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青年参与
［摘要］青年参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青年自身成长和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
国青年继承传统，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活动等各种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青
年参与进一步自主化、全面化、务实化、多元化。与此同时，青年参与中还存在着参与素质有待提升、参
与途径有待拓宽等问题。要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完善青年全面参与的促进机制，以推动广大中
国青年更加合理和全面地进行参与。
［关键词］中国青年；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2.69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1.003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1-0036-15
对“参与”这一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无清晰完整的界定。本文对“参与”这一概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把握：首先，参与的主体主要是作为“从者”的个体和以非正式群体为主的群体；其次，参与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层面的事件和活动；其三，参与的形式主要是非正式、非制度化的社会互动；其四，在参与过程中，参与者按照发起者和主导者的要求，扮演相关角色，介入某项工作和活动的计划、讨论、处理过程之中，为某项工作和活动的进展作出各自的贡献；其五，参与者通过参与，在社会层面上体现自身价值，享受自己的权利，并共享社会资源。由此，在本文语境中，青年参与主要是指青年通过以非正式途径为主的种种方式，介入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活动之中，发挥不可或缺，甚至是主体性作用的一种行动；通过这些介入的行动，赋予相关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工作以目标和意义。青年参与主要包
作者简介：刘宏森，上海青年干部学院副教授、《青年学报》主编，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问题、社会文化批评、思维科学、文艺美学。
括青年社会参与、青年政治参与、青年经济参与、青年文化参与等多方面。青年参与是青年自身成长的需要和权利，是破解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中，占据了总人口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在理想和狂热中，在党团组织的动员和领导下，积极参与各项重大政治运动。政治参与是这个时期青年参与的主要内容。文化参与、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则相对较少，也常常被当成一种“政治任务”去完成。青年参与的主要渠道是争取加入党团组织，有组织地参加党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活动，其参与的途径和渠道比较单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青年参与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值得梳理和总结。
一、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参与的基本状况（1978年-2016年） （一）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参与的基本情况（1978年-1991年）
从1978年到1991年的1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改革开放呼唤出的新理念、新价值和传统理念、传统价值之间拉锯式来回斗争。中国青年努力卸下历史包袱，热烈拥护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我争先”，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年参与的基本特征。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0~14岁的人口34146万人，占总人口的33.59%；15~64岁的人口62517万人，占总人口的61.50%。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0~14岁人口31659万人，占总人口的27.69%；15~64岁的人口76306万人，占总人口的66.74%。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0~14岁的人口29012万人，占总人口的22.89%；15~64岁的人口88910万人，占总人口的70.15%。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60%； 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4.53%（国家统计局，2011）93。总体上看，虽然进入21世纪后，6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口比例逐步上升，分别是1982年的4.91%，1990年的5.57%，2000年的6.96%， 2010年的8.87%，但青年人还是占据了总人口中的大多数。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广大青年青春勃发、激情洋溢，积极进行参与。
1．入党入团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
1978年10月，团十大后，各地团组织逐步全面恢复。在现行政治体制之下，入党入团是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宋广辉，2007）。团组织的全面恢复，为中国青年政治参与搭建了最为重要的平台。青年对加入党团组织、进行体制内政治参与保持了旺盛的热情。大批优秀青年申请加入党团组织，使党团员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刷新了历史记录。以上海为例，1977年，上海市团员人数为84.06万人，当年新发展团员5.33万人；1978年，团员总数达88.31万人，当年新发展8.92万人；1979年总数则跃升至94.31万人，当年新发展团员12.02万人。至1989年，上海年均新发展共青团员都在5万人以上，新团员占团员总数之比均在6.5%以上（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226。
