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迁移特征与流动儿童教育机会

［摘要］本文使用 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云南省样本，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入学机会的影响非常显著。（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影响并不显著，家庭迁移特征方面只有“户主迁移至本地年数”这一因素对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有显著影响。（3）与就读幼儿园的流动儿童相比，就读于义务教育或高中阶段的流动儿童更有可能进入公立学校，这表明流动儿童能否进入公立学校，更多受制于当地公立学校资源配置与流动儿童教育需求匹配的情况。模型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迁移特征；教育机会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2-0057-08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2.008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浪潮从个体化迁移向家庭化迁移转变的趋势日趋凸显。其中流动儿童数量持续快速增长①，已经使之成为移民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 1367.10 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 2019.24 万人，此数据相比 201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的 1167.17 万人则是增长了17.13%，而农村留守儿童数相比2010 年的 2271.51 万人则减少了11.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6）。这表明 2015年仅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就有大约四成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迁并在城市接受教育，流动儿童占比已经超过留守儿童占比。

教育是流动儿童进入城市而面临的首要问题。从微观层面而言，流动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其一生起着决定性影响。能否接受基础教育以及教育质量的好坏，关乎他们是否有机会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关乎他们未来能否顺利就业，以及就业后的收入水平。从宏观层面而言，规模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能否接受公平的教育，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纵观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政策，经历了20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的“管制”取向，到20 世纪 90年代的“差别对待”，再到1998年以来的“两为主”（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管理办法②，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越来越明显。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流动儿童入学晚，入园率低；辍学率高；“异地高考”难以破冰；众多流动儿童依然就读于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

弱、教育质量低下的打工子弟学校（张斌贤，2001；黄颖，2015a；马学阳，2015）。有学者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传统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日益增长的流动儿童所产生的巨大教育需求不相适应。同时，教育财政体制的过度分权，使农民工子弟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樊香兰、马丽，2008）。

鉴于不同流入地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流动儿童规模差异很大、问题复杂性不一，在应对他们的教育需求时各有不同的举措和效果（黄颖，2015b）。那么，在同一省份、同一政策下，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差异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云南省（作为流入地）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利用 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下简称“监测数据”），分析云南流动人口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流动特征如何影响其子女的教育获得。本研究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和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伴随流动儿童规模的持续增长，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早期研究详细估计了流动儿童的规模、人口学特征及受教育状况，并总结了影响流动儿童教育的因素，包括家长的因素、流动儿童自身意识以及学校因素等（段成荣、梁宏，2004）。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突出表现在转学率高、失学率高、犯罪率高和学习成绩低、升学率低、城镇认同感低等方面（谢建社等，2011）。而与此相反，流动儿童家长有着不同于农村家长的社会经历及由此形成的生活体验与社会态度。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对其子女寄予更加深切的期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过更好的生活（许传新、陈国华，2004）。

同时，流动人口子女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使得他们的受教育现状呈现出不可忽视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群体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为家庭背景的差异。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独生子女家庭更有可能就读于公立学校（王晓燕，2009；王东， 2010）。但王晓燕（2009）的研究表明分别选择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让自己孩子上学的家长在月收入上没有显著差别，而王东（2010）则认为流动儿童家长为自己的孩子“择校”行为的背后其实是流动人口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换言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就读学校类型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

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也受到家庭迁移特征的影响。杨菊华、段成荣（2008）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农村地区11 ～ 14岁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差别。研究发现鉴于公共服务资源的省级统筹和分配现状，跨省流动的儿童在就学机会和就学环境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家庭迁移影响着他们受教育权利的实现。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随迁儿童的在校率、进入公办学校和公办学校混合班的比例逐渐降低，入读打工子弟学校的比例则逐渐升高。而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时间普遍偏短、经费投入不足，师资严重不足、教师流动率高等，与公办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存在较大差距问题已经广受诟病（Liu et al.，1998；冯帅章、陈媛媛，2012）。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旧存在以下不足：（1）现有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对流动儿童教育状况的描述统计上，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探讨；（2）部分研究强调了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但仅从是否辍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缺乏对就读学校类型方面的系统性的分析，使得一些研究结论尚存争议（杨菊华、段成荣，2008）。

事实上，相比 20 年前，当前的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已得到大大提高（Cao，1997），但全国

仍有大约百分之十的适龄流动儿童未接受教育。相较于义务教育，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问题更加严峻（段成荣等，2013），同时就读学校的质量不平等问题也没有解决。本文将以云南省为例，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有助于学界对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及决定因素的了解与认识，为政府部门制定或完善流动儿童相关教育或福利政策时提供一定的依据与参考意见。

