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青年教育发展状况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青年教育经历了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时期、多元文化对青年教育发
展提出严峻挑战时期、顶层设计促进青年教育腾飞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取得了诸多成就：青年受教育权的
保障性条件显著改善、青年群体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的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但青年教育也面临着一些
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青年群体接受教育存在性别和城乡差距、就业压力逐渐增加。应切实践行教育
优先发展的思想，制定若干普惠性政策，优先保障青年的受教育权利。具体从减少青年教育群体的性别差
异、城乡差异、优化高等教育培养结构等方面着手，以加强和改进青年教育工作。
［关键词］改革开放；青年教育；发展状况；优先发展；受教育权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1.001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1-0005-19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1978年以后出生的青年群体的生命轨迹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步伐是同轨并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政策的变迁都对青年群体产生了深刻的烙印，教育领域的变革尤其突出。本文将全面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青年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中国青年教育发展的成就和特征，探寻青年教育存在的问题。
作者简介：王成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农村教育政策；刘淞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和恢复整顿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青年教育事业出现错综复杂的发展局面，基本处于发展艰难甚至是停滞不前的状态。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恢复、建立和完善中小学教育制度，并对各级教育实行拨乱反正。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自此，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启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之路，恢复高等学校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的制度，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调动了亿万青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开启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1978年伊始，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的通知》，以优促建，对全国重点中小学进行了一次整顿，从而带动了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多元文化对青年教育发展提出严峻挑战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同时也带来了来自外部文化的广泛冲击，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这都对青年发展及青年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大众文化、独生子女、网络文化及青年文化（沈杰，2015）。
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以反理性、反传统、反中心为理论特色的“泛文化思潮”传播至我国，后现代的理念和思想渗透在影视传媒、网络、文学作品和大小学校园中。青年群体年轻且富有激情，思维活跃且乐于接受新事物，成为后现代文化的接受者、参与者、传播者和创造者（贾元昌，2013）。虽然文化多元的后现代思潮扩展了青年群体的视野，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但“道德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片面、极端化思想也易将青年群体带入误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影响甚至腐蚀着青年群体的精神。青年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衍生出多层次多领域的亚文化群体（袁潇、风笑天，200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诞生了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时代由此诞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国外文化的影响与国内政策的实施，带来的青年群体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多重选择，这都为青年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20世纪末至今：顶层设计促进青年教育腾飞时期
这一时期国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为促进青年群体的全面发展保驾护航。21世纪初以来，受国际教育改革的影响，基于国内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开启了探索青年群体素质教育之路。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道”。由此开启了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新路径。1999年6月15日，全国第三届教育工作会议发
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发展，不能适应国民素质提高的需要”，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思想，明确了我国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自1999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实施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1.56%增加至2012年的30.0%。同时，受国家就业政策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专业设置不合理等外部因素和青年自身的就业观念、职业素养等内部因素影响，我国青年群体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高失业率问题。
新时期，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我国陆续开展了创新创业教育和职业生涯教育。1997年，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的举办正式拉开了创业的帷幕，从此以创业大赛带动创业教育的教育模式逐步形成（王桂云、帅相志，2010）。2015年5月，国务院颁行《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站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高度，明确了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此外，高校也陆续开展了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并开展专门的职业生涯教育研究，如2012年，郑州大学自主设置了全国第一个“职业发展教育”二级学科硕士点，从人才培养角度促进青年职业发展教育。
近年来，中央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旨在促进教育发展的规划纲要，为教育事业发展尤其是青年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了青年教育的发展目标：青年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教育公平程度明显提升。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新华社，2017）。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也是第一个专门论述青年教育的纲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心、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我国青年发展事业的重要顶层设计。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教育发展的成就和特征