积极参与思想讨论，达成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认同和共识。1978年，中国青年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绝大多数青年真切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0年，14万青年参与由潘晓“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青年参与电影《沙鸥》的讨论，达成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共识。上海青年参与“麦克唐纳=雷锋吗？”“上海最高的饭店——国际饭店上悬挂外国广告是否有辱国格”“到外企打工是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长江漂流体现了时代性格吗？”等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青年充分体现了努力突破禁锢、解放思想、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的强烈意识和渴望变革、渴望成才的强烈意愿（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679-683。
2．青年文化成为青年群体特质的显性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禁区逐步被打破，青年文化参与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激励。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被“解禁”的图书，参与各种文化活动。70年代末，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青年中兴起了“振兴中华”读书热。青年参加各类文化补习班，高度关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现象和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形成了文学热、美学热、西方社会科学名著阅读热潮、辩论热等等。
青年从欣赏、学习、模仿港台、韩日、欧美等地的音乐、舞蹈、影视、体育等流行文化开始，逐步创造了体现中国青年特征的流行文化的载体和形式，出现了许多受到青年喜爱乃至追捧的作品和各种“明星”。广大青年更喜欢走上舞台，主动参与各类文化活动。1986年6月诞生于深圳的“大家乐大舞台”以“自愿、自荐、自费、自演、自娱、同乐”为基本宗旨，为青年主动平等地进行文化参与提供了平台，成为青年自发创造的一种主动参与文化活动的优良载体和典型代表。1980~1983年，上海青年宫组织周末“谁的歌声最美——大家唱”活动。活动共举办1500多场，3600多名青年登台演唱，听众9万多人（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987。“大家乐”一类的文化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青年在文化参与中享受文化、创造文化搭建了巨大的平台。
青年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中国女排“五连冠”在青年中引发排球热。随着中国足球国际交流的深化，青年中也形成了足球热。上海“新民晚报杯”中学生足球赛每年暑假在上海市举行，被青少年称为“我们的世界杯”。1986年举行首届比赛，350支球队参赛。1984年，上海市还创办了“我们的NBA”中学生篮球比赛（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939。
青年积极参与休闲活动，促进了休闲文化的建设。青年参与交谊舞、摄影、插画、旅游、书画、花卉、服装、桥牌、垂钓、无线电、集邮、篆刻等兴趣小组的活动，放松身心，结交朋友，增长知识，提升能力（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941。
青年文化成为当今社会文化中一个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使青年文化成为青年群体特征的重要外显符号。
3．青年参与经济建设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青年怀揣致富和成才理想，参与和投身经济建设，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活力之源。
1978年5月，上海共青团率先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次年3月，团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决定》，青年踊跃参与。当年9月，团中央举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队）命名表彰大会，10个新长征突击队红旗单位、155个新长征突击手（队）标兵、10000名新长征突击手（队）受到团中央表彰。80年代中期，上海青年参加“假如我是一个厂长、经理的话”活动，积极为振兴企业献计献策。上海纺织系统还在青年中开展“争当厂长助手，争做现代纺织新秀”等夺标竞赛活动（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588。由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的争创活动，推进和激励了青年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建功立业。
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农民源源流入产业工人队伍，为中国制造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和“中国制造”品牌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研究显示：“人口迁移流动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36%，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2）。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工业企业中，生产一线的“农民工”已经超过工人队伍的半数。青年成为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有力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提升了中国服务业的水平，推动了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进程。青年积极创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参与的新形式，在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同时，也为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断开辟了新的增长点。1978年，全国个体从业者总共15万人。到1985年，个体从业者总数增加到450万人（国家统计局，2011），而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待业青年。到1989年末，城镇个体劳动者65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8）。其中，青年占有较大的比重。
