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百年沧桑与青年的历史担当
［摘要］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行动主体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成为中国思想
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五四运动所阐释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
程的价值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社会力量完全接受，并在青年代际之间有效传承。在国家求
独立、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中，五四精神从未缺席；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奠定与道路探索，又为五四精
神的弘扬拓展了空间。站在“五四”百年的重要关头，重温那段历史及其意义，有助于推动用现代思维
深化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进而融化到广大青年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中。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青年；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1.005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1-0051-09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不同视角切入就会有不同轨迹呈现。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每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几乎都伴随着青春能量的释放。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青年与政治等以青年为观察坐标的繁芜谱系研究，越来越受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而包括青年运动在内的所有历史事件的重要意义，往往在于后来事件中对既往精神的重现。在当代中国，回望百年历史长河，五四精神常常被世人的言论、著述所提及，也在青年的集体行动中所蕴含。尤其是当中华民族处于攸关生存发展的历史关头，“五四”这个常释常新的重要话题总会得到不同时代青年群体各具特色的有效回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凝眸五四运动百年风云，穿越到当年惊心动魄的历史现
作者简介：胡献忠，博士，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与群团发展、国家建构与青年运动、公共政策与青年发展。
场，我们应该以贴近社会逻辑的阐释，得出更有意义的启示。
一、在生成五四风暴的社会合力中，青年因素无处不在且贯穿始终
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寿终正寝、新的民国建立7年之后，爆发波及全国、影响弥久的五四运动，并非偶然。它是由经济结构、政治态势、社会运行、民众心理、外交燃点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青年作为最为活跃的社会因子，非但一刻没有缺席，而且时时起着发动机的重要作用。
（一）晚清以来沉闷的民族情绪需要寻找爆发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从东南沿海地区轰起，迫使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地位和自信心。上至朝廷命官、士大夫，下到贩夫走卒，但凡尚有一丝良知和自尊，无不笼罩在郁闷和悲催的情绪之中。而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于东瀛蕞尔小国，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更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当年17岁的吴玉章后来沉痛回忆道：“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
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1]。当
历史进入到20世纪，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亡国灭种的阴影更加重重印在了每个有爱国之情的国人心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种态势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不能再跟了。
时代思潮逐渐汇聚，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凸显为两大时代主题，而怀有这种强烈情愫的往往是勇于求新求变、有血性担当的青年群体。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振兴中华”这个令人心动的目标。在孙中山周围，团结了一帮有共同抱负的年轻人：陈少白25岁，陆皓东26岁，郑士良33岁。1905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追随左右的黄兴，比孙中山整整年轻8岁，差不多是下一代人了。著有《猛回头》和《警世钟》的湖南青年陈天华比黄兴小1岁，同为湖南老乡的宋教仁比黄兴小8岁，1903年四川“仔儿”邹容撰成《革命军》时才18岁。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情感充沛、思想敏锐的青年人，不计任何个人功利，勇敢地站在忧国忧民的时代前列。
（二）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本来，国人对辛亥革命建立起的民国抱有很多期许，但袁世凯以欺骗手段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却大兴尊孔复古之风，为其进一步登极做皇帝造势。民众彻底失望，知识分子也彻底清醒。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所谓新文化，自然是相对于旧文化的。这场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倡科学与民主，猛烈攻击封建主义的专制和愚昧，掀起了追求解放、追求真理的新热潮。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作为旗手和中坚力量，他们的平均年龄才30岁。深受他们影响的京津学生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太雷、周恩来等，包括外乡来京青年毛泽东都是19世纪的“90后”。
从反对旧思想、旧文学、旧礼教到拥护“德先生”“赛先生”，从《狂人日记》的绝地呐喊到“打孔家店”的集中批判，新文化运动所发之宏论振聋发聩，对尘封日久的民众心态产生巨大冲击。许多本来不敢怀疑的问题，现在敢怀疑了；许多本来连想都不敢去想的事，现在敢去设想了。这就清
扫了旧的基地，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2]。新文化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正是专制和
迷信的对立物。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逐渐从要求个性解放，逐渐转变到致力改造社会的思想轨道之上。
（三）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了时代变革的群众基础
从少数知识分子的呼吁到多数民众的觉醒，是需要路径和载体的，首先要有适应舆论传播的社会基础。鸦片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加速崩坏，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些原来的买办、商人、官僚、地主开始投资新式工业。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民族工业接连掀起三波高潮。1895年到1900年间设立的商办厂矿总数和资本总额，比以往2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1905年到1911年间的投资总额同以往30多年的总和相等。随着外国和本国企业的成长，中国工人阶级也逐渐形成了。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60万人。
除工厂外，新式学校成为青年密集的又一重要场所。1906年袁世凯政府废除科举，兴办各类学堂。到1909年，全国中学堂有460所，中学生4万多人；小学堂5万多所，小学生152万多人。而且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许多人意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到了1906年，留学人数激增，达到8000多人，主要去向国是日本。一是距离近，节省时日，又不需要签证；二是日本有维新成功的经验；三是川资学费都很便宜。当然，这些留日学生的心境和诉求是十分复杂的。
