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独生子女研究
——以风笑天先生研究成果为例
——以风笑天先生研究成果为例
［摘要］自 2016 年 1 月 1日始，中国所有夫妇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
从政策所造就的独生子女出现之初，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就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截至2018 年 1 月 1日，中国知网可检索到“独生子女”主题论文11091篇，发文量最多的学者是风笑天先生。本文以风笑天先生的独生子女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独生子女研究在研究选题、研究设计、结论与讨论方面的特征，以期为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实践、学术生涯发展和规划提供一个指引性的参照以及启示。
［关键词］独生子女；社会研究方法；社会调查；写作规范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6.007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6-0078-13
美国战后生育高峰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代”，“在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由于他们的出现而改变这一阶段的特征，并迫使全国对他们的需要和问题予以特别的重视”（Landon Y. Jones，1986）。中国出现了与他们虽不相似，但对中国社会同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人——独生子女（风笑天，2000a）。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现象自古就有，但不普遍，也未引起广泛重视。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范围推行，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个庞大的群体——独生子女，2005年独生子女数已达到1.58亿人（国家统计局，2006）。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在全国实施，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从此，不分民族、城乡、地域、年龄、是否独生，任何
基金项目：本文获中央财经大学教改项目基金资助。作者简介：侯佳伟，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迁移与可持续发展、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社会调查方法；张银锋（通讯作者），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夫妇均可生育两个孩子。从1980年到2015年，历经35年，他们因社会政策成为“独生子女”，并对社会和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作用。
一、“独生子女”主题论文发表情况
在中国知网（CNKI）以“独生子女”为主题搜索1980~2017年发表的期刊论文，共检索到11091篇。从1982年发表12篇开始，逐年增加，1994年突破年发文100篇，当年发文121篇，2010年发文达到623篇。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独生子女研究达到了顶峰，2014年全年发文875篇。此后，年发文量有所下降，到2017年降至701篇，相当于生育政策调整前2012年的发文量。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从学科来看，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排列第一位，发文2055篇，占总篇数的18.5%；人口学与计划生育位列第二，发文2005篇，占18.1%；心理学位列第三，发文1521篇，占13.7%；高等教育位列第四，发文1218篇，占11.0%；社会学及统计学位列第五，发文676篇，占6.1%。这五类累计占总篇数的67.4%。
从期刊来看，以人口学、教育学、医学和青年学为主，发文数位列前五位的依次是《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中国学校卫生》《人口与经济》和《人口研究》。位列前30的期刊如表1所示，这30种期刊共发表独生子女主题研究论文2576篇，占总篇数的23.2%。它们为我们认识独生子女群体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依据。
从作者来看，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风笑天，共有53篇，其次是穆光宗43篇，再次是陈友华15篇。位居前10的作者如表2所示，这10位作者共发文235篇，占总发文量的2.1%。我们将以风笑天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分析解读如何开展独生子女研究。
二、研究选题
选题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首要步骤，其意义与价值举足轻重，良好的选题设计往往是成功的一半。但对于青年学者而言，选题时常又是一个困扰已久的“老大难”，因为在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该研究些什么，什么样的选题值得持续研究下去，怎样的选题才能突出本学科的特色，等等。或许，透过风笑
天先生关于独生子女研究的学术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方法论
现代社会调查的逻辑顺序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国内常见的社会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实践—认识”或“再实践—再认识”，漏掉了“认识—再实践”这一环节，成熟的社会学家会有意识地把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再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风笑天，1989a）。实际上，从“认识”到“再实践”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理想路径。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会根据一些社会表象而做出判断、得出认识，但社会万象终究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因此，再实践的过程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是完整、可靠的。风笑天先生在其研究的过程中便很好地运用了这一逻辑。比如，在有关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中，他通过社会调查，提炼出“消磨—趋同”“变异关键年龄”“社会交往补偿”等理论，然后又应用到实践中，检验理论的可靠性（风笑天，2000b；风笑天， 2006a）。
