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背景下当代青年婚姻支付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和性别失衡后果的逐步显现，青年婚姻支付压力急剧增加，主要表现为：婚姻支付数额高，彩礼索取现象明显；婚姻支付畸形增长，青年自身无力承担；婚姻支付的承担主体以男青年及家庭为主，且城乡差异较大。在婚姻支付的巨大压力下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导致婚姻市场中恶性竞争，诱发婚姻致贫和未来养老困境，促成姻亲关系与代际关系变化。通过深入分析发现，传统观念制约、物价上涨和消费水平提高、从众攀比以及婚姻挤压等多重因素是青年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原因。因此，为了缓解婚姻支付压力不能仅靠婚姻支付观念的重塑，还需要从婚姻理性视角下拒绝婚姻攀比，发挥多方合力平衡婚姻市场中的供求关系。
［关键词］当代青年；青年婚恋；性别失衡；婚姻成本；代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13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1.008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1-0092-09
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影响日益凸显，有关青年婚恋的一系列问题，业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由于受到社会剧烈变迁与性别结构失衡的双重影响，青年择偶拥挤问题表现得愈发严重。随之而来的是，青年在择偶过程中一系列困难的出现，其中包括青年婚姻支付压力剧增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性别失衡对青年择偶的影响研究”（13CSH046）阶段性成果；河北省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科研项目 “性别失衡的社会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A201500167）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以及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资助。作者简介：贾志科，博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和社会研究方法；沙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和社会服务管理；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及其所衍生的各种相关问题。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年婚恋仪式和习俗越来越得到重视，受此影响，婚姻支付数额“水涨船高”，甚至呈现出畸形增长态势，进而加剧了婚姻市场中青年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对当代青年婚姻支付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其表现特征、社会影响、主要原因及应对策略，不仅是社会学、人口学界的研究需要，而且是对社会大众日益关注这一问题的必要回应，同时也是探索缓解青年婚姻挤压对策的重要途径，对于解决青年、尤其是大龄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中的择偶困境，促进青年理性择偶和婚姻幸福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青年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基本表现
通过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2014年笔者在江苏南京和河北保定针对五大类行业1028名城市在职青年进行的问卷调查（贾志科、风笑天，2015）（以下简称“2014年调查”）和2007年风笑天教授在全国12座城市针对2357名在职青年进行的问卷调查（风笑天，2011）（以下简称“2007年调查”）数据，分别以其中的418名和617名被访已婚青年为研究对象，从中选取与婚姻支付相关的变量和指标（如结婚总花费、彩礼数额、双方家庭结婚出钱额度、双方父母资助购房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当代青年婚姻支付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婚姻支付数额高，彩礼索取现象明显
根据贺春霞（2006）对婚姻支付类别名目变化的分析，婚姻支付不仅包括婚姻花费、彩礼、嫁妆等基础性经济支付，还包括筹办婚礼而付出的行为性支付、以婚姻习惯和风俗为基础的信仰性支付、在娶亲时的交通工具性支付等方面。青年为了结婚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另有研究表明，在西北农村地区，青年结婚费用高昂，因婚致贫、因婚负债现象比较普遍（冯乐安、马克林，2010）。
“2014年调查”和“2007年调查”的数据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已婚青年结婚花费较大的结论。根据“2007年调查”，617个有效回答中，31.0%的被访者表示结婚花费在10001~30000元，占比最高，其次是30001~50000元（占比24.1%），仅有35.3%的青年结婚花费在50000元以上；而“2014年调查”数据结果显示，418个有效回答中，结婚花费在70001~100000元的占到了26.3%，占比最高，其次是10万元以上（占比25.1%），约有56.2%的青年结婚花费在50000元以上（见表1）。尽管这一数据并不一定可以完全反映出近年来青年结婚花费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年为结婚所花费数额较高的事实。
