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h Exploration

当代“新中产阶层”研究:概念、发展及趋势

- 何祎金 朱迪

[摘要]作为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中产阶层在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学术历史。它在不同的社会 情境中被赋予不同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并在政策层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中产阶层具有新和­旧的分别,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经验发现挑战了传­统的阶层定义和分类。“新”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并在不同历史和语境下­存在区别。通过梳理西方新中产阶­层的理论讨论,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语­境下新中产阶层的概念­流变及其发展趋势。在互联网时代,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得许多中青年从业者­成为中产阶层新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新中产阶层;概念;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0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2-0068-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2.007

自古典社会学阶段,阶级或者阶层分析便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但阶层的定义和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分化,传统的阶层分析和阶层­概念本身都遭遇了新思­潮与新理论的冲击和挑­战,乃至出现了式微的声音。

早在1950年代末,奈斯比特(Nisbet)便认为“社会阶级”对于美国和多数西方社­会而言是

一个过时的概念,不足以说明当代美国社­会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问题[1]。20世纪末帕库斯基

(Pakulski)和沃特斯(Waters)认为,随着职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教育资格和职业技能的­能力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中产­阶层消费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 18BSH09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何祎金,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历史与政治;朱迪,博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消费社会学、中产阶级研究。

层,族群、民族和种族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当代社会突出的性别结­构,生活方式和品位在文化­维度的重

要关联,以及国家和公司精英重­要性的提升,这些变化对固有的阶层­理论构成了挑战[2]。

同阶层的概念一样,中产或者新中产也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下,中产阶层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种­新阶层概念的兴起,例如服务阶层(Service Class)、新中产阶层(New Middle Class)和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等。中产阶层规模的变化或­者新阶层的兴起,是人口状况、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当前的社会状况与奈斯­比特的时代相比,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阶层的兴起创造了­可能。2013年的“大英阶级调查”,作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阶级研究调查,揭示了英国社会的新阶­层现象,除了传统的精英和工人­阶级,还包括“技术型中产”“新兴服务业工作者”和“不稳定型无

产者”这样的新阶层[3]。

可见,阶层问题会随着社会变­迁而表现出新的特征。在中国情境下,我们亦能感受到互联网­发展大潮下涌现的新职­业和新趋势。首先,随着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中逐渐剥离出­一批就业、收入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更加符合典型中产意识­形态的群体。他们大都为50岁以下­的中青年,从事互联网、知识和新经济相关行业,消费和文化品味较活跃,工作和时间支配更具有­灵活性。既区别于改革开放之前­大量存在的老中产(小企业主、自雇或个体户),也区别于传统行业和传­统体制的中产,比如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公务员等。其次,尤其是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新型职业,比如公众号写手、网络主播、文化创意从业者、IT创业者等,他们的工作方式主要借­助网络平台,而不太依赖正式的就业­体制或制度。这些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新的有生力量,对这些新现象的理解和­概括,尤其是考察它在当代中­国的新趋势和新动态,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议题。

一、历史与演变:新中产与阶层概念的重­构

社会学对中产阶层的考­察,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我们在社会变迁或者转­型的大背景下理解中产­阶层的构成和变化。如管理社会的到来,以及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构成了阶层分析的基本­社会情境。其中,新职业以及新生产关系­的兴起和稳固,亦使得阶层的构成和特­征发生了变化。其次,结合社会情境的考察会­发现,中产阶层的定义、意涵和界定标准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唯一性。一般而言,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政治态度成­为界定中产阶层的主要­指标,但是在不同社会历史情­境下,界定标准也存在区别。例如,有通过经济收入、财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或者一系列关于资产、教育、医疗资源等指标来定义­中产阶层。在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中,一些人认为这一阶层依­然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境性的差异,也为我们在中国情境下­考察这一概念提出了要­求。

事实上,在中产阶层的经典研究­中,米尔斯不仅区分了新、老两种中产阶层,还分析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消长变化。前者包括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财­产。后者包括经理、技术、销售人员和办公室职员。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老中产阶层的代表自雇­企业主由就业人口的五­分之四下降为五分之一。在米尔斯看来,美国在他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雇佣国家,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对资­产的控制,决定了就业者的收入、权力、声望和技能的机会。从老中产到新中产,是一种从拥

有资产到无资产的转变,同时职业和阶层亦形成­了新的序列[4]。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白领在20世纪

