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转型研究
［摘要］学生社团管理是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2016年，团中央联合教育部印发《高校学生社团管理
暂行办法》，为高校开展学生社团管理提供了上位法依据。本文选取Z大学进行个案分析，从制度经济学
的分析框架切入，研究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运行模式，揭示了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诱致性因素对高校
学生社团管理转型改革的积极作用，并指出高校学生社团管理转型改革要从传统的“学校—学生社团”二
元社团管理模式转向“学校—学院—学生社团”的多元共治模式，重视学院、学生社团的积极作用，认可
并吸收学院、学生社团关于学生社团管理的有效做法，使得各种主体之间利益不断趋同。
［关键词］学生社团；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因素；社团管理；高校
中图分类号：D4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2.005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2-0049-10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团中央联合教育部印发《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为高校开展学生社团管理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当前，高校较多采用“学校—学生社团”二级管理模式，即由学校职能部门直接管理全校学生社团。通过调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8所高校发现，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具有相似特点：高校学生社团规模较大；社团体量为200~400个；通常由学校团委统筹管理，统一负责学生社
作者简介：黄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研究、党建与意识形态工作研究；颜晓辉，中山大学团委副书记、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青团工作研究。
团的注册、年审、活动审批等工作，由团委指导老师负责把关，具体工作则交由团委学生干部跟进。
近年来对于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第一类主要研究分析学生社团管理的经验与办法。其中包括具体实践层面的分析，如周旸等认为，在高校转型视角下，需从制度建设、
品牌活动、全员化参与等角度，增强学生社团的内涵[1]；李安英等认为，需从重视学生社团地位、加大
政策扶持等途径增强学生社团的管理和教育[2]；张霞等则认为，需从完善学生党建基层组织、完善党建
制度、注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等方面入手，加强学生社团党建以带动学生社团整体发展[3]。此外还有运
用不同理论框架对学生社团管理进行学理分析。詹捷慧运用情境理论，认为对高校学生社团的管理应
当按照年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模式[4]。刘宇昊运用治理理论，认为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应当更充分发挥
学生社团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5]。陈巍运用愿景理论，认为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中应当充分将学校整体
愿景、社团整体愿景以及学生愿景紧密结合起来[6]。邬强运用心理契约理论，认为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
中，应更关注学生社团中学生个人的真实意愿，明确发展需求，让社团自由发展[7]。另一类研究则是关
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质量评估。乔祖琴就高校学生社团工作满意度问题，从社团管理层面提出提升社团
工作满意度的建议[8]。王珩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浙江省高校学生社团情况进行了分析，指
出了会员认识、活动质量、衔接传承等各方面问题[9]。
以上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角度展开，具有顶层洞察力。对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制度构建、规范管理等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尤其是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引入，使得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更为科学。但不难发现，宏观、中观上的制度建构与探讨，很容易让管理者只关注静态的制度框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高校学生社团管理运行机制的微观把握。但这种微观把握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新的制度转换容易引发组织结构以及相关主体利益的变化，导致制度的新建、演进在很多时候无法“即插即用”。因此必须关注当时的、各自不同的制度环境以更真实地研究利益相关主体以什么样的姿态和策略来回应新的制度构建及制度变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使新的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二、基本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制度变迁是用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取代原有制度或一种更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是制度主体解决制度短缺，从而扩大制度供给以获得潜在收益的行为。科斯指出，随着组织的扩
张，其内部组织成本也会随之增加[10]。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11]。林毅夫则将制度变
迁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指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更替以及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个人或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
