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和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摘要］内部政治效能感是政治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概念，并吸引了学界大量的关注。然而以往研
究在分析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时多从态度倾向和个体属性特征层面进行探究，较少从个体知识素养这
一角度切入，而且传统对于城市居民知识素养的测量方式存在一定的偏误。本文基于1994 年和 2014 年
的中国城市居民科学文化素质调查数据并借助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采用新的测量指标探究居民知
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政治效能感与知识素养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民的知
识素养越高，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越强，且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同样呈显著正相关，
且随着时间的变化，知识素养对于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有显著增强，青年群体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内部政治效能感；知识素养；青年群体
中图分类号：B821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6.002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6-0020-13
一、引言
内部政治效能感是政治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概念。更高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意味着个体对于理解和有效参与政治活动能力的认知愈加倾向于积极，意味着民众更有信心参与政治生活，也反映民众教育和社会培育状况。现代成熟的社会中的个体应当能够有效理解政治生活并且能对自己参与政治生活充满信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课题“中国社会心态史研究”（项目编号： KXTXT2017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艺丹，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互联网治理。
心，这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心理前提。良好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一方面体现着国家与人民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人民凭借自身对政治生活和自身参与政治生活能力的认知理解，能够更加精准地表达自身需求，从而帮助政府更准确地回应其需求，进而降低治理成本，实现柔性社会治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不仅实现了持续数十年增长的“经济奇迹”，在政治领域也推行了复杂而深刻的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体现出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方向与决心。在此背景下，提升人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便更显意义重大。让人民拥有更高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不仅是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的关键指标，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内部政治效能感反映的是公民对于自身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预期被回应程度的认知（Campbell et al.，1960；Lane，1959），这种认知不仅受到外界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会受到本身能力素质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从态度倾向（Anderson，2010；李蓉蓉，2017）和个体特征（范柏乃、徐巍，2014；胡荣，2015；刘伟，2016；裴志军、陈姗姗，2017）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在探究个体知识素养方面相对较少，并且在对知识素养的测量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仅从受教育程度这一静态单一指标来衡量个体素质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还是稍显不足。故本文以1994年和2014年的中国城市居民科学文化素质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提取出居民知识素养和内部政治效能感两个因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拟合两者间关系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研究探究了居民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通过年代效应分析关注不同年代的居民在内部政治效能感间的差异。另也关注了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对比了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间的关键变量差异，以及不同年代的青年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的趋势变化。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弥补了既有研究对于知识素养在变量测量方面的不足，也为现实中增进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提供了一定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内部政治效能感内涵界定及其测量
Angus Campbell最早提出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概念。将政治效能感定义为个体政治行为能够对政治过程产生影响，且能参与政治和社会变革，但对于参与的能力和程度却是因人而异（Campbell et al.，1960）。故政治效能感体现着个体对自身参与政治生活能力和效果的认识，具有强烈的个体情感倾向性和异质性。后续的一系列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对个体与外部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的考量，Lane（1959）区分并且深入分析了内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和外部政治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其中内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于理解和有效参与政治活动
能力的认知（Lane，1959；Niemi et al.，1991；夏守智，2017），外部政治效能感是指公众对政府回应自身需求情况的认知（Balch，1974；Lane，1959）。对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区分，使得政治效能感涉及的个体心理特质与其外部制度环境互动情境相结合，真正将政治效能感与公共政治生活串联起来。本文从研究问题出发，重点关注内部政治效能感。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外部政治效能感不同，前者关注个体自身对政治领域认知和政治影响能力的主观评价，后者强调个体对所处外部环境主体回应自身需求能力的评估，而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知识素养主要是从个体认知层面来解释政治效能感，故与内部政治效能感内涵更加契合。
基于内部政治效能感内涵定义，许多学者提出了具体测量操作化指标，推进了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研究。其中Craig等（1990）提出的内部效能感测量量表被公认为信度很高而且被广泛使用，涉及内部政治效能感测量问题共计七道，包括对国家事务有良好的理解、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能够胜任政府工作、认为自身能够完全胜任参与政治生活等。随后众多学者依据不同研究情境提出了多样化测量指标。目前国内学界在内部效能感测量指标方面，可概括为对政治事务的关注了解程度和对自我政治能力的肯定程度这两方面的指标（李蓉蓉、李博，2017）如郭小安、张伟伟（2018）使用“我对政治与公共事务很感兴趣”和“我非常关心本地政府的各项政策”来测量内部效能感。胡荣（2015）和刘伟（2016）均提出使用“如果让我当政治干部，我也完全能胜任”和“我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反映公民对自身政治能力的肯定程度来测量其内部政治效能感。
