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组织的适应性看共青团改革创新
［摘要］政治组织的“适应性”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中国共青团自1922 年诞生至今的95 年里，每个历史阶段的适应性并非整齐划一。它取决于时代潮流的驱动，“母党”的政治要求，青年的发展趋势，来自社会多维度的支持、压力与需求，共青团自身的传统、机制以及领导层的决策取向、各级团组织的执行力等。当代中国共青团的适应性是围绕“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青团”“现代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共青团”展开的，涉及到五大关系的重构：团与政党的关系、团与政府的关系、团与青年的关系、团与市场的关系、团与社会的关系。破解组织“内卷化”，则构成共青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组织适应性的关键之举，可以从多元回归的维度梳理行动思路——回归初心，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梦想。［关键词］群团改革；政治内卷化；关系重构；多元回归
中图分类号：D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2-0030-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2.004
一、导言：适应抑或灭亡
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的时代，或可说是政党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政党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一同构成了政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就世界政党情势而言，2016年美国第 58届总统竞选人在竞选期间相互间无底线的谩骂攻击，撕裂着美国政党与社会，再次暴露出来的西方竞争性政党的根本性制度缺陷；2016年韩国“闺蜜门”事件则凸显东亚民主进程中传统的“近臣政治”“亲信政治”阴影未散。而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提出执政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这些例证说明任何政党面对党情、国情、民情的变迁都需要适时变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有句名言：“环顾当今世界，其主要特点是变革。不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布莱尔，1998）当然，想要取得变革的成功需要正确的方向和策略。这里就涉及到政党的适应性问题。在美国学者亨廷顿看来，政治组织的适应性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力（亨廷顿，1989）。亨氏认为，政党的革新能力和整合能力体现在：（1）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必须首先具有革新政策的能力，即通过国家的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改革。（2）必须具备能成功地把现代化所产生的新生社会力量吸收进政治系统的能力。他认为，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越久，则组织的适应力就越强。任何不熟悉或对环境变化冷漠的政治组织，其生存将会面临重大挑战。
任何政治组织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改革自身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因为所有政治组织都不可能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都绝对适用的、一成不变的运作模式和活动方式。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需要增强适应性，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讲话时告诫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能力”，“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习近平，2016）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两者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等方面有着高度同构性。所以，也有研究者把共青团称为“准政党组织”。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共青团存在严重的适应性危机，团的最高决策层团中央书记处就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共青团如果不积极应对、不改革创新，就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且可能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必须切实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2015）对于政治组织来说，重要的不是成员数量，而在于其质量和适应性。
二、应对时代挑战而变革：共青团从1.0 版到 4.0 版
在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组织，需要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自身，以适应时代的变迁。中国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青年的制度性组织化载体，诞生锤炼于农业经济下的革命年代，蓬勃成长于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建设年代，发展探索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年代，转型求变于进入信息化的21世纪。也就是说，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党的历史方位出现变迁、政策开始调整，产业结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加速转型，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思维范式、政治文化日益革新，青年世代形成新特征，青年群体结构出现新特点，共青团这一附于共产党之下的政治组织如能及时适应，则事业与时俱进，别开天地；如果僵化于旧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则难以发展甚至终结存在。历史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生机；哪里有创新，哪里就有活力。