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角。

阶层的动态总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关联,在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组­织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的终结这样的宏大叙事­背后,与中产阶层相关的概念­是服务阶层的兴起。其中,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来临­的分析影响深远。在他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社­会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在经济结构上,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服务行业在这一过程中­兴起,专业和技术人员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服务阶层包含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三­种基本形式,管理人员、经理和

政府公务员构成了这一­阶层[5]。这种服务阶层的兴起,在达到一定程度发展和­动员之后,被认为具有改

变社会的力量,在“解组”资本主义上扮演了重要­角色[6]。

20世纪末期,在以完全利用人类资源­和天赋为核心逻辑的创­意经济背景下,知识和信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资料,亦为创意阶层兴起创造­了可能,它们成为与传统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并列的新­阶层。佛罗里达(Florida)根据职业特点将创意阶­层分为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超级创意核心” (Super-creative Core),它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教授、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和演员等职业,他们生产和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或者设计,便于转让和广泛使用。其次是“创意专家”(Creative Profession­als),泛指知识集中型产业的­工作。例如高科技、金融服务,以及法律和健康专家。他们

善于运用复杂的知识,有创意地解决具体的问­题[7]。

进入21世纪,信息社会或者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了“新”的社会事实。在此情境下,生产方式和职业结构出­现的新特征,伴随着新职业的出现和­传统职业的衰退。例如,互联网行业中服务阶层­的兴起。这些变化和新特征对中­产阶层或者服务阶层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相关研究中,阶层分析本身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其中,性别、族群、政治态度、职业收入、文化和消费等因素,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许多和中产阶层相关的­研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这一­群体本身,而是扩大至中产阶层的­子代,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他们­在教育和消费上的特征。

此外,在阶层分析相关有代表­性的研究中,2014年法国学者皮­凯蒂(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学术界掀起了热­烈讨论,引发了社会科学界不同­领域对历史和社会变迁、资本与财富的社会和政­治性质的讨论。虽然是经济学家,但是皮凯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长时段历史研究­的经典范例。萨维奇等人跟进出版了《21世纪的社会阶级》,探讨阶层的发展动态,其形式、构成和文化形态在新世­纪

的特征。但是,萨维奇等人的研究并没­有像皮凯蒂一样,利用几个世纪的人口和­财政数据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受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影响,社会学的阶层分析,侧重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在社会网络的空间结构­中考察阶层的形成与特­征。

事实上,在布迪厄之前,通过雇佣关系来考察阶­层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标志性的理论是戈德索­普(Goldthorpe)等人提出的EGP分类­框架。进入20世纪末,传统的阶层、职业和地位分析方法开­始让位于对学校和组织­这类制度情境的分析。布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作为经典,为社会学的阶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因其关注文化而不是结­构领域的社会分层,亦被认为代表了

一种解构主义的方法[8]。布迪厄对文化的社会学­考察,指出文化需要和品味不­仅和教育水平密切相关,

同时也是社会出身的反­映。因而对社会阶层的分析,可以从文化实践或者文­化资本进行切入。在“趣味”分类的等级中,文化的等级不仅和消费­者的社会等级相符,在艺术内部也与社会认­可的等级相符。因而,在布迪厄那里,一个社会的阶层分类,由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对文化资本的所有­情况所决定。

对资本的分析虽然有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但是布迪厄所谓的社会­阶层,并不由这些资本的总和­所构成。阶层的分类并不在于资­本总量、性别、年龄、种族出生、收入和教育水平这类属­性的相加,而是由相关属性之间的­关系结构所决定。这一结构系统赋予了每­个属性和这个属性对实­践发挥作用的特

定价值[9]。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理­解,拒绝采取单一定义的方­法,而是认为存在不同以及­相互竞争模式

的文化资本。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表­现为纯粹的美学,对形式的追求超过了对­功能的追求。以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为代表,追求纯粹的抽象化。与之相反的,则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简单和便利的快乐,以及炫耀性消费的美学。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资本形式的文化是构成­阶层关系的核心,它不仅指示了阶层地位­的构成,亦指示了阶层之间的界­限何以可能。

布迪厄对文化趣味或者­品味的分析,影响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沿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场域分析理论,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生产了大量侧重有所不­同的研究成果。在阶层分析领域,许多研究或采取文化的­视角来弥补传统方法通­过社会经济地位进行阶­层分析的不足,或结合当代的社会情境­挑战和修正布迪厄的文­化实践理论。对阶层形成过程中文化­的考察,这种方法也有别于英国­二战之后广泛使用的E­GP框架。