（二）知识素养影响作用的视角
已有文献在探讨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机制时，受教育程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事实上，考虑到接受学校教育常被视为政治教育中的一部分，也被视为是居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能力素质培养的重要环节（Pasek et al.，2008）。故而一般会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Nie等（1996）提出接受学校教育能够提升公民的认知能力和相关的智力技能，进而有助于提升民众对政治活动的理解，因此其内部政治效能感更高。也有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民众受教育程度与其内部政治效能感两者呈显著正向关系（Pasek et al.，2008；李蓉蓉、王东鑫，2015；刘伟，2016；裴志军， 2014）。尽管学界关注到了教育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对受教育程度指标进行操作化时，常常使用正式教育即学历来测量（范柏乃、徐巍，2014；胡荣，2015；刘伟，2016；裴志军、陈姗姗，2017），然而仅从正式教育角度考量民众政治教育和社会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偏差。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获取政治知识和时政信息、交流政治事件的渠道日益多元，影响公众政治认知途径不再局限于正式教育程度。其次，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政治知识和时政信息获取的背后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体整体性能力素质，读写能力、理解能力、自我学习能力等。从民众知识素养的角度考虑能够跳脱教育背景和信息获取途径的限制，更加全面地理解知识素养对公众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因此，本文改进了教育水平的传统测量方式即使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转而使用反映一般性能力和包含更全面性素质内涵的知识素养指标。鉴于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受教育程度常常作为反映正式学历的主要指标可被视为是居民知识素养指标重要的组成部分，遂沿袭学界对于受教育程度对内部政治效能感关系取向，同时结合本文具体变量选取情况，提炼出知识素养这一核心解释变量，考察居民知识素养水平与内部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此外，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关注其余代表性的效能感影响因素。有学者从态度倾向的角度来切入，主要从认同感的角度进行分析，在社区和国家两个层面展开更加细致的讨论。首先是从社区层面探究社区认同感对社区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社区认同感通过融入集体性组织一方面在公共空间的互动交流中，通过讨论时事政治和表露政治态度，进而增进居民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融入群体组织改变居民原子化个体心理，提升居民对自身参与政治谈判能力的认知（Anderson，2010），进而实现社区认同提升其政治效能感。考虑到内部政治效能感反映的是个体的主观性感知评估，学界也关注了内部政治效能感主体的特征属性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认知的影响。目前学界探讨影响内部效能感的典型个体特征属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等。如刘伟（2016）在测量城市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时关注的人口学因素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与收入，且发现男性的内部政治效能感高于女性，党员的内部政治效能感高于非党员。而裴志军和陈姗姗（2017）在分析家庭关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时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纳入人口统计学变量测量范围以反映个体特征。因此，本研究也将以上提到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研究当中。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两次问卷调查的混合截面数据，调查时间分别为1994年和2014年。其中1994年的调查样本来自于《家庭》杂志社读者调查网，从当时250万读者调查网中随机选取的15,000个样本。通过通讯问卷的方式发出，共回收12,500多份，回收率83.3%以上。由于研究对象是15岁以上成人，剔除不符合要求及其他无效的问卷后，有效问卷11,500份。样本分布于中国的大中小城市。2014年的调查按配额抽样的办法获取样本。先按1500个样本设计初始样本量，然后根据最近的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15岁以上城市居民比例分配样本量，并对关键人口学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进行了比例控制。为了保证各省级行政区的样本具有统计意义，借鉴同类研究经验（Guo&Hussey，2004 ；蔡禾等，2009），将少于30个样本的城市（地区）样本数量增加至30，从而得出各个省级行政区最终的样本量。为了降低非概率抽样方式在抽样时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
concentration）和隐藏的选择偏见（Hidden selection bias），调查尽可能覆盖每个行政区的特大、大、中小城市，并要求调查员到所在城市的不同公共场所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样本根据配额信息与便利原则获取被访对象。调查于2014年初进行，实际获得回收1794份问卷，有效问卷1605份。由于通过检测发现两次调查数据在三个关键人口学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上的样本率与总体率差异显著，因此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具体方式为对1994年样本进行联合分布抽样加权，对2014年样本进行事后分层加权。最终共计得到1994年样本1493人，2014年样本1605人，加权后经检测证实样本比例与总体比例大致吻合。
（二）变量选取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考虑到内部政治效能感是一个多维度的指标，故本文拟基于问卷中有关的四个问题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抽取出用于测量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公因子变量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基于已有文献对内部政治效能感主要涉及对政治事务的关注了解程度和对自我政治能力的肯定程度两方面内容（李蓉蓉、李博，2017），且在具体指标内容中有提出如“我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很有兴趣”“如果让我当政治干部，我也完全能胜任”等（陈安繁等，2015；郭小安、张伟伟，2018；李蓉蓉，2017；刘伟，2016）。
参考已有文献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并结合问卷，确定本文测量内部政治效能感涉及的四个问题分别为：“您是否注意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如果有人推举您担任人民代表，参与议政，您是否乐意”“您对政治是否关心”以及“政治活动不是一般人能参与的，要政治家来从事”。每个问题的答案均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根据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其中对最后一个问题进行了反向赋值。进行因子分析后共计提取出一个主因子，本文将之命名为内部政治效能感变量作为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居民知识素养。以往文献对于知识素养的测量通常是以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作为代理变量，然而该方式可能由于忽略了个体和学校的异质性而产生较大的测量偏差。故本文拟基于问卷中的相关问题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抽取出用于测量知识素养的公因子变量，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是否了解哥白尼、托尔斯泰、黑格尔、祖冲之等重要人物共计4道题，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因子一。根据是否了解国民生产总值、唯物史观、脱氧核糖核酸等文理科专业术语共计9道题，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因子二和因子三。根据是否认同“数百万年来，我们居住的大陆一直在缓慢地漂移”，以及“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等观点共计6道题，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因子四。之后再对这四个因子以及额外的一道问题（“您拥有的藏书数量”）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出一个用以测量居民总体知识素养的变量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具体的因子内涵和因子载荷详见表1。