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12]。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必须要注意个人或组织在执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中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因素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制度变迁仍然要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只有当制度主体认为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有可能推进。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一次性签约，其施行的成本更低。但是，深入到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制度主体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不同制度主体的差异性偏好以及制度主体对制度变迁成本和收益无法完全准确预估等原因，导致同样的成本对于不同偏好的制度主体的效用也有所不同，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非必然地实现“强制”，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平衡、解决利益冲突，让不同制度主体的收益都大于其施行成本。只有如此，不同制度主体利益才有可能趋同，制度变迁才会获得实行的动力。
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各个领域时有发生，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非像想象中的“刚性”。因为，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引发的组织场域的结构性变动，必然涉及组织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阻力最小化原则
（或称为“最小阻力原则”），另一个是合法性原则[13]。一般来说，国家、政府等法定机构会通过法定
程序，使得强制性制度具备合法性，在高校也是如此。但要实现阻力最小化，则需要组织内部的利益相关方经过充分博弈并平衡组织内各阶层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诱致性因素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利益各主体关系，以减少制度执行的阻力。
三、研究过程与分析
（一）背景介绍
2016年3月，团中央联合教育部印发《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对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原则、管理机构、内容、程序等作了详尽规定，成为高校制定本校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的上位法依据。从规定内容看，办法的目的是希望完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体制，实现学生社团管理从“粗放式”到“精细化”的转变。但以Z大学为例，Z大学共有学生社团265个，分布在学校四个校区，每个学生社团的注册、年审、活动审批等均须向校团委申报，如按照每个学生社团每年3次活动计算，每年均有近700个社团活动，精细化管理的难度和压力都很大。与此同时，该大学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办学思路要从“校办院”到“院办校”的转变，即将教学、科研、学生工作等具体管理与服务权限下放到院系，而学校职能部门则主要负责政策制定、指导培训、监督检查和考核等工作。在此背景下，学生社团管理模式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在“精细化”管理目标的上位法指导下以及所在大学办学思路的转变等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Z大学启动了学生社团管理改革。
（二）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了《Z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制定以及Z大学体育类学生社团精品活动的运行两个案例，来考察Z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改革在微观层面是如何落实的，并在随后通过问卷调查，对Z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改革的实效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这两个案例涵盖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全过程，并且可以比较全面、直观、系统地反映出现有的大学治理结构中，学生社团管理改革导致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各主体之间基于各自利益考量而采取的诱致性措施使得彼此利益走向趋同，最终实现阻力最小化，实现了《办法》的较好落实。
1．《办法》制定的诱致性因素及其作用分析
从制度制定的程序以及过程来看，学校党委责成校团委拟定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的初稿，并经学校政策法规处进行合法性审查，最后经过三次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最终以学校党委名义颁布。从《办法》出台的程序及过程来看，《办法》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根据团中央、教育部、学校有关文件制定，经过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审定并以学校党委名义颁布，具有明显的权威性。这意味着校内各二级单位、学生社团必须严格按照《办法》执行。但是，回溯《办法》制定的过程，我们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学院以及学生社团由于各自不同的政策考量及利益导向，对《办法》中的一些内容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截然相反。
