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Youth Exploration - - NEWS - ■ 王广州 张丽萍

[摘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 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2016年1月1日开始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这也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2014年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二孩政策覆盖生育人群进一步扩大的第二年。生育政策实际效果不仅关系到对育龄人群实际生育意愿的判断,也关系到对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更关系到对中国人口变化规律的把握和人口发展战略举措的重新认识。

自全国“单独两孩”政策陆续落地实施以来,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的研究更是高度重视(张丽萍、王广州,2015)。关于育龄人群实际生育意愿是否偏低(石智雷、杨云彦,2014;陈建平等,2014),生育政策实际效果是否遇冷的争论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乔晓春,2014、2015;王广州,2015)。国家卫计委相关部门认为目前生育政策实际效果符合预期(乔晓春,2015),而国家统计局大型调查数据所能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05~1.4之间,因此,对于生育计划和实际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判断存在严重分歧和异常激烈的争论(郭志刚, 2008、2015;王广州、张丽萍,2012;陈卫、杨胜慧,2014;陈卫、张玲玲,2015)。到底是生育水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统计调查的国际前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编号:16ZDA09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广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统计学;张丽萍,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平下降还是进度效应为主而导致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亦或是调查数据漏报、实际生育水平远远高于调查的总和生育率?另外,对实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差距,生育意愿是否受生育政策影响,以及生育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实际生育行为(张丽萍、王广州,2015;汤兆云,2014;王军、王广州,2013)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项研究采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该调查始于2011年,每年进行一次,到2016年共连续调查了六次。调查主要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全部调查的研究设计,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参与相关研究工作。此外,在2011~2016年期间,瞭望周刊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人口网和中国生殖健康网等单位合作开展了网上调查。该调查已经成为国内调查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全国层面的重要民生调查。

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经历了从线上预试验到线下全面展开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焦点变化,调查研究既不断完善研究设计,同时又保持核心模块基本稳定。调查实施方式、问卷设计、测量技术的臻于完善提高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有力地见证了当代中国家庭变化和社会热点变动以及决策者对民生问题和定量决策依据的日益重视,六年积累了三万多份实地调查问卷资料。

回顾六年来的全国抽样调查,2011年首次调查采取了线上调查的形式。随后为弥补网络调查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局限,抽取6省市的部分农村居民进行线下实地调查,共获有效问卷3357份。

从2012年开始,该调查主要实施了“6+1”模式,具体做法为:①以入户调查为基本形式,②按照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状况抽取概率样本,③北京作为预调查市抽取3个区县、每个区县样本量200份,另抽取6个省份的18个区县,每个区县样本量300份,调查设计总样本量为6000份。这一模式使调查结果对全国具有代表性。2013年延续了2012年的设计方法,在全国重新抽取概率样本。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2014年与2012及2013年不同,调查按照概率抽取了3个省9个县级单位进行入户调查,每个省样本量1200份,总样本量3600份。2015和2016年的调查又恢复到“6+1”设计模式。2012年以来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为了深入研究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基本状况、变化特点,以及不同队列的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和生育计划的主要特征,本文重点以2016年调查数据为着眼点,分析近年来的变化特点。除了2014年以外,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6年四年调查样本设计相同。2016年全国抽样调查从调查方案设计和调查内容延续了以往调查的方案设计和主要测量方法,不同之处只是抽取的

省份有所不同,在调查内容上与生育政策变化更加吻合。

生育意愿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无生育政策可能会影响到育龄人群的实际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来说,中国幸福家庭热点问题调查在政策调整前、调整过程中、政策调整后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查,为判断生育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基础研究数据和重要分析依据。

对生育行为的测量通常采用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计划几个维度和层次的测量。反映生育意愿的主要指标是平均理想子女数和理想孩次结构分布,而对生育计划的测量通常采用计划生育子女数量和计划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时间来测量。本项研究将主要关注平均理想子女数和计划生育二孩的时间,以此为依据来分析我国育龄人群二孩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

二、当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分析

理想子女数是测量生育意愿的核心指标,是指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条件下,个人主观认为一个家庭或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最理想。理想子女数是不考虑个人具体情况和任何限制条件的理想预期,是对家庭或夫妇孩子数量的主观最优判断。

(一)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目前保持在1.94左右

2016年调查表明,全部调查对象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9,其中育龄人群1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4,均值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为1.93~1.95。与2012~2015年平均理想子女数处于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2.0的变化趋势不同,2016年没有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升趋势,而是略有下降。总体来看,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起或大落的情况。具体来看,从2012年到2016年的五年中,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从1.85逐渐提高到2.0,而2016年并没有延续这种继续提高的趋势,而是稳定在1.94左右。尽管调查样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表现出升高和保持在2.0左右的特征,但2016年调查再次证实,目前的实际结果仍然明显低于2.10的生育更替水平,且表现出围绕2.0波动的特征。

