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青年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摘要］澳门的社会原貌为渔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曾分四次大量引进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促成

了四次移民潮，但新移民的融合程度不一。自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澳门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在逐步增长，

澳门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的进一步提升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澳门社会的发展，澳门青年群体的

公共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但随着经济增长趋向平稳，澳门高楼价、高物价、产业集中化问题以及澳门青

年“赚快钱”的心理已经成为澳门青年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障碍。促进社会互动与社会流动性不仅

需要澳门政府的政策支持，同时需要澳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关键词］青年问题；产业集中化；社会流动；公共参与；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D676.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1-0033-08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1.003

一、社会身份认同

社会学一般会把不同层次的社会组成分子放进社会系统中，然后综合地观察它们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角色与社会互动也有助于社会学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社会结构与社会角色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本文将通过澳门青年的社会角色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澳门青年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澳门自赌权开放后，经济进步与社会改革加快，但社会发展却未能达成协调一致，一些民生问题

作者简介：蔡怡竑，博士，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金融学院兼职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澳门研究。

仍未解决。此外，在研究澳门社会结构的同时，有必要先清楚认知社会中的有机体细胞（如家庭）及内部组织（如政府、民间机构、宗教组织等）之间的关系，以便论述它们是如何在诡异多变的客观环境下协调运作。这一种研究途径符合澳门社会环境实际，也有助于进一步诠释社会结构转变的积极意义，有利于克服可能发生的问题。

自1999年澳门回归至今，澳门居民对祖国的认同感逐渐增强，这是值得肯定的。澳门居民的身份认同与其移民社会及社团存在明显关系。伴随着移居澳门的原中国内地居民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些移民都面临社会身份特性的重新确认问题，不免也产生认同危机和焦虑。民间社团的参与及运作能有效缓解这种焦虑，为这一群体重新建构和调整自己的社会身份提供帮助。然而，这些取得居民身份的移民在融入澳门当地社会时仍然有不少不适，其中以语言及文化融合较为明显。从居住环境与条件可发现原居民、旧移民及新移民的聚集特征。例如较多的原居民聚居在高士德大马路一带，内地闽、粤为主的旧移民多居住在黑沙环一带，新移民则多居住在氹仔一带。移民的社会认同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如移民外在社会认同与内在社会认同的差异），由此引起了不少社会工作者的关注。

澳门的社会原貌源于渔村聚落，到了澳葡时期正式开埠成一个移民社会为主的商港。地小人稀的困境使得澳葡政府必须引进外来的劳动力从事经济生产，尤其是因地缘关系大量引进中国内地的劳动力，因此逐渐形成劳动与生产的分工关系。在澳门，第二波及第三波的移民潮与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及经济发展有关，当时澳门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外来移民提供劳动力，这些外来移民与澳门的原居民相处融洽。受到2004年赌权开放的影响，当第四波移民迁入澳门时就遇到局部的“社会适应”问题。当时特区政府的宽松投资移民政策使大量内地居民以投资房地产方式成为澳门居民，不仅造成楼价异常飙升，澳门社会与这一群新移民之间也产生了“协调”问题，例如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不同等问题。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持有澳门居民身份的外来移民仍未“本地化”，不能以一般水平的粤语与澳门本地居民互动，由此产生社会融合问题。相对而言，属于这一背景的澳门居民，在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和选举时就倾向于以“社团”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与诉求。

港澳特区的身份认同是不少社会学者与政策研究机构经常关注的议题，尤其是用以港澳台对于“国族”的比较研究。香港华人在身份认同的此消彼长，正经历着“自我身份承认”与“别人承认”

上的相互冲击和影响的效果[1]。相较于港澳文化的认同，黎熙元就对香港人和澳门人作出如此表述，

文化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在于两地并非独立而是回归祖国[2]。后殖民时期港澳两地文化认同的建构和身

份的界定，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区分，一方面是与殖民时期的港澳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是与中国内地区分开来。

虽然澳门在回归后早期受到经济发展的限制与挑战，但在2004年赌权开放后获得跳跃式的经济成长。特区政府运用了更多经济资源投入在社会运作与身份认同的提升上。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正积极推动国民教育，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社团也协同配合，尤其是传统社团公开支持有助于国民教育的推广。在政治与社会气氛较为平和的澳门，推动国民教育遇到的问题较小，与香港特区政府相比，推行更为顺遂。当然，澳门特区政府在财政与政治资源的扶植下，将过去的私立学校一并纳入受到特区政府资助的教育体系，亦称为“入网”，有利于扩大特区政府在社会教育资源的投放。

根据香港大学在2015年12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澳门巿民对“中国”身份的认同感评分明显上升，比2014年上升2分[3]。澳门巿民对“中国”与“澳门”的认同感增长相同，皆为7.9分。澳门市民对澳门特区政府的信任净值则变化不大。同时，澳门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净值上升至44%，同比上升11%。该报告反映出澳门市民最关心的是民生问题，其次是经济和政治问题，结构上多年来没有改变。

