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
［摘要］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支持通过有效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进而达到个体层面上的增权效果。通过对全国性大规模数据的分析，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和增权理论，以定量方法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居住状况和教育年限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影响显著。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显著小于自有房产和租房者，而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因素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提升。第二，社会支持的增权机制较为复杂。工具性支持因素中，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因素具有抑制作用。情感性支持因素中，理解、接纳和尊重因素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支持利用度因素中，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都显著提升自我效能。［关键词］社会支持；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增权；自我效能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2-0036-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2.005
一、问题提出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2003）。当前我国犯罪低龄化与青年化问题突显，相关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周荣华，2007）。青少年犯罪的保护优先原则、刑罚的年龄适用以及行刑社会化趋势等因素，促使我国针对青少年犯罪行刑方式转向以社区矫正为主。社会支持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德国刑事法学家李斯特（2000）认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单纯依靠刑罚的作用极为有限，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是治理之本。美国犯罪学家弗朗西斯·卡伦（Francis T·Cullen， 1994）创立社会支持理论，强调社会支持对于犯罪预防和矫治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支持的增加能有效减少犯罪发展、增进矫正效果。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比一般的矫正对象具有更大的脆弱性，表现为经济来源和谋生手段的缺乏、就学与受教育权利缺失、不彻底和断裂的社会化等方面。社会支持对于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对于社会支持的需要也更为强烈。因此，研究社会支持及其作用机制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改善、矫治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矫正是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范畴。社会工作的理念与实践强调增权（Empowerment），即对于案主权力、行动能力和改变意愿的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是自发性和内生性的。自所罗门（Solomon，
1976）在其著作《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中首先提出增权理论后，该理论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了社会工作的核心理论。基弗（Kieffer，1981）认为，增权概念汇集了三个构成要素：公民的能力、社会政治修养、政治能力或参与能力。托尔（Torre，1985）认为，增权的定义包括三个主题：第一，从个人成长开始并可能在更大的社会变迁中达到顶点的一个发展过程；第二，以自尊、效能和控制感等增强为标志的一种心理状态；第三，源于社会运动的解放，社会运动从对无权者的教育和政治化开始，而后会包括无权者获得权力和改变维持压迫之结构的集体努力。古铁雷斯、迪洛伊斯和格伦梅伊（Gutéi rrez、Delois、Glenmaye，1995）认为增权的目标是增加个人、人际或政治权力，以便个人、家庭或社区可以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处境。增权是一个过程，可以发生在个人、人与人和社区等介入层面，包括群体意识的发展、自责的减少、个人对改变负有责任的假设、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提升。陈树强（2003）总结到，增权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一种介入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增权并不是“赋予”案主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
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至关重要，而有效矫治的实现需要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行动和改变。以内生性潜能的挖掘和激发为核心的增权效应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行动及改变直接关联。因此，在前期已经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郑永君，2016）本文将进一步对“社会支持如何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增权”的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本文的自变量是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学者们对于其内涵和测量形成了较多的成果。从社会支持的层次看，可以分为个体、家庭与社区三个层面的支持（章友德、李光勇，2015）；从社会支持的来源看，可以分为正式支持（血缘、亲缘、地缘）与非正式支持（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社区居委会）（朱考金、刘瑞清，2007）；从社会支持的性质看，可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肖水源、杨德森，1987）；从社会支持的作用看，可分为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精神支持（张友琴，2001）。对于社会支持的测量，范德普尔（Mart. G. M. Wan Der Poel，1993）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类别十个指标进行测量，如：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交往支持三个类别。肖水源（1994）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类别十个项目进行测量，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类别。