4．青年参与社会活动引领新风尚
改革开放焕发了中国青年社会活动参与的巨大热情。青年积极学习张海迪等先进个人和英雄集体，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参与“五小”发明竞赛活动、“采种支甘”活动、“万里铁路万里林”活动、六省区青年黄河两岸绿化等活动，以参与的实际行动，充分表达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用自己的力量振兴中华的信念。
针对全国有2亿文盲、1亿贫困人口、3700万失学儿童的严峻现实，1989年，团中央发起了希望工程，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全国共青团组织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建立健全了覆盖全国的希望工程工作网络。广大青年踊跃响应，使希望工程很快成为民众知晓率最高、参与最广泛的社会公益项目，并在新世纪持续不断得到更广泛、深入的发展。
1980年3月，上海自行车三厂诞生了全国首支青年服务队——“凤凰青年服务队”（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62。此后，青年服务队在全国城乡遍地开花，成为青年社会活动参与的一种重要的新形式。
（二）90年代以来青年参与的基本情况（1992年-2016年）
经历了80年代改革开放和诸多社会事件的洗礼，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青年更加理性、冷静、务实、主动、多元地进行参与。“参与是我的权利”，这是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青年参与的一种基本特质。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的文化素质进一步提升。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年数）已达9.05年，比2000年的7.85提高了1.20年。这表明青年平均受教育状况已经完成了从初中程度迈入高中程度的转变，青年的文化素质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2）。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间，全国有1.28亿人报名参加高考，5386万人被录取。2008年高校的录取人数是1978年录取人数的15倍，录取率提高了50个百分点。2009年录取了639.5万人，2010年录取了661.8万人（原春琳、谢洋，2008）。青年整体文化素质的大幅度显著提升，为他们更有理性思考，更有主体意识，更有权利意识，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创造了良好的主体条件。
1．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激情内敛，更加务实、理性、有序的特征
进入90年代后，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体现出了激情内敛，但更加务实、理性、有序的鲜明特点。从内容上看，青年既高度关注政策制度、民主建设、个人自由，反对腐败，又更加关注民生与社会发展。从形式上看，青年已经抛弃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示威静坐等旧的政治参与形式，更加注重通过集会、自组织活动、互联网等多种途径，依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实施对政府的监督、批评，向全世界表达中国青年对国际事务的态度。特别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无端被炸、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奥运圣火传递受到非法阻挠、中国周边海域发生主权争端之时，中国青年积极政治参与，体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成熟的政治心态、理性有序的参与能力。
青年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无论是村民自治组织换届选举、关系民生问题的听政，还是参选地方的人大代表、党团代表，青年均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显示，51.9%的青年参加过最近一次的基层直接选举，68.5%的青年认为“选举是自己的一种政治权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2008）。青年注重通过进入现行管理体制进行政治参与。1993年10月，公务员考录制度正式出台后，青年中的“公考热”持续升温。截至2013年10月21日上午09： 30，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11110个职位已有考生报名（占总职位数的95%），报名人数总量达到433496。1国家公务员局培训与监督司的数据显示，至2013年底，全国公务员有708.9万人。其中，
将近一半是40岁以下的青年人，35岁以下的青年占总数的25.87%。2017年4月22日，全国24个省（区、市）拟招录的公务员人数为126827人，报名总人数接近400万1。持续升温的“公考热”，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青年希望通过这种制度化的途径，更加深入持久地进行政治参与的意愿。除了报考公务员，大学毕业生们还踊跃报名当“村官”。“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计划2008年启动，到2011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数量超过21万，到2015年，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数量达到40万人，覆盖2/3的行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2012）。2006年，北京市面向应届大学毕业生招聘村支书和村主任助理2000名。报名的大学生超过万人。录取比例大致为6比1。2这表明许多青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理念：深入基层，从参与管理中国基层社会入手，了解基层、了解社情民意、了解国情，培养和提升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这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当代青年政治参与更加自觉、理性、务实的特征。
近年来，中国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新的特点。2016年1月20日“帝吧”出征FB打击“台独”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青年网友成为其间的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小粉红”（网络爱国青年）“小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群体蓬勃兴起。他们“肤白貌美三观正，爱国也要‘萌萌哒’”，以年轻人特有的方式，成为线上线下、网内网外弘扬正能量的生力军。