再比如说，他在开展“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居住的意愿与行为”的研究时，亦是很好地践行了这种逻辑原则。早在1980年代末期，风笑天先生就组织了针对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调查，当初这部分人群正在读小学，其父母的年龄多在三四十岁，结果发现：“与子女同住是广大父母的最集中意愿，特别是在独生子女父母中，希望未来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接近半数”（风笑天，1993a）。时隔20年之后，第一代独生子女基本已经长大成人并成家立业，于是，他便在2008年组织了延续性的调查，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居住的比例只有35%左右，其中独生子的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比例（44.5%）比较接近当时的愿望，而独生女的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比例则只有当时愿望的一半（26.1%）”（风笑天，2009a）。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伴随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愿望与后来的现实总是会形成一定的落差。同时，也正如风笑天先生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两次调查样本覆盖范围、样本结构不完全相同，这种比较只能作为一种参考”（风笑天，2009b）。不过，通过不同时期的两次调查，从“认识”到“再实践”的环节、过程得以充分体现，这是值得我们大力提倡的。
当“认识”历经“再实践”之后，是否会出现“认识”与“再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呢？这是在所难免的。这样的结果对我们的研究、探索是有益的，因为差异与矛盾的出现恰恰可以促进认识的深化与提升。风笑天先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表现一种从容的科学态度，他会积极地探寻其中的缘由，进而为前后对比形成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比方说，依据2007年全国12城市在职青年的调查，他做出判断：“目前进入空巢期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比例大约在40%”（风笑天， 2009c）；而在2008年，对全国五大城市1216对已婚青年夫妻的调查数据结果则显示，“独生子女父母进入空巢的比例大约为20%”（风笑天，2009d）。很明显，这两次调查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不仅如此，导致空巢的原因也大相径庭，如2007年调查的结果表明，上大学是致使独生子女父母进入空巢期的主要原因，结婚成家则是其次的；而2008年调查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认为子女结婚是导致父母空巢的主因，上大学是第二位的因素。如何看待和解释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呢？风笑天先生从调查城市
类型、调查对象、父母和子女对“子女离家”的理解等方面作出了解释，并一语中的地点明了两次调查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即：“任何一项具体的经验调查都只能从某种特定的侧面去探索和接近现实”，进而又提醒到，“2008年调查城市的特殊性是读者在看待本研究结果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风笑天，2009e）。就此可以看出，任何一项调查研究都会有其局限或“看不到”的一面，在这时，“再实践”的过程便会极大地推动“认识”更加趋向于完整、全面和真实。
（二）研究领域
1990年，风笑天先生以《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为题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在此后的27年里，他一直都非常关注这一群体的成长与发展，并以此为研究对象组织了多次问卷调查。在这一期间所发表的、主要的65篇论文中，其中涉及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就达39篇，另外，由独生子女延展出的有关青年研究的论文大约有17篇。可见，从攻读博士开始，他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领域，并且坚持不懈，长期在此辛勤耕耘。大体而言，风笑天对于独生子女问题的关注、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紧密围绕独生子女社会化的核心议题进行研究。在我国，独生子女的产生和形成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加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使得独生子女的心理、教育问题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研究成果也最多（风笑天，2002）。看到这种现状，风笑天先生没有追随当时研究的主流倾向，而是在他者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当时社会学本土化的需要，以“社会化”为论题展开了相关研究，由此取得了一系列颇具创新性、开拓性的成果。
二是以独生子女的成长历程为线索，对他们成长中的问题与现象进行了持续性的追踪研究。可以说，风笑天先生的研究思路一直伴随着中国第一代的独生子女（即1976年至1986年出生的独生子女）的身影。例如，从他们就读小学开始，到读中学，再到大学、就业、结婚、生子；从出身家庭（即本人未成年时和父母构成的原生家庭）到定位家庭（即本人成年后新组建的家庭），几乎每一个成长阶段都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尽管研究对象始终如一，但他总是会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适时地调整研究角度和关注的重点。
三是以独生子女研究为基础，将研究范围拓展到青少年以及青年问题的探讨。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群体，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将他们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重心便转向了新时代青少年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中年和老年期，风笑天先生的研究对象也有可能扩展到中老年群体。
从相关论文发表的时序及其结构、内容来看，风笑天先生对于独生子女的研究基本是遵循一种“种子研究”的模式展开的，其特征大体可以概括为：由小及大，从少到多，以点带面。从1987年至1994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破格晋升为教授，这一期间他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上，由于当时关注的重点是这一群体的社会化问题，故而研究场域主要为家庭和学校。1995年，他开始注意到“大众传媒”与社会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对象也从独生子女扩展到更大的