此外，“2014年调查”中，还询问了被访者是否索要或支付彩礼的问题，数据结果显示，395个有效回答中，46.3%的被访者表示结婚时索要或支付了彩礼，平均数额在30000元以上（32871.18元），最少的是1000元，最多的竟高达30万元。可见，青年结婚时彩礼索要或支付现象仍十分明显，且数额较大。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国家法律层面上取缔了彩礼，但流传于乡土社会的彩礼习俗从未间断，给付彩礼仍是结婚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并且结婚时索要彩礼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法则” （田丰、陈振汴，2016）。
（二）婚姻支付畸形增长，青年自身无力承担
“2007年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613个有效回答中，85.2%的被访者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而结婚总花费在30000元以上的约占平均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被访者的58.6%。根据“2014年调查”数据统计结果，400个有效回答中，59.5%的被访者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而结婚总花费在30000元以上的却占到了平均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被访者的7成以上。两次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不同收入水平的被访青年在结婚总花费上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主要表现为：收入较低的青年在结婚总花费上却普遍明显高于收入较高的青年。由此可见，大多数青年单靠自身收入根本无力承担起如此高昂的婚姻花费。
另据刘世昕等人绘制的聘礼账单变迁图（刘世昕等，2016），青年结婚的聘礼账单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个一工程”到60年代的“三十六条腿儿”，再到70年代的“三转一响”、80年代的“四大件儿”、90年代的“新四大件儿”，到如今的“穿金”“一动不动”“三斤三两”以及“万紫千红一点绿”，形象地展现了青年婚姻支付的变迁过程，而为了购置这些聘礼所花费的人民币数额也由50年代的14元、60年代的177元、70年代的500元、80年代的2300元，持续上升到90年代的15000元，进而剧增至如今的15万元。由此可见，青年婚姻支付数额畸形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
（三）婚姻支付的承担主体以男青年及家庭为主，且城乡差异较大
研究发现，在婚姻支付过程中，男女双方及家庭的支付额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男方及家庭的支付额度要远远高于女方。根据“2007年调查”，在617个有效回答中，男方本人出钱额度在30000元及以上的比例接近3成，而女方本人出钱的额度高于30000元的比例仅占到5.1%；男方家庭出钱额度在30000元及以上的比例达到28.0%，而女方家庭出钱额度高于30000元的比例仅为16.5%（见表3）。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在2000年以后结婚的男性被访者中，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比例是岳父母的2.14倍；在女性被访者中，公婆给予的经济资助比例是父母的1.69倍（马春华、李银河等， 2011）。这明显反映出婚姻成本主要由男青年及其家庭承担的事实，而这一事实也基本符合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以及社会对男女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城乡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异。事实证明，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程度、现代化水平和文化习俗造成了婚姻支付的差异性（韦艳、杨大为，2015）。在农村，传统的婚姻习俗和高额婚姻支付近年来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农村青年为结婚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根据笔者在河南S村进行的实地访谈，以S村为例，一般而言，女方家对男方的要求是“有车有房有爹有娘有姐妹”，同时“无债无兄弟” “结婚彩礼8万元起价往上抬”（贾志科、沙迪，2016）。与此同时，在城市，婚姻成本增长的趋势也表现得甚为剧烈，买房、买车、度蜜月、办婚宴等费用均快速大幅攀升。如果说目前农村青年的婚姻成本在2~10万元，那么城市青年的婚姻成本与农村青年婚姻成本的最低值相差10倍（朱考金、杨春莉，2007）。
二、婚姻支付压力剧增带来的社会影响
作为伴随着信息化飞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当代青年经历着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对生活品位的追求使得他们更加注重婚姻的质量和档次，过去一代的低成本恋爱和婚姻已成为历史。受此影响，青年不得不顶着高额婚姻支付的巨大压力来满足婚姻的需要，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婚姻支付压力剧增可能会导致婚姻市场的恶性竞争