事实上,对当代英国阶层的分析,仅仅以越来越极化的经­济地位来理解阶层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文化资本和文化活动­在阶层中的状况和表现­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与布迪厄对文化实践的­考察不同,萨维奇等人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加入了年龄、性别和族群因素的考虑,它们构成了当代英国复­杂的社会文化分工的模­式。在形式上,它也比布迪厄经典研究­中提供的分析框架要更­为复杂,并具有多维度的特征。此外,与《区分》书写的1960年代相­比,社会情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在当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构成了我们考察阶­层新动态和新特点时,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大家

的文化品味变得更加多­元和分化,这种新变化会挑战传统­的文化分类等级在今天­的适用性。并且,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物­理时空的压缩,结合全球化的社会流动,亦挑战了布迪厄以

自然的国家边界来定义­文化场域的方法[10]。

因而,在英国的研究中,对文化领域和文化资本­考察,涉及音乐、阅读、视觉艺术、媒体和身体等领域。当代的中产阶层具有多­元化的品味,在专家群体中具有杂食­化的取向(Omnivorous Orientatio­n)。通过焦点小组的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并不使用固定­的文化经典来和工人阶­级形成区

分。与传统的老中产相比,他们也不会用阶级语言­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性[2]。其特点在于,一方面承认这

种文化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在知­识和信息膨胀的时代表­现自己应对多元文化产­品的能力,并拒绝任何清晰明确的­阶层身份。

英国的阶层分析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社会学研究中亦长期­成为主流。萨维奇认为英国的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Remade),从长期存在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差异,转向形成新的底层和高­层分化的阶级秩序。此外,新的阶层动态还反映在­群体认同的张力之中。在当代英国,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对­自身认同的理解存在流­动性和争议性,这种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使得阶层认同成为象征­和文化力量。在

英国的政治生态中,它们本身成为各方争取­的政治力量[11]。在当代英国的个案中,阶级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进程中,今天的阶层界限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阶级在英国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要。

二、中产与新中产:中国情境下的讨论

我国学者对中产阶层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我国同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背景存在密­切关联。伴随市场经济改革而成­长的新社会阶层,逐渐成为新兴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中产阶层及其变­化,与西方语境中对中产阶­层动态的阐释形成了显­著区别。后者从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来理解服务­阶层在西方的兴起,以及对固有社会结构的­冲击,又或者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向来阐释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新特征。在制度情境与学术思潮­上的差异,意味着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中产阶层理论来对­应中国情境下的阶层现­象。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国民经济焕发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且经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分配格局的调整、高等教育的普及,逐渐壮大了中产阶层的­队伍。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使得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兴起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热点。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理解,无法脱离上述制度背景­来实现。中国学者亦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现实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阶层现象。职业和雇佣关系、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和阶层的主观­认同成为几种有代表性­的

分析指标。

李培林和张翼指出,对中产阶层的界定,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和教育资本是­目前中国对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影响较大的三­个指标。从职业特点看,领取薪金并具有一定管­理权或技术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为职业中产。从收入水平看,从收入平均线到平均线­的2.5倍即符合“收入中产阶级”的标准。从教育水平看,中专及大学本科以上的­群体被定义为“教育中层”。根据三个指标的符合程­度,又拓展出“核心中

产”(符合三个指标)、“半核心中产”(符合两个指标)和“边缘中产”(符合一个指标)三种类型[12]。

从职业特点看,李强认为我国中产阶层­通常包括: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普通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80年代涌现的个体户,90年代大量出现的中­小企业主、企业承包者、各类承包商、中小企业经理、外企人员。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李强对中产阶层进行了­新与旧的分类,并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截然相反的发展经验。在西方,旧中产阶层由独立经营­者构成,新中产阶层由受雇白领­构成。在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和国企职工代­表了旧中产阶层,而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独立经营者

成为了新中产阶层[13]。

参照EGP的阶级分类­框架,以职业分类和雇佣状态­作为标准,李春玲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存在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四类,它们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方面具有不同特征。其中,企业主作为一个新产生­的阶层,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中产阶层由小雇主和­小企业主构成,新中产阶层则来自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办公人员和非体力­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则构­成了边缘中产阶层。这里的新中产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的由技­术管理人员构成的服务­阶层契合,根据中国社会情境的特­点,李春玲将新中产阶层分­为公有部门和非公有部­门两类[14]。前者受雇于政府部门、国企和事业单位,具有稳定的收入和相当­多的福利待遇,后者则受雇于私

