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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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 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关键词]全面两孩;高校青年女教师;生育焦虑;生育政策;工作家庭冲突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5-0026-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5.003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开放两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政策一经公布,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近40多年的强制“一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束。追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计划生育从最初政府向群众宣传、提倡、号召迅速转向以家庭为单位的强制生育制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农村土地继承制度的影响和男女性别喜好的偏差,农村地区的二孩政策开始有所松动,允许第一孩是女儿的家庭可以再生第二孩。许多城市地区,对计划生育的检查和惩罚也越来越轻,特别针对单位体制外人员计划生育的约束越来越小。因此,从某种层面来说,严格计划生育制度下中真正受影响的群体是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因此,对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最为关注的也是该群体。同样,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知识分子,在享受象牙塔内的制度庇护的同时,也要承担制度中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①。开放二孩政策正式公布的时候,高校的教师群中,大家纷纷问候着: “二胎你生吗?”在看似嬉笑的询问中,体现出了彼此观望的心态。

一、生还是不生:一个并不轻松的决定

生育意愿指的是人们对生育行为所持的态度和看法,它包括了人们对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性别以及生育间隔等方面的主观偏好,还包括生育的动机、生育的目的等影响主观偏好的内在机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编号:12CSH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纠纷解决中的主体建构”(编号:12YJC84006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晓红,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女性社会学。① 高校作为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情况在单位的考核中,采用一票否决制,意味着只要有一个违规的,今年的考核整个单位就是不合格。在经济惩罚方面是,如果有一个人员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全校所有教工的计划生育奖都要取消。

虽然生育意愿影响生育行为,但是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分析,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与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而这种偏差的主要表现在当社会由高生育率进入人口转变初期时,常常出现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的情况,但是当社会处于人口转变末期的低生育率时,实际生育行为会低于生育意愿。这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偏差”实际上也是一种生育率变动的惯性定律。一方面在生育率高的社会,由于人们无法有效避免非意愿的生育行为,而出现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低生育社会,由于经济水平、教育成本或者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人们即使有生育意愿,也会顾虑到各种现实条件,从而抑制了实际的生育行为(顾宝昌等,2014)。自从20世纪80年代,国家从战略高度定位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截止201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18.25‰,降至2014年的12.37‰;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00‰,降至2014年的5.21‰。对于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来说,她们具备更自主的生育选择权力,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已经不是不知道如何有效避免“非意愿生育”,而是如何面对实现意愿生育的问题。即有生育的意愿,但是迫于现实的工作、时间、经济等因素的压力,而无法实现生育意愿。

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把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分为四种: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种压迫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在妇女的一生中。她认为在历史的生产发展史中,妇女并没有占据显著位置,这并非是由于妇女没有为生产发展贡献力量,而是由于生产和哺育的原因,让妇女不得不阶段性的脱离生产领域(朱丽叶·米切尔,1997)。社会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视为女性的天职,生育的大部分直接成本和几乎全部间接成本都由女性承担。对于女性来说,生育成本不仅包括时间精力的付出、体力健康的损耗、情感的投入,还包括职业生涯的受损,甚至是中断或放弃。社会学家将这种内嵌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职业中断称作为“母亲职业轨迹”,它给女性的职业生涯打上难以磨灭的“烙印”(李芬,2015)。高校青年女教师作为体制内就业的女性,虽然能够享受到较为充分的产假和哺乳假,但可能由于无法全力投入学术研究而带来个人职业上的停滞或下滑。特别是照顾年幼孩子的责任,常常落在母亲的身上,使得许多高校青年女教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学术时间,忙于照顾家庭。因此,有经验研究显示,高校女教师的科研成果量从生育到孩子上小学之前是一个低迷阶段,到了孩子逐渐长大自理后,其科研成果量才能逐渐上升(周新霞,2007)。一位很著名的女性学者曾说,自己在博士毕业留校的十年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成果,大概十年之后,自己才突然爆发,发表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和著作。当然,她是想指自己有了十年的知识积累和沉淀过程,才得以厚积薄发,但是在以男性为主的高校评价体系中,可能会认为她是因为家庭、生育、抚养等日常事务影响了学术研究。社会的飞速发展与知识技术的快速更新,◎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术积淀,更要有紧跟时代的知识更新和创新能力。这也意味着高校教师是一种需要不断学习且永无止境的职业。那么全面两孩政策后,是否会让已育的高校女教师,再次跌入学术研究的停滞期?一位高校女教师,在谈到究竟是否生二胎时,说:“怎么敢生二胎呢?神补一下这个画面:一边在催着老大写作业,上辅导班,一边给老二喂奶、换尿布,只是这么想想,我就要疯了。”另一位青年女教师说:“总算是熬到孩子快上小学了,渐渐的就可以脱手,让孩子自立了,实在害怕再重走一趟。”一位刚入职不久未生育的年轻女教师说:“现在开放二胎,估计家里人肯定要让我生两个,我还有自己做学术的时间吗?真的害怕孩子生完了,自己也彻底掉队了。”诚然,生育二孩带来的职业搁浅,以及抚养孩子、繁重的家务等让两孩政策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一)基于角色理论下的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与家庭是人们生活的两大主题。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是个体所承担的角色中最为核心的两种角色。Greenhaus(1985)认为工作家庭的冲突实质就是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由于两种角色产生的压力互不相容,相互矛盾,令角色扮演者无法调和。冲突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并非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即冲突可能表现为工作干扰家庭,也可能表现为家庭干扰工作。一个人在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中担当多重角色,可能会产生时间、精力上的竞争,花费在一个角色活动上的时间、精力越多,投入到另一个角色活动上的时间、精力就越少,从而引起角色冲突,这也是我们分析工作冲突的主要途径。

