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青年参政议政的要素分析

Youth Exploration - - NEWS - ■ 姚瀛志

[摘要]近年来,澳门青年参与政治活动风气渐盛,在2013年的立法会选举中,首次有一名29岁以下的参选者成功以直选方式进入澳门立法会。青年参与议政事务在其不同成长阶段,心智发展是否达到利他为本的情操及可为他人表达意见及争取应有权益的能力,值得社会关注。本文以青年参政的行为发展及获得权力后对社会的影响,从弗罗伊德的人格结构学分析青年参政议政所需的心智发展,及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以需求阶梯理论说明培育青年议政的重要性,提出青年充权工作与参政能力发展要相互配合;培育青年正确的议政目的;建立明确的培育方针;强调正面议政文化;建立公义制约确保议政行为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同时关注议政青年心智的发展。

[关键词]青年议政;议政行为;充权工作;公义制约;青年培育

中图分类号:D676.5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5-0101-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5.013

政治是对社会制度和秩序的治理,即统治和施政。在澳门,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有机会接受参政的培训,例如:各种不同的社、组、团队都教导年轻的一代要关心社会事务,积极提出个人意见,并参与到改善社会的发展事务中。近年来,澳门青年参与政治活动风气渐盛,2013年的澳门立法会选举,根据统计,有不少参选者的年龄在30岁以下。然而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的能力是受到其基本生理及心智的成长与经历所影响,亦只有在他们心智发展成熟时,才有能力为自己及他人所需表达意见及争取应有的权益。不少社会服务机构或非牟利团体的专业人士会教导、指引青年关心社会,为需求表达意见,这就是对青少年提供议政培训的开始。然而,当青年获得权力后其决策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培养青年拥有正确的政治理念?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弗罗伊德的人格结构观念出发,分析青年议政工作的权力与个人心智的关系,探讨培育工作应有的观念。

一、澳门青年参政情况

澳门青年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很多,从参与不同的社会关注组、压力团队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在澳门第四届的立法会选举中已出现以老带新、新旧交替的局面,同时也出现多位女性参选者(16组的第一、二候选人中有8位女性,其中4位担任“领军角色”,为各相关组别的第一候选人)与多名青年参选者(“70后”“80后”开始大量进入各组别候选人名单,年龄最小的候选人甚至是在校大学生,年仅22周岁)(娄胜华,2009)。现在澳门立法会选举已是第五届,在2013年的澳门立法会选举中有二十个组别、共145名候选人竞逐选出十四位立法会议员,其中有21人是29岁或以下人士,约占这次参选总人数的七份之一。2009年澳门的立法会选举16队参选名单中就有16人为29岁以下(姚瀛志,2012)。从数字上来看,第五届立法会选举中29岁以下的参选人

士较上届高出近25%(5人),显示参选人士有年轻化的现象,并且有一名29岁以下的参选者成

功以直选方式进入澳门立法会1。

立法会的委员,能在立法会中为澳门政府在立法上提供意见,并直接影响澳门政府的施政,因此当选的委员除了可以直接表达意见外,还拥有社会决策权,为市民争取权益。鼓励青年参政议政,给青年对政府政策表达意见的机会,是培育未来领袖的重要环节,也是青年的基本权利◎ (姚瀛志, 2012)。培育青年正确的议政观是澳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培育青少年议政及参与也是社会工作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姚瀛志,2013)。推动一名或一群成长中的青少年发展至乐意关心社会,参与社区事务是相当不容易的工作。不少社会工作者会以社区为单位开展青少年议政工作,在社区内成立青年议会,鼓励青年参与社区事务(赵维生、黄昌荣,1999)。Adamson(2010)认为合法化的社会运动能让市民获得资源和支持,由青少年代表的弱势群体表达诉求的行为在澳门是受到重视的。青年参与政治事务近年来在澳门渐见成果,参与的青年人数明显增加,他们关注的社会事务层面不断上升,从邻舍到社区,再跃升到立法议会,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和增强。随着青年议政能力的提升,他们权力能涉及的政策层面及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因此青年议政者的素质与能力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百姓的生活,甚至是国家的前途。重视青年议政素质的培育是根本及重要的一环。

二、青年权力获得与行为发展

青少年充权工作的发展已近一世纪,冯国坚及洪雪莲认为运用社区工作手段进行的青年工作,有促进青年充权的作用,社区工作者的介入手法较多采用冲突取向的手法,协助成员组织起来,敢于向当权者提出要求,倡导改变,运用请愿,游说、谈判、联盟、运动等手法争取政策制定或执行甚至社会制度的改变(赵维生、黄昌荣,1999)。郭少棠及张宙桥在《专上学生的价值冲突、权威主义及绝望感》一文中表示,不成熟的价值取向会令学生与周围人的价值观产生冲突,并引致心理失调,而滋长绝望的情绪,权威主义就是因为不成熟的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何洁云等,1996)。善用青年正面的创新思维及灵敏反应,有助于执政当局更加广角度地看待人民的需要,为人民设立适合他们的社会政策,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反之,倘若参与者只为个人利益,以权力获得自我满足,以事事反对为达个人目的,这将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Lineros◎ &◎ Hinojosa(2012)认为,利操作性制约对学生行为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观念可运用在培育青少年议政过程中思考配合青年行为思想,发展加入制约功能,以建立议政者的正确观念,学习议政者表达意见时应有的尊重行为。