结合以往研究，本文将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其中工具性支持包括教育学习、心理辅导、职业技能、人际能力、工作机会、公共服务六个指标；情感性支持包括接纳、信任、倾听、尊重、理解五个指标；支持利用度包括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两个指标，都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增权效果。增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工作学概念，其内涵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界定。一些学者（Gutéi rrez，1990、1995；Gutéi rrez & Ortega，1991）认为增权涉及个人、人际和政治等三个层面。个人层面上的增权聚焦于个人发展、个人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的方式；人际层面上的增权强调使个人可以有更多的影响他人能力的具体技术的发展；政治层面上的增权强调社会行动和社会改变的目标。另一些学者（Zimmerman，1990；Perkins & Zimmerman，1995）则认为，增权涉及到个人、组织和社区等三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上，增权包括参与行为、施加控制的动机、效能和控制感；组织层面上的增权包括共同领导、发展技巧的机会、扩展有效的社区影响；社区层面的增权由受到增权的组织构成，包括公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容许在冲突期间公正地考虑等。本文仅从个体层面利用自我效能表示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增权效果。通过对“感觉自己被信任、感
觉自己被尊重、感觉自己被理解、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感觉自己对他人有帮助”五个问题进行测量，其中选项“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计为1 ～ 5分。对五个选项进行可靠性分析，Cronbach's Alpha 值为0.923，表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我们将上述五个选项得分加总得到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的分值。
（二）研究假设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增加与扩展能够有效促进其矫正效果提升与生活境遇改善。社会支持成为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基石（郭玲玲、刘俊世，2007），对于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姝宏，2013）。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过程，就是一个增权的过程。强调挖掘矫正对象的潜力，激发其内生性动力，具体到个人层面，就是对其自我效能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基本假设：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具有增权的效果，即社会支持能够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
物质性和工具性的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教育培训、介绍工作等方面，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生存生活现状、持续性生计和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改变其外部社会境遇。因此，工具性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具有增权效果。假设1：工具性社会支持能够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同时，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作为一个社区服刑人员，还具有青少年的特质。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弱势性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还体现在情感和心理方面。而情感性社会支持通过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接纳、信任、倾听、尊重和理解，能够有效改善其内部心理脆弱，促进自我潜能的激发和挖掘。
假设2：情感性社会支持能够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还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只有社会支持，但是不能被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有效利用，对于其自我效能的提升仍然有限。与家庭和社区的持续互动，积极参与到公共服务和活动，能够促使社会支持有效作用于社区矫正对象，进而提升其自我效能。
假设3：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增加能够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在2015年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状况所做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该调查共发放 4000 份问卷，回收 3279份有效数据，有效问卷率为81.98%。本文选取其中年龄范围从 16 岁到 35岁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问卷，共计1536份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排除缺失值后，其中男性占85.8%，女性占 14.2%；未婚占 46.6%，有婚姻经历占 53.4%；矫正类型中缓刑占 52.8%，假释占 11.8%，监外执行占 23.2%，管制占 12.2%；年龄范围从 16 岁到 35 岁，平均年龄为 28.65 岁；教育年限范围从6 年到 19年，平均教育年限为 11.96 年。
三、结果分析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包括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不同维度的社会支持呈现出不同状况。我们把所有项目得分通过标准化处理，都转化为百分制得分，方便我们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其中60分为中间值，大于中间值表示该项支持较多，小于中间值则表示该项支持较少。（见表2）
第一，工具性支持。工具性社会支持指的是物质性的、客观的社会支持，与情感性社会支持相对应。我们分别从教育学习、心理辅导、职业技能、人际能力、工作机会、公共服务六个方面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工具性支持进行考察。六种工具性支持的得分都大于中间分值60 分，表示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得到了上述六类支持。其中教育学习得分最高（73.29），表示该项支持在六类支持中力度最大；公共服务得分最低（64.70），表示该项支持在六类支持中力度最小。其余四类支持，职业技能（72.13）、人际能力（68.60）、心理辅导（66.17）以及工作机会（65.11）得分依次减小，支持力度依次递减。教育学习、职业技能和人际能力三类支持的得分大于工具性支持的平均得分（68.09），而心理辅导、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三类支持的得分小于平均得分。前三类支持更多的关注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未来发展，是发展性社会支持；后三类支持则关注于青少年社
