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模式与特点
［摘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严重的社会痼疾。为了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澳门建立了司法
管辖范围内未成人社会保护制度和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成立了司法、行政和社会三大系统分工负责的
组织体系，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采取多元化的预防与矫正措施。澳门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
防治，形成了一种司法—社会模式。在防治主体上，强调社会系统的参与；在防治理念上，强调社会控制；
在防治手段上，强调社区处遇。这一模式具有共责性、专业化、突出预防的特点。
［关键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矫正；防治
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6-0101-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6.009
一、问题的提出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澳门博彩经济发展迅猛、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家庭不稳定性增强，给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冲击。根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的青年指标调查，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有所凸显，不同程度存在赌博、网瘾、流浪、吸毒与药物滥用等现象（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2013）。但从澳门保安协调办公室提供的年度数据上看，在2006～2016年间，澳门13~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者人数从2006年的509人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183人，其所占犯罪总人数比率也从2006年的6.29%下降到2016年的0.93%（见表1）。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尽管澳门犯罪者总人数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但澳门未成年犯人数与比率均呈显著下降。这一积极变化与澳门未成年人
作者简介：胡杰容，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福利政策、儿童福利。
二、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制度体系
（一）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法制建设
为了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澳门政府非常重视制度建设。199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适用于澳门地区，澳门废止了1971年制定的未成年人司法管辖法，颁布了《未成年人司法管辖范围内之教育制度及社会保护制度》（第65/99/M号法令）。为了更有效地帮助违法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2007年，澳门立法会对第65/99/M号法令进行集中修订，废止了第65/99/M号法令中有关违法未成年人教育制度的条款，代之以《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第2/2007号法律）。至此，澳门形成了社会保护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并行的二元主义制度体系。具体说来，未成年人司法管辖范围内社会保护制度适用于12周岁以下有违法偏差行为的未成年人和任何年龄阶段处于危机状况的未成年人，无论这种危机状况是源于未成年人生活的环境，如被虐待、被遗弃、无依靠，或父母、监护人、照顾者对其滥用权力；还是自身对家庭、学校或社会生活严重适应不良，或者有乞讨、流浪、卖淫、药物滥用等不良行为。而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适用于12～16周岁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而根据澳门刑法典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二）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组织体系
为了有效防治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澳门政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融合了司法、行政和社会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各司其职、分工负责。首先，在司法系统上，澳门特区在初级法院下设立了家庭与青少年法庭，力图将未成年人脱离刑事司法制度的原则和敦促未成年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意向结合起来，以实现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协调。