（一）青年受教育权的保障性条件显著改善1．教育经费投入迅速增长
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持续增长，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尤其是，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绝对数量方面，1978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94.2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60%。而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236.2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首次突破4%，提高至4.28%。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持续增加，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连续保持在4%以上，如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6129.19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9221.45亿元，比上年增长10.6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26%。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经费投入迅速增长，为青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条件（教育部，2016）。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定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始终坚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2016年，进一步明确了“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袁新文，2017）。
2．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为保障青年群体的受教育权利，我国从法律和制度层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文，也制定了旨在促进义务教育普及和均衡发展的若干政策。
1986年4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首次将适龄青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立法，为保障其受教育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后，我国陆续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六年义务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专项计划，极大地普及了适龄青少年的义务教育，也使得青少年群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至2016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93.4%（教育部，2017d）。
为了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我国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城乡学生教育机会均等的政策。如，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免除了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从2008年春季学期起，我国开始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2011年，为提高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水平，中央政府启动了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2年9月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规定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即每一所学校符合国家办学标准，办学经费得到保障；教育资源满足学校教学需要，开齐国家规定课程；教师配置更加合理，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可以看到，我国从建立健全法律条文、颁布相关政策方面，切实保障了适龄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为保障偏远农村地区青少年的教育权利、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处境不利学生顺利考取重点高校的渠道，2012年我国陆续实施了国家、地方、高校“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区域覆盖所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使得重点高校招收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人数显著增加。2012~2017年，三大专项计划累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27.4万人，有效地促进了城乡入学机会公平（教育部，2017a）。
（二）青年群体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总体来看，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由599人上升为12445人；具有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由6622人上升为15350人；具有初中教育程度人口由17758人上升为35633人；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人口由35377人下降为24356人（国家统计局，2016）。
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极大地促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数的增加；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为青年群体接受教育创造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出国留学与毕业回国人数的持续增加，极大地提升了青年群体的国际视野；特殊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处境不利的障碍青年提供了更加适宜、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少数民族青年受教育机会也越来越多。
1．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学生的受教育机会明显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生人数从1978年的19691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42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93.4%。2016年全国小学招生1752.47万人，在校生9913.01万人，毕业生1507.45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2%；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0%提高至2016年的104.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3.7%（教育部，2010d）。
高中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与日俱增，且呈现多样化办学的趋势，即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双轨并行。1978年的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仅有1553.1万人，而2016年的在校生达到了3970.06万人。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0.0%提高至2016年的87.5%。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青年群体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也在增加。1978年，我国仅有中等职业学校4700多所，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分别是70.4万人、127.12万人。到了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数量增加至1.09万所，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达593.34万人和1599.01万人，其中招生人数占高中教育阶段招生总数的42.49%（教育部，2017d）。