四、居民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基础计量结果
本文主要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需要考虑测量偏误、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的问题。由于本文对被解释变量以及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均是基于多变量的因子分析结果，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单一变量测量其偏差更小，测量更精确。此外考虑到居民的知识素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童年期教育的影响，而内部政治效能感则是成年之后才可能发展成熟的，因此可以假定不会存在明显的反向因果问题，即内部政治效能感不会反过来决定居民的知识素养。最后，考虑到知识素养本身可能会被教育等多种因素所影响，因此本文在控制变量部分纳入了以往文献中用于反映个人社会人口学特征的诸多变量，如年龄、性别、政治面貌等，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遗漏变量造成的影响。
表3为嵌套回归模型的结果。其中模型（1）主要纳入了性别、年龄、民族等基本人口学特征变量、时间控制变量和区域控制变量，模型（2）则在上述变量之外纳入了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即居民知识素养，每个模型均进行了稳健性回归，且检验结果表明各个模型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在基本人口学特征方面，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党派均会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男性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要高于女性居民，年龄越大的居民其内部政治效能感也相应越强，此外已婚居民和拥有党派身份的居民均表现出更高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在时间变量方面，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1994年，2014年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出现了降低趋势。在区域变量方面，分析结果表明身处不同区域的居民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居民的知识素养会对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的知识素养每提升1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将
提升0.3分，且这一影响在0.001水平上显著。考虑到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得分区间为[-2.98，1.30]，故这一影响可认为是相当大的1。此外，模型（3）进一步分析了知识素养各个具体因子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数据表明有三个具体因子与内部政治效能感呈正向相关关系，其中居民社会科学术语认知水平每提升1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将提升0.24分，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较于其他因子，居民社会科学术语认知水平与内部政治效能感正向相关系数值最高，说明民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认知程度对于提升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由分析结果可知，随着新变量的不断纳入，模型的调整后R2呈现出稳步提升，模型（1）的调整后R2仅为0.19，表示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变量等控制变量仅能解释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水平的19%；而最终模型（3）的调整后R2则达到了0.3，这意味着在加入知识素养等变量之后，该模型能够解释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水平的30%左右，比起基线模型解释力增加了11%，呈现出较强的解释力。
（二）年代效应分析
为探究不同年份居民知识素养对内部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分别对1994年的样本数据和2014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到，与1994年相比，2014年居民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有了显著的增强。1994年居民的知识素养得分每增加1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得分会提升0.22分；而在2014年居民的知识素养得分每增加1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得分会提升0.36分，两者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变量部分，性别、婚姻、党派对于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均有了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年龄对于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下降。整体而言，相较于1994年，2014年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会受到诸多因素更强的影响，然而其中的原因尚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三）青年群体分析
青年作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群体，更是城市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建设主力军，伴随着青年的不断成熟和成长，在经济收入逐渐丰裕的同时可能也加快了个体知识结构更新，也可能愈加积极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活动中，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定义青年的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故本研究城市居民中的青年群体的年龄划定与之保持一致。通过比较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知识素养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平均得分可知，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明显高于中老年群体，但青年群体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则低于中老年群体。知识素养得分愈高可能是因为青年群体的受教育水平、知识接收渠道、新知识接受程度相对更高，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得分差异可能是因为相较于青年群体，中老年群体生活阅历、政治经验愈加成熟，因此在评价自身对政治领域的认知和影响力时表现出更高的得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还有待提升。