二、从社会流动到公共参与

社会思潮（Social Thoughts）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青年价值沿着思潮要求方向发展，引导青年选

择某种价值取向[4]。其次，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有利于保持一种开放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

有助于拓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接触界面，增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调[5]。社会流动能有

效激发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社会流动提供个人向上流动以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机会。澳门青年在经济跳跃式的增长下，对社会思潮与社会互动的要求与发展皆直接反映出他们的诉求。

青年既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社会思潮，也不能脱离社会思潮的影响，青年可以映见社会思潮的影

子，青年参与构建、被动接受、主动追随、主动传播与实践社会思潮[6]。学理上，社会思潮的嬗变与

青年价值观变迁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关系置于时序发展与客观观察。与此同时，澳门青年的社会思潮是以碎片化形式存在。首先，澳门在“一国两制”的治理框架下，期盼保留原来的

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时逐步增强国家意识。其次，澳门社会思潮总体上是尊重与包容，不寻求过多改变对方。其三，澳门特区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当下，对大部分青年群体的思潮变迁没有足够重视，依附“社团社会”的治理模式，实际上未能响应“整体”青年群体的社会诉求，反而衍生更多社会治理问题与公民权利被激化的现象。

社会学理论上，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有密切关系。垂直性的社会阶层流动可作为社会公民素质的一个指标，它影响社会的阶级、阶层和产业结构。澳门的社会流动也出现两种相对特别的现象。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准备“澳门回归”，公务员的本地化为当时澳门中青代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少低学历人士因而受惠。第二次是发生在“赌权开放”后驱动的经济高速发展。然而，“赌权开放”牵动的社会流动是较为明显及激烈的，随着经济增速趋向平稳，高楼价、高物价已经成为向上流动的障碍。澳门青年群体中更多的是焦虑情绪，尤其是对生活的担忧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部分市民以财富积累追求向上流动，降低了前进动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下，澳门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结构也随之产生转变。教育，仍然是现今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但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全球一体化、区域融合的发展，衍生劳动力跨界流动等问题，使教育由实现向上流动的充分条件变为必要条件，教育只提供了尽可能减低向下流动的可能。然而，向上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方能更有效激发个人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澳门的产业集中化也反映出青年群体的担忧，使得很多产业逐渐式微，不利于社会阶层流动，更产生一种不健康的就业心理。部分的澳门青年以博彩业前线工作及中介业职业作为社会向上流动跳板，让不少雇主与其他阶层人士质疑这一些青年的“快钱心态”。

其次，从理论上看，澳门现阶段向上流动的频率是可以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不同专业的人发挥所长，但现实是物价通涨、经济失衡、经营成本高皆已令社会缺乏向上流动及改善生活的机会。根据澳门服务型经济的特点，政府及社会须加强培养青年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完善专业认证制度，注重多专业的通才能力培养，改善职业培训制度内容及社会观感，努力践行经济适度多元，提升各阶层实现横向流动的可能；透过鼓励措施，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创造和维持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让不同阶层均能透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政府提出“青年创业计划”，效果不尽理想。按2017年底月收入中位数，反映出最大劳动比例的青年人口的中位数为澳门币15,000元，其中不同职业的差距持续拉大。

目前，台港澳的青年参与政治、走上街头原因可以归纳为“社会流动不畅”“青年对政治兴趣较

强”及“较接纳激进手法以表达政治诉求”[7]。澳门青年人口在整体社会发展与社会互动上，是有差

距的，而且是两种极端价值。青年参与政治从过去的冷感到目前的觉醒运动。虽然参与政治日趋年轻化，不过整体青年人口参与呈现极端的现象。参与政治的青年人口明显与受教育程度有关。 2017年澳门立法会选举有迹象显示澳门参与政治的青年比例增加，尤其是25~44岁组。因为这个年龄组的青年选民很多皆已组织家庭，他们面临日益加剧的社会压力与民生议题就会直接反映在选票上。参与竞选的青年组织增加，且最近一次选举结果显示立法会议员当选人日益年轻化。从社会学发展的角度上，澳门青年对澳门政府作为的态度是消极的，主要原因是青年群体普遍认为特区政府只会“派糖”，却拿不出好的对策发展澳门。

三、澳门青年发展面临的问题：就业、住房到生涯发展

澳门青年目前遇到三个问题 ：就业问题、住房问题以及生涯发展问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很大的冲击，也使劳动市场连带受到严重影响，不过澳门却是逆势增长，也创下澳门自1999年回归后最低的失业水平。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7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指出，全球青年失业率将维持在13%，当中年轻人占总体失业率35%以上。在澳门，近十年来整体失业率处于良好健康水平，维持年均2.43%，主要还是仰赖于政府在劳动政策方面采取相对保护的措施，保障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然而，影响澳门青年失业原因很多，但实际情况与外界一般归纳为教育问题却是有些出入。在澳门，即使青年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但也未必能够完全符合劳动市场的需求；再者，青年人对于就业信息掌握不够以及就业心态调适问题，尤其是澳门的青年人出现“眼高手低”的迹象，这一群体对于工作收入与职业工种的期望很高，实际上造成就业市场变成职业不对称的结果。