传统的婚姻市场基本遵循“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如果适龄男女性别比例处于正常范围，男女婚配总体上会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相对稳定状态。然而，“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20~49岁的男性（相较于女性）已经多出1035万人，这一状况若不能得到重视和有效缓解将势必会造成男性的“择偶拥挤”（贾志科，2012），而男性择偶拥挤可能导致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婚恋观认为，物质保障是婚姻幸福美满的重要基础。受此影响，“彩礼”逐渐从传统习俗演变为一种婚嫁风尚，“彩礼”的数额多少和质量高低也逐渐成为能否婚配的重要参考指标。在婚姻市场中，物质条件越来越成为婚姻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这也就意味着能够提供优厚物质条件的男性相较于其他男性更容易找到配偶，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与地位凸显；相反，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男性，往往在婚姻市场中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边缘化”。由于男女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择偶拥挤加上传统婚恋观念的导向作用，使得原有的阶层分化和资源配置不公在婚姻市场竞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进而导致婚姻市场的恶性竞争。
（二）婚姻支付压力剧增可能会诱发婚姻致贫和未来养老困境
目前，我国代际关系模式尚属于“接力模式”，即上一代将其拥有的积蓄、精力和各种资源用于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等方面。在婚姻支付方面，这种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的影响极为明显。按照传统婚姻习俗，女方应在出嫁时准备嫁妆，男方在结婚前要先准备彩礼。然而，由于受到“性别失衡”的影响，女方及其家庭“要价”能力提高，几乎所有的结婚开支大多由男方及其家庭承担，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买房到购车，再到彩礼准备、酒席操办，这些高昂的费用支出，无疑会导致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走向更加贫穷。在我国，婚姻被视为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父辈一般会倾尽所能以保证下一代婚姻能够圆满。而冀东农村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儿子结婚是一项需父母多年积累才能完成的“事业”，多数家庭子代结婚所欠债务主要由父母偿还（王跃生，2010）。因此，婚姻成本剧增不可避免地使得父辈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甚至可能会引发婚姻致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缩减了上一代的养老储蓄，也由此可能会诱发农村家庭的未来养老困境。
（三）婚姻支付压力剧增可能会带来姻亲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婚姻不单是男女青年自身的事情，更是双方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事情，婚姻成本的剧增不
仅仅影响到青年自身及其家庭在婚姻中的关系，而且影响到双方家庭之间的姻亲关系甚至代际关系。在高额婚姻支付的压力与严峻的婚姻挤压形势下，近年来持续上涨的婚姻资助标志着娘家与婆家的地位逐渐趋于平等，从而强化了姻亲关系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促成姻亲关系由“养钱”到“陪送”的变迁（吉国秀，2006）。吉国秀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婚姻支付持续上涨，可以被视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娘家所沿用和拓展，并日益成为谋求姻亲秩序的重要途径（吉国秀，2007）。安徽南村婚姻支付实践所经历的由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变迁过程，恰恰折射出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即由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呈现出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熊凤水，2009）。由于婚姻成本剧增，青年自身及家庭无力全部承担时，必然会有更多的外力介入进来，从而引发姻亲关系、代际关系等各种关系的变化与转型。
三、当代青年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原因分析
研究发现，青年婚姻支付压力的急剧增加可能会受到传统婚恋观念、物价和消费水平、攀比和从众心理以及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婚姻挤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婚恋观念制约是影响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关键因素
传统婚恋观念对青年婚姻支付起着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男高女低”的传统择偶梯度观念直接决定了男女择偶过程的不平等，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学历偏低以及低下的社会地位等因素可能会使得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择偶女性对男性则拥有一种权力和机会上的优势（孙淑敏，2005），这使得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进一步加大，并使高额婚姻彩礼成为青年婚姻支付实践中广泛认可的社会现实；第二，传统婚姻嫁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难以改变，尽管现代婚姻提倡民主平等和婚姻自由，但涉及到婚姻支付，至今仍沿袭传统嫁娶观念，即强调女子嫁到男方家庭，男方需按照契约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并承担绝大部分的婚姻支付；第三，传统家族权力对婚姻支付数额的确定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家族网络会极力维持一个标准价格，这个标准价格是家庭地位的象征（段新星、王秋月，2016），正是基于这种家族权力的影响，使得高额婚姻支付成为一种维系女方家族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及权力优势的产物。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结婚新房和举办婚宴的费用大多由男方承担，而女方仅在嫁妆上承担其中的部分成本。尽管个别女方家庭可能会主动承担部分结婚花费，但从实际的婚姻交换上来看，男女双方大都遵循这种传统的嫁娶观念。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疼爱子女，愿意为子女的婚姻承担一定费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资助也可能是导致青年婚姻支付数额剧增的因素之一。