2．青年文化参与撑起中国文化市场的半壁江山
90年代以来，青年文化参与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青年成为最大的文化消费群体，撑起了文化市场的半壁江山。
青年出国留学热情持续高涨。1978年，出国留学生只有860人，学成回国248人；2008年，出国留学人数达179800人，学成回国69300人；2010年，出国留学生284700人，学成回国134800人（国家统计局，2011）745。据教育部统计，相比2013年，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增加4.59万人，增长了11.09%；留学回国人数增加了1.13万人，增长了3.20%（王琛莹，2016）。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54.45万人，同年回国留学生人数为43.25万人。3青年出国留学，归国报效，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为大大加快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做出了贡献。
青年对各种流行文化保持了旺盛的兴趣和热情，积极参与包括流行音乐、舞蹈、综艺活动、服饰、休闲、体育、流行语言等在内的种种流行文化活动。90年代以来，青年追星狂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粉丝”成为青年群体中的一大现象，并成为青年群体分化的一大因素和标志。青年中还表现出了强烈
的“造星”冲动。各类选秀活动、各类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几乎都是青年，体现了青年不满足于只当观众和听众，也希望挤上舞台展示自己的强烈愿望。
青年参与社会管理机构、文化机构、商业机构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组成趣缘性自组织，参与和举办多种文化活动；通过网络阅读并发布信息，发表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意见。随着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青年在文化参与的过程中，通过种种“另类”“酷”“娱乐至死”等形式，充分张扬个性。
青年的文化参与集中体现了青年群体分化的现实和趋势。文化参与不仅限于学生和城市青年，也包括大量所谓的“草根”青年。“西单女孩”“旭日阳光组合”等被视为青年“草根文化”的代表，引起了对“草根”青年的关注，也影响到其他阶层的青年。
青年由被动吸取国内外多种文化元素，到主动创造体现出群体特征的文化创新元素，成为最积极的文化创造群体。青春文学的创作，“DIY”的勃兴，“选秀”的风行，“粉丝”的喧嚣，“游戏”的痴迷，趣味的多元等，都彰显了青年文化参与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创造性。
与此同时，青年还以其对种种基于数字等新技术的新事物、新时尚似乎天生的熟稔，以种种文化创新元素，引领社会大众文化潮流的发展。“文化反哺”成为青年文化参与的重要途径和重要特点，也成为青年文化逐步具有更加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3．青年经济参与的渠道更加多样、领域不断拓宽
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南方讲话”发表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这为青年的经济参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青年农民进城务工，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2005年前后，我国进城农民工大约1.2亿人，加上乡镇企业1.43亿就业者，农民工总数大约2.6亿人。其中，16至30岁的占61％，31至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平均年龄为28.6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青年占据了农民工中的大多数。许多外商独资、合资、民营、私营企业，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民工。2012年，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中，16~44周岁的青年占76.8%，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人员及有关人员中，16~44周岁的青年占76.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3）。包括青年农民工在内的青年的“去”与“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存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青年农民工数量在下降。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7.3岁。之所以如此，与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更高，其经济参与的内容和途径等都发生了变化有关。
青年参与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1994年，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5515万人， 23.0%）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5312万人，22.7%）。至2008年，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25717万人，占比33.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9）。青年是从业人员中的主力军。
青年创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为社会分担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至2010年9月底，“十一五”期间，全国个体工商户户数年均增长6.68%，私营企业户数年均增长11.66%。个体私营经济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还成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至2000年底，上海市私营企业达13.82万户。在这些私营企业中，60%以上的经营者是45周岁以下的青年（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798。《大学生创业调研报告》2011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受访者（49.1%）打算“自己创业”或“和朋友共同创业” 1。《2017中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对创新创业有兴趣的高校学生占比为24.56%，对创新创业比较有兴趣的占比为40.58%，两者合计达到65.14%；97.93%的学生表示有必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其中邀请创新创业领域专家讲授创业课程的形式最受高校学生欢迎，比例高达42.33%（李晨赫、王林， 2017）。