澳门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博彩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使澳门难以被一般学术理论所预测，尤其是澳门不少青年普遍抱持另类的“赚快钱”（粤语，意即快速赚钱的途径）的就业心理，例如投入房地产中介、保险中介及博彩业中介公司及赌场的荷官等。上述的职业类别是不少澳门青年集中的行业，而其他劳务性及厌恶性高的职业工种而乏人问津；专业人士在整体青年就业人口比例仍不高，在这些问题当中也是澳门青年群体经常抱怨澳门经济过度集中化导致的就业选择不多，再加上澳门通货膨胀高企的压力使得青年群体在就业时优先考虑“薪资”高低。因此，澳门经济产业集中化对澳门整体就业比例造成相当“不健康”的特征以及不正常的“就业心理”。

数据源：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2018年）

其次，青年住房是当前世界各地政府面临较为棘手的问题。澳门青年同样面临如此挑战，却也同时出现另类社会现象。首先，澳门特区政府在近年公共财政实施的补贴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不少的相对价格效应（Relative Price Effects），因此加速本地通货膨胀的攀升。以类似租金津贴的《社会房屋轮候家团住屋临时补助发放计划》为例，其原本是一项临时措施，旨在灵活而快速地舒缓了轮候家庭尤其是青年的困难。然而，实际成效与政策操作远不如预期。若《社会房屋轮候家团住屋临时补助发放计划》是诱发基层居民产生更多的房屋需求，而此时的住屋成本将比“未补贴”时的成

本高，那么此时的租金津贴不仅带动本地楼市攀高，同时连带引发建筑材料、（建筑）劳动成本及中介费用的提升。在实际操作上，澳门基层居民或许并未在租金津贴中受惠，反而有可能让更多的地产

发展商及租赁业主收入增多了[8]。

接着，澳门特区政府2018年实施“青年置业”1政策，针对非首次置业征印花税，同时“要求”银行业放宽青年置业按揭成数的条件，再透过放宽首置楼按帮助青年“上车”（即置业）。澳门特区政府希望藉此政策帮助有能力置业的青年“上车”，强调政府透过加征非首置印花税遏制非首置的投资或投机行为。然而，政府此举被社会质疑是协助利益集团，同商家托市多于帮市民“上车”。然而我们必须先厘清澳门青年置业困难的原因，不外乎就是贷款条件与可负担能力。在楼价高企不下之际，政府有责任发挥议价功能制衡发展商，纠正楼市偏差，恢复转手市场活力。

我们必须先问一个根本性问题——帮助青年置业的理据是什么呢？为何楼价与租金在足够的市场供给量还发生逆向结果？截至2017年末，澳门总人口与外地雇员人数分别为653,100人与179,456人。按2017年底总人口与住户单位比照基准，澳门平均每户2.55人。由表4可推论，澳门本地的住宅单位是充足的，而问题在于澳门居民自身的经济“承担能力”、购房偏好（生活机能）以及“拥有住宅”的心态。

究竟青年置业问题是否需要针对性解决，还是当作一般房屋问题以供求解决？若问题一的答案是需要针对性帮助，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制定政策。在澳门，数据告诉我们44岁以上自置居所户主在过去十多年间比例稳定。考虑青年群体的经济负担能力，当前澳门不仅面临通货膨胀的压

12018年2月20日生效，全名为“合资格青年首次置业的按揭成数”措施，主要内容为青年首置供款年期放宽至四十五年（供款年期）上限。

力，加上政策失调导致楼价加剧；澳门的高工资水平依然带来隐忧，尤其是受到博彩产业整体收入的影响。而且，虽然银行贷款利率放低，不过青年群体筹集大笔首期同样是有难度，毕竟通货膨胀、薪资增幅已经削弱青年群体的储蓄能力。以往大家都想说先买房再买车，现在转变为先买车不买房，或许是因为存一辈子钱也买不起一间房。这就产生了“替代心理”——买不起楼，转买车。还有一个要推动青年置业的原因，就是鼓励生育。如果这是人口政策之一，帮助青年置业应归为其中一项重要的策略。

四、结语

澳门青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下面临的条件是日益复杂化，澳门青年问题主要体现在就业与置业问题，这与澳门本地的教育发展及移民潮有关。然而，这些问题与澳门青年的竞争力，以及对社会所抱持的心态又有直接关系。产业集中化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导因之一，而后续如何去调整或适应这个结构性经济议题考验着澳门新世代年轻人。社会向上流动是当前澳门青年面对较大的障碍，而社会流动的“代际流动”是有待改善的社会融合问题，强化澳门青年世代的社会责任感愈加重要。

澳门发展与前景，不仅是澳门特区政府的管治责任，澳门社会各界都有义务共同推进变迁中的社会协调步伐，进一步促进社会互动与社会流动在健康状态的基础上发展。仰赖特区政府的政策庇荫并非健康的社会发展与前进的驱动力。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互动良好的基础上，澳门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将进一步提升，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澳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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