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生态”视角下的青年创业实证研究
［摘要］新常态数字经济时代下我国已形成以“政府政策为基础层，服务机构为链接层，青年创业
者为实践层”的青年创业生态雏形。尽管三大要素互相协同，但青年创业生态目前仍面临政府政策向优
势企业倾斜、服务机构面对政策和市场双重竞争、青年创业者因缺乏经验不被看好的问题。因此，需要
充分发挥各构成要素的协同作用以提升青年创业成功率：政府政策方面，鼓励与支持并重，建立资金先
行资源整合跟进的系统范式；服务机构方面，政策与市场兼顾，通过精准定位寻求差异化竞争；青年创
业者方面，以群体优势弥补个体不足，另辟蹊径革新创业路径。
［关键词］创业生态；青年创业；实证研究；政策机制；服务机构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1.007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1-0073-11
一、引言
“十三五”时期我国进入创新创业新常态的全面革新阶段[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希望结合 政府和市场力量，特别鼓励青年群体抓住数字经济的新契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增长智慧才干。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要“鼓励创业带动
就业”[2]。数字经济新常态为青年创业提供更多可能：首先，青年作为互联网使用率最高的群体，可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2019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共建课题“在粤港澳学生的社会心态研究”（课题编号2018GJ001）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林仲轩，博士，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研究、新媒体研究等；马志浩，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研究、新媒体使用与健康传播等。
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沟通创业信息、把握用户需求；第二，青年创业的资金门槛大大降低，这得益于互联网发展出如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无需大笔前期投入的轻商业模式；第三，青年创业者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等方式冲破传统创业的信息壁垒，充分利用互联网开放、合作、免费的新特性重新整合政策、
市场等社会资源[3]。
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7）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跻身创业活跃国家行列，而“青年化”和“互联网化”是新常态数字经济下创业生态展现的最
显著特点[4]。但青年创业是受到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各经济主体综合影响的复杂、动态过程，
我国实际的青年创业成功率极低仅2.4%[5]，而这一比例在欧美国家普遍高于20%[6]。因此，廓清目前我国青年创业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阻滞，并探索如何提高青年创业的成功率，是当前政府和学界都迫切关心的实际问题。基于这两大问题，本研究从创业生态的视角切入，通过对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实证调研，尝试探索并回答以下3个递进的研究问题：创业生态有哪些主要构成要素又有什么作用机制？在当前创业生态中，青年创业面临哪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通过创业生态中各要素的协同作用解决？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创业生态源自生物学研究，它强调了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繁复，并可以通过内部结构的相互作用
自行发展的特征[7]。这一概念被Moore引入管理学并演化为商业生态，他认为商业生态是包括政府、
从业者、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动态经济联合体[8]。之后Prahalad从创业视角介入商业生 态研究并正式提出创业生态的概念；所谓创业生态是指以政府、服务机构、企业、社会环境等不同要素为主体，各要素通过一定作用机制而协同发展的过程。换言之，创业生态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具
有构成要素多样性、作用机制网络性和要素发展协同性等主要特征[9]。
首先，学者希望廓清创业生态的基本构成要素。Cohen基于创业生态的适用性研究提出，创业
生态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创业服务机构、企业等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10]。Suresh和
Ramraj以及George Foster和Daniel Isenberg也认为，创业生态包括政府，投资、中介等服务机
构、创业者等构成要素[11-12]。这些研究归纳起来就是Vogel强调的宏观政府、中观服务机构和微观创
业者三个维度，具体到中国语境，创业生态的构成要素可以被归纳为政府、服务机构和创业者三大要
素[13]。
其次，多样性的构成要素会形成网络性的作用机制。Galateanu和Avasilcai指出创业生态中各
构成要素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并形成一种正向反馈机制促进共同发展[14]。Anton de Bary进一步提出，创业生态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会产生诸如互惠关系、共生关系、寄生关系等动态机制，形成网络
再次，学者从各要素的发展协同性出发，关注政府政策、服务机构和创业者三个主要构成要素的动态交互和协同作用。例如Isenberg强调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创业者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主张借助
政府力量形成具有区域性特色的创业生态[16]。汪忠等认为服务机构是创业生态运行的支撑要素，与创
业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协同效应[17]。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甚至会
引发内部竞争。孟丽、唐晓婷研究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创业生态的运行机制[18]。而蔡莉等进一
步研究提出，创业生态的不断演化会加剧生态内同类要素的内部竞争性[19]。
从既有的创业生态研究看，我国的创业生态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服务机构和创业者三大构成要素，但对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尚未充分达成共识。基于这一问题，本研究立足创业生态视角，以具有创业生态代表性的广州市、深圳市为主要调研城市，对政府相关部门、服务机构负责人和创业者进行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剖析新常态数字经济下创业生态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从中发掘现阶段青年创业生态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充分发挥各构成要素的协同作用而提升青年创业成功率提供新的思路。