同龄群体——中学生，既包含独生子女，也包含非独生子女。当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长大、成熟并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亦将注意力转向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分别于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以城市在职青年为对象组织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探讨了城市青年的职业适应（风笑天、王小璐，2003）、工作价值取向（风笑天，2011a）、就业途径（风笑天，2012a）、职业流动（风笑天、王晓焘，2013）及其面临的工作压力（王小璐、风笑天，2014）等问题。当这一群体进入结婚生子的阶段，他又与时俱进地研究了青年择偶方式（风笑天，2012b）、婚配类型（风笑天，2011b；风笑天，2012c；风笑天，2014a；风笑天，2015）和婚姻稳定性（风笑天，2010c）等问题，并专门考察了城市青年（风笑天，2004a；风笑天，2009a）、独生子女（风笑天，2005；风笑天，2009）、双独夫妇（风笑天，2010a）和单独夫妇（风笑天，2014a）的生育意愿等。可见，风笑天先生对于独生子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渐次推进的过程，而发表的相关成果也呈现出系统化、结构化的特点。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这就犹如从一粒“种子”慢慢地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每条“枝杈”的延展都可能是一个“生长点”，即阶段性的转折，同时，它们都发源于同一条“主干”，彼此之间还存在某种联系。
（三）问题意识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或导向至关重要。在此方面，风笑天先生一直秉持弃伪从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总是能够切中肯綮地抓住新鲜的话题，在研究上不断地推陈出新。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表现出了超凡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于是，不论是公众还是学术界在很多时候难免会被“误导”。风笑天先生一贯主张：学术研究绝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应从科学的角度审视问题与现象，运用科学手段还原社会发展、变迁的客观真相。例如，早年，在一些媒介传播中，独生子女群体的某些负面行为被不时曝光，由此促使一部分人对该群体形成了不良的刻板印象。他却不以为然，并以此为契机，探讨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问题，指出了流行观点中存在的逻辑错误（风笑天， 1991b）。通过多次调查，他发现：“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个性特征、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别”（风笑天，2005a），“已婚独生子女在做家务、做饭、独立生活能力方面的表现都与同龄的已婚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风笑天，2005b），“当前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客观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妖魔化’倾向”（风笑天，2010a），等等。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总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从既往的研究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并针对发现的问题作出经验性的总结。譬如，他曾在《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我们目前知道多少》一文中，对12项关于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调查进了考究、分析，结果发现一些调查的总体不甚明确，还有一些调查“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描述了这一总体中的部分对象的生育意愿状况”，于是，这些“调查结果所描述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是一幅杂乱的图像”（风笑天，2009b）。这一案例提示我们，统计推断总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推断之前有必要对这一行为及其结果作出合理化的评估，绝对不能盲目
任性以调查样本直接推断目标总体，生搬硬推得到的结果，往往更会导致我们走向认识的歧途。此外，风笑天先生拥有一个良好的写作习惯，他通常都在论文中说明调查总体，指出样本的代表性及相关推断的局限性，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三、研究设计
风笑天先生曾经说过：“一项研究的价值大小，除了题目本身的重要性外，研究设计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社会学研究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作为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随意观察的地方就是它需要设计，需要系统的、周密的、有针对性的和可行的研究设计。而作为艺术，社会学研究讲求构思，讲求精致，讲求完美，讲求创造”（风笑天，2000b）。以下，我们通过一些具体案例，来看一下我们的研究应该如何进行设计构思，其中主要包括问卷设计和调查方法设计。
（一）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对于研究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收集到真实反映社会现象的资料，我们的研究才具有实证性的意义，而在很大程度上，“问卷决定着资料，问卷就等于资料”（风笑天，1989a）。问卷的特点、局限、适用范围（风笑天，1989b；风笑天，1993d），以及优良问卷的标准（风笑天， 1989c）等内容在相关论文和教材中都有详细阐述，在此不再叙述，举两个例子与读者分享，风笑天先生在问卷设计方面如何精益求精。 调查题目：
2000年 如果国家政策允许，你希望生几个孩子？性别如何？
1．生 a 个男孩 b 个女孩
2．生 c 个孩子，性别随便
2002年 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你希望生几个孩子？ d 个，其中几个男孩几个女孩？ a 个男孩 b 个
女孩
调查结果：
案例2 多角度测量同一目标
调查题目：
A1 您对现有孩子数目是否满意？ 1．满意 2．不满意A2 您认为幸福美满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
A3 以下三种说法您是否同意
A．不管从哪方面说，一个孩子已足够了 1．同意 2．不同意B．一个家庭至少有两个孩子才是美满的 1．同意 2．不同意C．从多方面考虑，还是有三、四个子女好 1．同意 2．不同意资料来源：风笑天，1991.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J］.人口研究（05）：30-33.