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体。这些非传统士农工商、新兴群体，构成接纳新思想、新事物的主要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学生群体的主体都是青年。
（四）俄国十月革命把爱国志士引向了社会主义
正在中国对现实不满意，对未来又迷茫，却又苦于探索的时刻，在中国的北方，传来十月革命的炮声。本来，沙俄在近代一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这个近邻大国的巨大骚动自然引发了中国人的格外关注。1919年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这是中国
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表现。后文庄严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367
其实，在晚清以来中西文化大碰撞中，许多爱国者一直比较羡慕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富强，痴迷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出现的西方思想，把它们视为中国仿效的榜样。当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爱国精英们认真考察欧美社会之后，对其贫富悬殊的状况甚为震惊。随后一战爆发，无情的炮火给欧洲留下了满目疮痍。此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希冀和选择。社会主义在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的比较中，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而稍后对巴黎和会的极度失望，更加速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移）。
二、历史赐予青年机遇，造就五四既在结果，也在过程
为什么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有着煌煌之历史地位？可以有多种理解：有人说，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罢免亲日官僚、拒签卖国和约的伟大胜利；也有人会照着教科书上说，这是学生群体、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有人可能说，火烧赵家楼的壮举让人津津乐道；还会有更多人套用伟人的话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等等。笔者认为，恰恰因为五四运动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划时代的，所以其重要地位才无与伦比。毋庸置疑，五四运动最为鲜明的旗帜就是“爱国”。而且，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爱国主义”应该是最大的公约数，每当异族入侵、国破家难之际，最能凝聚大多数人意志和行动的也是爱国的旗帜。
（一）爱国激情促动青年学生从校园走向街头
五四运动前夕，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的消息传来，“全世界都发狂了，中
国也传染着一点狂热”[4]，“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
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翻身了”[5]。正当北京的青年学生及全国社会各界眼巴巴地期望巴黎和会能够实现“公理战胜强权”的梦想时，却传来了“强权”竟然战胜“公理”的“晴天霹雳”。这个巨大的落差让热血青年难以忍受。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们痛心疾首，进而产生出非表达不可的内在冲动。从历史上看，中国向来就有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传统，从西汉末年的太学生在朝堂上请愿抗议，到北宋末年的太学生上书干政，再到晚清时期1200多名举人连署的“公车上书”。“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官办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
角色”[6]11。
某一运动的发生，总是先由少数人全身心投入其中，进行组织动员。从动员的效果来看，情绪动员是立竿见影的方式，个人异乎寻常的过激行为往往一下子就能点燃众人的激情之火。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天，5月3日晚上召开的北京大学学生大会上，17岁的刘仁静同学（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发动者和负责人之一）当场拿出一把菜刀，要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地咬破中指，裂断衣襟，写下血字“还我青岛”（五四游行当天被当作抗议标识之一，悬挂在天安门前）。24岁的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在5月4日当天，“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
斗”[7]463，三日后病故。这是在五四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直接
推动了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
在全国各地呼应北京学生行动、发动群众参与的过程中，以激烈行为来刺激群众的场景比比皆是。湖北阳新县“工业生张则范以钢剪砍断中指，用白布手巾书写血书‘誓争青岛，众志成城’八大
字”，“各代表奉为救国旗，通示各校，大为感动也”[8]215。江西女师范学生程孝芬“发起女子救国
团，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余字。”其行为使“校长感愧，同学激发”，
“赣省各界因之大为感动”[7]234。
大约与学生们所接受温文尔雅的教育理念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学生参政大多比较温和，用示威游行的激烈方式来抗议当局，实属罕见。“火烧赵家楼”原本是没有列入五四示威游行预案之中的，但却因学生的有序请愿受到阻挠和冷落而成为顺理成章的延伸。假若3000名学生按照预定路线游行一圈就返回学校（实际上已有学生返校），没有火烧赵家楼这一幕（导致北洋军警逮捕学生32人），那么5月4日当天游行示威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可能是另一种效果。而这种过激的、失控的冲动，向来都是青年人的“专利”。这一有“预谋”的激烈行为，自然地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拐点”之一。
（二）运动范围的延展：从学生到工人再到社会各界
尽管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而且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多来自相对富余、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但青年学生的日常行为对整个社会的运作尤其是经济活动没有直接关联。五四游行示威的目的，一在于呼吁当局，二在于唤醒国民。要做到任何一点，仅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5月4日当天，北京学生就向全国各界发出通告：“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齐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
了”[8]169。
5月中旬，北京各校学生推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宣传，各地也从媒体舆论得知消息，五四爱国运动很快推向全国。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6月5日起，约有六七万工人相继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当然，其中也有青年学生积极动员的过程。比如，上海华界电车工人原来对于罢工未有一致坚决的主张，“嗣经若干学生要求停驶，间有横卧轨道中以生命与
抗者，一时人心大感动，遂同盟罢工”[9]。
学生们对商界的动员同样带有强烈的刺激性。6月1日、2日，筹备中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联络各界和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但上海商界由于考虑到营业的利润，没有立即同意学生的罢市要求。到了4日，上海的学生们按户动员各商号统一罢市。在遭到店主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在学生们的要求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各商号迫于形势，也在5日上午陆续罢市。“至十二时，华租各界大小商号，已无一开门者，所余者仅外人所设之洋行耳”。在天津，马骏在动员绅商罢市时，曾以死“换诸君之牺牲”，愿以自己的性命“牺牲”换取商家牺牲私利，共同罢市。虽然