其次，在行政系统里，建立了保安司、行政法务司、社会文化司等不同部门分工合作的执行体系。保安司下属的治安警察局和惩教管理局，社会文化司下属的教育暨青年局和社工局是主要的执行机构。
治安警察局下设专责小组，负责执行警司警戒。惩教管理局下设社会重返部门“社会援助、教育及培训处”主要协助法院执行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的各项措施，包括感化令、社会服务令等，以帮助违法的未成年人通过再社会化的过程，建立健康、守法的新生活，最终回归社会。惩教管理局下属另一机构“少年感化院”专门负责执行对违法青少年的收容措施，下设观察中心、教导中心及教管训练中心。教导中心及教管训练中心的设立旨在根据青少年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不同，提供更适切和有效的帮助。除了保安司及其所属机构外，社会文化司也参与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矫正与预防。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重组行政架构，将社会重返服务划归社会文化司下属的社会工作局，由其协助司法机构执行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的各项非收容措施，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开展更生服务、专案矫治服务、社会融入与预防再犯等工作。社工局与司法行政系统密切合作，在危机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和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文化司下属的教育暨青年局下设青年结社培训暨辅导处，也将青少年的发展与违法行为的预防和治疗融合起来，除了研究青少年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支持青少年举办促进身心健康的活动和计划外，还专门辅导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协助他们回归社会。
最后，在社会系统上，社会团体积极参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与矫正。澳门作为一个社团社会，社团日益成为社会服务供给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霍慧芬，2011）。一些社团积极参与危机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服务和青少年违法行为的预防和矫正工作。例如，“雷鸣道职业训练中心”积极协助辍学、失学青少年重返校园，促进他们人格发展和职业能力建设。澳门“青晖社”“希望之源”“希望之泉”等社团则专门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危机未成年人提供社会保护，对遭家庭遗弃、缺乏家庭照顾而濒临危机边缘的未成年人，以家庭或院舍的形式，提供住宿、膳食、个人及小组辅导、学业转介、职业辅导、多元化兴趣小组、家庭治疗、转介服务。为配合执行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的“入住短期宿舍”措施， 澳门基督教青年会管理的“励青中心”和“励新中心”两间短期宿舍采取半开放的管理模式，为违法未成年人提供短期的住宿服务、院舍照顾、个案辅导、小组辅导、课业辅导、职业转介、职业培训、兴趣小组、讲座、体能训练等，入住的未成年人白天出外上学或就业，以维持他们的社会适应和社区融入（周云，2011）。社团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矫正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与矫正措施
未成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矫正必须借助一定的防治措施。澳门未成年人司法管辖范围内社会保护制度的目标群体包括四类，一是未满十二岁而作出被法律认定为犯罪、轻微违反或行政违法行为事实的未成年人，二是社会适应不良的未成年人，三是处于受虐待、被遗弃、无依靠等危机状况的未成年人，四是有行乞、游荡、卖淫、放纵自己、滥用酒精饮料等危机行为的未成年人。面向这四类未成年人，主要的社会保护措施是辅助和交托，其中辅助包括自立辅助和通过父母、监护人、其它家庭或照顾机构给予辅助；交托是将未成年人交托给第三人、家庭或照顾机构。
辅助自立是对年满十五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心理教育及社会跟进措施，使其逐渐自立。通
过父母、监护人、其它家庭或照顾机构给予辅助是指向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经济、社会、心理、教育等方面的援助，使监护人更好履行亲职，以改善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和状况。交托是经法官判决将未成年人的安置和照顾工作交给第三人、其它家庭或照顾机构。这里的第三人、其它家庭或照顾机构一般由社会工作官方机构及其专业社会工作者进行评估、审核、筛选和配对，并提供辅助服务，以使未成年人获得适当照顾和教育发展。
对年满十二岁尚未满十六岁时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作出被法律定为犯罪或轻微违反事实的青少年，适用教育监管措施。2007年，澳门立法会制定的《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第2/2007号法律）对矫治措施做出了较大修改，增设“警方警诫”“复和会议”；将“命令作出某些行为或履行某些义务”措施改为 “遵守行为守则”和“社会服务令”；将“半收容”措施改为“入住短期宿舍”；将“训诫”及“教育上跟进”措施改称“司法训诫”和“感化令”。这些举措旨在规范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培养他们遵纪守法的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建立健康、规律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同时，最大限度避免社会隔离。