青年在高新技术产业大显身手，有力地推动了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和经济内涵式发展的进程。“可以说，青年支撑着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半边天”（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799。2004年进行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影响中国互联网的100人”评选显示，100人中的绝大多数是青年。富有激情和活力的青年成为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先锋者。
青年积极参与金融活动。90年代以来，青年股民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生力军。腾讯网络2011年股民调查数据显示，股民中年龄在25~44岁之间的青年占绝大多数，占比达到76.1%。青年参与为中国金融市场乃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使自己得到了投资理财、了解和熟悉市场经济规则等方面的锻炼。近三成的受访者参与了“储蓄”，10%以上的参与了“保险”和“股票”（刘宏森，2011）10。
青年在食品消费、住房消费、休闲娱乐消费、日用品消费、形象消费、人际交往消费、通讯及上网费用、学习消费、交通消费、旅游观光、体育健身等主要消费领域的需求十分旺盛，有力地拉动了社会需求，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不过，这在无形中也助长了对资源和能源的超量消耗，一定程度地促成了生态问题。青少年中也存在着一些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甚至浪费等现象，值得关注。
4．青年社会参与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通过希望工程、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创建等途径，全方位参与社会活动，发挥了开社会风气之先的作用。
希望工程持续开展。200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会同10省市青少年研究机构进行的青年思想道德状况调查显示，70%的青年为希望工程捐过款。截至2012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募集捐款87.3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筹集善款31亿元人民币，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小学生、
中学生、大学生）逾450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8002所。1在捐资帮助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同时，大批青年积极支教，使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受惠。
青年积极参与志愿者行动。至2007年底，有2.68亿人次青年和其他志愿加入者，为社会提供了超过61亿小时的志愿服务，注册志愿者2511万人。“一对一结对服务计划”“扶贫接力计划”等一大批青年志愿行动重点服务项目，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活动品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在青年中普及，对于唤起公民意识的觉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在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中，青年志愿者表现突出，既有力地推进了重大项目，又在全社会传播了志愿精神。
1994年，“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全面推开。这项活动不仅促进了当代青年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也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2008年，团中央表彰的全国“青年文明号”已有10214个。近年来，青年文明号活动正着力向青年集聚的新领域拓展，以更好地适应青年就业和职业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截至2016年，已在40多个行业领域中广泛开展，30多万个青年集体参与其中，累计涌现出16510个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2。在通过各种正式途径积极进行社会参与的同时，青年还自发组成了多种自组织，通过网络等平台，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公益事业成为近年来最受公众关注的领域之一。青年通过捐款、捐物、“微博打拐”“灯塔计划”“麦田计划”“多背一公斤”等多种形式，积极参加各类公益事业，创新和拓展了社会参与的途径与渠道，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朱健刚，2012）。这已经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年社会参与所呈现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二、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参与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青年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自由、理性、科学、民主、法制、包容等价值观的深入人心，青年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在不断强化，青年对自身公民素质的认识在深化、要求在提高，青年对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之间关系的认识水平在提升。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青年的参与。青年参与呈现出了如下主要特征：
（一）青年参与进一步走向自主化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青年逐步从响应党团组织号召的动员型参与，走向按照自我认识、理解和