笔者曾把革命年代的共青团定义为1.0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为2.0版，改革开放之后的为3.0版，当前互联网时代的为4.0 版（胡献忠，2016）。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仅有少量近代工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时代主题是由政党主导的革命与战争，打倒军阀除列强，抵御外侮，建立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那一时代的普通青年同多数国人一样，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共产党组建青年团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革命的青年组织，以宣传唤起青年的革命精神，以新的组织形式动员他们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但共青团适应环境变化而转换角色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947年刘少奇在青年工作会议上这样评价：革命年代青年团经过了四个时期，大革命前期好，大革命后期犯了先锋主义，抗战时期青年团取消了，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重建。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开启国家工业化进程，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体青年都处于单位制的网格之中，同质性很强，共青团通过体制内层级路径宣传党的思想方针路线，动员青年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培育更多社会主义新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农村首先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而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直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最明显的时代特色就是执政党主导的改革开放，政治组织的重要任务就是调动一切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单位制的式微，青年开始原子化、流动性、多元化，共青团的双重功能更为明晰，一是思想引导，二是利益实现，工作方式转变为体制内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相结合。进入21 世纪之后，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三峰叠加，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青年状况是个性化张显、多元化加剧、原子化增强，共青团更多地采用互联网动员方式以适应工作环境变迁和工作对象的变化，在竭诚服务青年中实现对青年的思想引导。
共青团的应对挑战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自1922 年诞生之日至今90多年里，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青团在危机中转型，在困境中奋起，在
变革中创新。其实，就组织整体而言，和平建设时期共青团面临挑战甚至大于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年代，同革命党一样，作为革命阵营中的政治组织，其使命是扭转、改变所处的环境地位；和平年代，作为执政体系内的政治组织，是要转变自身以适应环境。革命时期的目标很明确，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为武器，竭力使政治两极分化，通过分裂社会力量，分清敌我阵线，造成阶级冲突，把政治问题简单化。而1949年以来，是要驾驭社会力量，有策略地兼顾青年群体与中年群体、老年群体的利益，平衡各阶层青年之间的利益，把广大青年整合到制度体制之内。而这其中，共青团每一次应对环境变迁的成功经历，都会为后来者留下宝贵经验和遗产，从而促进“适应性”的延续与增效。
当然，在政治组织中，某种政治平衡一旦达成，便会生成一种惰性，从而抗拒外界冲击、抵制内部变迁。与其它政治组织一样，共青团的适应性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历史阶段的适应性并非整齐划一。这取决的主要因素有：（1）时代潮流的驱动。共青团的探索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不走在时代前列，就难以获取可持续的生命之源。这需要共青团首先要具备监控环境如何变化的能力，进而更加主动地变革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以顺应时代，而不是被动应付。（2）“母党”的政治要求。这种要求是根本性、全局性的。因为共青团作为共产党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围组织，是“唯马首是瞻”的。有什么样的党，就会有什么样的团。（3）青年的发展趋势。“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特点”“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毛泽东，1996）不注意适应青年的特点，就不能吸引青年、凝聚青年，最终导致脱离青年。（4）来自社会多维度的支持、压力与需求。共青团作为社会网络中一个连接点，其存在不是孤立的，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或漠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共青团的生存拓展空间。（5）共青团自身的传统、机制，这是一种路径依赖。团的历史传统以及所形成的组织文化，成为共青团适应性萌生、成长的有机土壤。（6）领导层的决策取向、各级团组织的执行力。这里有一些历史偶然性，比如哪些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主政共青团，团的决策能够充分利用环境所提供的政治时机？这一时期基层团组织的行事风格和工作效率如何？
三、关系重构：共青团的外部环境变迁及“适应”逻辑
1978年，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所处的时代背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研究认为，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中，僵化的计划经济被多姿多彩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大一统”单位制让位于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由垂直控制结构向扁平社会结构转变，单位体制下的政治联结、福利联结受到来自市场“利益联结”的巨大冲击，政治组织或政治团体所秉承的“道德正义”与市场经济的“发财原则”产生激烈对撞，整个社会关系被利益最大化冲淡。以前是单位掌控个人命运，现在是市场提供了多种选择。与此同时，公共服务单一的政府供给融汇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排浪式消费式微而个性化“定制”勃兴，全球化促使社会成员更加便利地开展国际交流，互联网大数据为多元需求得以满足提供了诸多可能，青少年的成长发展获得了多重选择和机会。一个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到来了。在此背景下，青少年发展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