而事实上,高校女教师,这个特定的职业称谓,也是一个独特的角色集,包括了女儿、妻子、母亲、高级知识分子、大学老师、研究者等多种角色。在这个角色集中,集合了社会对这些不同角色的期望。角色期望是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体行为之间的桥梁,社会判断一个人的角色行为是否符合其所处的地位或者身份的依据,就是看他/她的行为是否遵从了角色期望。高校女教师,作为一种角色集合,每种角色都具备一套行为标准,而这些角色又因为职业和性别的双重界定产生出不同、甚至是冲突的行为标准。

(二)职业光环中不同的角色期望

高校女教师这个特定的角色身份中,首先是教师,即教书育人、行为世范。社会对于教师的角色期望,特别是对女教师的角色期望,是温柔的、知书达理的,能够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女教师一般着装端正、仪态大方、温文尔雅。加上教师职业相对稳定、单位性质在市场化之外,工作环境单纯,与其他公领域的职业相比,教师这个职业更靠近私领域,即更接近家庭照顾,常被标签为适合女

性的职业。据某婚恋网站的调查显示,教师以绝对优势成为男性心目中最适合当老婆的女性职业1。

高校教师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群体,长期处于象牙塔之中,使其具有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职业光环。高校处于学术和科研的最前沿,高校教师的职业是一种学术职业,包括学术研究和教育研究。学术研究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超越自身的当下而在精神层面掌握境界的方式。学术的意义,在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新的知识高峰攀登,既要有对人类知识和思想的传承,更要有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高校的课程设置不断调整,高校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将最新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教育研究要探索教育和教学规律,具备撼动学生心灵的能力,要对学生的未来和全面发展负责(刘献君,2008)。因此高校教师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求具备科学创新的能力还要有全身心的工作投入。近年来,进入高校教师的职业门槛越来越高,一般都要求具有博士学历。这也意味着高校教师前期的人力资本投入非常巨大,而且在职业中也要求高校教师具备快速的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的习惯。

(三)对性别身份的双重标准

在现实中,即使是高校教师这样一个高度智力密集的行业,一旦被贴上性别的标签,就无法脱离社会和男性对女性高校教师的社会性别角色期望。无论是社会分工的要求,家庭的实际需要,或者是习以为常的角色期待,以及女教师的自我定位,都认为女性应以家庭为主。与其他职业女性一样,

婚恋网站世纪佳缘最新发布的《中国男女婚恋观系列调查之“当爱情遇到工作”》显示,女教师和女医护人员是半数以上男性都喜欢的职业,而从事管理工作的男性最受女性青睐。http://news.163.com/12/0504/16/ 80M4853K00011229.html.