2．高等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逐渐增多
随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1999年我国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逐渐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是指适龄青年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15%~50%，而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6%提高至2016年的42.7%（教育部，2017d）。由此，青年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迅速增加，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数量、参加高考人数、录取人数和接受研究生教育人数都有了大幅提升。
高等学校数量方面，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仅有598所（国家统计局，2002），201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达到2880所。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人数方面，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
570万人，录取人数为27万人，录取率为5%；到2015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高达942万人，录取人数上升至700万人，高校录取率也攀升至74.3%，其中高职（专科）334万人，本科366万人（教育部， 2017d）。
研究生教育方面，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恢复研究生制度，1978年开始招生。1982年授予首批硕士学位8665人，1985年授予首批博士学位157人，仅有42个博士授予单位（莫文秀， 2008）157。而2016年全国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793个，研究生招生66.71万人，在学研究生198.11万人，毕业研究生56.39万人，其中毕业硕士生50.89万人，毕业博士生5.5万人（教育部，2017d）。
3．民办教育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先后经历了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国家对民办教育事业的支持，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青年受教育权的获得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空间。
民间办学的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发生了中断，直到1978年，在中国民间悄然兴起的各种文化补习班、职业培训班，标志着非公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开始建立，也标志着私立（民办）教育传统开始得以恢复（金忠明等，2003）。1982年《宪法》确立了民办教育办学的合法性，1987年《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时规定》规定了其规范性，从此民办教育事业迈入有法可依、逐渐发展和规范管理的阶段。
21世纪初，民办教育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200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提出“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推进民办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2月25日，国务院第41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使民办教育的发展更加有法可依。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但在义务教育阶段禁止“营利民办”，这为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法律条件。
通过一系列民办教育法律条文的制度保障，我国民办教育得到新的发展，民办学校的学校数和在校生人数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所占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使得青年群体接受教育有了更加多元的选择空间。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10万所，招生1640.28万人，在校生达4825.47万人。其中：民办幼儿园15.42万所，在园儿童2437.66万人；民办普通小学5975所，在校生756.33万人；民办普通初中5085所，在校生532.82万人；民办普通高中2787所，在校生279.08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115所，在校生184.14万人；民办高校742所（含独立学院266所），在校生634.06万人（教育部，2017b）。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的办学模式，融入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元素，极大地满足了青年群体的受教育需求。
4．出国留学与毕业回国人数持续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和毕业回国人数逐年增多，留学低龄化现象更加明显，中小学生留学增多。出国留学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拓宽了青少年群体的国际视野，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夯实了基础（王辉耀、苗绿，2016）。从1978年到2016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136.25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322.41万人已完成学业；265.1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2.23%（教育部，2017c）。
我国对公派出国培养人才的力度越来越大，通过国家公派出国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之初，公派出国人数较少，1972~1978年，共派出1977名公费留学人员，平均每年282人（程希、苗丹国，2010）。至2016年底，公派出国（含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的留学生人数达4.63万人，毕业回国的公派留学生（含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人数达4.25万人（教育部，2017e）。
1985年，我国政府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在政策支持下，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2003年、2006年、2009年、2011年、2013年、2014年、2016年的自费留学人数分别是10.92万人、12.07万人、21.01万人、31.48万人、38.43万人、42.30万人、49.82万人1。可见，自费留学的人数呈现大幅度增加的趋势，且占全部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绝大部分。
5．处境不利的障碍青年有了更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改革开放以后，为恢复和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我国加强了特殊教育的法制建设，特殊教育逐渐纳入了“依法治教”“依法办特教”的轨道，逐渐形成了特殊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特殊教育的发展，为处境不利的障碍青年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
1978年全国共有盲、聋哑学校292所，在校学生3万余人，当时没有培智学校，也未开展专门的特教班和随班就读。此后，在将智力落后儿童纳入特殊教育范围的同时，在办学方式上，开始推行多样化的特殊教育形式（赵小红，2008）。在诸多法律法规的支持下，特殊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特殊青年群体的受教育机会日益增多。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和政府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盲、聋哑和弱智的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1990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再次宣布“国家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国家、社会、家庭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残疾人教育条例》，这是我国最高行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残疾人教育的国家专门行政法规。除了国家根本大法和国家专项法律法规的规定外，地方各级行政部门也制定了有关特殊教育的规章和法规。