为了防止标签化效应，给予初犯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增设的“警方警诫”措施由治安警察局专责小组实施。它是一种非司法介入措施，旨在将一些有轻微罪行且属初犯的青少年从司法制度中分流出来，由治安警察局委派的专业警官以口头形式给予训诫和警告，使其认识到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其再犯的严重后果，以协助他们改过自新。复和会议是通过将施害人及其监护人、受害人及其监护人等各方召集起来，通过协商调解，促使违法青少年真心悔悟，并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和真诚道歉。引入这种协商机制，旨在通过犯案人与被害人的参与和互动，来解决纠纷、止息社会纷争。这是一种恢复性的司法制度，强调维护社区团结。社会服务令是法院判决并命令违法青少年完成固定时间的社会公益活动，通常由社会重返部门负责组织接受社会服务令的青少年参与各种义务性服务，如“助人自助计划”，借此强化青少年的自身价值及助人精神。遵守行为守则和社会感化令作为跟进和指导措施，为青少年的行为设置规范条件，使其符合基本的法律规范及价值准则。
总体看来，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澳门政府基于保护主义精神，从青少年人格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考虑到青少年违法偏差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为社会问题来处理。同时，考虑到监禁化的惩罚方式会产生许多消极后果，导致青少年教育中断、交叉感染、再犯率高等。因此，对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处置强调保护、教育和康复，而不是惩罚、报复、监禁，即“以教育代替处罚、以辅导代替管训”。《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明确规定： “应采取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或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多次提到要“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立法理念和处置措施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维护儿
童权利、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一致。
三、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防治模式
根据归因和处置方法的不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可分为社会福利模式和司法正义模式。社会福利模式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归因为不良的社会环境，主张通过治疗、康复和社会服务，来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行为，但对青少年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考虑不足，或者由于过于宽容而致公众诟病。司法正义模式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个人与家庭道德败坏的结果，强调从个人责任出发，通过适当量刑实施惩罚，但忽视未成年人需要的满足，且容易导致标签化后果。这两种模式各执一端、实施效果各有偏颇。澳门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防治扬弃了片面强调保护的福利模式和片面强调惩罚的正义模式，将二者的优点整合起来，形成了司法-社会模式。它既强调违法者的个人行为责任，又强调从儿童保护的原则出发，通过社会服务系统的参与，充分回应未成年人的需要。
首先，防治主体强调社会系统的参与。一方面，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干预纳入司法系统，另一方面，强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向社会服务系统开放。社工重返刑事司法系统，通过社工与法律等跨系统整合来提升预防与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效率，是少年司法发展的新趋势（Roberts， 2007）。澳门司法管辖范围内危机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和违法青少年的教育监管制度的运行，检察院、初级法院等司法部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离不开社会工作局、教育青年局等一些社会服务系统的协作和参与。
根据澳门第24/99/M号法令的第4条、第5条的规定，社会工作局下设的儿童暨青年服务处是专门为处于成长危机或社会适应不良状况的儿童及青少年而设立的社会服务部门，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与危机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范围内，面向危机未成年人提供辅助、社会保护和院舍照顾等。第一，对处于危机状况或者存在危机行为的未成年人适用辅助或交托措施时，官方社工机构负责对未成年人交托的环境开展专业评估、筛选和决策。另外，官方社会工作机构必须编制个人社会保护计划，以明确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所需的辅导与帮助，并履行辅助、指导及监督的职责，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社会心理教育、培训等社会服务。第二，官方社工机构参加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矫正措施的执行。澳门司法管辖范围内未成年人教育监管制度规定，对违法青少年必须由社会工作官方机构先行观察，对有危机行为的未成年人，官方社工机构必须每三个月编制一份行为矫正社会报告。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青少年执行小区支持计划时，社工官方机构必须承担评估、决定、执行和监督的职责。
