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为研究区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沿海较发达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对其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大多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生活中善于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休闲娱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以趣缘组织为主和微公益模式兴起等特点。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城市化；身份转变；社会资本；组织化；深圳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2-0065-07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2.009
各种数据已经表明：作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长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性与组织性如何演化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将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现代化质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提供支持，更有赖于社区、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城市生活，成长为具有自我认同的城市居民具有深远影响；对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方法、促进打工移民社会良性发育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出生于20 世纪 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业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人们普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传统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更高，就业更为自主并更有发展空间，收入更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和能力更强，但吃苦耐劳程度较低（朱宇、王春光，2010）。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分歧。有的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变化持积极正面的态度，认为他们以城市为本，看重职业生涯和发展，追求稳定生活，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张庆武等，2015）。但也有研究认为新旧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是正常的代际差别，新生代农民工“精英化”和“更有希望”只是消费主义和新兴媒体造成的表象（姚俊，
2010）。甚至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性社会形象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显著下降（邢朝国，2015）。
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或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其面临的阻碍主要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制度性障碍包括二元户籍制度的隔离、农村土地制度的拉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等，非制度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资本占有少和心理文化不适应等（沈涛等，2013）。这些障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差、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普遍缺失，感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对自身的认识也存在着模糊（王明学等，2012）。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依循的是选择性融合模式：经济上以“同化”模式为主，文化上以“共融”模式为主，社会生活则是“分离”与“共融”兼而有之（刘程，2015）。但也有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王晴锋等，2016）。
（二）社会组织对青年人的影响研究
在处于社会转型和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的中国，在“陌生人社会”背景下，社会组织是青年群体再组织化的重要方式（吴冬华等，2014）。青年自组织是青年自发成立、发展和运作的具有一定规模、以民间组织形式存在的社会组织（胡献忠，2009），其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渗透力和开拓的社会公共空间已不容小觑（任园，2012）。青年志愿者组织具有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整合与再分配、社会教化等功能（任飞，2015）。社会组织日益成为当代青年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和具有较高运行效率的组织形态，自发性、自主性、开放性是其主要特点，同时也存在松散性、随机性、不稳定性等特有问题（景木南，2013）。青年公益组织的裂变与联盟，有利于倡导公平正义、促进健康生活、帮助困难群体、重建社会结构（汪彩霞等，2015）。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一部分，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可分为自组织，即农民工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和群体，以及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组织（张莉，2015）。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契约型社会资本存在缺陷、组织型社会资本匮乏、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等问题（林娣，2014）。社会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具有信任功能、参与功能和规范功能，即起到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外界交流互动，增强人际关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组织渠道，实现利益诉求；确立制度规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社会化等作用（钟秋莲，2011）。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包括：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升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指导、帮助农民工维权并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等（王飞，2015）。