1该组数据来自教育部每年发布的“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为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发展，大力提升特殊教育水平，切实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2014年1月，教育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联合下发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了“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的目标，并要求到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其他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国务院办公厅，2014）。至2016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080所，在校生49.17万人，特殊教育事业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为处境不利的青年群体提供了更加适宜、公平的教育机会（教育部，2017d）。
6．少数民族青年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教育改革的大力推行，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实施了诸多特殊的倾斜政策，如实施双语教育；高考加分录取以及普通高校民族班、预科班政策、在内地开办西藏班（校）和新疆班、对口支援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等（张善鑫、孙百才，2008）。在多项政策支持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的受教育机会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
以内地西藏班（校）和新疆班为例，为加速培养西藏、新疆等地高层次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于1984年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从2000年开始在内地部分经济发达城市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为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2010年、2011年分别举办西藏内职班和新疆内职班，培养职业技能人才。至2015年，全国22个省市的17所初中、68所高中、48所中职学校举办了内地西藏班，在校生达2.1万人，累计已招收西藏初中生4.6万人、高中生3.5万人、中职学生0.9万人，已向西藏培养输送了中专和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3万余名（钟慧笑， 2015）。内地新疆班累计招收高中生7.1万人、中职生1.02万人，为新疆培养输送高校毕业生1.3万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7）。
此外，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也在逐年攀升。以小学阶段为例，1987年、1990年、2000年和2012年这四年的少数民族学生数分别为151.31万、1069.52万、1181.56万和1065.47万，而占当年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依次是8.2%、8.7%、9.08%和10.71%。1987年~2000年的少数民族学生数是逐年增加的，虽然2012年与2011年相比有所减少，但从少数民族学生数占当年小学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来看，小学阶段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是在逐年增加的，2012年占到了10.71%（沈杰， 2015）。
再以普通中学为例，1987年、1990年、2000年和2012年这四年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分别是280.07万人、293.03万人、498.91万人、678.90万人，少数民族学生占普通中学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依次为5.7%、6.4%、6.77%和9.39%。可见，普通中学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在逐年增多，而且少数民族学生占普通中学学生的总数的比例也在增加。
普通高等学校方面，在高等学校举办了少数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2015年招生规模达到5万人，已
累计培养40多万人，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7）。1987年、1990年、2000年和2012年这四年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分别是11.87万人、13.67万人、31.73万人和177.96万人，少数民族学生占普通高校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1%、6.6%、5.71%和7.44%。可见，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在逐渐增加。除2000年外，1987年、1990年和2012年这三年的少数民族学生占普通高等学校总人数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大（沈杰，2015）。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小学、普通中学和普通高等学校中的人数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而且少数民族学生占各级学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我国汉族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的受教育机会的差距正在减少，少数民族青年的受教育机会呈现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
三、我国青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群体出生和成长在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时期，是教育机会增长的受益者，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在他们接受教育期间，义务教育的任务已经从扫盲和普及变为现在的均衡发展与质量提升，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也在快速双轨并行发展中呈现多样化办学的趋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是增长迅速且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我国青年教育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主要表现在青年群体接受教育的性别差异逐渐减小，但依旧存在差距；城乡青年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异逐渐增大；高等教育发展与就业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导致就业压力增加。
（一）性别差异逐渐减小，但差距依旧存在
实行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男女平等的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更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为此，我国教育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促进两性的教育机会平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群体受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逐渐减少，尤其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总体来看，各级各类学校的