意愿进行的自主型参与。上海青年研究中心2011年的调查结果证明：在政治参与方面，八成以上的青年认为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或有联系，七成以上的青年认为参与社会或政治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七成以上青年认为为政府献计献策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刘宏森，2011）51；在文化参与方面，青年自主选择文艺欣赏、参加文化活动、上网、参加社团（含自组织）等，积极进行文化参与（刘宏森， 2011）77-78；经济参与方面，近5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通过兼职等方式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近2/3的在校生受访者愿意通过兼职等方式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青年经济参与的态度十分积极（刘宏森， 2011）116。在社会参与方面，在近年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许多重大社会活动中，青年自主、自发的参与已经成为社会瞩目的风景。
（二）青年参与进一步走向全面化
改革开放之前，青年更多有组织地参与各类政治活动，相对较少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会参与。改革开放以后，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维持在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而随着文化市场、经济增长、社会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青年几乎全方位地进行了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会参与。换言之，青年参与的范围和领域正在不断地扩大。
（三）青年参与进一步走向务实化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更多理性思考和选择，其参与体现出了更加激情内敛，更加务实、理性、有序的鲜明特征。政治参与方面，青年对政治参与的认知趋于注重对利益得失（比如63.7%的青年认为政治参与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的权衡与考量（刘宏森，2011）55。大多数青少年认为参与政治未必都要讨论国家大事，也可以通过参与身边的公共事务来实现（刘宏森，2011）51。青年抛弃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示威静坐等旧的政治参与形式，更趋向通过集会、自组织活动等多种途径，依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同时，青年更加注重通过进入现行管理体制参政议政、参与管理中国基层社会，了解基层、了解社情民意、了解国情，培养和提升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其政治参与日益理智务实。文化参与方面，当代青年不再追逐政治领袖人物、英雄和科学家，转而追捧大众文化明星、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较为淡漠。其文化参与更加务实，也更加世俗化。经济参与方面，青年高度关注经济状况和形势，关注就业问题、消费市场、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问题。超七成受访者对“大学生可以先就业，等条件成熟之后再创业”表示“同意”。这说明青年经济参与更加务实。毕竟，创业不能仅靠热情。社会参与方面，青年在主动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公益类社会实践活动、校园社团活动、社区活动等社会活动的同时，还通过自组织和网络集聚等新兴途径、渠道和方式，积极参与各类实务性社会活动，在许多重大社会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青年参与进一步走向多元化
当前，青年参与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形式更加多元。改革开放后，青年更加注重自主参与；注重通过进入现行管理体制参政议政、参与管理中国基层社会；注重
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了解国情，培养和提升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注重通过自己熟悉和喜爱的现代方式进行社会参与。二是参与渠道更加多元。进入21世纪以来，青年更多通过自组织和网络等途径进行政治参与、文化参与、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三是参与状况更加多元。随着青年群体的分化，不同青年群体的参与态度和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比如，政治参与方面，“青少年学生群体，青年工人群体，青年农民群体等在其政治参与的方式、途径、规模、程度和效果上都各有不同”“从整体情况来看，人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于其政治参与需求的强弱、政治参与程度的深浅和政治参与的效果大小具有决定作用。二者呈正比关系”（刘宏森，2011）48。青年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维度上的显著差异，不仅影响到其政治参与，也直接影响到其文化参与、经济参与、社会参与等各个方面。
三、对促进青年参与的主要启示
（一）青年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看到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中国青年参与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并重视其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青年的参与素质有待提升
参与素质包括参与的意识、态度、目的、行动、效果等多个方面。青年参与素质的提升，是青年参与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也是近40年来青年参与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具体来说，青年参与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知行不够合一。大多数青年愿意并积极进行了多方面的参与，但也有一些青年往往有参与意愿，却缺少参与的实际行动。这一点在政治参与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例如，对政府网站公开财政收支等政务信息，只有11.3%的青年表示“专门花时间阅读并思考”，60.9%的青年表示“有时间会去浏览一下”，22.7%的青年表示“没有兴趣，不会去看”（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2005）。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参与，青年的参与比例都不够高，更不用说其他需要亲身投入的参与了。参与中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这是值得青年反思的。