共青团的适应性是围绕“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青团”“现代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共青团”展开的，而这一不断变革的时代正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创造的。在变革过程中，原有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社会结构等都悄然发生了重大甚至颠覆性变化，反过来要求附于其上的政治结构、政治组织、政治文化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和内部改革，执政党、政府概莫能外。对于中国共青团这样一个执政党领导的庞大青年群众组织来讲，涉及到五大关系的重构。也就是说，共青团改革创新的种种探索、经验做法，基本是在这五重关系框架下展开的。（1）团与政党的关系。其基调是两者构成
特殊的政治关系，共青团是党在工作中的助手和事业上的后备军。如何做得到，做得好，真正成为选拔精英的机制而不被利益集团所“捆绑”，也不被裙带关系所异化，需要重新审视发展导向，不断完善运作机制。（2）团与政府的关系。共青团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承担政府青年事务。如何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又不沦为“二政府”或政府的下属执行部门，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3）团与青年的关系。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本身应该具有较强的引导力和吸引力，但现实中团与青年的关系却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胡献忠，2013）95，如何通过服务实现引导，考验共青团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4）团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模式是一切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发展的物质背景，共青团在适应市场规律，借助市场力量，整合市场资源服务青年的同时，要注意摒弃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唯利是图等负面影响。（5）团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社会中民间组织重要的价值追求是公益与慈善，这与共青团服务社会的职能多有交叉。共青团要发挥枢纽性作用，搭建伙伴关系，实现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赢，在潜移默化中施以影响和引导。
在以上五重关系框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当属团与政党这一组关系。如何在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如何创造性地坚持党的领导？如何在组织运作中保持张力？是一个常释常新的难题。在现实工作存在两种严重的路径依赖，一方面，一些地方党组织怕出事，不希望群团组织搞自己的活动，捆住了群团组织的手脚。还有的党政机关习惯于把群团组织当成下属部门，下指标，派任务，认为这样处理事情方便。另一方面，一些群团组织也怕出事，习惯于听党政机关安排，觉得跟着党组织的活动亦步亦趋最保险，四平八稳少惹麻烦，“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但是，如果只喊口号不做工作，没有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性地把党的意志和主张落实到广大群众中去，也不能说是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当年就曾批评道：“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1991）
从哲学角度讲，任何事物的“度”都不是轻易能够把握和拿捏的。对于共青团这个政治链条的一个环节而言，坚持领导不是事事请示，紧扣时代又不能过度超前，开拓创新又要兼顾左右。何时取守势，何时取攻势，或攻中有守，守中有攻，主要取决于宏观政治形势和决策层对时机的掌控。“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看似一个有90多年历史的政治组织应该做得到，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小平同志在 1957年指导共青团工作时就说过：“这个缺点主要责任在于党，党没有很好地发挥你们的助手作用。但你们就没有责任了吗？你们为什么不主动？”（邓小平，2014）此言一语中的，破解矛盾的钥匙在共青团自己手中，要加强各级组织在不同领域中的创造性探索，为执政党提供有启发的思路和更多选择，既不能坐等上级政策，也不是机械执行政策。
四、路径选择：在破解“内卷化”过程中释放“适应性”
从 1988年的《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到2016年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从1989 年中央 12 号文件到 2015 年中央4号文件，共青团的改革创新经历了不断适应新环境，不断破解新问题的艰辛历程。实际上很多问题并没有完全破解，而且有的反而出现加重趋势。比如基层组织薄弱、团员光荣感不强、团组织对青年带动作用不够、思想引导乏力、工作覆盖面不足等等。何以如此？既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也有来自内部的挑战。研究认为，社会环境、制度空间的变化，尤其是转型时期孕育的机制动力、结构重组、多元竞争，为铸造政治组织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力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为当前的群团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共青团的适应性有待进一步释放。
第一，当前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环境大不相同。当前改革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互联网大数据的影响无处不在，执政党正在倾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党对现代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对共青团存在问题弊端的认知，比以往更为深刻。20 世纪 80年代末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明确提出，社会阶层分化尚不充分，社会组织正在发育之中。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听说过电脑、计算机，也没有使用过移动电话。此时提出改革措施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立足于共青团的根本职能，着眼于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因此，应对环境变迁的逻辑是相通的，政治智慧对后继者的影响应该深入挖掘，但具体措施的借鉴意义需要重新判定。