区矫正对象的现实生活，是生活性的社会支持。在社会支持供给方面，发展性社会支持多于生活性社会支持，而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弱势性和脆弱性首要表现在生活困顿，因此在社会支持的供给方面需要强化生活性社会支持。在解决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生活困顿的基础上促进其发展，社会支持的供给需要注重顺序性。
第二，情感性支持。情感性社会支持指主观的、心理的社会支持。本次研究中，我们分别考察了接纳、信任、倾听、尊重、理解五个方面的情感性支持。总体看来，五类情感性支持得分都高于中间分值 60分，表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得到了这五种支持。其中接纳支持得分最高（76.33），表明该项情感性支持的力度最大。而理解支持得分最低（65.78），表明该项情感性支持的力度最小。其余三类支持中，尊重（71.33）、信任（67.30）和倾听（66.15）得分依次递减，支持力度依次减小。接纳、尊重两类支持得分高于情感性支持的平均得分（69.32），而信任、倾听和理解三类支持得分低于平均得分。
第三，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对于工具性和情感性社会支持利用状况的考察，分别从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总体看来，两个方面支持的得分均高于中间分值60分，表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有效利用了这一部分的社会支持。其中社会互动方面得分为66.93，低于社会支持利用度平均得分（67.31）；活动参与方面得分为 68.04，高于社会支持利用度平均得分。
横向比较社会支持的内部结构，其中工具性社会支持的平均得分为68.09，情感性社会支持的平均得分为69.32，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平均得分为67.31。情感性社会支持比工具性社会支持的力度更大，同时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仍然较低。
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增权效果，我们用自我效能进行测量。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包括被信任、被尊重、被理解、能得到帮助、能帮助他人五个方面。总体而言，五种效能的得分均高于中间分值60分，表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具有这五个方面的正向效能。其中被信任方面得分最高（80.85），能得到帮助方面得分最低（65.91），其余能帮助他人（80.29）、被尊重（76.39）、被理解（71.72）三个方面效能依次降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平均得分为75.03，被信任、能帮助他人和被尊重三个方面效能高于平均值；被理解和能得到帮助两个方面效能低于平均值。（见表3）
在研究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将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增权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具体而言，我们将研究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影响作用。首先，检验社会支持的各种维度是否对自我效能产生显著影响；第二，分析这些显著因素对自我效能是促进作用还是削弱作用，作用的强度如何。
首先，建立基础模型。将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和矫正状况作为控制变量，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作为因变量进入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模型1，作为基础模型。模型1 中，F值为 60.293，且模型在置信区间99.9% 上显著；R方为0.398，表明该模型的解释力为39.8%。个体特征方面，性别、
年龄和民族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家庭状况方面，居住状况显著影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矫正状况方面，矫正类型和矫正时间都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男性的自我效能高于女性；年龄越大则自我效能越低；自有房产者高于租房者的自我效能，而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最低；少数民族的自我效能高于汉族；矫正类型中，假释、监外执行、管制、缓刑的自我效能依次变大；社区矫正时间越长，自我效能越高。（见表4）
第二，研究工具性支持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作用。将工具性支持的六个方面，教育学习、心理辅导、职业技能、人际能力、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因素以及控制变量纳入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模型2。模型的F值为 65.430，且在置信区间 99.9% 上显著；R方为 0.513 且ΔR方为 0.115，表明该模型的解释力为51.3%，而工具性支持因素单独解释力为11.5%。控制变量中，性别、居住状况和
矫正类型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其影响机制是：男性自我效能高于女性；亲友借住者自我效能低于租房和自有房产者，后两者的自我效能没有显著性差异；社区矫正类型中，监外执行、管制、假释、缓刑的自我效能依次递增。工具性社会支持中，除职业技能外，其余因素均显著影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其中教育学习、心理辅导、人际能力、公共服务四方面因素与自我效能呈正相关，表明这些因素显著促进了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提升。人际能力、教育学习、公共服务、心理辅导四个变量的系数值B 依次减小（1.095 ＞ 0.681 ＞ 0.602 ＞ 0.574），表明人际能力对于自我效能促进效力最大，其余因素依次减小。而工作机会变量的系数值B为 -1.428，表明该因素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产生负向作用。上述分析部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第三，研究情感性支持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作用。将情感性社会支持的接纳、信任、倾听、尊重、理解五个因素纳入线性回归分析，同时控制工具性支持因素以及控制变量，得到模型3。模型的 F 值为 118.467，且在置信区间 99.9% 上显著；R方为 0. 708 且 ΔR方为 0.195，表明该模型的解释力为70.8%，同时情感性支持因素单独的解释力为19.5%。控制变量中，居住状况和教育年限因素影响显著。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显著小于自有房产和租房者，而自有房产者与租房者的自我效能不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对自我效能具有提升作用。工具性支持中，心理辅导、职业技能、人际能力、工作机会四方面因素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影响显著。其中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两个因素对自我效能产生抑制作用。心理辅导因素的系数值B（-0.746）大于工作机会因素（-1.089），表明前者的抑制效果小于后者。职业技能和人际能力因素对自我效能具有促进作用，而前者的促进效果小于后者（0.482 ＜ 1.032）。