为更准确地检验知识素养对于青年群体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本文还针对青年群体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青年群体样本为1211人，其中1994年青年样本数为479人，2014年青年样本数为732人。首先人口学特征方面，性别、年龄和党派对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男性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高于女性青年，越年长的青年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拥有党派身份的青年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其次，青年群体知识素养与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呈显著的正相关，青年的知识素养越高，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青年的知识素养每提升1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将提升0.29分。模型（2）和模型（3）是进一步探究不同年代的青年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的差异，与1994年相比，2014年青年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略微有所增强。1994年青年的知识素养每提升1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提升0.26分。2014年青年的知识素养每提升1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提升0.3分。控制变量部分，性别、年龄对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但是党派身份对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则因时间推移而上升。
五、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基于1994年与2014年的“中国城市居民科学文化素质调查”数据，借助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等方法重点探讨了居民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主要得到了以下四点结论：首先，居民的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存在显著的影响，居民的知识素养越高，其内部政治效能感也越强。与传统研究仅用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其知识素养不同，本研究中的居民知识素养是指居民对于各类科学文化知识的综合性理解与掌握水平。这一结论表明，如欲增强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提升其政治意识以及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国家可以采取提升居民知识素养的途径。而这不仅需要加强对以学历教育为代表的正式教育的投入，也可以借助电视网络媒体、书籍报刊、科学文化场馆机构等方式全面增进社会公众的知识素养，进而提升其内部政治效能感。
其次，相较于1994年的城市居民，2014年城市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随着二十年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从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这也表明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关注随之可能造成的对民众内部政治效能感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和发展民主政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促进民众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
此外，与1994年相比，2014年居民的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增强，即2014年高知识素养对于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力度显著高于1994年。这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二十年来的发展，居民的知识素养与内部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提升居
民的知识素养对增强其内部政治效能感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建立长期的发展规划，不断推进居民知识素养与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双提升。
另外，本研究在对青年群体进行分析时发现，青年群体知识素养与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呈显著的正相关，青年的知识素养越高，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与1994年相比，2014年青年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略微有所增强。相较于中老年群体，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得分更高，而内部政治效能感得分相对低一些。结果说明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并且知识素养水平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应该继续增强其知识素养水平以期实现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更大提高。但与中老年群体相比较，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空间还是存在的，数据显示中老年群体相较于青年其知识素养水平相对较低，但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却更高，因此青年群体要丰富生活阅历，同时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最后，本研究对于其它变量的分析发现，除了知识素养之外，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党派等因素均会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并非受到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存在着诸多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故欲提升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不仅可以从提升居民的知识素养着手，同时也应注意对于女性、年轻居民、未婚居民以及无党派人士等特定群体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培养，从而推动全体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整体均衡提升。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一方面通过因子分析等技术对知识素养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精细和全面的测量，弥补了既有研究采用单一受教育程度变量的测量偏误，更加准确地分析了居民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加深了对于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年代效应分析揭示了居民和青年群体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年代变迁，探究了不同年代居民和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的动态性和差异性。内部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身参与公共生活以及对政府回应自身需求的认知，提升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不仅有助于增益对政治系统的认知理解，而且有利于促进居民自信地参与政治生活，同时政治参与积极的社会有助于更有效更精准的表达公众诉求，进而在与政府的良性沟通过程中减少政府与民众矛盾冲突，实现社会柔性治理，故本研究对于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的探讨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
当然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第一，对居民知识素养的测量是通过对问卷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的方式进行，指标的可推广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第二，对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学界通常区分了外部政治效能感和内部政治效能感两个维度，本文主要偏重测量内部政治效能感，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引入探究对外部政治效能感影响的分析。第三，本文尽管分析了居民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但对于两者间的因果机制仍缺乏深入的探讨，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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