第二，当前改革比以往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任何改革都要预设目标，目标聚焦范围和程度随着环境带来挑战的变化而变化。与以往改革的总目标一样，当今的改革目标也是为了更好地联系青年、服务青年。1988年《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明确提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2000年机构改革时，也提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怯除旧弊端的同时出现新问题总是改革的悖论，而当前内部机制“滚雪球”般的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钝化了组织的适应性，甚至有可能异化组织肌体时，进行改革也更容易达成共识。所以，当前改革明确提出要增强“三性”（即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去“四化”（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解决脱离青年群众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击中了共青团存在问题的要害。
第三，当前改革比以往更加注重内外结合，更为坚决彻底。从历次改革的经验看，变革力度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急迫程度和政治家的责任担当。目前群团改革的核心是要通过制度创新，一揽子解决日积月累的“四化”问题。关键要从体制机制和组织管理体系上进行变革，不是一次小修小补的调整完善，而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新。团中央改革方案中所列改革措施，四个方面12条，从内部结构治理到外部工作延展，详尽具体，可操作性很强。从目前改革逐步推进的情况看，就是要体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的担当意识和改革力度。
第四，当前改革要实现以往量变基础上的跃升。改革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也是政策选择的过程。很多问题是日积月累的，改革创新的对策也在经历时间的检验，改革的经验和有效性正是不断积累形成的。当前共青团改革就是要立足于在原有的改革创新基础上，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努力实现新的跃升。换言之，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把好的做法坚持下来，与改革节奏合上拍，不合要求的要坚决改掉。所以，我们要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的发展走势，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最大限度地激活和释放组织的适应性，以破解共青团改革中的历史性难题。
一般来说，适应外部环境的挑战是从调整内部结构开始，或者说，对内部挑战的适应以及对内部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是适应外部挑战基本前提条件。而共青团近20多年形成的组织“内卷化”，严重阻碍了适应性的敏感度和化解力。所谓内卷化效应就是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层面，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这种行为通常是一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研究认为，破解日渐严重的组织“内卷化”，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组织适应性的关键之举，可以从多元回归的维度梳理行动思路。
一是回归初心。佛语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是起点时心怀的承诺与信念，是困境时履行的责任与担当。1922年中国青年团正式成立时通过的纲领提出，团的主要功能和目的有二，一为实现青年利益，二为塑造青年精神（也就是思想引领）。此二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构成了共青团吸引青年、凝聚青年的基本点。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90多年来何时达成基本平衡，团的事业就发展顺利；何时偏离平衡，团的事业就会遭遇曲折。
二是回归常识。共青团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同时也具有浓浓的社会功能。鉴于当代青年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并不必然处于政治关系之中的现实，共青团要化政治功能于社会功能之中，通过社会功能的发挥来实现政治功能（胡献忠，2013）226。因此，提升共青团的适应性，需要回归物质决定意识的逻辑，团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要从社会生活中来、从青年需求中来，而不应只从红头文件中找
依据来，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来。
三是回归理性。青年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群体，共青团工作当然需要一些轰轰烈烈的形式来渲染和推动，这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屡试不爽，行之有效。但是，在传统政治走向世俗化、传统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任何工作要想形成社会影响，越来越需要依赖于扎扎实实的精雕细刻。当前共青团改革的一个提法叫做“让青年在改革中有获得感”，青年获得什么，如何获得？需要通过大量耐心甚至繁琐的事务，通过落到实处的服务项目，来一点点找回共青团的公信力。
四是回归梦想。说一千，道一万，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党的领导”“群众组织”是大家熟悉的关键词，这里所强调的是“先进”的内涵。共青团不是为青少年提供个性服务普通的社会组织，而是能够召唤青春梦想的七彩空间，是青年的精神家园。青年为什么要与共青团相遇，因为有梦和未来。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共青团应该成为励志青年的“梦之队”。
参考文献
布莱尔，1998.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M］.曹振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59.邓小平，2014.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326.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2015.积极稳妥地深化共青团改革［N］.人民日报，10-09（07）.
亨廷顿，1989.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2.胡献忠，2013.社会变革中的共青团［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胡献忠，2016.4.0版共青团：群团改革语境下的“互联网+ 共青团”［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4）：80-85.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1.
毛泽东，199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79.
习近平，201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2-23.
（责任编辑：罗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