情感性支持的五个因素中，除信任外，其余四个因素都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理解、接纳、倾听、尊重四个因素的系数值B 依次减小（1.696 ＜ 1.032 ＜ 0.503 ＜ 0.373），表明四类因素对于自我效能的促进效用依次降低。上述分析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第四，研究支持利用度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作用。将社区支持效能的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因素纳入线性回归分析，同时控制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以及控制变量，得到模型4。模型的F值为 127.729，且在置信区间 99.9% 上显著；R方为 0.739 且ΔR方为 0.031，表明该模型的解释力为73.9%，并且社会支持利用度单独的解释力为3.1%。控制变量中，仅有居住状况和教育年限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影响显著。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显著小于自有房产和租房者，而自有房产者与租房者的自我效能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年限越长自我效能越高。工具性支持因素中，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两方面因素能够显著促进自我效能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前者大于后者（1.197 ＞ 0.391）；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因素显著能够抑制自我效能的增加；且抑制作用前者小于后者（-0.950 ＞ -1.176）。情感性支持因素中，理解、接纳和尊重因素能够显著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提升，比较系数值B 三者依次降低（1.057 ＞ 0.903 ＞ 0.484），说明三者的促进效果依次减小。支持利用度因素中，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都显著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的提升，并且社会互动的促进效果大于活动参与（0.238 ＞ 0.143）。上述分析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在分别比较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的影响作用后，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各种因素的影响强度。其中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的各个要素的测量均是1 ～ 5分的李克特量表，系数值可以直接比较。而社会互动是6 ～ 24分的连续变量，活动参与是5 ～ 20分的连续变量，需要对系数值进行处理后才能比较。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社会互动的系数值为1.071，活动参与的系数值为0.536。比较各个因素的系数值可知，人际能力、互动程度、理解、接纳、活动参与、尊重、教育学习、职业技能，八个因素能显著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其促进强度依次减小。其中人际能力、互动程度、理解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均大于1，接纳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为0.903，
这些因素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促进效果较大，增权效用明显。活动参与、尊重、教育学习、职业技能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都在0.536以下，增权效果一般。而工作机会和心理辅导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均为负值，绝对值都在1附近，且前者大于后者，表明工作机会因素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抑制作用明显，且工作机会因素强于心理辅导。
四、基本结论
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和增权理论，通过对全国性大规模数据的分析，运用定量方法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进行研究。
第一，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包括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工具性支持中，发展性支持的供给多于生活性支持的供给，不利于解决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生活困顿。社会支持的供给要注重顺序性，应该在强化生活性社会支持、解决生活困顿的基础上，满足其发展性社会支持的需要。情感性支持中，接纳、尊重两类支持高于平均水平，而信任、倾听和理解方面的支持则低于平均水平。支持利用度中，社会互动方面低于平均状况，活动参与方面高于平均状况。横向比较社会支持的内部结构，其中工具性社会支持的平均得分为68.09，情感性社会支持的平均得分为69.32，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平均得分为67.31。情感性社会支持比工具性社会支持的力度更大，同时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仍然较低。
第二，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能有效提升其自我效能，进而达到个体层面上的增权效果。居住状况和教育年限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影响显著。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显著小于自有房产和租房者，而自有房产者与租房者的自我效能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年限越长自我效能越高。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增权机制：工具性支持因素中，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两方面因素能够显著促进自我效能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前者大于后者；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因素的促进作用显著，能够抑制自我效能的增加；且抑制作用前者小于后者。情感性支持因素中，理解、接纳和尊重因素能够显著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提升，三者的促进效果依次减小。支持利用度因素中，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都显著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的提升，并且社会互动的促进效果大于活动参与。