她们同样承担着职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甚至这种压力也因为社会、家庭、自身对其有更高的角色期望而增加。高校女教师由于受到更高的教育、从事着更为高尚的职业,在社会或男性眼中,会认为她们更有理由扮演好社会赋予的角色,也即能够真正做到“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如果高知女性没有达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期望,可能会遭遇更为苛刻的“污名化”。例如将女博士称为“第三类人”,暗讽女博士这类具备最高学历的女性,已经脱离女性特质,应该归为男性和女性之外的第三群体。其实这种观点中就包含了认为读书是男性的事情,女性不需要具备很高的学识,因为女性属于家庭领域。对于拥有博士学历的高校女教师,同样会遭遇到类似的困扰,即被社会或家庭要求,要首先成为贤妻良母,再是事业追求。但在实际的工作场域中,职场并不会因为性别而降低对女性的工作要求。高校对教师各方面的要求,例如职称晋升、教学任务量、科研工作量都是平等的,并没有对女教师有特殊照顾。而高校女教师的家庭模式中也极少会因为其从事学术职业,出现“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分工。甚至当高校女教师不能有更好的科研产出时,会被贴上“女性不适合科研”的标签;当高校女教师的家务没有搞好,又会被指责“书读的多了,不会生活”;当高校女教师的孩子培养的不够拔尖时,会被认为“只懂读书,不懂教育孩子”。高校女教师自身与其他职业女性相比,在工作之前投入了更长的求学过程,付出了巨大的智力、精力、金钱投资,因此对职业也具有更高的期望。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取得学术成果、提升教学质量,从而获得职业上的晋升,在高校人才队伍的金字塔中占据更好的位置。而作为家庭角色的承担者,她们对自己也会有更高的角色期望,希望成为好妻子、好母亲。现代家庭中最大的责任压力是教育子女,对于高校女教师来说,由于职业本身就含有教育者的特点,因此,她们本身对于子女的教育就会更关注、更投入,也会给自己提出更高的期望。而社会或男人,也会认为她们应该也有能力比其他的女性在教育子女方面做得更好。

而事实上,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对女性来说,不仅是时间、精力方面的冲突,也是不同行为方式习惯的冲突,例如职业中学术研究要求客观、理性、严谨、全神贯注、独立、勇于挑战等,而家庭生活则要求女性温柔、感性、情感丰富,包容等。这使得高校女教师,不仅要面临工作家庭在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也要面对不同的角色期望,变换着自己的心态、意识、行为、举止等,而社会、男性和女性自身对其角色过高的期望,也常常会令她们陷入到过度的焦虑中。

三、模糊的工作/家庭边界:不断被挤压的职业上升空间

随着高等教育和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高校教师这个职业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压力。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认为,工作和家庭构成了各自的范围和领域,人们每天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徘徊,工作和家庭的边界不断延续与分解,相互影响(Clark,2000)。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朝九晚五固定的上班时间,也是一种明确的工作和家庭的分界线。大学教师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主要以个体方式进行,高校对大学教师实行不坐班制度。即允许大学老师在非上课的时间,不用待在办公室。这种弹性的工作方式,看似轻松,实则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时间,提高效率。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高校教师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大学与家庭却是两个贪婪的组织(约翰·奈斯比特,1993)。一方面,大学组织原本就是建立在探究高深学问基础之上的一种特殊组织机构,高深学问的探究不同于简单重复的生产劳动。第一,它不是只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可以进行;第二,它不是仅靠已有的知识就可以进行。而是要求进入其中的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并不断更新知识,进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更需要创新的意识与敢于批判的精神。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人事系统改革,许多高校相继实施岗位聘任制,破除“职务职称终身制”,评聘结合,竞聘上岗,岗位绩效与薪酬直接挂勾等改革措施,使得高校教师的工作看上去自由、轻松,实则每个人身上都套着“紧箍咒”。特

别是一些211、985院校为了增强科研实力和声誉,用每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质量以及争取到的科研经费数额等来评价教师,给高校教师带来巨大压力。许多高校老师都习惯熬夜,因为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最需要安静、没有人打扰的环境。正如某位高校教师说到:“如何计算工作时间呢?我早上一起床就打开电脑了,要给学生回邮件、要看学生的论文。查找资料、阅读文献,做实验或者做调查,晚上我常常熬夜到2、3点钟写论文。这些算是工作时间吗?”因此,大学虽然没有给老师们设置严格的坐班时间,但是要想能够在激烈竞争的高校环境中生存下来,每个人都必须付出双倍的时间和精力。