测量理想子女数时，一般都是单题测量，例如“您理想中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侯佳伟等， 2014）。单题测量简便易行，但是却很难检验其信度和效度。为“了解到更真实、更详细、更全面的信息”，可以“采用多个不同的指标，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测量，相互验证”（风笑天，1991a）。
此外，风笑天先生曾撰写论文比较测量收入不同方法的效果（风笑天，2006a）、探讨答案排列顺序可能对回答结果造成的影响及预防措施（风笑天，2008）。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问卷调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往往想当然地就决定了选用哪种方案，对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完全不知，甚至不想知道。这样做研究不一定能反映目标总体的真实情况，而且常常是很危险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风笑天先生进行了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他的论证为问卷调查更为科学严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调查方法设计
“周密的调查设计是高质量社会调查成功的关键所在。”成熟的调查研究人员往往高度重视社会调查的设计工作。“一位美国学者非常形象地指出调查设计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你有三美元做调查的话，最明智的做法是把其中的两美元用在调查设计上”（风笑天，1993c）。
一项好的研究首先调查方法是规范的，在论文有一个专门的部分对其进行详细介绍。这样的介绍，不仅是“研究者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也可以使读者和同行切实地了解作者所得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普遍性和适用性”（风笑天，2003）。规范的研究报告会向读者清楚地、明白地、如实地提供有关概念的测量、数据来源、研究方法、抽样方法、调查方式和分析方法等信息，一些关键环节还需要详尽阐述。
其次，设计精妙。为保证“随机”，我们必须花费不少心思。例如，风笑天先生在某项调查上需要保证用于比较的四组对象是相同的，“即各组对象本身在各种特征上不存在先天不一致的情况”。他“事先把调查问卷设计成四个不同的版本（问卷中的问题完全一样，但部分问题的答案形式或填答形式不同），每一种版本印制的数量相同（各占1 /4）。在将问卷邮寄到各个调查城市之前，将每个城市的
问卷均按1、2、3、4四种版本一份一份地交叉排列。各地调查者并不知道该问卷有四种版本。”保证了“问卷的发放完全处于一种随机化的状态中”（风笑天，2006a）。
又如，在对《中国妇女》杂志人物通讯中的主人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中，为有效排除编码指标受到评判者主观因素影响造成的误差，风笑天先生“没有按所选杂志的年份顺序进行评定，而是按事先随机抽取的顺序进行。实际阅读顺序为：1961、1987、1965、1954、1981、1989、1952、1978、1956、1964、1962、1980、1988、1955、1963、1979、1986、1953。”为保证编码一致性， “所有工作均由笔者一人独立完成”（风笑天，1992）。
再次，“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在重视了研究结果中对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以及资料收集方法等等进行介绍和说明的同时，我们还应对与这些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比如对抽样中的‘一般总体、调查总体与调查样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目标与抽样方式的选择’‘样本规模的确定依据’‘无回答比例的分析’‘抽样设计的理想目标与实践中的各种困难’‘样本结构的分析及样本质量的评价’等等”（风笑天，2003）。
（三）结论与讨论
科学严谨地设计，规范严格地执行，恰如其分地选择方法进行分析，能获得反映客观真实情况的结果。对结果内涵和外延的演绎，上升到理论高度，与理论基础相互呼应，便得到研究结论。从结果到结论，对于研究者而言，常常是十分艰难的一个环节。从结果演绎到结论，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秉承实事求是精神，有一说一。当遇到异常情况时，需要刨根究底，追求真相。以风笑天先生论文《偏见与现实：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与分析》为例，分析如何不要妄下结论，而是要逐步深入、探索真实情况。
首先，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除收拾书包差异很小之外，在洗头、洗澡、穿衣、整理床和上学接送方面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差异，独生子女更多地依靠父母，非独生子女更多地依靠自己。风笑天先生并未因此就做出“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结论。而是考虑到“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是一个与儿童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容易弱，年龄越大，生活自理能力会越来越强。在调查样本中，“低年级中独生子女的比例高，而高年级中非独生子女的比例高”。这种结构差异可能导致结果呈现出，独生子女自理能力弱，非独生子女自理能力强。所以，要控制年龄变量后，在同年龄段比较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自理能力。