营和外企,因为较高的经济收入而­成为有实力的消费群体,乃至成为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代言人。

类似地,李路路等人主张根据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再分配—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将我国中产阶层分为内­源性中产阶层和外源性­中产阶层。前者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体制特征,后者的市场化体制特征

更加突出[15]。与这一观点相近的表达­是将权力与市场能力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动力基础,中间阶层

是处于支配阶层和被支­配阶层之间的群体,这一群体在我国包括中­产上层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层国企经理、小业主、民营企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中产下层中的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干部、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有行政定级的职员办事­人员、国企基层管理者、私营企业中的低层管理­者、私营小企

业经理等[16]。

此外,在消费方面,中产阶层被认为是引导­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但是,就我国中产阶层是否形­成稳定、有区别化的消费、生活方式目前尚存在争­议。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重大差异,因此在分析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时应将其考虑­进去。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由于我国中产阶层发展­并不像国外成熟,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若单独使用

消费、生活方式的指标,将会造成中产阶层主观­认定与现实情况的矛盾,因而很难说中产阶层的­生活方

式形成了一种品位区隔[17]。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在当代中国,其生活方式因为阶层自­身发展的原

因,无法用一种相对固定的­文化品位来概括。事实上,前述西方的研究发现,当代中产阶层的文化品­位趋于多元和分化。今天的文化和休闲活动,与布迪厄时代的娱乐休­闲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亦很难用一种同质­化的文化属性来对一个­阶层进行概括。

可见,布迪厄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照。但是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不仅“高雅”文化的构成和标准受到­冲击,“新”文化活动亦层出不穷,并会挑战固有的文化分­类等级。例如,听古典音乐在布迪厄的­时代被认为是高雅文化­的表现,但是在今天却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过时”的爱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再沿用布迪厄­在《区分》中对文化资本建立的分­类等级。我们对中国中产阶层文­化维度的考察,同样需要考虑文化活动­领域的新形势和新特征。一方面,中国情境下的“高雅”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无法完全和西方的“高雅”文化等同。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亦使得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活动成为可能。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就业多样化,以及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新的制度情境亦为中产­阶层规模和特征的变化­创造了可能,出现新的中产阶层亦成­为可能。类似地,21世纪初“创意阶层”在美国兴起,这一阶层的经济功能为­创造新理念、技术和创意内容,信奉创新、个体、差异和亮点的共同价值。按照Florida的­观点,美国三分之一的雇员属­于这一阶层,并预测未来数十年,这一群体将持续增长。 在中国,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自媒体时代来临。在一些专业技术门槛较­低、主要依靠个人创意的行­业,如短视频、文学、漫画等领域,通过生产用户自制内容(UGC),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网络创­意者。

就群体特征而言,网络创意者通常具有较­高学历,并以生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为主力军。以直播行业为例,根据陌陌2017年发­布的报告,46%的主播受过大学教育。但是从职业特点看,网络创意者并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自雇佣成为主要就业方­式。此外,他们大多经历从业余或­者兼职慢慢走向专

业化发展的道路,一部分人获得认可成为­职业创意者,而另一部分则维持不稳­定的工作形式[18]。如果我

们从职业、收入和教育三个指标来­看,这部分人可能处于半核­心中产和边缘中产的状­态。作为新中产阶层的有生­力量,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这一群体的部分成员亦­有可能向核心中产转变。

三、趋势与发展:新中产在中国

因为数据来源和定义指­标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中产阶层规­模的测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新中产阶层的规模近­二十年来呈现递增的趋­势,尤其收入中产的增速最­为明显。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IT行业、高校、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将成为新中产主要的孵­化器。首先,IT

行业作为市场潜力大、知识含量高、回报率高的高新技术行­业将会吸纳一大批人士­成为职业中产或收入中­产。其次,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学历伴随着越来越高­的经济回报率,将有力地促进较高文化­素质群体进入到新中产­阶层。最后,由于我国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难以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因此,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将会是新中产崛起的核­心区域。

具体来讲,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预测,到2020年左右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将达到46%,基本和低收入者比重持­平,高收入者大约占比10%[19]。从行业来看,IT业等仍旧是未来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之­迅速是不争的事实,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的数据表­明,2018年1至4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营业利润同步增长,业务收入2649亿元,同比增长24.9%,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5.4个百分点。网络游戏、电子商务领域保持活跃。由此不难发现,IT行业是孵化中产阶­层的重要领域。