其次，防治理念强调社会控制。1969年，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提出的社会控制论认为，有效预防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因素包括依赖、担当、参与和信念，依赖（Attachment）包含着个体对他人的关注和情感关联，担当（Commitment）体现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承担，参与
（Involvement）则指个人对传统规范活动的投入，而个体对主文化的信念（Belief）越强，则反文化的影响就越小（赫希，1997）。这种观点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强调社会联系纽带对防治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集中体现了社会控制的理念。第一，在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预防和矫正措施上，非常重视主文化的熏陶，注重培养青少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例如为违法青少年提供个人辅导，引导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实现理性的情绪控制和思考，培养正确的是非观及道德感。第二，澳门教育监管制度和社会保护制度都强调要给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增强他们与家庭、学校、社会的联系纽带，尽量避免收容导致的社会隔离，促进社会融入和社会回归。例如，对入住少年感化院的青少年，通过家庭辅导、家庭团聚，帮助他们重建社会支持系统。在家庭辅导中，帮助未成年人重建与家庭的关系、强化亲子沟通；同时，发展家庭的支持网络、提升家长的亲职能力，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经济、住房、医疗或就业及就学等支持，创建青少年重返家庭的有利条件。第三，增强未成年人与社会团体的联系，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少年感化院成立志愿者服务队，组织院生提供社会服务活动，参加各类小区服务计划，在社会参与中，提升他们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最后，防治手段强调社区处遇。社区处遇是基于对机构处遇的反思，机构处遇被视为一种非人性的待遇、非正常的生活形态，不仅导致自我形象贬低、社会隔离，而且容易滋生集体亚文化，导致违法行为的相互学习。而社区处遇不仅可以防止标签化的效果，而且可以避免监禁导致的交叉感染，更有利于违法犯罪行为预防。1970年代，美国提出“在社区层面与犯罪战斗”等等，由团体之家取代矫正机构提供照顾，强调建构正常化、去机构化的处遇方法，以社区为基础提供照顾与服务（Roberts， 2007）。
澳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措施突出强调社区处遇。坚持“社区为本”的服务理念，将社区工作作为涉案或危机未成年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法。为了提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2005年，澳门社工局将青少年外展服务队改组为社区青少年服务队，以及时发现社区中有危机行为或处于危机状况的未成年人。自第2/2007号法律生效后，社工局联合社区青少年服务队，向经“警方警诫”后同意接受“小区支持计划”的未成年人开展个案辅导服务，委托社工专业顾问为他们制定行动指南，并提供专项培训课程及顾问支持服务。2010年，为了总结工作成效、优化执行程序，社工局对“小区支持计划”的运作展开全面的检查与反思，并制作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社会服务设施指南（澳门社会工作局研究暨计划厅， 2011）。“小区支持计划”成为社工局配合治安警察局对判处警方警诫的青少年开展行为矫正工作的重要措施，有力推动了轻微违法未成年人的社区融入。此外，复和会议与社会服务令也是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矫正的社区处遇措施。
四、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模式的特点
（一）共责性
从参与主体上看，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模式具有共责性的特征。共责模式主张在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预防与干预，一方面通过高度协调的中央机构，使政府有更大的参与机会与责任，另一方面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机构或系统的分工合作。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主张系统介入，即多机构依照行政程序共同参与、决定与处理问题，不同机构的专业人员互相配合与协调，以达到最佳工作效果（李晓凤、佘双好，2005）。