第三，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的各个因素的增权效应强度各不相同。通过标准化系数后，通过比较发现人际能力、互动程度、理解、接纳、活动参与、尊重、教育学习、职业技能，八个因素能显著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其促进强度依次减小。其中人际能力、互动程度、理解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均大于1，接纳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为0.903，这些因素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促进效果较大，增权效用明显。活动参与、尊重、教育学习、职业技能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都在 0.536以下，增权效果一般。而工作机会和心理辅导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均为负值，绝对值都在 1附近，且前者大于后者，表明工作机会因素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抑制作用明显，且工作机会因素强于心理辅导。
需要讨论的是，工具性支持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与理论假设不符合。究其原因在于工具性支持的内部各因素的不同作用，其中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因素显著促进自我效能提升，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因素显著抑制自我效能提升，当后两者的抑制作用强于前两者的促进作用时，就表现为工具性支持整体对自我效能的抑制作用。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方面的支持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发展性能力的提升；而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方面的支持则在于促进青少
年社区矫正对象生活性问题的解决。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对自我效能的抑制作用，一方面可能是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需要“授之以渔”的支持，而不是“授之以鱼”；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这种具体的、生活性的社会支持的社会成本太高、供给严重不足而导致。
参考文献：
陈姝宏，2013.从“排斥”到“支持”：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嬗变［J］.社会科学战线（12）：244-246.
陈树强，2003.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5）：70-83.
郭玲玲、刘俊世，2007.社会支持：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基石［J］.当代青年研究（4）：42-45.
李斯特，2000. 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2.肖水源，199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98-100.肖水源、杨德森，1987.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4）：183-18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03.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发［2003］［EB/
OL］. http：//www.moj.gov.cn/zt/content/2014-05/29/content_5561064.htm ？ node=70214.
朱考金、刘瑞清，2007.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城市融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青年研究（8）：9-13.周荣华，2007. 犯罪低龄化视角的刑罚［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3）：42-44.
章友德、李光勇，2015.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2-38.
郑永君，2016.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J］.青年探索（5）：80-87.
张友琴，2001.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厦门市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4）：11-21. CULLEN，FRANCIS T.，1994. Social Support as an Organizing Concept for Criminology：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cademy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s［J］. Justice Quarterly（11）：528 － 559.
MART. G. M. WAN DER POEL，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J］. Social Networks（1）：49-70. GUTIÉRREZ，L.M.& DELOIS，K.A.&GLENMAYE，L.1995. Understanding Empowerment Practice：Building on
Practitioner-based Knowledge［J］Families in Society：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11）. GUTIÉRREZ，L.M，1990. Working with Women of Color：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J］.Social Work Research（3）. GUTIÉRREZ，L.M，1995.Understanding the Empowerment Process：Does Consciousness Make a Difference ？［J］. Social
Work Research，19（4）.
GUTIÉRREZ，L. M. &ORTEGA，R. 1991. Developing Methods to Empower Latinos：The Importance of Groups［J］.
Social Work with Groups，14（2）.
KIEFFER，C .H .1981. The Emergence of Empowerment：A Development of Participatory Competence Among Individuals
in Citizen Organizations［M］.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ERKINS，D. D. & ZIMMERMAN，M .A.1995. Empowerment Theory，Research，and Applic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3（5）.
SOLOMAN，B.1976. 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ORRE，D.1985. Empowerment：Structured Conceptualization and Instrument Development［D］.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
ZIMMERMAN.，M.A.1990.Taking Aim on Empowerment Research：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ion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8（1）.
（责任编辑：罗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