高新军(2011)认为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它与最高领导层竞选相联系。党内的规章制度对党员的行为有重要影响作用。Hardy(2011)表示一个政党是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人或组织,为赢得选举而成立的。部分国家的政党变得太强大迫使社会不能忽视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澳门及香港地区的青年参政,不少是通过政党的资源及背景赢得议会议席,得到权力。换言之,参与政党活动往往会与政治权力获得有直接的关联,青年在参与议政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累积了不少支持者及议政者的认同,建立了议政同侪的力量,对政府决策造成影响,甚至可以改变政府施政的方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青年参政时其所具备的道德水平,在青年获得权力后,如何对其进行价值观的建构,以免产生自我矛盾或出现心理失调问题。

Watson◎&◎West(2006)认为信息与权力的掌握是存在关系的,持有信息的人会获得较多权力及实践的机会。这表明,获得信息的能力与运用具有密切关系,充权可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信

息,而实践分享与管理的经验能使人进一步的获得权力。但在不同的讯息传递过程中,协助者应当给予相关人士明确了解及理解他们的期望,让他们掌握期望要求的合理性,使之适当地运用其充权的能力以切实社会的需要。

青年充权的提升体现在各阶段的充权组织(见表1),可在社会服务组织范围内,如中学的学生会、大学学生会等。澳门近年推动社会工作认证(与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制度或台湾的社会工作师资格相似)的工作,社工课程(系)学生代表亦成为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为澳门社会工作界的未来发展参与决策建议,直接进入决策层。不少学校的学生会组织代表可以直接在学校的决策会议中表达意见,拥有决策权。青年在非学校的范围内同样可以参与各政团的青年事务工作,如澳门青年会,会员直接获得真正决策权。翻阅2013年澳门立法会选举中成功进入议会的29岁以下议员们的参政历程,都是首先参与地区上的议政活动及为地区服务多年,具有议政的能力,这也展现了澳门政府对青年议政的欢迎及接纳。

三、青年参政行为与人格成长结构学分析

青年议政行为除了部分是为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改变社会面貌,亦会受自身的心理发展影响。下面将从弗罗伊德的人格结构学的“本我”(Id)、“自我”(Ego)与“超我” (Superego)进行探讨。

(一)青年议政的“本我”

弗罗伊德认为人格基本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及“超我”在人的心智成长中,经过内在相互作用而影响着个人的行为选择。“本我”(Id)是指人的原始动力,本能,受满足感的支配。也许可以假设青年早期议政是由“本我”的内驱力驱动本能参与个人以外的事务,是个人满足求知欲,或受大众注目,被仰慕这种与生俱来对荣耀的成就感及快感(姚瀛志,2012)29。

青年议政行为初期多因感受到社会环境的不公、不合理等现象,激发起青年利他的行为意识。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早期青年议政阶段,与自身的周边利益有关,同时也是学习阶段。这个阶段是必须经历的,它具有利己及利他行为两种意识。当意识(Conscious)认知及德智发展不断提升及优化,由自身周边延展至大众群体,“本我”行为自然减少。因此青年议政行为可透过不同学习阶段发展成不同的意见表达行为(姚瀛志,2012)29。若个人参与议政的目的被培育成为看重权力获得的快感,

则对议政培育原意易造成错误观念,并将导致社会政策的不良发展。

(二)青年议政的“自我”

弗罗伊德的“自我”(Ego)观点,是指个人因后天的学习和经验形成的个人形态。“自我”是从前意识(Preconscious)知觉外界系统发展而来,它并不完全包括整个“本我”,但又并未同“本我”截然分开,它有一部分可以合并到“本我”中去(姚瀛志,2012)。

在“自我”的阶段,青年个人将自己与环境相关连,Chandra◎ &◎ Minkovitz◎ (2007)指出青春期的发展非常重要,年轻人正处于十字路口,他们开始构建自我的观念,会听取朋辈的意见,并根据意见评估自己的想法和信仰。青年将议政的知觉、学习、记忆、判断、察觉不断测试,寻找一个满足“本我”而又被社会接受,可平衡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此成长过程中,青年的议政经验不断被磨练,透过自我检测进行逻辑序列思考,拉近自我理想与现实社会的比对,以现实检测机制帮助自我对一切限制压迫作出调整以求在环境中获得适应,适应度高则“自我”阶段越接近。

(三)青年议政的“超我”

弗罗伊德认为人格结构中的“超我”(Superego)是指个人的行为或欲望转化为超越个人的满足需要,以社会的需要为己任。例如青年通过互联网容易产生另类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是受到一群新思维文化者的引导,从而使青年建立非理性价值观念。

个人的德智行为成长往往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人在学习新行为时是透过正向的增强或负面的惩罚,或者透过观察他们生活环境的社会因素来建立其行为。个人可透过观察和直接经验进行学习(姚瀛志,2011)。激发青年议政的动力和鼓励青年参政是可预期的,但培育者要注意观察参与者的基本道德观念、个人私利行为及对公义的理解等相关问题的发展。(见表2)

四、讨论及建议

培育青年充权或青年参政议政的能力,必须考虑青年人心智是否成熟,他们接受道德考验的能力,对公义的了解,对权力欲望的承受能力以及是否会因利失义,以正义的口号,获得社会人士的信任,继而为个人私利牺牲社会大众的利益。Turner◎ and◎ Chambers(2006)认为个人的道德观念经历两种不同阶段的认知发展:第一层是所谓的实际发展,第二层是所谓的发展潜力。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建立可通过教育的影响。青年议政需要对其循序渐进地进行培育引导,如古人所言,修身齐家,才能治国,继而平天下。

陈坤虎等(2004)的研究发现,不同成长发展阶段之青少年在自我认同“重要性”的概念上有差异。年龄的比较结果显示,初中和高中生比大学生更重视“社会认同”及“形象认同”,尤其初中生对“形象认同”的重视程度比高中生高,也就是说培育青年议政的行为,要注意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程度及其在不同生长阶段自我认同的差异,必须要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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