粉丝成为了可能。本研究受访的几个粉丝都是“90后”，而他们坦言，最早开始追星差不多都是在其初中时期，也就是2007 年左右。2009年新浪微博在国内上线，微博和贴吧渐渐成为大规模粉丝追星活动发生的公共空间。网络平台的便利也使粉丝活动更加有组织和规模化。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在集结人群的同时也造成某种文化“区隔”，而这种区隔也会形成彼此没有交集的亚文化群体。互联网时代，同代人之间即使年龄、背景相仿，也常常存在“三观”（指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完全迥异的一个个小群体，形成一种同代的代沟。不同的社交平台、网络社区、游戏、软件，以及使用不同的媒介工具都在进一步地区隔人群，甚至小群体会自创外人听不懂的“火星文”等新奇的言语表达方式以示区隔。正如费斯克所指出的粉丝的三个普遍特征之一的辨别力和区隔（陶东风，2009）8，“Anti粉”群也有着清晰的边界区隔。然而共同的排斥在相对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中并不容易做到。例如互联网的“Anti”吧里，“黑粉”们并不欢迎正面的粉丝，也无法分辨谁是正面的粉丝，谁是“黑粉”。网络开放论坛里也无法区分或阻止某些特定的发言。于是“Anti粉”往往就会自创一些只有自己人才能听懂的词汇和语言来交流，以试图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下，将他者排斥出去。他们的处世宗旨是，技术上无法区隔，那么就从文化上区隔，能听懂的才是同一个圈子的粉丝。例如在百度贴吧的很多“anti”吧里往往都可以找到“吧规”，明确指导粉丝如何发言，如何自我区隔以形成“纯正”的反粉丝团体。
围绕着这些平台形成的亚文化群体，在价值观、消费理念，甚至对待性的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丰富的多元性。尽管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差异是一直存在的，但电子媒介的催化作用更加形塑和加剧了
这种差异。
在粉丝文化中，互联网更容易地让粉丝们找到同类，他们在凝聚、抱团的同时形成对他者的拒斥。社交媒体实际上加剧了粉丝群体之间的区隔。社交媒体是粉丝文化的重要发生场所。很多粉丝网络社群最初的形成是由于对某个明星或某部剧集的喜爱，自发或官方地集结起来。现在几乎所有的影视剧在上映前后都会设立官方微博和官方粉丝群。粉丝群已成为大数据影视营销的重要工具。追星族们在粉丝社群内部不断地强化对偶像的喜爱，甚至到了非常执著与疯狂的程度。在粉丝群内只能谈论明星的好，而负面的言论常常容易引发争吵，负面言论者常常被“踢”出粉丝群或者主动“脱饭”（即不再继续追捧这个明星。）。
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大数据营销和推送，制造并加剧了一种文化孤岛效应。传统媒体的内容虽然缺乏针对性，但是却可能是老少咸宜、多元化、包容性和丰富性更强。而在互联网时代里，无论微博、微信，还是其它社交媒体，都采用大数据推送，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是经过数据筛选的符合受众“偏好”的信息。久而久之，用户离那些原本可能不感兴趣的内容越来越远，如果不主动去选择，可能将永远不会再接触到那些内容。基于兴趣的大数据推送，实际上却让信息接触面越来越窄。量身订造的推送服务，使受众丧失了文化上更多的选择性和可能性，从而使受众处于一种类似自我封闭式的信息孤岛、文化孤岛而不自知。一个个的粉丝圈子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个孤岛。粉丝社群里每天阅读的明星消息，群内推送分享，无不占用大量的注意力，使得追星生活与其他社交生活逐渐形成壁垒。某些情况下，粉丝的生活重心都在明星以及追星社群身上。这种极其狭窄的迷恋情绪，以及社交生活空间，正是各种极端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激情表达与大众文化中的政治性
（一）身份政治
粉丝与“Anti粉”的激烈对抗，不仅是一种个人情绪的发泄。粉丝之间的对抗还带有某种身份政治性。从个案中往往能看到一些社会情绪的宣泄和表达。
以中国明星宋茜的“Anti粉”为例，宋茜20岁签约韩国娱乐公司，现在回国发展。“Anti粉”持续攻击她有两大原因（anti 宋茜吧，2016）。第一，“Anti粉”认为她身为一个中国人，平时却不愿意说汉语只说韩语，在某个社交媒体上只发韩语，这引发了“黑粉”的不满，认为她没有爱国立场。而宋茜的支持者则认为，讲什么语言无关紧要，有的粉丝甚至觉得即使宋茜自认为是韩国人都没有关系，他们喜欢的是明星本人在事业上的表现，因此还是会支持她。第二，“Anti粉”批判宋茜“倒贴”男明星，同时与多个男性艺人制造暧昧的绯闻，激起“Anti粉”的反感。支持者则认为宋茜并不是“倒贴”，而是“异性缘好”。
“Anti粉”在宋茜是否爱国的问题上的激烈态度恰恰体现了粉丝们对爱国行为的一种不同的认知。哪些行为是爱国的，哪些行为不是？爱国是否应是一个明星的基本立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一些价值观。这些观念在个别粉丝的价值观中是有一个既定标准的。也就是说，引发争议和对抗的实际上并不是宋茜本人，而是对于一些社会观念的不同看法，正是这些看法将宋茜的粉丝撕裂成了两个激烈对抗的阵营。对于“Anti粉”批判的宋茜与男明星的关系这一点，则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女性形象的某种期许。一方面，在一些观念中理想的女性品质应该是无论婚前婚后都是忠贞而专一的，在两性关系中是被动的，被追求的。而另一些观念则认为未婚女性有权享受自由的恋爱关系，拥有主动追求感情的权力。同理，宋茜只是个导火索，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中国当下对于女性本来就存在着的两种冲突的观念。与之相对比的是，欧美女明星在私生活上的大胆作风虽然不一定是一种
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但这也并不常常成为其招致“黑粉”的原因。主要还是根源于两种文化对于女性的观念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故在一种文化中引起争议和对立的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并不存在显著的争议。