三、创业生态视角下青年创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政策资金补贴覆盖不足一成，可能加剧马太效应
政府政策是创业生态的宏观层面，也是创业生态的基础。从国家层面来看，自2000年开始国务院发布涉及“创业”的政策445条，其中“青年创业”的政策58条占比13.0%，涉及“互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服务中心”“创业带动就业”等主要面向。从近十年的国家政策看，2015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始，相关政策明显增加，至2016年达到峰值为96条。青年创业相关
政策与国家政策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同样于2015年有明显增加，2016年达到峰值17条（见图1）。具体从广东省的青年创业政策看，相关内容涵盖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问题。
然而这些政策并未充分触达创业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公布的《中国青年创业现状报告》（2017）显示，创业者对政策的知晓度相对较低，对政府政策“不太了解”和“几乎不了解”的青年创业者逾三成五（36.4%），“一般了解”的比例最高占四成（40.2%），而“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仅占两成（23.4%）。曾获得政策支持的创业者享受的服务项目以“创业培训与指导”占比最高为62.2%，其他如法律咨询服务、创业项目推介、创业补贴、创业孵化、税收费用减免等单项优惠均占比35%左右[20]。
但根据我们对广州市、深圳市的实地调研发现，青年创业者面临的资金压力特别大，而这恰是最迫切需要解决但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小的问题。一位因租金太高而选择在住宅区租赁办公室的创业者刘先生认为，“目前政府政策支持没能直击痛处，创业企业面临的资金和变现压力非常大，很多企业可能面临下个月就断了现金流的困境，这种情况下，没有实际资金支持的政策，都只是空谈。”入驻广州创新谷的优客项目创业者周先生表示，“对于创业者来说，资源和资金是最大问题。没有现金、没有场地、没有宣传渠道，这是绝大多数初创企业无法解决的难题。”
但单纯依靠政府资金资助并不能完全解决现有问题，广州团市委负责青年创业业务的人员透露， “目前广州的创业青年近80%的项目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技术、场地和创业导师也是75%的创业者面临的难题。”政策支持资金有限而青年创业者源源不断，因此政府政策补贴往往向优质企业倾斜，而这可能进一步扩大优势劣势企业之间的马太效应。深圳某无人机创业公司负责人称，“现阶段太多青年创业者都在申请政策补贴，而大多政策补贴都需要提供较多的既有成果，这为初创者保留的机会很少，所以在创业初期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实际上，作为创业生态的基础，政府更侧重全局的宏观视角而不仅是微观的企业或者创业者问题，因此政府的政策导向并不只是单纯停留于对创业者的资金支持，政府更注重整合酝酿系统、完善的政策配套及支撑。我们通过对广州市某部门的采访了解到：“帮扶政策并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够完成的，政府要对现状详细摸底后，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广州政府正在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希望借助其他已经验证成功的方式快速帮助创业者，例如，借助服务机构扩大对创业者的全方位帮扶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并且，广州已经明确要设立琶洲总部区，确定引进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头企业，希望通过巨头优势吸引人才和更多资源入驻。”
（二）服务机构面临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竞争，需要差异化发展
服务机构是创业生态的中观层面也是政府与创业者的链接层，他们主要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有效集成创业服务资源，为创业者提供全链条增值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
放式综合创业服务平台[21]。在创业生态理论视角下，服务机构是提升创业能力的有效帮扶者，投资机
构、孵化器、竞争者、供应商等服务机构对于创业生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不可小觑[22-24]。
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创业生态三大主体中，服务机构自身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压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导向令创业者暴增，出现许多看似极具商业价值的优质项目，而创业需求和市场驱动也令服务机构大批出现。但2015年底大量创业项目鸣金收兵，一大批服务机构无法通过领取政府补贴和单纯“二房东”的角色维持庞大的开支，他们需要获得更多投资机构的支持、吸引优质项目。这种趋势性转变，令服务机构面临极大的同质化竞争。为在这种创业生态中生存，服务机构大多采取政策、市场“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政府政策方面，服务机构积极寻求国家级、省级的“官方认证”。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最新一次公布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评价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27个省级地区的133家服务机构得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证，其中，江苏省（23个）、广东省（18个）、山东省（11个）为分布量最高的三个省份。而从广东省服务机构获得的认证情况看，截至2017年底，广东共有177家服务机构被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158家服务机构被纳入广东省众创空间（见图2）。具体而言，深圳市获得认证的服务机构数量最多，达到99家（国家级69家，省级30家），其次是广州市有84家（国家级44家，省级40家），佛山市有30家（国家级15家，省级15家）。 （数据来源：整理自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http：//www.gdstc.gov.cn/msg/image_new/wenjian/ 2017/12/20171207gxc01-03.pdf）
市场方面，大多服务机构转向“投资+孵化”的商业模式。为寻求更多优质资源，这些服务机构已跨越地区界限，在创业活跃城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杭州市等地设立驻点或分支机构，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甚至在海外联合当地的创投机构一同寻找优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