《办法》最为核心内容的是实现从以往校团委直接管理学生社团的“学校—学生社团”二元模式到“学校—学院—学生社团”三级管理模式的转变，厘清学校、学院和学生社团的责、权、利：校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学生社团工作，校团委履行本校学生社团的主要管理职能，学院党委负责本院系学生社团的具体管理。
从学校层面，这样的考虑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高校的主要目标是立德树人，希望能够引导学生社团开展主题鲜明、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繁荣校园文化，能够将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与学生学习、成长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但是200多个学生社团，数千名学生的规模，仅由校团委管理、引导，显然无法满足和及时回应学生社团的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学院、教师脱节的问题。有鉴于此，学校希望学院能够结合自身优势，管理学生社团，将学生社团打造成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联接点。
在学院层面，从学校团委调研情况来看，学院对学校政策普遍表示理解与支持，但也从学院自身角度就学生社团管理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表示出于历史与学科发展等原因，愿意积极承接社团。如某学院党委副书记提出，“XXX社团创立的时候就是由该学院学生发起成立的，而且开展的活动很多都是围绕学院专业开展的，与学院联系较为紧密”，还有的学院表示，愿意接收与其专业相关的学生社团，希望能够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好的平台。但另一方面，有些学院则提出了承接学生社团管理工
作的实际困难。如，某学院党委副书记认为，社团的学生很多不是本学院的，不具有管辖权；另一学院党委副书记则认为，学院人手偏紧，工作量也很大，担心无法有效履行管理责任；几乎所有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都认为，学院可以承担管理工作，但是需要学校明确到底管什么，管的程序，并且提供相应的场地、资金等各种条件保障，确保学生社团基本运转，支持学院履行好学生社团的管理责任。很明显，学院基于自身考量、向学校提出的对学生社团管理的意见建议，属于典型的诱致性因素。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为他们落实执行提供更好的条件。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从制度执行的角度来说，只有当预期收益远高于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将制度持续下去。
在学生社团层面，大部分学生社团对此倒无太多意见，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校团委管理，还是学院管理，只要有资源可以保证其社团的正常运行，都是可以的。
对于这些调研情况，学校有针对性地吸收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建议。针对学校、学院、学生社团在对待学生社团的诉求、导向不尽一致的情况下，Z大学首先进行了学生社团的分类，将Z大学学生社团划分为思想政治类、学术类、志愿服务类、体育类和艺术类社团，并按照“专业学院指导对应社团”的原则，在征求学院、学生社团意见的基础上，将学术类社团划归对应专业院系管理，体育类社团划归体育部管理，艺术类社团划归艺术教育中心管理。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绝大部分学生社团的归属问题，同时也实现了学生社团与学院发展的有效契合。一方面，学生社团乐意由相应院系管理，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专业指导和资源支持，这对于学生社团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在学校聚焦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下，学院也希望在课余时间吸引、凝聚、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学业活动、提升综合素质，因此也愿意指导学生社团。同时，学校逐步完善学生社团管理保障和考核机制。2016年，Z大学安排了学生社团管理专项预算，包括学生社团每年的基本经费、活动经费等，用以支持学院对学生社团进行管理。2017年，Z大学又将学生社团管理作为学院年度绩效考核的指标，分为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活动考核等二级细化指标，用以对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这使得学院开展学生社团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虽然学校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希望规范学生社团管理，帮助社团更好的成长，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但学校、学院、学生社团基于各自不同的发展诉求容易导致三者之间在学生社团归属问题上形成张力，极有可能导致学生社团管理模式无法成功转型，这是《办法》出台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这反映出，即使是在完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作为学校组成部分的学院，也会与学校存在着利益诉求的差异，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学校作为决策者，其着眼点更多的是整个学校的全面发展，考虑的是学校整体收益的最大化，而学院则只需要考虑自身在制度执行的整体收益是否大于成本。而单纯从学生社团管理来看，这无疑会增加学院管理成本，但并未明显看到预期收益，这必然会导致学校与学院利益诉求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无疑会增加制度实行的成本，降低制度效率。在这个背景下，学校充分考虑、吸
纳了学院管理相对应专业社团的合理意见，通过学生社团的合理分类，将学院的学生培养需求与学生社团管理结合起来，使得学院在学生培养方面的预期收益增加，并且这种预期显然是可以实现的，进而将这些来自基层学院的、合理的诱致性因素吸纳成为正式制度，使得学校各方都参与到《办法》的制定过程中，学校、学院和学生社团的利益诉求逐步趋同，各种资源也得到了优化整合，达成了共识，从而找到了三方的互利共赢点，降低了《办法》制定过程中的阻力，推动了《办法》的出台，也为其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体育竞技类社团管理中的诱致性因素及其作用分析