另一方面,女性生育、哺乳的生理职能使她们对家庭的承担和付出比男性更多。尽管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但是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部分女性生活的重心还是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家庭模式已经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而是夫妻双方共同在职场打拼,甚至一些女性在事业上比另一半更要出色,但是这些在外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们在家庭中的付出,她们依旧要在家庭生活上承担大量的家务以及抚养教育子女的亲职责任。另外,家庭生活不同于在正式组织中,它没有严格的时间,明确的权责,主要是夫妻双方的奉献和便利为主。高校教师工作时间的弹性制,高校教师工作劳动成果的滞后性,相对于家庭劳动的即时性,使得家庭变成了另一个不断吞噬高校女教师的时间和精力的场所。一边是贪婪的教学与科研,另一边是贪婪的妻职与母职,使得高校女教师承受着“被撕成两半的折磨”。罗毅和任路江(2011)针对南京8所高校242位女博士的调查研究发现,女博士对事业和学术的投入精力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主要因素,照顾家庭和追求学术成了难以平衡的跷跷板。高校女教师在其职业发展上也存在着“玻璃天花板”的效应,虽然大学是追求学术自由的圣殿,但也呈现出了女性教师的学术边缘化现象。根据2012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全国高校中女性专任教师占总数的47.19%,但是女教授的数量占教授数量的比例仅为28.42%。这一方面与高校科研教学评价标准制定中的性别盲视,即忽略男女两性差异,按照男性标准制定考核标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价值层面将高校女教师依旧限定在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价值定位有关。即使一个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教师、教授等,但是在人们定义她们的时候,依旧会在这些职业称谓前加上性别标签,即女教师、女教授,看似无心的称呼,其实也暗含了社会主流价值认为女性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是一种“非正常”现象。这些隐含的制度约束和文化价值约束,严重制约她们在职业上的发展(禹旭才,2012)。

四、结论与讨论

从严格的一孩生育政策到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调整与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等国家人口政策紧密相连。因此,生育问题不仅是事关民众个体的幸福和家庭完整的私人问题,也是事关社会发展的政治问题。在某种层面上,被母亲抚育的孩子可以称之为“公共物品”,因为社会将从这些未来的国家建设者、纳税人身上受益(李芬,2015)。但是抚养“公共物品”的过程,却被社会所忽视。

回顾五六十年前婴幼儿的抚养,它是一个由夫妻双方合作、直系亲属协作、国家主动承担的多方互助系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彻底改变了劳动力分配与补偿机制,也使得单位福利制下的公共育儿体系向私人化育儿转变(佟新等,2011)。最终由女性承担母职,背负起育儿的重担。在母职高度自然化和标准化的当代,母亲不单纯凭着一种本能的慈爱就可以担任的,还要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学习,承担起更多的教养责任,才能成为被社会认可的“称职”母亲。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一方面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获得职业上的成就感,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

价值;另一方面,她们也希望能够履行母亲的职责,享受成为母亲的权利。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生育行为是形成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最重要事件之一,生育造成了女性职业生涯中断、职业生涯下滑等客观现实(陈万思,2011)。因此,对于职业期望较高的高知女性来说,职业代价仍旧是阻碍她们实现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

“生不生二胎”,看似是个人化的理性行为,但实际上也是人们在平衡各种成本、计算各种得失后的无奈选择,这也造成了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不一致(茅倬彦等,2013)。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将主要的注意力转移到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已婚女性上来,深入了解她们的生育意愿及其制约因素,既尊重和维护她们的生育自主权,又要通过性别文化和制度的变革对她们的生育热情给予政策保护和社会补偿,进而全面地降低生育给她们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同时,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家庭和儿童福利政策,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引导各个部门对儿童福利保障事业的关注,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杜爽等,2015),实现福利供给的多元化。发展多元的育儿社会支持形式(方英,2017),发挥志愿组织、社区、单位、其他社会组织或团体在儿童抚养和照顾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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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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