当“控制住了年级这一变量”后，发现“再次统计结果与前面的结果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低年级，还是中年级，甚至包括高年级，各项指标的显著差异均消失了，仅是在低年级“上学接送”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接着，风笑天先生继续对“低年级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多地由家长接送上下学”现象做出解释。进一步的计算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确实比非独生子女更有可能由家长接送上下学。他还不急于做出结论，而是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这种现象是因为独生子女父母比非独生子女父母更溺爱孩子吗？”调查发现，父母接送子女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特别是就读低年级的孩子，他们的安全自我保护能力还比较弱。于是，他把上下学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独自上学，另一类是有亲属陪护，包括父母和哥哥
姐姐。值得注意的是，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哥哥姐姐，亲属陪护的任务只能落在父母身上，而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年龄较长的哥哥姐姐和父母都可以承担安全保护职责，作用相似。这样分类之后，调查结果显示，在低年级中，独生子女由父母接送的比例占30%，非独生子女由父母接送或与哥哥姐姐一道上学的比例占32.4%。二者比例相近，甚至非独生子女的比例还略高于独生子女的比例。这时，他才做出结论，“溺爱孩子也不是使得独生子女家长与非独生子女家长在接送孩子上学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认为“独生子女家长与非独生子女家长在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风笑天，2003）。
四、启示
经过对风笑天先生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选题，还是变量操作化、问卷设计、样本抽取、调查方式、资料分析，他都力求规范、严谨、科学、恰当，他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在选题方面，首先，最好选一个领域作为自己核心研究领域，长期钻研。像风笑天先生在独生子女研究领域已进行了近30年的研究。其次，研究要立足于本专业，从专业视角分析、研究、看待社会问题，具有专业区分度。例如，风笑天先生选取社会学中的“社会化”视角开展独生子女成长的研究。再次，调查研究要升华到理论高度，而且能够被实践再度检验。在独生子女社会化领域研究数年后，风笑天先生提出了“消磨—趋同”“变异关键年龄”“社会交往补偿”等重要理论，这些理论均来自于调查研究，而非空对空、由理论到理论。同时，将这些理论又放到实践中再度检验验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研究逻辑顺序。
在调查方面，青年学者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是，追求大样本，崇尚大数据。现在一些调查被访者动辄数万人，甚至多达几十万人，殊不知样本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再增加样本量，对于结果的分析认识边际效益增加微乎其微，但是会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质量控制变得更为艰巨，非系统误差增大。风笑天先生往往只选取少量样本进行调查，少则四、五百，多则两、三千人，就可说明问题，探索出社会发展规律。可见，调查的关键不在于样本量的多少，那么在于什么呢？回答是，在于研究设计，包括问卷和调查方法的设计。信效度高的设计，严格有效的执行，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做调查时，可能需要把2/3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研究设计中。
在写作方面，青年学者易追求复杂高深的统计模型，常常把模型做得花里胡哨，却忘了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恰恰是简单的统计方法足以说明问题。邬沧萍教授常说，“把复杂的事变简单的，是大师。把简单的事变复杂的，是骗子。”写论文不是用来吓唬人，而是为了说明问题，需要写读者能看得懂的论文，写经得起反复推敲的论文。怎么可以做到呢？如同本文“结论与讨论”部分所举的例子，风笑天先生并未用复杂高端的模型，只使用了列联分析方法，却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一步步，带领读者思考、看清事情真相。数据收集回来后的分析，不在于使用多么复杂的模型，统
计方法用得恰到好处即可，关键在于要解决提出的问题，时刻以问题为导向。
我们还要学习风笑天先生一直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能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更不能为了评职称而发论文。而是要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探索规律而开展研究、写作发表论文，要让每篇论文从选题到研究设计、调查实施、数据清理和分析，直到论文定稿发表，步步都严谨认真、精益求精、反复推敲。只有这样写出的论文方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几十年之后读起来仍然津津有味，让读者有所收获和启迪。
最后我们愿以风笑天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来与诸位共勉：“以逻辑性、严密性、现实性以及实事求是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精神，是经验性社会研究的立命之本（风笑天，1993）”。
注：感谢风笑天先生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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