(二)多次调查反复证实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的特征

多次调查结果反复证实,年轻队列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低于年长队列。2015年调查各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不仅明显高于以往调查,也高于2016年调查。在育龄人群中,多次调查的“60后”“70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高于“80后”和“90后”。2016年调查数据表明,“60后”“70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4和1.96,也略高于“80后”和“90后”的1.92和1.91。对比不同队列,不同年份的调查可以看到,年轻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低于年长队列,越年轻的队列,生育意愿相对较低的基本规律没有发生改变。这一方面反映生育意愿的队列差异,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时期生育水平持续

下降的趋势性的特征稳定。

从历次调查数据比较来看,2016年调查结果与其他年份相比,各队列的生育意愿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的趋势发生了一些微弱的变化,对比2012~2015年调查结果看到,各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处于上升的趋势,而2016年各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停止了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各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反而比2015年有所下降。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各队列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这主要是“60后”逐渐退出生育,“90后”逐渐进入生育主体。纵观队列和时期变化,2012~2015年,无论是“60后”还是“90后”,育龄人群整体理想子女数在不同年份的调查数据中有所变化,但变动的空间都在更替水平以下。从不同队列的数据可见,从“60后”到“90后”的生育意愿由原来的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特点发展到逐渐趋同。

(三)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两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

虽然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是不考虑任何条件下一个人主观认为一个家庭或一对夫妇生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是对个人孩子数量的主观最优判断,但理想子女数的多少受被访者年龄结构和现有孩次结构的影响很大(张丽萍、王广州,2015)。

从中国家庭幸福感2012年~2016年连续5年的调查数据来看,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不仅是非常稳定的,而且生育目标越来越集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目标为两个孩子的比例不仅占绝对优势,同时,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育龄人群的比例达到历史新高,接近90%。从具体调查结果来看,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的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人群比例高达89.3%,比2015年调查的88.98%又有上升。理想子女数为一个的仅为8.30%,三个的占2.00%,不要孩子和4个及以上的合计0.3%。生育目标结构性变化的趋势是继续向两个孩子集中,同质性增强。

2012年~2015年理想子女数为一个孩子的比例持续下降,从2012年的17.78%,下降到2015年的6.09%,降低了11%以上。2016年并没有延续前几次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而是略有回升,升高到8.30%,说明越来越多的育龄人群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

与理想子女数为一个孩和两个孩的情况不同,3个及以上的比例从2012年的不到2%,2015年小幅波动提高到3.89%,与2012年相比提高了1.9%,而2016年又下降到2.2%,可见理想子女数为3个及以上的比例也是非常稳定的,稳定在2%左右。

总之,从五次调查结果的比较来看,理想子女生育目标为两个孩子育龄人群的比例逐年升高,接近90%,而一个孩子的意愿比例逐年下降,目前稳定在10%以内,而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在4%以内。上述调查反复确认一个基本事实,仅从理想子女数的统计分布来看,取消生育限制与实行全面两孩政策的差别不大。

(四)意愿生育水平城乡差距甚微

除了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高度集中以外,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从2012年到2016年多次调查结果来看,城乡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到2016年两者已经非常接近。具体来看,2012年农业与非农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相差0.12,而到2016年两者的差距缩小到0.01。尽管从2012年到2015年农业、非农业人口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处于升高趋势,2016年比2015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012、2013和2014年,可见农业、与非农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差距处于非常稳定的下降趋势。2012年~2016年农业与非农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到0.01,可以说这个差距是相当微小的,仅为2015年0.03的三分之一,小于2012年的十分之一。

(五)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

理想子女数是对生育意愿普遍意义的测量,而是否想生二孩是对育龄人群本人未来生育行为的测量。

生育政策调整前和生育政策调整后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有明显的变化。具体来看,虽然2013、2014和2015年、2016年打算生育二孩的育龄人群的比例略有差别,比如2013年与2014年的比例非常接近,都是50%左右。而2015、2016年各队列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在60%左右。然而,2013年和2014年各年龄队列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反映出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前,调查结果是非常一致和比较稳定的,比如2013年和2014年调查结果表明,各个年龄队列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都稳定在55%左右。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后,各队列想生二孩的比例高于2013年和2014年,总体上想生二孩的比例提高了10%左右。2015年和2016年调查各队列与2013年和2014年存在较大差距的同时,两次调查的结果也有所不同。两次调查最大的不同是各年龄队列想生二孩比例模

式不同,2015年调查30~34岁年龄组想生二孩的比例最大,达到70%左右,而30岁之前想生二孩的比例随年龄增大逐渐上升,34岁以后想生二孩的比例随年龄增加逐渐下降,但稳定在60%以上。与2015年不同,2016年想生二孩比例最大的年龄组是20~24岁,比例达到70%以上。随着年龄增加,想生二孩的比例下降,25~29岁和30~34岁年龄组两次调查都比较接近,都在65~70%之间。35岁及以上年龄组想生二孩的比例却截然不同,2016年调查结果比2015年低10%左右,表现出想生二孩人群的年轻化特征。

图 1 不同队列理想子女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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