女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占全国同级学生总数的比例也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义务教育方面，小学阶段，1979年适龄女童的入学率为93%，随着女童入学率的逐渐提高，小学教育中男女童性别差异逐渐缩小。1992年，男童入学率为98.2%，女童入学率为96.1%，性别差异为2.1个百分点。至2006年，适龄儿童中女童入学率甚至超过男童入学率0.02个百分点。初中阶段， 1985年普通初中女生在校生人数为1600.02万，改革开放以来，初中女学生数量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上升阶段，至2003年达到最高峰，为3138.14万。2004年至今，随着适龄初中人口的减少，女生数量也随之减少。职业初中方面，1981年职业初中学生数为10.44万，其中女生人数为3.52万。随着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职业初中总人数也在剧增，女生人数也相应增加。至1999年，职业初中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为90.08万，其中女生为40.76万。但2000年至今，职业教育发展进入缓慢阶段，女生数量也有所下降（莫文秀，2008）128。
普通高中教育方面，女性青年接受高中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与男性相比日趋平等。研究表明， 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女生人数为615.8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39.65%，其中农村户籍在校女生仅为1/3。到2005年，普通高中女性毕业生人数达到340.63万人，比1984 年增加了约4倍，占总毕业生人数的46%，提高了8.5个百分点（莫文秀，2008）166。但与同级职业教育相比，男女生在获得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上仍存在差异；与城市相比，农村男女生在获得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上存有更大差异。刻板的社会性别观念对男女生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习成就和人力资本类型选择上产生很大影响（莫文秀， 2008）167-170。
普通本专科教育方面，改革开放初期，高等学校在校女学生数量处于一个较低水平。1980年，女学生数量只占在校生总数的23.4%（莫文秀，2008）40-70。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逐渐步入大众化阶段，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随之增多。2012年，女生在校生人数达到1228.05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总人数的51.35%。可见，改革开放40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男性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研究生教育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女性接受研究生教育人数不断增加。1985年授予首批博士学位157人中，女生有8人，仅占获得博士学位总数的5.1%。至2005年，女性博士研究生已经上升到8896人，占总数的32.1%。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比例仅为9.6%，而2016年毕业的女性硕士研究生已经达到64924人，占总数的40%。虽然总体人数和比例方面，女性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显著提高，但也存在着女性研究生教育水平低于男性、研究生教育的不同专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女研究生就业难问题、研究生教育层次越高女研究生所占比例越低等问题（莫文秀，2008）。
（二）城乡青年受教育机会的差异逐渐增大
改革开放40年来，虽然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青年群体接受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使得青年接受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有研究表明，通过对比受教育人口的比例，看出教育发展带来
的教育机会变化。2000~2005年，6~12岁年龄组别中全国受小学教育比例均在90%左右，表明绝大多数儿童都已经能够接受小学阶段教育。与此同时，初中及以上的受教育比例明显提高。其中，13~15岁年龄组别中受初中教育比例从67.1%提高到76.5%，上升了9.4个百分点；16~18岁年龄组别中受高中教育比例从29.9%提高到39.0%，上升了9.1个百分点；18~24岁年龄组别中受大专以上教育比例从8.7%提高到13.9%，上升了5.2个百分点（蔡昉，2009）。
但教育机会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教育机会的均等，尤其是城乡青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持续存在，且城乡教育机会差距明显有所扩大（李春玲，2013），“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越来越多。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小学阶段，城镇、乡村学生接受小学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5.19%、64.81%；初中阶段，城镇、乡村学生接受初中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46.49%、53.51%，普通高中阶段，城镇、乡村学生接受高中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61.89%、38.11%；中职阶段，城镇、乡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2.43%、27.57%；大学专科，城镇、乡村学生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9.94%、20.66%；大学本科，城镇、乡村学生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9.07%、10.93%；研究生阶段，城镇、乡村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95.50%、4.50%。
可以看到，各级各类学校中城镇和乡村学生人数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除初中阶段外，小学、普通高中、中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乡村学生占适龄青年群体的比例越来越少。教育层次越高，乡村青年学生所占人数越少。当然，城镇化和进城务工带来的适龄青少年进城就读现象，也是农村学生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就业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导致就业压力逐渐增加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步伐的加快，我国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化阶段跨入大众化阶段，毕业大学生数
量逐年猛增。2016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765万人，青年就业群体人数1500万人左右（中国新闻网， 2016），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群体数量持续增加，将对就业产生很大的压力。近几年，也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因为就业难而推迟就业的现象，也有部分人因无法找到工作，而选择逃回家庭，回避压力，即“慢就业”的现象（陈贺，2015）。
造成青年就业难的原因有多方面，总体而言可分为外部因素和青年自身因素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国家就业政策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专业设置不合理等。青年自身因素主要是青年自身的就业观念、职业素养等。
外部因素方面，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青年就业方式经历了统包统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三个阶段。1978~1987年期间，我国实行统包统分政策，即青年就业由国家负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 1988~1997年期间，我国的就业政策为双向选择，即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学生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1998~2008年，我国的就业政策转向鼓励青年自主择业，即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生自主选择职业。实施市场化就业政策之后，社会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这三股力量碰撞的局面（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4）。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持续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型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量不能胜任高技术能力的工人面临下岗待业的困境。