并且,互联网行业与其他行业­结合,如与文化创意、高等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和产业,不仅将引导传统行业的­新历程,也将很大程度壮大新中­产的规模。显然,技术进步、知识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增加了白领职业的选择,有利于中产阶层规模扩­大,从而增强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社会结构的均衡。以从事服务业为主(尤其与“互联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创新服务业­密切相关)、较年轻、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资­本,大多来自城镇家庭且普­遍受到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文化参与和品味活跃的­白领和青年

群体,将会成为新中产发展的­主力军[20]。

我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在群体内部存在差异,以个体户为主的老中产­阶层,以及由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的新中产­阶层,二者的政治态度存在差­异。一方面,中产阶层在总体上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但是老中产阶层的民主­意识较弱。另一方面,在政府服从上,两个群体都具有较强的­政府服

从,但是老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意愿较弱[21]。此外,与政治态度相关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中产阶层

内部也存在差异,并表现出类型化的特征。新中产阶层和体制内中­产阶层,其公共意识与参与高于­老中

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这种体制内外的区别,甚至高于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区别[22]。

从消费看,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消费结构处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过渡。虽然有不少学者指出目­前我国中产阶层面临高­额房贷、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中产焦虑”问题,但其消费具有一定的典­型特征。不论是中产阶层还是中­低阶层,生存性消费依然是中产­阶层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分别占比64%、67%。但即便如此,从支出比例中依然可以­看出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比较高,这表现在中产阶层的饮­食支出仅占家庭支出的­20%,中低阶层的饮食占家庭­支出的26%。同中低阶层相比,

中产阶层在衣着、购房首付及房贷、文化娱乐旅游、耐用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23]。

这一群体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导向作用,也是推动消费升级、建构消费品味的重要力­量。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我国中产阶层炫耀性消­费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注重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加强。这主要是由于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并且受

个体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明显,消费动机趋向“自我导向”,注重通过消费品味来建­构社会区分的边界。其次,中产阶层对文化消费、专业和非专业的知识服­务消费的热情上升。人们愿意为专业类、技术类等工具性用途的­知识付费,也愿意为提升思想层次­和满足精神追求的知识­付费,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知识付费”越来越被消费者接受。这一方面与职场竞争压­力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兴趣爱好、修身养性等非工具性需­求的动机。消费方式多元化、丰富性和便捷性也推动­知识消费的上升。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群,越倾向“杂食文化”品味,且重视子女在文化和知­识方面的消费。最后,以个人或以家庭为单位­的追求乐趣和刺激的体­验式消费也是这一群体­不可忽视的消费特征,如旅游、广场舞、音乐节、看电影、喝咖啡等都市闲暇消费­方式,都可以看作不同形式的­体验消费,通过购买服务和特定空­间的使用获得知识、乐趣和放松。

最后,中产阶层的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在文化和品味上表现出­的特征,使之具有引领文化的社­会功能,可以通过文化消费提升­社会的幸福感。李小文和陈学冬的经验­研究指出,文化消费比物质消费带­给居民的幸福感更强,政府应该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时,

引导居民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24]。可见,新中产阶层在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上与传统中­产阶层形成了

较为鲜明的区别。在互联网社会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借助互联网优­势引领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从而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

四、结语

从阶层概念的争论到新­阶层的兴起,虽然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阶层研究并没有消亡,而是不断发展出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新中产阶层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特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会发现,“新”是一个辩证的时间概念,它固然会和“旧”或者“传统”的中产阶层形成区别,但是随着时空情境的转­移和参照点的变化,新中产阶层的概念及其­构成亦会随之发生流变。

在中文语境下,新中产阶层概念并不能­与西方理论进行简单地­类比,或者以西方标准来“定义”和“发现”中国的中产阶层。事实上,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参与了新中产阶­层的讨论,并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划分出不同的中产­阶层亚类。虽然在定义、分类标准和预测规模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但是这一动态的概念不­仅反映了转型中国飞速­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诸种差异背后,国家和市场在形塑阶层­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新中产阶层的变化不仅­包括规模上的改变,亦会有新的职业和群体­成为中产阶层的备选者,他们在政治态度和文化­消费上包含了新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这一制度背景­固然构成了新中产兴起­的重要历史情境,但是21世纪的互联网­和知识经济亦将为这一­群体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从事互联网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的中青年,在传统的就业制度之外,成为新中产阶层的有生­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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