这种共责性首先体现在司法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合作。从实践上看，澳门社工局作为官方社工机构广泛参与危机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服务和违法青少年的教育监管工作。根据澳门社工局近年的工作报告，配合法院开展儿童青少年教育监管与社会保护工作，为处于危机状况或适应不良的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是社工局儿童暨青年服务处工作的重要内容（澳门社会工作局研究暨计划厅，2007，2010，2012）。以2004年的儿童个案工作为例，在420宗个案中，为初级法院及检察院提供协助服务的相关个案为248宗，向初级法院及检察院提交社会报告360份。其中，亲权报告76份、处理危机或社会适应状况不良未成年人报告132份、儿童收养报告50份、监护权报告60份、调查父亲身份报告10份，其余包括弃儿、抚养权及其它项目的报告共计32份（澳门社会工作局研究暨计划厅，2005）。
其次，共责性体现在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预防和矫正上，政府承担了财政、审核和监管的责任，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直接服务，二者之间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社工局对儿童青少年服务民间团体一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准照制度，加强监管。以2012年度为例，在接受社工局监管和资助的49家儿童青少年社会服务民间机构中，儿童青少年院舍获34,519,916澳门币的资助，社区青年工作队获21,949,014澳门币的资金支持。这些儿童青少年服务设施提供院舍服务222人，寄宿学校48人，青少年及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会员人数8195人，个案97宗，服务人次达到24298次（澳门社会工作局研究暨计划厅，2013）。
第三，共责性表现为跨专业的合作。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防治需要社会福利、心理、医学、教育等不同专业的合作，才能达到预防和治疗效果（郭静晃、曾华源，2000）。澳门未成年人违法行为防治融合了不同专业人员的智力资源。例如少年感化院在矫正违法青少年的认知、情绪、行为问题时，除了辅导员外，还有法律、社会工作、心理辅导及其它负责职业培训、艺术教育、学习辅导的专业人员，他们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互相支持，以开展针对性的服务。
（二）专业化
澳门司法管辖范围内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和教育监管制度，坚持儿童特殊保护，强调通过专业人士的介入，提供专业性的预防和矫正服务，以达到良好的效果。首先，明确专业人员的权责。以社会工
作专业人士为例，澳门第65/99/M号法令和第2/2007号法律以立法形式明确了专业社工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中的地位和职责，官方社工机构广泛介入到少年司法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过程，担当法定的社会调查员、合适成年人、专家证人和社会观护员。在社会调查制度中，澳门法律授权官方社工机构和社会重返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社会调查、撰写社会报告，参加调查证据的联合会议，辅助司法机关获得审判或裁判的依据，促使司法机关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及其违法行为发生的社会原因，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专家证人制度下，为了保护涉案的少年，社工不仅有权参加听证和质证，参加或者经授权主持复和会议，而且法官的判决必须听取并附上社工的意见。在社会观护制度下，危机未成年人在适用交托措施前必须由专业社工先行观察，以了解及确定未成年人的人格、才能、倾向及其所处的家庭及社会环境，并分析其处于相关危机状况的原因。在对危机未成年人提供辅助或交托的社会保护措施时，社工官方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承担辅助、指导、监督和编制社会保护计划的职责（胡杰容，2015）。
其次，矫正措施适用专业流程。例如，收容措施的执行程序包括六个步骤，即进入少年感化院、详细评估、制定个人教育计划、感化院内矫正服务、离院准备、离院后的跟进服务。具体来说，违法青少年到达少年感化院后，由工作人员为其进行体表检查、健康状况及情绪状态评估、生活物品登记和派发、住宿安排、权义解释。入院后1个工作日内，院长会见新院生并进行初步评估，了解其个人成长史、家庭状况、健康状况、情绪状态、教育培训及社会回归的条件和阻碍。紧接着由院长安排的社会工作者或心理辅导员担任个案负责人面见新院生，了解其需要、安排家长探访等事宜，并提供实时的医疗及心理治疗转介服务。随后，由个案负责人对新院生进行详细评估，评估内容包括院生的需要、成长背景、家庭发展及现况、与家人的关系、社会交往系统、教育历程等。在此基础上，个案负责人在新院生入院后14天内准备判前社会报告；同时，心理辅导师撰写心理观察报告，详细分析个案在认知、情绪、行为等各方面情况，并评估其发展需要。如果是复杂个案，则要转介到医院的儿童精神科接受评估，以提供最适当的辅导服务。个案负责人还要为新生编拟一份包含学业/职业培训、个人辅导、家庭辅导等内容的个人教育计划，以协助其逐步重返社会。在留院期间，个案负责人要不断评估院生身心状态及其行为表现、跟进各项教育计划的执行进展，并向法院定期提交个案报告。离院时，个案负责人还要再评估院生的个人与家庭条件，协助他们制定入学或就业计划安排；离院后，为了促进他们更好回归社会，要继续提供必要的辅助或跟进，包括入住短期宿舍的措施。