专业设置方面，很多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制定过程中却存在着缺乏充分论证、没有考虑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的问题，以至于无法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人才培养目标在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家长、社会等方面，其中就业市场、学生和教师这三者应该是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过程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不应该被忽视（王成龙，2015）。
内部因素方面，青年学生就业观束缚于传统观念，就业市场化意识薄弱。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权力等级，“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就业选择还有很深的影响力；计划经济时期的“干部意识”至上又加上了新经济时代的“白领情结”，大都要求去大城市的好单位，影响了青年学生的就业期望值和择业取向。如在攀枝花学院2012届毕业生的就业意向调查中，选择2000~3000元和3000元以上月薪的学生分别占总人数的49.4% 和33.5%（王胜男等，2012）。青年对收入的预期普遍偏高，对于工资低的工作有着鄙视、排斥的心理，然而高职位、高待遇的工作往往不会提供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期望与现实的差异，导致了青年求职失败的结果。
其次，职业技能不足、缺少经验，求职心理素质不理想也是青年就业难的重要原因。青年缺乏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阻碍了他们的发展。现代化的办公要求求职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往往不具备
这些工作经验。需求较大的技能型工作，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很高，而不论是刚毕业的青年还是下岗青年，均缺乏相关的技术能力。竞争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对青年有着较大的压力，他们大多处于焦虑、不安的心理状态。求职的过程中，青年心理承受能力普遍偏低，面对挫折，容易灰心丧气，没有自信，缺少拼搏的勇气与毅力，以至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四、结语与建议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新华社，2013）。青年的发展关系着我国民族的未来和前途，青年教育也应该承担起促进青年发展、民族希望的重要使命。为促进青年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开始将青年发展纳入到顶层设计的视野中，如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我国青年教育的发展目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并指出了发展的方向。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定了性质、指明了方向，并再次确立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思想。
鉴于此，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青年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稳步践行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始终坚持把教育发展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制定若干普惠性政策，优先保障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利，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教育发展出现的若干问题，可从减少青年教育群体的性别差异、城乡差异、调整高等教育培养结构以促进就业稳定增加等方面着手。
首先，制度改革与观念更新双管齐下，转变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减少青年群体接受教育的性别差异。女性在教育领域中不平等现象，既是一个教育系统内部问题，更是一个由来以久的社会问题。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教育政策中，是促进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的重要前提。清理和修订现有教育政策、法律法规、课程内容中有关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歧视甚至是性别盲点的内容，研究并执行科学的性别平等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建立性别平等教育督导制度，同时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教育领域的决策中来，使教育政策的决策出现更多女性的声音。此外，通过开展社会性别教育，营造和创设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增强国民的性别平等意识，努力改变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尤其是让家长和教师更清楚地认识性别偏见问题，逐渐实现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其次，为农村学生继续铺设绿色通道，缩小青年群体受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我国目前存在的诸多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机会不均等现象，很大部分原因肇始于我国长期以来惯用的城乡二元发展思维，优质教育资源倾斜城镇地区现象普遍且严重，以至于形成了城乡青年学生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制度性障碍，出现了办学层次较高的学校教育中农村学生比例减少的事实。为此，通过教育制度和人文关怀，增加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促进社会公平，缩小青年群体接受教育的城乡差异。应该继续铺设农村学生
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专用绿色通道，开展农村学生入学机会的补偿教育，加大农村学生受教育机会的扶持力度。同时，建立起农村学生绿色通道质量监测体系，切实保障农村学生的教育权利，以保障农村学生接受教育权利的“起点公平”。此外，还要通过制度创新，关注和改进农村学生在进入大学后的学习生活，提高其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水平，尤其是扩展性学习和研究相关性活动上的参与率（张华峰等，2017），以此提高农村学生的教育过程质量，努力实现“过程公平”。
最后，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培养结构，实行职业发展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促进就业稳定增加。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以及培养模式与就业市场需求不协调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要加强顶层设计，创建以学生发展与社会需求为双重导向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式。与此同时，加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层次、学科布局、课程设置、师资结构等进行科学规划与配置，以实现大学生自我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结构与就业市场的协同创新。此外，应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要旨，加强对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与质量的监测和评估，定期根据就业率的高低重设或调整专业，“以评促建”，打破身份固化、激发人才培养活力。同时，应实行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即从入学伊始就开展职业发展教育，将职业发展教育与就业教育贯穿整个大学教育中，建立健全大学生实习见习制度、就业创业机制，以实现学校、企业、学生的“三赢”。
参考文献
蔡昉，2009.中国人品与劳动问题报告NO.10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5.陈贺，2015.“慢就业”背后的玄机［J］.就业与保障（08）：8-9.程希、苗丹国，2010.出国留学六十年若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1949-2009年）［J］.东南亚研究（01）：80.国务院办公厅，201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的通知[EB/OL]. [2014-01-08].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8/201401/162822.html.