（二）物价上涨和消费水平提高是造成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青年婚姻支付数额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直接原因可能来自于物价的上涨和消费水平的
提高，集中表现在结婚住房、家具和车辆购置、婚宴花费以及婚庆拍摄和度假消费等多个方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1978~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情况（国家统计局，2016），数据结果显示：1978~1997年我国每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上一年相比，均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之中；除1998、1999、2002和2009年分别与上一年相比，略有回落外，其他年份与上一年相比，大都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中。物价上涨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住房、婚庆消费以及结婚用品等价格均大幅上涨。以住房为例，根据“2007年调查”，413名被访者的购房花费平均约为25.3万元，其中购房贷款平均约为13.1万元；另据“2014年调查”，227名被访者的购房花费平均约为59.1万元，其中购房贷款平均约为21.2万元。总的来说，物价上涨和消费水平提高直接导致了青年婚姻支付数额的剧增。
（三）攀比和从众心理的影响是导致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重要诱因
如果说物价水平提高直接导致了青年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话，那么，攀比和从众心理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青年婚姻支付数额的增长速度。当越来越多的青年及其家庭不惜花费重金来大摆婚宴时，如果一对新婚夫妇为了省钱而进行简易的婚礼，不仅会让新婚夫妇感到没面子，而且双方家庭也会感觉很窝囊。为了获得这种所谓的面子和自尊心，有的青年及其家庭处处相互攀比，为了讲究排场而盲目从众，大肆铺张浪费，聘请婚庆公司、选择高档酒店、讲究宴席的数量和档次、挑选豪华时尚的车辆作为婚车，等等。尽管其中可能包含着青年及其家庭对幸福婚姻的期盼，但这种行为更多的是受攀比心理和虚荣心的影响。因此，盲目攀比和从众心理作祟，带来的不仅是青年婚姻支付数额的飞速增长，而且会造成很大一部分不必要结婚花费的产生以及资源的浪费。
（四）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是影响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结构性因素
已有研究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将导致男性“择偶拥挤”（贾志科，2012），集中表现为男性青年的相对过剩，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大龄男青年可能会面临失婚的风险。另有研究资料表明，婚姻挤压最典型的状况是在择偶的过程中，某一性别的人口供给增加，但找不到相应的需求；或者某一性别的人口需求增加，但找不到相应的供给（佟新，2010）。目前，我国正处于男性婚姻挤压的困境之中，尤其在农村，女性婚姻供给远远小于男性择偶需求，这种供需矛盾会导致男青年不得不通过高额的婚姻支付来争取婚姻机会。在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背景下，一些积极的婚姻文化、习俗和规则将会遭受冲击，高额婚姻消费可能会为更多的青年所被迫接受。在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上，女青年显然不会因为婚姻成本高而导致嫁不出去，反而由于自己资源的稀缺性而在索要结婚彩礼方面占据主动地位（桂华、余练，2010），因此，女方及其家庭可能会借机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结婚彩礼账单以维护和提升其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而这些彩礼将全部由男方来承担。因此，有学者提出，婚姻支付并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策略的产物，是女方凭借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行情优势”而获得的“要价能力”以实现家庭的社会再生产和增加、维护家庭经济、象征资本的策略性结果，也是男方实现家庭再生产、维护自己家庭象征资本的策略的产物（栗志强，2013）。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2014年调查”和“2007年调查”两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辅以国家统计资料与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揭示了当代青年婚姻支付压力的表现及其对青年自身、家庭与社会的影响。此外，还从传统婚恋观念、结婚消费、攀比心理与性别失衡引发的婚姻挤压角度分析了婚姻支付压力剧增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当代青年的婚姻支付问题。