二、研究问题、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问题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倾向于将新生代农民工看作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忽视了其内部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同时，由于社会组织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它的探讨还较不充分，忽视了它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尝试研究两个问题：（1）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时有何特点？（2）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有何影响？
（二）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深圳龙华新区大浪（以下简称大浪）街道作为研究区域。大浪街道辖区面积37.84 平方公里，服装制造和电子产品制造是该地区的主要产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浪街道辖区总人口数超过35万，其中户籍人口近8000 人，仅占2.2%，总人口中 20 ～ 29岁年龄段的约有 12.6 万人，占45.5%，人口结构呈现出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且年龄结构年轻化的特征。大浪街道
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发展较活跃的区域，至2015年，在大浪街道办事处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77 家，绝大部分社会组织的参与群体和服务对象均为新生代农民工。本文以在大浪街道辖区范围内工作和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组织在其城市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编制了《大浪“青年梦中心”青工调查问卷》和《大浪青工使用网络学习需求调查问卷》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活和网络学习情况。2015 年 3 月至 5月期间，在大浪社会工作办公室的支持下，两份问卷被装订成一册，通过“青年梦中心”图书馆、企业、社会组织等渠道向辖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派发。调查共回收二合一纸质问卷 616册，统计发现均为有效问卷。填写纸质问卷的新生代农民工共616 人，其中男性 326 人，女性 290 人，出生日期均在 1980 年 1 月 1日之后，年龄在16 至 35 岁之间。
此外，本研究还采用半结构个案访谈的调查方法，走访了有代表性的8个以新生代农民工为成员主体的社会组织，包括2个义工组织：小草义工、爱心之家；2个专业性志愿者协会：沐恩志愿者协会（环保）、安全梦（安全教育）；2个趣缘组织：小浪花协会（文学）、浪花轮滑协会；2个文化教育类社会组织：好青年、好人好事。访谈对象均是组织负责人和管理者；访谈内容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困境和社会组织发展问题。
三、研究发现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1． 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收入偏低。深圳大浪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问卷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6.4% 的为初中文化水平，37.8%的为高中（含中专和职高）水平，22.7%的为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9% 和 6.4% ①）。这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工作前有较长的求学经历，已经从学校里获得了基本的城市认知或城镇生活印象。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保留自己农村户籍的主要原因包括：“公司解决不了户口”“挂靠人才市场收费太贵”和“留着老家的地和房子，方便以后回去发展”等。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仍然偏低。他们有一半以上（占56.3%）从事电子产品制造业，从事人数较多的行业还包括：机械制造业（占9.3%）、服装 /鞋袜制造业（占7.8%）和住宿餐饮服务业（占7.3%）。九成以上的人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其中 2000 ～ 2500 元的占 15.4%， 2500 ～ 3000 元的占 26.1%，3000 ～ 3500 元的占 18.8%，3500 ～ 4000 元的占 15.3%。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计算，深圳市的2014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054元，这表明大浪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仍略低于深圳市的平均工资。
2．线上、线下生活并重。手机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调查表明：苹果（占19.5%）、三星（占 16.4%）、华为（占 13.3%）是他们使用最多的手机品牌。95.5% 的人使用手机上网。80.3% 的人每天上网时间在1 小时以上，25.3% 的人超过 3小时，他们上网的时间多在下班之后（占78.7%）。上网的主要内容包括：看新闻资讯（占 37.6%）、交友聊天（占 35.8%）、听音乐（占 39.0%）和看视频（占 33.9%）。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的手机档次较高且较舍得在网络通讯上花费，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购买电脑，电脑具有的所有娱乐功能甚至部分工作功能都可以由手机完成。
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完全沉溺于虚拟世界，他们仍有着很强的线下活动需求。一半以上（占
50.8%）的人在与个人作息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愿意参加社会组织及其组织的活动。不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工作累没有精力（占38.8%）和活动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占27.6%）。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周日早上（占26.5%）和下午（占30.7%），因为很多工人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他们主要通过QQ和微信的方式（占42.1%）来获得社会组织举办各类活动的信息，最喜欢的活动形式是青工联谊会（占20.8%）、阅历分享（占 19.6%）和各类体育比赛（占 19.3%）。新生代农民工多为单身状态，因此对交友、恋爱等社交活动非常感兴趣。由于他们每天在车间流水线上，工作性质单一，生活一成不变，而参加社交活动能够听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来分享人生故事和阅历，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新鲜的体验。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
1． 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社会组织的成员规模和活动规模具有不确定性。在调研访谈的8个社会组织中，2个趣缘组织的创立者和所有成员均为新生代农民工，其余6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中一半以上为“80 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具有以下特点：自主性，是否参加社会组织、参加哪类社会组织完全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重复性，一个人参加多个社会组织的现象非常普遍；流动性，工作和居住地点变得更频繁，参与和离开社会组织较随意。这些特点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在成员人数统计和活动规模控制上非常困难，导致的实际情况是：组织注册人数远大于活跃成员数，组织活动时实到人数远多于报名人数。“小草义工的注册人数是1000多，平常活跃的成员大概200。周年庆我们准备了 300件衣服，结果来了500人”。为了应对“潮汐式”的人流，活动的组织会更灵活，活动时长、人员角色都不会做太严格的控制，在活动过程中，一些参与者也会逐渐变成活动的协助者或组织者。