国家统计局，2016.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 [2016-04-20]. http://www.stats.gov.cn/ tjsj/zxfb/201604/t20160420_1346151.html.
国家统计局，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七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EB/OL］.［200203-31］.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0203/t20020331_29991.html.贾元昌，2013.后现代思潮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和创新［D］. 天津：天津商业大学.教育部，2016.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教育部，[2016-10-30]. http://www.moe.edu. cn/srcsite/A05/s3040/201611/t20161110_288422.html.
教育部，2017a.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答记者问［EB/OL］.［2017-051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705/t20170510_304227.html.
教育部，2017b.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7-07-10］. http：//www.moe.edu.cn/jyb_ sjzl/sjzl_fztjgb/201707/t20170710_309042.html.
教育部，2017c.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EB/OL］.［2017-03-01］.http：//www.moe.edu.cn/ 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jtj/201703/t20170301_297676.html.
教育部，2017d.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教育部，[2017-07-10]. http://www.moe.edu.cn/ jyb_sjzl/sjzl_fztjgb/201707/t20170710_309042.html.
教育部，2017e.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EB/OL] [2017-03-01]. http://www.moe.edu.cn/jyb_xwfb/ 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jtj/201703/t20170301_297676.html.金忠明、李若驰、王冠，2003.中国民办教育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27.李春玲，2013.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0.莫文秀，2008.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No.1（1978～2008）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沈杰，2015.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发展状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57-160.王成龙，2015.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106.王桂云、帅相志，2010.高等学校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对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王辉耀、苗绿，2016.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王胜男、程江珂、王亚莉，2012.影响青年就业难的因素分析［J］. 攀枝花学院学报（04）：69.新华社，2013.习近平：青年一代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EB/OL］. ［2013-12-05］.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3-12/05/c_118437252.htm.
新华社，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EB/OL］.［2017-04-13］. http：//www.gov.cn/xinwen/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allContent.袁潇、风笑天，2009.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01）：1.袁新文，2017.中国教育，把答卷写在人民的心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成就综述［N/ OL］. ［2017-09-09］.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7-09/09/nw.D110000renmrb_20170909_1-06. htm.
张华峰、郭菲、史静寰，2017.促进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研究［J］.教育研究（06）： 41-42.
张善鑫、孙百才，2008.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244-248.
赵小红，2008.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及政策建议［J］．中国特殊教育（10）：36-37.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7.十八大以来民族教育质量提升的成就与经验［J］.科研与决策（内部资料） （06）：2、4.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4.青年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4）［C］.中国青少年研究会：185.
中国新闻网，2016. 人社部：延迟退休方案已完成 养老金不存在缺口［EB/OL］. ［2016-02-29］.http：// career.eol.cn/news/201603/t20160301_1370245.shtml.
钟慧笑，2015.内地西藏班：一个伟大的创举——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毛力提·满苏尔谈内地西藏班办学［J］.中国民族教育（Z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