（二）研究假设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重新调配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布局，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对流动儿童来说，一方面能够同家人（主要是父母）随迁有益于其身心健康成长，但另一方面鉴于公共服务资源的省级统筹和分配现状，流动儿童在就学机会和就学环境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流动人口家庭，有更强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让其子女在城市中接受教育（梁在、陈耀波， 2006）。他们的子女入学机会应该大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流动儿童。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家庭迁移特征对学龄流动儿童接受教育也具有影响。假设2：来自城镇的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要大于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户主迁移至本地时间越长，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越大；省内迁移的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要大于跨省迁移的流动儿童。

基于流动儿童教育中两种类型学校并存，且公立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等各方面都要明显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现实，有条件的家长总是竭尽所能，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实证角度考察是否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导致其子女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假设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龄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越大。假设4：来自城镇的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大于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户主迁移至本地时间越长，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越大；省内迁移的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要大于跨省迁移的流动儿童。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 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组织协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具体实施调查。样本的抽样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抽样总体为调查前一个月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2013 年5月年龄在 15 ～ 59岁的流入人口，但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之人，也尽量避免符合抽样总体要求但在非正规场所（临时工地、废弃厂房、路边等）居住之人③。

本文基于云南省数据来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该调查的云南省样本为 5000 人，4 ～ 17岁的学龄儿童共 3718人，删除不符合样本的留守儿童1251 人，居住在异地的46人和已死亡的4人；并剔除无法进行亲子信息配对的样本24人，即合计删除 1325个样本，剩余的 2393个样本就成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有别于以往研究仅考虑流动儿童是否辍学单方面的情况（杨菊华、段成荣， 2008），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为学龄流动儿童是否在上学；二是学龄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类型。

鉴于本研究要了解流动儿童是否进入了教学质量更有保障的公立学校，而数据导致无法获得进一步明确的信息对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甄别，因此将调查中的“私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合并为一类，为“非公立学校”。构成一个二分类变量，即公立学校与非公立学校。

2． 自变量。涉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的有两组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用2个变量来测量，包括家庭在本地的人均月收入和户主受教育程度。迁移特征包括3个变量：户籍类型、迁移时长、迁移范围。户籍类型：通过将流动儿童分为“城—城”流动儿童和“乡—城”流动儿童，反映户籍类型的影响。迁移时长：选择户主迁移至本地年数来测量。迁移范围：因为有部分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出生，因此选择户主的迁移范围进行测量，分为跨省迁移和省内迁移两个类型。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定为：流动儿童的性别、兄弟姐妹数和就读阶段。

（三）模型

本文首先采用列联表分析法，了解流动儿童的在学状况和就读学校类型分布，并对本文的主要自变量进行单变量描述。其次，在描述性分析基础上进行模型分析，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和调节，探求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由于两个因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分Logit 模型进行分析。

四、描述性分析结果

首先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从性别来看，云南有超过一成的学龄流动儿童（4 ～ 17岁）没有在上学，而流动女孩的情况更为严峻，其辍学率（13.05%）明显高于流动男孩的辍学率（11.93%）。其次，从户籍来看，农业户籍的流动儿童的辍学率（12.83%）非常高，约为非农户籍的流动儿童辍学率（6.76%）的两倍。再次，流动儿童能否进入公立学校，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具有明显差异。在学前教育阶段，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还不到一半（占42.05%）；而义务教育阶段，九成以上的流动儿童都能进入公立学校；高中及以上阶段进入公立学校比例又略有下降（占88.73%）。这说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是“两为主”政策执行的重点。

此外，监测数据还显示，学龄流动儿童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达98.75%，而与其中一方同住的比例仅为1.25%，这揭示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子女随迁”是家庭化迁居过程中“配偶随迁”的第二阶段。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家庭都是先实现夫妻团聚后，再将子女接到身边，从而实现举家迁移。

如上所述，学龄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存在性别、户籍、就读阶段方面的显著差异，但这些描述性分析无法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迁移特征这些因素的内在影响。下文将采用Logit 模型来作进一步分析。变量基本情况描述详见表1。

五、Logit 回归分析

收入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学龄流动儿童是否在上学的影响都显著（sig ＜ 0.01）。家庭人均月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学龄流动儿童上学的发生比在原来的基础上将提高27.12%（e0.240-1）。以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尽管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家庭其随迁子女上学的发生比（odds）与之相比并不显著，但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家庭，其随迁子女上学的发生比是参照组的 1.85 倍（e0.633）。模型 1验证了假设1。