以下选取Z大学体育竞技类社团管理模式的转变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以研究诱致性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
Z大学在明确由体育部指导体育竞技类社团后，先后对社团管理的模式、活动开展等进行了优化。根据《办法》，体育竞技类社团由体育部负责指导、管理，体育部团委指导社团成立团支部，完善社团制度建设等工作，并具体指导社团活动开展，党委负责把关、审批等，在学院内部，以“党建带团建”的形式推动学生社团管理工作开展。体育部负责人认为：“之所以考虑由团委负责，是因为团委与学生日常交流较多，与学生也很熟悉，相比之下，比由体育部其他部门管理更方便，另外，团委老师对学生工作很熟悉，对于学生社团活动指导可以把握得更好”。这种制度执行者自发的制度完善，成为新的学生社团管理模式的有益补充。一方面，与体育部其他部门相比，体育部团委显然最为适合管理学生社团。团干负责团学工作，政治素养较强、学工经验丰富，与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比较熟悉，容易沟通、交流；同时，更便于督促、提醒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按照《办法》规定，制定学生社团章程，不断规范学生社团注册、年审，尤其是活动审批等日常管理工作，对于一些违规行为以及潜在的风险，也会及时发现并解决。另一方面，校团委与学院团委平时工作联系较多，有利于校团委指导学院团委开展学生社团日常管理工作，对于一些学生社团的重大问题，在部门内由党委负责协调解决，在校内由校团委负责协调解决。
在活动开展上，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体质，Z大学打造了“十大体育赛事”活动品牌。该品牌赛事由体育部组织开展，吸引了很多学生参加。但一直以来，体育部面临着组织赛事人手捉襟见肘的苦恼。在体育部成为体育竞技类社团的业务指导单位后，通过与相关社团商定，体育部提供场地、技术指导、资金、器械等方面的支持，体育竞技类社团根据自身社团活动的内容，分别承办Z大学各体育精品赛事。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体育竞技类社团为Z大学“十大体育赛事”的举办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这些体育竞技类社团都热爱并积极组织、参加相关体育运动，具有丰富的赛事组织经验，他们在体育部的指导下，使赛事的组织更为专业，效率更高。同时借助于这些社团的积极发动和广泛宣传，该项体育品牌赛事在学生间传播更为广泛，活动品牌效应更强，参与人数更多。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在
Z大学共有1万多人次参加体育部主办、相关体育竞技类社团承办的体育赛事。另一方面，体育竞技类社团也借此机会获得了发展机会。如一个体育竞技类社团的负责人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在体育部指导后，除了获得资金、场地、器械等方面支持外，还获得了体育部专业老师指导，社团活动开展更为专业、活跃，更重要的是，通过承办‘十大赛事’，也极大提升了社团在学生间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学生积极参加到社团中，社团发展也有了较好的支撑，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此外，根据Z大学规定，学生必须每年获得十个体育章，学生普遍有参加体育活动以获得体育章的需求。在体育竞技类社团的积极申请下，体育部同意学生参加该类社团举办的活动，在达到相应要求并经体育部认定后，可获得相应的体育章。这使得体育竞技类社团的一些活动更加受到学生的推崇，举办的活动与参与的学生数量也越来越多。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充分激发了体育竞技类学生社团活力，调动学生社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打造了一批社团品牌活动，在推动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的同时，也达到了学校希望促进学生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模式不仅存在于体育竞技类学生社团，学术类学生社团在学院支持下，也承接了一些学院的学术类活动，如比赛、讲座等，充分整合了学院、学生社团自身需求与资源优势，不仅满足了学院工作需要，也使更多学生参与进来，学生社团在其中也得到了发展壮大。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按照《办法》要求，Z大学学生社团转由学院管理后，学院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对管理模式、活动指导等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改进，这种改进实际上就是学院为了更好地落实《办法》而自发进行的诱致性创新，使得学院与学生社团的需求可以通过双方资源的优势整合而得到互补，进而得到满足。从实践效果上来看，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活动开展的成本，而且效益比之前更好。
从成本方面来看，一方面，在学生社团管理下放到学院后，学生社团与其归属学院之间的沟通交流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学院和学生社团举办的一些活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学院和学生社团各做各的，导致资源较为分散，活动参与人数不多，质量不高。而学院和学生社团合作，学院通过专业指导，提供资金、场地、设备等支持，学生社团则有专门学生团队负责宣传、活动组织等，也使得活动成本大大降低。
从效益方面来看，一方面，学院更看重通过学生社团活动成功打通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联接的“最后一公里”，提升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效率。而学生社团由于其自身的专业特性，起到了其他学生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学生社团通过与学院合作，使得活动开展更具有合法性，同时通过借助于学院资源、专业指导等打造社团品牌活动，能够使活动的效果更好，彰显学生社团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同时，参与社团活动的学生的利益诉求也得到了满足，他们可以通过参与学生社团活动，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去，有些同学甚至通过参加比赛等，获得名次，这些对于他们申请保研、出国深造、评定