社会组织以公共空间为平台开展各类服务和活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公共空间，不同组织有自己的固定场地。小草义工的服务场所是大浪劳动者广场：在广场“U站”招募义工的同时免费提供球拍、棋牌等供在广场休憩的人使用，此外每天晚上从七点到十点都会组织公益舞会，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锻炼健身指导的同时也搭建一个相互熟悉的平台。爱心之家的服务场所是羊台山公园，他们常态化地为市民提供环保宣传、医疗救助等服务。浪花轮滑协会的活动场所包括劳动者广场、“青年梦中心”，以及周边工厂的几个小型场所，每晚都有老师给会员们进行轮滑教学，定期组织表演和比赛。沐恩志愿者协会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大浪绿道，好青年的活动场所主要在“青年梦中心”等。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公共空间作为活动场所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组织本身条件有限，自身办公空间狭窄，且经费紧张，只能使用免费的活动场地；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公共空间开展活动有更好的宣传和示范效应，便于成员招募和媒体宣传。
2． 趣缘组织和微公益模式兴起。趣缘组织的发展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大浪的社会组织按服务领域可以大致划分为公益慈善类，如助学、助残、助困、助老、心理健康等；民生服务类，如交通疏导、环境保护、安全宣讲、教育培训、权益维护等；兴趣爱好类，即趣缘组织，如文学艺术、运动旅游、交友娱乐等。从组织成员以及参与活动人员的数量变化趋势来看，趣缘组织对青年有较大吸引力，如：由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小浪花协会注册会员仅240人，但协会组织活动时到场人员常在 1000人以上，协会现建有小浪花义工群、户外公益群、亲子课堂群、真人图书馆群等不同主题的QQ群，人数从 100 到 400不等。由轮滑爱好者组成的大浪浪花轮滑协会成立4年，会员人数已超过了4000人，一些成员在离开深圳回老家工作之后，还在老家成立了分会。协会创始人对协会的规划是： “浪花轮滑扎根大浪，但不局限于大浪。我们要做品牌，在每一个城市都开一家轮滑店，先在广东省，再推广到全国。”
当前，微公益模式在志愿组织或慈善类组织中兴起。微公益：一方面指发挥自身微小力量，发
掘身边微小需求，把爱心付诸行动；另一方面指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型的网络平台，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与行动、弱势群体的抗议与维权等活动的积极性在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减弱。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故他们参加公益活动、回报社会时会量入而出。如他们参与小浪花文艺协会户外公益组织的活动，每人每次除成本外需额外支付10元人民币，用于定向资助山区的贫困学生。受访的8个社会组织均有自己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和QQ群，每个组织都发起过定向的公益捐助和众筹活动。微公益模式既符合年轻人自主化、个性化的特征，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组织在资金使用上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因此广泛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欢迎。
（三）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1． 促进户籍身份转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起步较高。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农民工被排斥在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之外，是制度歧视下的边缘群体。但深圳已经强制要求各企业为任何户籍身份的雇员购买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农村与城市的身份差别已经不是享受基本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如果将城市化细分为居住地点、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他们除了在社会身份，确切的说是在户籍身份上还未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其他方面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本质区别。
在其户籍转变过程中，社会组织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户籍身份的转变仍是十分关键、核心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拥有城市户口才能使后代能够优先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即能优先入读公立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深圳实行积分入户制度，指标分为个人素质、纳税情况、参保情况、居住情况、年龄情况、奖励加分等六项。申请入户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累计积分达到100 分时，可依程序申请办理入户。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想要加速入籍过程，只能提高学历水平、延长居住年限或者获得奖励加分。奖励加分的主要指标是社会服务，包括参加献血、志愿者服务、慈善捐款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加入社会组织参加公益服务的目的与老一代略有不同，老一代本着“学雷锋做好事”的心态，注重个人荣誉感；新生代的想法更多元化，如积分入户、业务拓展、交友恋爱等等。
但新生代农民工对户籍身份的需求不如老一代那么迫切。原因一方面在于，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较弱。深圳的外来人口占90%以上，福利待遇差别主要存在于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而不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已经越来越向福利均等化转变，在能够享受基本的医疗、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努力获得“城市户籍”已经并非新生代农民工唯一的发展选择。在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发达的今天，他们的流动性更大，更能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条件来理性选择工作的地区和城市。有研究已经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能接受城乡二元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界限的淡化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能享有基本相同的权益，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实现的目标更为多样化（纪晓岚等，2011）。