模型2考察家庭迁移特征对学龄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与来自农村的学龄流动儿童相比，来自城镇的学龄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发生比是参照组的1.88 倍（e0.633）。同时，户主迁移至本地年数对其随迁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具体而言，户主迁移至本地年数每增加1年，其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发生比则提高4.70%（e0.046-1）。再次，省内迁移家庭的学龄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是跨省迁移家庭的 1.49 倍（e0.398）。模型 2验证了假设2。最后，儿童的兄弟姐妹数对其接受教育的影响在模型2中显著，即流动儿童的兄弟姐妹数每增加一个，其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则降低14.19% （e-0.153-1）。可以看出，家庭迁移特征对学龄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纳入了所有变量的模型3中，两个变量组的系数虽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显著性检验变化基本不大。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都具有一定影响（sig ＜ 0.001）。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就读学校类型的影响

表 3是对学龄流动儿童就读学校类型影响因素的Logit 统计分析结果，表3中三个模型的自变量选择和设计与表2的三个模型基本一致，同时还增加了流动儿童就学阶段作为控制变量。

在模型4中，无论是家庭人均月收入，还是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儿童是否能进入公立学校

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假设3并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是由于样本中进入私立学校的比例较高（占18%），而就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比例非常低（仅0.72%）。由于无法判定受访者回答的私立学校是属于收费高昂的高级私立学校，还是办学质量较差、收费低廉的私立学校，故将私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合并为非公立学校。这一合并可能影响了统计分析结果，未来还需要更大的样本量进行进一步检验。同时，流动儿童的兄弟姐妹数每增加1人，其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即可提高29.56%（e0.259-1）。

模型5检验家庭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就读学校类型的影响。与表2的户籍影响的结果相反，来自城镇的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比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要低50%（e-0.0694-1）。此外，户主迁移至本地年数每增加1年，其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发生比即提高 5.13%（e0.05-1）。而家庭迁移范围对学龄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户籍和迁移范围主要影响流动儿童的就学机会，但对流动儿童进入学校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

模型6纳入了所有变量，统计发现两个变量组的系数略有下降，但显著性检验变化基本不大。总体而言，户主迁移至本地的时间越长，儿童就读义务教育或高中阶段，兄弟姐妹数越多，流动儿童越有可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模型6部分地验证了假设4。

有意义的是，在6个模型中儿童的就读阶段对其进入公立学校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以模型4 为例，相比就读幼儿园的流动儿童，就读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发生比分别是参照组的 14.27（e2.658）倍、24.02 倍（e3.179）和 10.14（e2.316）倍。这说明能否进入公立学校，相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范围，更多地受制于当地公立学校配置的影响。当地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投入和对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条件的放宽，是保障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最重要的因素。而在所有教育阶段中，如何保障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幼儿园，接受收费合理、教学质量有保障的学前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六、结论和讨论

流动儿童是流动人口家庭中最特殊的成员，正处于成长发展、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应保持持续的关注和重视。过去的十几年，针对流动儿童福利政策的改善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关注稳步地过渡到最高层次的政策或法规。各级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与文件，确立并不断推进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各地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有所好转，但情况仍不容乐观。本文根据 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云南省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云南2013 年仍有 12.45%的学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有18.71%的学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公立学校。

“子女随迁”是家庭化迁居过程中“配偶随迁”之后的重要阶段。就云南而言，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家庭都是先实现夫妻团聚后，再将子女接到身边，从而实现举家迁移。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显然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一人口流动的新需求。公共教育资源短缺即有碍于流动儿童在城市的学习与成长，亦制约了城市的健康发展。比如，2013年云南跨省迁移的儿童比例接近一半（占44.84%）。这部分的流动儿童涉及跨省的教育规划和资源配置的协调，难度较大。而且未来流动儿童的规模还将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因此，要顺应流动人口发展态势，以满足流动儿童教育需求为出发点，将流动儿童纳入城市教育规划，合理配置公立学校资源，为流动人口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①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许多流动儿童已经在流入地出生。所以本研究中“流动儿童”指父母双方户籍登记均不

在现居地，年龄在4 ～ 17岁的儿童。

②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有1998年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教基［1998］２号），该《办法》第四条提出，“流入地人民政府应为流动儿童少年创造条件，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第七条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这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简称为“两为主”）政策的雏形。2001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该《决定》的颁布标志着“两为主”政策正式成型。而2010 年之后连续出台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等重要政策文件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两为主”政策的权威性。③关于抽样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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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