研究发现，在传统婚恋观念、物价上涨和消费水平提高、攀比和从众心理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青年婚姻支付压力剧增，主要表现为花费数额与索取彩礼比例偏高，婚姻支付数额的增长态势偏“畸形”，结婚总花费与青年自身收入不匹配，且城乡差异明显。而男青年及家庭作为婚姻支付的主要“买单者”，所受的挤压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支付压力的剧增可能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可能会诱发恶性婚姻竞争、婚姻致贫和未来养老困境，另一方面也会加快姻亲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变迁。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婚恋观念与婚姻习俗的文化转变是未来能否有效缓解青年婚姻支付压力的关键点。一方面要迫切转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婚恋观念，倡导“男女平等”的择偶梯度，平衡男女青年之间的婚姻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弱化传统婚姻嫁娶观念，倡导新型主流婚姻习俗。
当然，仅依靠倡导重塑婚姻支付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男女青年自身、双方的家庭以及婚庆服务公司乃至整个社会提倡理性消费，拒绝盲目攀比。此外，男性在择偶和婚姻支付上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现实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国家和社会积极提倡性别平等，平衡婚姻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从长远来看，要继续大力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就近期而言，要加强对男青年的综合素质培训并突出其特色优势，提升在婚姻市场交换中的“行情优势”，以吸引女青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在婚姻支付上的标准和要求；同时女青年应理性看待婚姻支付问题，倡导独立人格。
参考文献
段新星、王秋月，2016.青年婚姻市场中的彩礼定价——以南方G县城的婚姻市场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9）：36-37.
风笑天，2011.家安何处：当代城市青年的居住理想与居住现实［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73-81.
冯乐安、马克林，2010.西北农村地区的婚姻挤压现状——基于青海省 HY 县 S 乡婚姻市场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4）：50-51.桂华、余练，2010.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3）：30.国家统计局，2016.中国统计年鉴2016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贺春霞，2006.中部乡村婚姻支付变迁的实证研究——以枝江市Z村为个案［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9.吉国秀，2006.婚姻支付的变迁：一个姻亲关系的视角［J］.民间文化论坛（1）：17-21.
吉国秀，2007.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谋划——辽东 Q镇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114-136.贾志科，2012.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风险、影响与后果［J］.社会科学家（12）：22-25.贾志科、风笑天，2015.城市“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基于南京、保定五类行业558名青年的调查分析［J］.人口学刊（3）：05-15.
贾志科、沙迪，2016.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窘境分析——基于河南Ｓ村的实地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22-127.栗志强，2013.性别比失衡背景下的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对豫北H镇的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刘世昕等，2016.市场的自由与束缚——中国农村剩男现象调查之二［N］.中国青年报， 02-24.马春华、李银河等，2011.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社会学研究（2）：182-197.孙淑敏，2005.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田丰、陈振汴，2016.农村青年结婚高额彩礼问题探析——以福建省大田县为例［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62-67.
佟新，2010.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王跃生，2010.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财产积累与转移——冀东农村的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3）： 60-72.
韦艳、杨大为，2015.婚姻支付对农村夫妻权力的影响：全国百村调查的发现［J］.人口学刊（5）：32-41.熊凤水，2009.婚姻支付实践变迁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基于安徽南村的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1）：127-130.
朱考金、杨春莉，2007.当代青年的婚姻成本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