在上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偶像文本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因为粉丝们的两种完全对立的解读都来自于他们对同一个偶像行为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粉丝受众是积极的，生产性的。偶像本身则成为了粉丝的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在这里“Anti粉”的极端行为代表了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和立场，是一种不自觉的价值表达。纵观大众娱乐文化，“Anti粉”引发的粉丝群体对抗行为，往往反映了背后存在着的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对抗。“Anti粉”有多么激进，这种掩藏在平和的社会表象之下的矛盾就有多么地根深蒂固。某网站曾给出列表，哪些特点会让韩国歌手遭遇“Anti粉”（百度百科，2016）。
1．唱功一般2．有着疯狂的粉丝（俗称“狂饭”） 3．品行不端正或对前辈无礼，依仗权势4．靠关系和绯闻出道
5．不是真心对待粉丝
6．缺少真诚精神
7．虚伪，抄袭出道的8．涉及政治或者国家利益（只要有其中一点，就会成为“Anti”的对象）
在给出的这几条中涵盖了关于传统伦理、职业水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以及粉丝主观感受等内容，这些都易成为一种评判的标准。在这个语境下，“Anti粉”的反粉丝活动，是具有一定意识形态性的一种价值观的捍卫。同时这种审判也完全是单方面的解读，也即只是“Anti ”粉对于偶像文本的一种单方面阐释。“Anti ”粉在对偶像的批判中构建起自己的身份，是一种自我价值观的外化，反粉丝活动在这个维度上讲是具有身份政治性的。
（二）必然性与对策
从经济根源看，“Anti”粉的存在具有一种必然性。首先，明星和经纪公司实际上并不排斥“Anti”粉。如前所述，“Anti” 粉有时候实际上是粉丝的另一面。在明星之间的明争暗斗中，粉丝冲突往往被利用来制造话题、吸引眼球、增加曝光率，故明星是经济上的最终受益者。从经济结构上看，“Anti粉”这种极端的粉丝行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Anti”粉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剥夺了所有文化生产的权利。消费者无法直接自己生产文化产品，而只能在文化产品消费的阶段发挥创造力，在既定的文本之上进行消费和表达。费斯克举例说，绝大多数牛仔裤的消费者无法自己生产牛仔裤，但却能在牛仔裤上撕几个口子来表达一种时尚态度（费斯克，2001），这种文本盗猎式的消费方式广泛存在。然而粉丝关系，主要存在于商业化的流行文化之中。格罗斯伯格解释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流行文化日益成为粉丝得以进行身份构建的唯一空间（陶东风， 2009）145。丧失了文本生产权力的大众，只能在消费行为中才有机会变成粉丝，变成以一种积极的参与性的意义生产者。那么流行文化所提供的文本对象，也必然成为各种形态的社会情绪表达的场所，这其中当然包括“Anti粉”的过激行为。因此，这是流行文化产品无可避免的宿命。
总之，粉丝文化中的这些另类和极端的现象，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侧影，可以说是社会的、心
理层面的合力之下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一种深层的社会情绪。
综上所述，“Anti ”粉的行为是粉丝行为的另一面，是极端的粉丝行为。而追星活动、粉丝行为与社会文化结构中其他很多的群体行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粉丝的活动也并没有那么另类。他们具有群体身份认同的所有特征，具有文化政治的表意符号，也有其深层的经济根源。“Anti ”粉中的激进分子，与过去我们所熟稔的一些激进的社会运动中的极端分子很相似。“疯狂”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只是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在一种亚文化中的再次折射。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承认，“Anti” 粉的恶性事件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在批判“Anti”粉的过激行为时，我们更应该批判其背后的唯利是图的明星工业，而如何避免发生粉丝活动中的这些负面现象，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努力。尤其在青少年追星活动的引导上，如何加强社会、家庭与青少年的沟通，在他们未成年时期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法律意识十分重要。追星活动应该始终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无论是现实中的违法行为还是网络上的暴力行为都应该是坚决反对与制止的。同时，引导全社会建立一种有机的、鲜活的、联系紧密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加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倡导多样的健康的休闲生活，可能会降低一些盲目偏执的“Anti ”粉对某些极端追星行为的执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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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