（2）目的不够明确。大多数青年参与的目的比较明确，但也有一部分青年只是随大流，被动地、指向不明地进行参与，其参与目的并不明确。在政治参与中，一些青年对社会上发生的政治行为往往缺乏独立判断，便匆忙融入游行的人群。在文化参与中，一些青年盲目追星、盲目追逐时尚。这些都表明他们的参与目的不够明确。
（3）理性参与不足。目标不明确是理性缺失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学潮和政治风波中，一些青年的口号与观点显得随意、盲目。甚至有人提出“运动就是生命”“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不知道的”
之类的口号。参加学潮对他们来说，也许只是一种情绪宣泄的形式和手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青年在抵制日货，反对外国干涉我国内政的过程中，时有非理性的行为现象发生。
总之，青年在参与的知行统一、目标定向、理性成熟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体现了其自身参与素质不足等方面的真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参与的效果。
2．青年参与的途径有待拓宽
参与途径是衡量青年参与广度和深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实生活中，青年参与的途径有待进一步拓宽。
（1）正式途径较为狭窄。目前，青年政治参与的正式途径主要有参加政治团体、通过人大和政协参政议政、法律渠道、参与青年自组织等；文化参与的正式途径主要有阅读、观看影视节目、参加文化活动、上网、参加文化社团等；经济参与的正式途径主要是就业；社会参与的正式途径主要是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校园社团活动、社区活动等。这些途径往往都由官方或相关机构提供和掌控。一方面，相对于庞大的青年群体，这些途径相对较少，难以满足青年全面参与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些途径往往更多从官方意志出发，却未能更贴近青年的特点和需求。这种情况难免让青年产生距离感，青年也会遇到不少实际操作问题。因此，在实际生活中，青年参与的正式途径较为狭窄。
（2）非正式的参与途径有待优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年探索创造形成了自组织参与、网络参与和公益参与等新的非正式的参与途径，体现了青年对拓宽参与途径的一种努力和倒逼。在青年参与过程中，自组织参与、网络参与和公益参与等新的非正式的参与途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正式参与途径或渠道的狭窄、单一，直接影响着青年参与的热情、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种种新的非正式的参与途径相对疏离于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较少受到主流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约束和规范，因此，青年自组织参与、网络参与和公益参与的过程中，隐藏着“一定程度上使公众参与变形、走样”的危险（刘俊奇，2010）。青年参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都与此相关。如何加强对自组织和网络的规范、扶持和促进，对公益组织造血功能的强化等，这是近40年来青年参与实践所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青年参与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促进青年参与需要党政和社会有所作为
青年参与的素质是在参与实践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参与素质的培养是系统推进的结果。谁来有意识、有步骤地系统推进青年参与素质的培养？同时，青年参与途径之拓宽和优化，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社会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有机整合的结果。谁有能力整合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帮助青年拓宽进行参与的途径或渠道？毫无疑问，在培养和提升青年参与的素质、拓宽青年参与的途径这两个方面，党政肩负着直接的责任，应有更大的作为。党政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是社会资源占有、规划、分配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和社会良心的代表与守护者。社会是一种极其纷繁庞杂的现实，需要党
政进行整合和凝聚；社会的条线、块面、群体和个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缝隙和空白地带，需要党政适时跟进补位。如此，社会才能在党政的协调和整合下柔滑啮合，顺利运行。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优化，在社会成员越来越原子化，在社会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党政的整合、凝聚、跟进补位等功能显得更加重要。在促进青年参与方面，党政同样应该发挥整合、凝聚、跟进补位等重要作用。
2．青年参与的权利和需求未能得到重视
改革开放近40年青年参与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说明，党政在促进青年参与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促进青年参与缺乏整体规划；对青年参与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对促进青年参与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对促进青年参与所需各类资源和支持缺乏必要的整合和配给；对青年参与的种种新途径缺乏合理引导。而造成这些不足的关键，在于党政对青年参与之于青年自身和社会的意义认识不够。
尽管在理论和宣传层面上，党政十分重视、支持青年的参与，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党政制定青年参与政策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往往在于为党政自身建设服务，而主要不在于满足青年参与的权利和需求。比如，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正式渠道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辅助渠道有：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渠道相对较少。学者们进一步指出，这些途径或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官僚主义作风而开设的，其目标并不在于使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来，人民群众意见和愿望并不能得以充分的表达（刘俊奇， 2010）。很显然，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的青年参与的相关政策制度难免过于原则、粗疏，而忽视切实帮助青年解决参与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青年成长发展的特殊权利和需求难免被忽视；青年通过自发形成的新途径进行参与缺乏合理引导（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立法，企图对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参与途径一禁了之）。青年常常只能按照组织者和主持者的意愿与安排，“被组织”“被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之中。他们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缺乏必要的培训，缺乏必要的资源支持。
