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度转型:以共青团的逻辑推进青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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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这场改革行动的总纲。以此为统领和起点,中共青年群众工作领域也进入了“改革时间”。中共推进青年群众工作改革创新的行动逻辑是:(1)中共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改革。以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和2015年中央4号文件颁布为标志,中共对群众工作和群团组织转型发展提出要求、指明方向。放在更大的格局来看,群团(组织)改革是中共执政能力改革创新的一个子环。(2)共青团组织改革。群团工作会议后,中央在上海、重庆等地试点共青团改革,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共青团组织改革在试点基础上全面铺开,随后共青团各条战线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规划和实施方案。但如何让共青团改革的成果惠及更多青年,如何让青年群众真正感受到共青团改革的绩效,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解决的问题。(3)青年事业改革。以《青年发展规划》的颁布为标志,中共对青年事业的发展谋划上升到国家战略,更多地强调除共青团组织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在提供青年服务、保障青年权益、促进青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青年发展规划》是共青团发挥体制内的政治优势,整合市场、政府和社会资源,整体性推进青年工作转型和青年群体发展的重大创新之举。

尽管《青年发展规划》特别强调党委、政府在推动青年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中的工作职责,但共青团组织作为《青年发展规划》牵头制定者和工作协调者,应当义不容辞地肩负起《青年发展规划》实施中的“主体责任”。当前,共青团正承担着执政党交付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共青团自身改革和青年事业改革。两者既是相互独立的实践领域,同时也存在着密切的耦合性、关联性。一方面,共青团改革不仅涉及到共青团自身的组织转型和职能优化,还涉及到共青团服务青年发展的思想理念、工作机制、方式方法的改革创新,共青团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促进青年更好地发展进步,青年发展是共青团改革的价值目标,也是衡量共青团改革绩效的关键性指标。另一方面,青年发展与青年事业改革离不开以共青团为代表的青年组织的转型升级,在当代中国公共部门体系中,只有共青团是由执政党授权,以增进和发展青年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指向的公共组织,它既是群众性组织,也是政治性团体。共青团具有“为青年群众发声、谋利”的先天政治优势,推动青年发展和青年事业改革必须以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重点,使共青团不仅有为青年发展奔走呼喊的意识,更要有增进青年发展福祉的有效能力。共青团改革与青年发展在价值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研究认为,要想使《青年发展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转化为实际行动和具体绩效,各级共青团组织应当积极作为,在工作理念、组织形态、动员机制、绩效评价等方面实现深度转型调整,以共青团的工作逻辑促进青年发展。

第一,坚持以满足青年发展需要为中心,推进共青团工作理念的转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动力进行分析,认为人满足其基本衣食住行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起点。人的需要是主观的,正是由于人具有需要(在很多情况下,人的需要是没有边界的),人才会通过劳动活动将自然界“对象化”,并在劳动基础上缔结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也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和青年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1978年以来,中国踏上了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色的现代化进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短缺时代”成为历史记忆,“多元社会”呈现在青年面前。如今,青年群体已经不再为基本的温饱问题而发愁,他们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发展进步的机遇、成长烦恼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当代中国青年的需要,实际上是属于更高层次的发展性、社群性需要(如婚姻、交友、教育、兴趣等)。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共青团关注的是青年的解放和生存,那么在当下共青团就应重点关注青年的个体发展和

自我实现。《青年发展规划》实际上也从10个方面指出了青年发展的需求空间。共青团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工作理念和思路,既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一刀切、全包圆”。对于已经形成的工作品牌,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对于尚未涉及的领域,要主动出场,牵头协调;对于在短时期内尚有实施难度,或者与其他政府部门职权交叉的领域,要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理顺工作关系,“共青团服务青年也不能全面出击,需要研究和固化我们的核心品牌,注重服务的日常化和制度化,解决过去服务青年针对性不强的局面。在此核心框架内,我们要研究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群体的需求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将群体性满足和个体性满足很好地结合起来”(吴庆,2015)109。

第二,坚持以建设服务型团组织为重点,推进共青团组织形态的转型。“建设服务型团组织”其实不是一个新命题,早在2014年团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的意见》,强调团的各级组织要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形成持久有效的社会功能。为什么团中央要提出建设服务型团组织的目标任务呢?除了紧跟执政党“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脚步之外,还有更为深层次的考虑,即共青团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青年,继续保持组织自身的青年群众性,共青团必须实现组织的转型升级——从注重青年群体整体性的思想教育为主的青年政治组织转型为更加注重青年具体需要和发展需求的青年服务组织。在以“利益”“合作”“公平”为特征的市场化环境中,只让青年讲奉献、做贡献恐怕是不够的,还要回馈青年以实惠、利益和社会认同。只有让青年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青年才愿意舍弃其他选项而选择共青团。在共青团的改革实践中,我们有必要重温这份重要文件,着力破解基层共青团组织服务能力建设难题,消除基层团组织服务青年和引导青年“两张皮”的现象,使共青团引导青年能够踩在点上、服务青年能够抓住关键(刘佳,2016)。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党委政府要着力解决基层团组织人员不足、资金不足、阵地不足、政策不足等问题,要进一步提升一线团干部服务青年的专业化能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探索政府购买青年服务产品。基层团组织既要面向青年提供相当数量的服务产品,也要注重服务产品的价格和品质。

第三,坚持以官方评价与群众评价并举,推进共青团绩效评价的转型。无论是共青团改革也好,还是青年发展和青年事业改革也好,都共同涉及到一个评价的问题。而根据人们认识事物的惯性逻辑,社会各界对《青年发展规划》中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程度是否满意,往往也都会通过对共青团的绩效评价反映出来。可见,共青团的改革绩效评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评价是社会价值判断活动的一种形态,也是任何社会改革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评价的标准(肯定评价或否定评价)往往取决于评价对象满足评价主体需要的程度。如果高度满足,评价主体就会作出积极正向的评价;如果不能满足,评价主体就会作出消极负向的评价。对团组织而言,共青团改革绩效评价主体主要有: ①执政党和政府,评价标准是共青团改革效用是否符合党和政府政治意图和设计初衷,是否达到巩固执政基础的作用;②企业主体,评价标准是共青团能否有效发挥组织动员青年的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输送优秀青年人才,同时尽量降低企业的团建成本;③上级共青团组织,评价标准是团的工作和运行是否畅通无阻,各级团的工作是否得到团员的响应和支持,共青团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组织自身的利益等;④青年群众,评价标准是青年从共青团组织和改革行动中收获多少实惠与利益,青年对共青团的认同度等。其中,①②③是官方评价主体,④是群众评价主体。对共青团改革的绩效评价,要坚持官方评价与群众评价并重,向群众评价倾斜为原则。这就对共青团的工作逻辑和方法提出新的要求,团组织和团干部要坚守建团初心,打破行政化、官僚化的工作传统,让团的机关大楼成为青年之家,让团的干部成为青年之友,让团的活动成为青年发展的助推器。

总之,青年发展的议题是一个面向未来,具有战略性和建设性的国家议题。当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联合制定青年发展行动规划的时候,实际上标志着青年,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作

用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生存现实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人生走向与民族的历史走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远见的战略判断!促进青年发展是一个社会整体性工程,共青团应当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项社会工程的牵引和推动的作用,这不仅是共青团改革的价值逻辑,也是共青团回归青年、回归初心、回归常识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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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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