自杀未遂，但“大众受此刺激，顿下决心，当场表决”，达不到要求“仍继续罢市”[7]483。
这样，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就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
（三）重温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历史性贡献
不论是近期效果还是长远影响，不论对社会还是对于个人，五四运动的意义和贡献都是历史性
的、划时代的。重温这些事实有利于加深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忆，增进对其价值意义的理解。
第一，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以前历次爱国运动所不具备的。近代以来，中国要迈向现代化，面临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太平天国运动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抱有一定幻想；义和团运动则囿于小农意识和时代局限，出现盲目排外倾向；辛亥革命缺乏明确的反帝目标与坚决的反帝决心。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是“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斗争矛头十分鲜明，直指两大敌人。这一时期，在青年知识分子圈层，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高涨，从民主、科学的视野猛烈批判封建旧礼教、旧文化。
第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新型政党的诞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新文化运动，并逐渐成为主流。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杨匏安、蔡和森、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分子，经过各自摸索，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了。而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样，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诚如毛泽东所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0]。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58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其中35人是19世纪的“90后”，5人为20世纪的“00后”，这些青年总占比为70%。
第三，五四运动探索了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李大钊在五四前夕就说过：“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
年认清这个道理”[3]422。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斗争取得
重大胜利，敏感的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的势力比学生大”。于是，“五四运动中的有一部分学生
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11]。
第四，五四精神作为一种基因植入到中国青年的思想细胞中。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在百年中国数代年轻人的运动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动乱、造反的社会状态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畅淋漓的，是激荡的，是纯洁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国的一次少年张狂，是衰败文明的一次
青春救赎；只有五四空前绝后地打量着传统文明。青春五四跟我们数代年轻人的血脉相通”[12]。从某
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是一种青年精神、现代精神、未来精神。
三、五四精神演进中青年的历史存在与角色担当
考察某个重大事件的影响，既要看它在当时社会的被关注度和影响力，更要看它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在此后社会生活中的再现频度与强度。五四运动所阐释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作为
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价值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社会力量完全接受并在青年代际之间有效传承。
（一）在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中，五四精神从未缺席
民国初年，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面临诸多迷茫和困惑，中国实在太需要一场思想启蒙了。于是，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了，而且纵观五四运动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救亡与启蒙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情形又如何呢？一些人还是多少带有疑问的。事实上，运动高潮过后，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分裂，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开始创建新型政党，他们作为五四精神最优秀的继承者，真正把这一精神从书斋中的坐而论道扩展到了改造社会、建设政权的广阔的革命实践之中。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通告指出：“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
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13]。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
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的两篇文稿和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将五四精神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未来的建国设想密切联系起来，从而把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和评价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在中共局部执政的区域（先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是抗日根据地），五四精神在很多方面得到广泛实践和应用，比如民主选举、司法建设、文化教育，营造出一种迥异于国统区的生动局面，根据地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同广大民众一样获得了空前解放和精神自由。
切换一下视角，在北洋军阀和之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学生处于可以更加直接地继承五四精神的社会环境，通过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从1926年抗议“八国通牒”的“三一八运动”，到1935年“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再到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运动”，一路高举五四爱国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独裁专制，五四精神在各个时段的具体斗争中时时得以再现。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反帝与反封建，爱国与民主，始终是相伴而行，贯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斗争的全过程。如周策纵就“不认为救国或救亡的热忱必须会使新思潮、新文化改革运动流于偏失，早期知识分子原是选择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这些革新也因救国热忱而得以迅