（三）促进青年参与的进一步拓展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了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的发展目标，同时还提出了促进这些发展目标实现的主要措施。对于推动我国青年参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在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我国青年参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提出以下方面的具体工作建议：
1．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
党和政府要发挥其整合、凝聚、跟进补位等功能，通过法律和政策等手段，对青年参与所需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予以保障，同时，对青年参与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予以规范。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在推进青年全面参与过程中应有更大作为的地方。在加强立法工作过程中，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手段与目的统一的原则。青年不仅仅是重大社会活动推进过程中的主要承担者，更是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主力军。因此，青年参与不仅仅是一种推进重大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青年自身社会化、提升其整体素质这一目标本身，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党政应更多从满足青年自身发展的需求角度，主动帮助青年拓宽和优化参与的途径或渠道。
第二，原则性与操作性统一的原则。在明确促进青年参与的原则、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党政还需要形成更具体、操作性更强的配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要进一步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协调制定和实施促进青年参与的规划和计划；进一步创设信息对称、通畅的环境条件，使青年得以自主选择参与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完善青年参与的培训教育条件，帮助青年进一步增强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拓宽青年参与的渠道或途径；进一步加大财力与物力支持青年参与的力度，细化财力与物力支持的实施细则。
第三，规范性与创新性统一的原则。党政应积极支持和鼓励青年拓宽参与途径或渠道的努力，既着眼于社会稳定大局对青年的探索和创新予以规范和一定程度的限制，又要看到非制度化的新的参与途径有其合理性，不能一禁了之。
2．完善青年全面参与的促进机制
在从法律政策层面上明确青年参与的权利和义务、途径和渠道的同时，针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实际，不断加强促进机制建设。
第一，优化信息沟通机制。及时、准确地将参与的内容、参与的途径、岗位要求、具体规范等方面的信息，向青年公开、透明，为促进青年参与服务；同时，形成和完善对青年信息调查的网络和机制，以及时准确地把握青年自身状况和利益需求等方面信息。
第二，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主要包括体系化和即时性两大类。体系化教育培训主要包括青年课程中的教育内容。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参与方法、途径等的培训，帮助学生掌握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如何参与选举、如何参与政治活动等内容；即时性教育培训主要指在动员和组织青年参与之前，对青年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第三，完善途径畅通机制。要确保青年参与途径的畅通，一方面需要党政不断拓宽和完善青年意见表达渠道（开门立法、投票、社会协商、旁听、提案、听证、民意调查）、青年行动组织渠道（代表会、论坛、青少年社工、接触人大代表）、青少年权利维护渠道（投诉、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现有的参与途径，努力改变青年参与途径单一、狭窄的局面；另一方面，充分尊重青年的首创精神，高度关注互联网络和自组织等青年参与的新途径，给予及时的服务、引导和规范。主流媒体更及时准确地为青年参与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容纳青年对社会问题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使之成为青年利益表达的顺畅渠道、参与的有效途径。更多地引导、扶持青年自组织。
第四，健全完善参与的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对于青年参与的激励机制，实质上就是一种赋权。激励机制既包括物质性的激励，也包括精神性的激励；既包括现有成果的激励，也包括机会机遇的激励。
针对青年自身的需求，提供多种参与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有助于强化青年参与的意识和热情。给予青年参与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帮助资源匮乏短缺的青年更好地进行参与。运用和发挥奖惩机制的作用，使财力和物力的使用更加合理，在促进青年参与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效能。同时，还要加强社会文化设施等硬件的建设，为青年参与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此外，还可以根据青年积极向上的特点，通过先进评选、表彰等形式，对青年进行精神的激励，促进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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