2． 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社会组织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拓展人际关系的重要平台。以往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其社会交往主要限于老乡、熟人等内群体，一般情况下他们较难与城市居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互动（刘传江，2010）。在深圳大浪工作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情况也类似，他们与其他企业、居住地点的居民进行沟通互动的机会较少，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本也较少。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来扩展知识面、广交朋友、提升综合素质。在接受访谈的 6个社会组织中，都有若干名成员得益于其他成员的鼓励和支持，完成了从普通工人到业务主管甚至部门经理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时，会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自主性和多元化地提升个人的能力。社会学家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的社会制度，中观的社会团体和组
织，以及微观的人际关系交往。社会组织在中观和微观层面起到了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网络的作用。
社会组织的网络社区（如QQ群、微信群、微博圈子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交换工作信息的重要渠道。组织成员会在群聊中讨论不同企业的就业岗位、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劳动报酬、安全保障等问题，为劳动力需求方和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在传统农民工中，这类信息往往只在老乡圈子内部流传，信息渠道的有限和信息交流的闭塞导致了“同乡同业”现象。与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上的社会网络相比，趣缘或其他偶然性因素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异质性更高，流动的信息更丰富。与传统同乡会的强关系相比，网络社区中建立的弱关系更具有平等性和功利性，更可能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网络社区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多种可能性，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交网络以及在虚拟空间里的频繁交流，已经成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
3． 实现组织化并参与地方治理。参加社会组织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原子化到组织化的有效方式。与传统农民工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建筑工地工棚等集体居住形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倾向于个人、家庭或朋友几人租住在城中村。城中村是一个大规模、高密度、异质性的陌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大、社会关系复杂，具有较典型的城市社会特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2% 的人对隔壁邻居“不熟悉”，20.7%的人与隔壁邻居“根本不认识”。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中村里是以原子化的方式生活，很难建立起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更无法形成具有社会关系的共同体。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更愿意走行政调解、法律程序等正规渠道或通过网络媒体表达不满，不再像传统农民工倾向于通过参与维权类社会组织或参加集体抗议活动来表达利益需求。当地缘组织和集体行动都无法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时，各类趣缘组织或慈善公益组织则逐渐发展成为把新生代农民工组织起来的凝聚点。
参加社会组织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地方治理的有效途径。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扩大，建立在多元认同上的自组织开始大量涌现：有以公益慈善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志愿者团体，有为寻求在异乡的交流互助而形成的同乡联络关系，也有像趣缘组织这样不分地域、不分行业的民间社团。这些社会组织强调自发性、自主性和公益性，对唤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和公共意识具有启蒙作用。相较于个体而言，社会组织能更有效地整合和表达个体的需求，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这些社会组织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地方认同感和公民意识，是他们参与地方治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基层自治的基础。
总之，社会变迁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按照韦伯对阶级的理解，他们可以被视为中国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闫晓庆，2015）。与中国现阶段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深圳大浪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是一群“异类”。大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蚁族”的基本特点：文化水平较高（尽管还没达到“蚁族”全部为大专以上学历的水平）、低收入、群聚。他们是经济条件、行业需求、生活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筛选后的结果，同时，他们也代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发展方向。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会呈现出与深圳大浪相似的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但社会组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帮助还远远不够，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作压力大和职业发展晋升困难。这意味着随着中国逐渐从匮乏型社会向富裕型社会迈进，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也逐步提高，他们对城市化的需求已经跨过从农村融入城市的初级阶
段，到达在城市中有更好的提升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如何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需求的新变化，促进他们在城市里实现职业提升和全面发展，在满足他们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满足其心理文化需求，这些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 .http：//www.stats.gov.cn/ztjc/
ztfx/fxbg/201103/t20110310_161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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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