速开展”[6]15。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奠定与道路探索为五四精神的弘扬拓展了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了建立新型社会的艰辛探索。在外交上，新中国致力于废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彻底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主权被外国肆意践踏、外国人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百年屈辱史。在内政上，执政党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铲除旧中国留下的丑恶现象。《土地改革法》和《婚姻法》的颁行，从制度上彻底割掉了封建主义的“尾巴”，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价值、新伦理，作为社会最弱势的农民和女性得
以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生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和学雷锋活动，培育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秩序。
历史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探索中的曲折总是难免的。1978年中共领导层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新航道。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重要的一次，尤其是处在伟大历史转折的当口。“党和人民希望青年站在时代的前列，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成为新长征的突击队。”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以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青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越来越自信地走向世界。龚育之认为：“五四以及同五四相联系的主题词：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中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要
求”[14]。这些精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得到进一步升华。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五四精神的传承与拓展
大凡一场重大社会变革，总要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昂扬着一种理性精神。而经过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人们的思想可能会异乎寻常地前进一大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切正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人所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当代青年继承五四精神绝对不是停留在空喊口号上，而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现代思维深化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进而融化到广大青年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中。
第一，青年运动只有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历史意义。五四精神中最鲜明元素的是“爱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也就是说，广大青年只有将人生梦想的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时代潮流同向而行时，才能找到正确的人生坐标，才能形成运动合力。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一再提“青年运动”，而没有换词？这里强调的应该是青年的集体行动，青年整体性力量的发挥，执政党的视野是整个青年群体发展状况与趋势。
第二，社会发展、文明进步需要先进、坚强的政治力量来领导。社会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成果。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40年来的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战略规划能力、高超的组织动员能力、有效的决策执行能力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也得到了“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日一代”“解放一代”“建国一代”“改革一代”等不同时代广大青年的高度认同和倾心追随。当代青年继承五四精神，既要明了历史从哪里来，又要知晓未来往哪里去，从而进一步增强对拥护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三，用新发展理念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什么样的青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匹配的民族性格是什么？现在的“90后”“00后”所具有的基本素质是否够
用？还需要做何培育和拓展？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最高命题，其内涵主要体现为人的活动、社会关系、素质、价值、个性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正是对现代人、未来人乃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终极价值的描述。当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发展理念，也正是五四时期所倡导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当代的延伸，这既为当代青年迈向全面而自由发展提供了外在环境空间，也直接指导广大青年的社会实践与人生成长。
参考文献
［1］吴玉章. 吴玉章文集：下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955.
［2］胡绳武，金冲及.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475.
［3］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胡适. 纪念五四［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70.
［5］许德珩.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51. ［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 ［7］蔡晓舟，杨景工. 五四［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龚振黄. 青岛潮［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9］杨尘因. 上海民潮七日记［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19.
［10］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96.
［11］邓中夏. 邓中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54.
［12］余世存. 序言［M］//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7. ［13］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4年4月19日）［M］//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30.
［14］龚育之. 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M］//郝斌，欧阳哲生.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