第三，矫正服务采用专业方法。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强调专业方法，以促进个人的转变和健康成长。首先是认知与行为转变。通过心理辅导、理性思考训练、冲动情绪管理、成长小组、性教育活动、预防药物滥用工作坊、精神及心理治疗来改变未成年人的危机行为，并改善其心理素质。其次是能力建设。组织职业培训、小组学习活动及工作坊，帮助未成年人提升职业能力和就业自信心。在少年感化院的教导中心和教管训练中心，院生可以参加正规的教学活动和中小学回归教育的辅导
课程。此外，少年感化院还组建职业培训班，由专业职业培训导师负责设计和授课，他们根据院生的兴趣和就业市场的需要来设计课程，为未成年人提供基础理论知识、实务技术，培养他们的职业能力。
（三）突出预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首要在于预防。面对这一问题，澳门构筑了三级预防体系。初级预防是通过兴趣培养、职业训练和公共援助，发展未成年人的潜能与兴趣；次级预防针对有潜在犯罪可能的未成年人，通过院舍服务、外展工作、技能培训和辅导，帮助他们提升社会适应性，并纠正不良行为；第三级预防面对已经违法的未成年人，提供纪律训练、强制服务计划和辅导，使其重返社会、避免再犯（邓玉华，2007）。
第一，针对问题、及早发现。澳门政府密切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给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的冲击，强调通过调查研究，有效掌握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的成因及青少年服务发展的需要。早在2004年，澳门社工局制定实施了“青少年生涯发展计划”。通过培训实习计划，为游离在家庭及学校之外的辍学、失业青少年提供工作体验的机会，帮助他们了解自己职业取向、提升就业能力、确立个人职业发展目标和计划。针对“隐蔽青年”问题、“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推行“知法守纪——青少年公民教育与推进计划”，积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澳门社会工作局研究暨计划厅，2012）。在社工局的资助下，民间机构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计划”，通过在学校开展心理课程、小组活动、热线和个案辅导、家长工作坊和社区教育，传播青少年情绪疏导和心理辅导的知识技能，以预防危机。
第二，突出重点、尽早干预。澳门作为博彩中心，博彩业严重冲击着青少年的教育期待和职业生涯规划；赌博文化弥漫社区、泛滥成灾，青少年沾染赌博恶习的风险增大。针对问题赌博行为，澳门社工局2005年成立“志毅轩”，制定“青少年问题赌博评估及辅导计划”，为病态赌徒提供预防与辅导服务。2016年改称“防治问题赌博处——志毅轩”。2007年，社工局委托“圣公会北区青年服务队”对边缘青少年参与赌博的现象及特征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制定了具体有效的试验计划和服务模式，为青少年提供跟进辅导服务。随着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严重化， 2002 年澳门社工局联合其它部门建立了“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社工局下设的预防药物滥用处和戒毒复康处承担防治药物滥用的职责，建立了三级预防体系（邓玉华，2011）。初级预防着重在学校、社区开展毒品问题及其危害的宣传教育，次级预防是社会重返部门主动对接受辅导的青少年进行尿液检测，尽早察觉有滥药习惯的青少年，并提供戒毒的治疗和辅导服务。社会重返部门还邀请所有进行判前评估的青少年参加“不惑少年行动”和“破、戒行动”，以尽早介入，协助他们摆脱毒瘾。
第三，建设家庭、净化社区。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为了创造有利于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家庭环境，澳门实施和谐家庭计划，开展亲子家庭乐和家长专题讲座，如“新一代健康成长”家长教育课程。一是通过有益身心的户外活动，增加亲子沟通机会、增进亲子感情。二是向家长宣传青少年成长的知识，分析家长在教导青春期子女所遭遇到的困难，帮助家长反思教养方法、掌握情绪
控制的方法和化解亲子冲突的技巧。除了家庭外，社区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环境，有序的社区环境对预防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有重要价值。根据詹姆斯·威尔森（James Wilson）和乔治·凯林（George Kelling）提出的“破窗理论”，整顿社区环境，净化未成年人生活空间，有效清除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发生的温床，是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Wilson & Kelling，1982）。澳门加强了社区环境的整治，开展“无毒社区”的建设，并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监督检查，将禁止进入娱乐场所的年龄从18周岁提高到21周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务司社会重返厅，2007）。
总之，在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上，澳门地区在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司法-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从社会控制的理念出发，强调社区处遇和社会系统的参与，具有共责性、专业性、突出预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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