奖助学金等都是大有裨益的，也大大激发了学生参加学生社团活动的积极性。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新的学生社团管理模式运行后，学生社团管理由于学院、学生社团资源的优化整合，使得活动成本降低，而且效益比学院、学生社团“单干”提升明显。
可见，新的学生社团管理模式运行在严格按照《办法》执行的基础上，学院、学生社团积极寻求利益诉求和资源优势整合的有效路径，自发形成了新的更好的落实《办法》的措施。这些诱致性因素使得学院、学生社团的利益诉求不断趋同，真正使得学生社团管理结构更为优化，管理模式转换过程中的秩序更为平稳，达到了学生社团管理改革的目的。
当然，不能忽视的是，也有一些社团，未能与学院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或是维持现状，或是社团活动、自身发展存在一些问题，甚至主动申请注销。但是，通过体育竞技类学生社团管理的分析，至少揭示了一种现实存在且效果不错的学生社团管理的实践模式，并且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复制的。
（三）对学生社团管理改革的评估
为评估学生社团管理改革的成效，Z大学团委在2017年9月就《办法》的执行情况作了一次问卷调查，重点了解了学生社团活动开展、经费以及团支部建设等情况。在参与调查的人员当中，学生社团的核心干部占27.86%，36.62%为一般干部，35.52%为学生社团普通成员，调查对象较为全面，比例平衡，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真实情况。调研结果显示：
1．学生社团活动开展情况良好
调查结果显示，各学生社团本学期举办活动的状况良好，共有181个学生社团于近期举办了1~3次活动，32个学生社团举办了4~6次活动，15个学生社团举办了7~9次活动，5个学生社团举办了9次以上的活动，另有3个学生社团未填写本学期活动举办次数。同时也可以看到，60%的学生社团举办了公益时或体育章活动，反映了Z大学学生热衷于参与志愿服务类或体育竞技类活动，而学生社团也会根据学生的意向相应地举办活动。将学生社团的管理重心下移，尤其是学术科技类和体育竞技类学生社团由学科专业直接对口的学院（直属系）担任业务指导单位，对学生社团的指导更为专业有效，能从更加前沿的视角将促进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目标落到实处。同时，在基层组织团建工作方面，直接面向本院系的学生，和学生社团的定位方向一致，有利于更精准地满足学生的需求，符合学生的兴趣特征，既可以更快地将学生的需求反映上来，举办更多反映广大学生需求的社团活动，同时也有利于对社团成员的出席情况进行更精确的甄别，增加社团成员的活动参与率。但是，思想理论类、体育竞技类、文化艺术类的精品活动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思想理论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理论类活动的开展相对较难，同时不易获得学生的关注，有必要在今后加强思想理论类活动的引导；体育竞技类涉及到重大活动的安全保障问题，组织开展需要更为谨慎；文化艺术类活动注重台下十年功，对日常训练的要求更高。
2．学生社团经费能基本满足需求
对2016年秋季学期学生社团经费使用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92.75%的学生社团表示学生社团经费能“满足社团日常业务需求”，但仍有7.25%的社团反映经费不能满足。此外，在举办活动方面，约七成社团表示经费足以举办活动，而认为经费不足以举办活动的社团则约占三成。目前，Z大学提供给学生社团的经费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按照学生社团的规模、数量等情况下拨基本业务经费，用于日常运作和小型活动；二是学生社团或学生社团团支部开展较大型活动可按照相应程序向Z大学校团委申请立项经费。因此，在基本业务经费不足以满足举办活动需求之时，学生社团可选择立项项目、科技文化节等途径进行申请，学院也会给予适当支持。
3．学生社团团支部受认可度高
团建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办法》更加重视团组织建设工作，在学生社团中广泛建立了学生社团团支部，对于跨校区的学生社团来说更能够加强各校区分社团之间的联系。学生社团最重要的主体是社团成员本身，能否充分认识团支部的意义，是学生社团成员能否真正融入社团生活的关键。调查结果显示，73.76%的受访者了解学生社团团支部存在的意义，但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社团人员表示不了解。因此，还需要向更多的学生社团成员普及团支部的作用与意义，通过团组织生活加深青年社员对社团团支部的认可和了解，尤其是团干部更应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主动联系青年、组织青年、凝聚青年。
四、结语
Z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改革实践表明，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应当从“管理”走向“治理”，在时代高速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改革固然可以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向前推进，但是改革能否真正落实到
位，必须要正视学校、学院、学生社团及学生等各主体的正当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学生社团管理应当从传统的“学校—学生社团”二元社团管理模式转向“学校—学院—学生社团”的多元共治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必须重视学院、学生社团的积极作用，认可并吸收学院、学生社团关于学生社团管理的有效做法，使得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不断趋同。
另外，在新的治理视角下，必须要重新定位学生社团的功能，学生社团虽是以“兴趣”结社，但却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阵地，党的十九大强调“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指出“高等教育要实现内涵式发展”，立德树人的关键在学生，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也在学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校、学院应当积极调动学生社团的积极性，推动学生社团成为思政教育、教学、科研等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融合的有效平台和有力抓手，使得人才培养的目的更为聚焦，手段更为多样，为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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