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中产阶层”研究：概念、发展及趋势
［摘要］作为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中产阶层在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学术历史。它在不同的社会 情境中被赋予不同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并在政策层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中产阶层具有新和旧的分别，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经验发现挑战了传统的阶层定义和分类。“新”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并在不同历史和语境下存在区别。通过梳理西方新中产阶层的理论讨论，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语境下新中产阶层的概念流变及其发展趋势。在互联网时代，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得许多中青年从业者成为中产阶层新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新中产阶层；概念；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0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2-0068-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2.007
自古典社会学阶段，阶级或者阶层分析便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但阶层的定义和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分化，传统的阶层分析和阶层概念本身都遭遇了新思潮与新理论的冲击和挑战，乃至出现了式微的声音。
早在1950年代末，奈斯比特（Nisbet）便认为“社会阶级”对于美国和多数西方社会而言是
一个过时的概念，不足以说明当代美国社会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问题[1]。20世纪末帕库斯基
（Pakulski）和沃特斯（Waters）认为，随着职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教育资格和职业技能的能力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中产阶层消费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 18BSH09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何祎金，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历史与政治；朱迪，博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消费社会学、中产阶级研究。
层，族群、民族和种族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当代社会突出的性别结构，生活方式和品位在文化维度的重
要关联，以及国家和公司精英重要性的提升，这些变化对固有的阶层理论构成了挑战[2]。
同阶层的概念一样，中产或者新中产也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下，中产阶层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种新阶层概念的兴起，例如服务阶层（Service Class）、新中产阶层（New Middle Class）和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等。中产阶层规模的变化或者新阶层的兴起，是人口状况、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当前的社会状况与奈斯比特的时代相比，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阶层的兴起创造了可能。2013年的“大英阶级调查”，作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阶级研究调查，揭示了英国社会的新阶层现象，除了传统的精英和工人阶级，还包括“技术型中产”“新兴服务业工作者”和“不稳定型无
产者”这样的新阶层[3]。
可见，阶层问题会随着社会变迁而表现出新的特征。在中国情境下，我们亦能感受到互联网发展大潮下涌现的新职业和新趋势。首先，随着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中逐渐剥离出一批就业、收入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更加符合典型中产意识形态的群体。他们大都为50岁以下的中青年，从事互联网、知识和新经济相关行业，消费和文化品味较活跃，工作和时间支配更具有灵活性。既区别于改革开放之前大量存在的老中产（小企业主、自雇或个体户），也区别于传统行业和传统体制的中产，比如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公务员等。其次，尤其是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新型职业，比如公众号写手、网络主播、文化创意从业者、IT创业者等，他们的工作方式主要借助网络平台，而不太依赖正式的就业体制或制度。这些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新的有生力量，对这些新现象的理解和概括，尤其是考察它在当代中国的新趋势和新动态，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议题。
一、历史与演变：新中产与阶层概念的重构
社会学对中产阶层的考察，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我们在社会变迁或者转型的大背景下理解中产阶层的构成和变化。如管理社会的到来，以及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构成了阶层分析的基本社会情境。其中，新职业以及新生产关系的兴起和稳固，亦使得阶层的构成和特征发生了变化。其次，结合社会情境的考察会发现，中产阶层的定义、意涵和界定标准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唯一性。一般而言，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政治态度成为界定中产阶层的主要指标，但是在不同社会历史情境下，界定标准也存在区别。例如，有通过经济收入、财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或者一系列关于资产、教育、医疗资源等指标来定义中产阶层。在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中，一些人认为这一阶层依然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境性的差异，也为我们在中国情境下考察这一概念提出了要求。
事实上，在中产阶层的经典研究中，米尔斯不仅区分了新、老两种中产阶层，还分析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消长变化。前者包括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财产。后者包括经理、技术、销售人员和办公室职员。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老中产阶层的代表自雇企业主由就业人口的五分之四下降为五分之一。在米尔斯看来，美国在他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雇佣国家，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对资产的控制，决定了就业者的收入、权力、声望和技能的机会。从老中产到新中产，是一种从拥
有资产到无资产的转变，同时职业和阶层亦形成了新的序列[4]。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白领在20世纪
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角。
阶层的动态总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关联，在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组织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的终结这样的宏大叙事背后，与中产阶层相关的概念是服务阶层的兴起。其中，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来临的分析影响深远。在他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社会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在经济结构上，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服务行业在这一过程中兴起，专业和技术人员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服务阶层包含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三种基本形式，管理人员、经理和
政府公务员构成了这一阶层[5]。这种服务阶层的兴起，在达到一定程度发展和动员之后，被认为具有改
变社会的力量，在“解组”资本主义上扮演了重要角色[6]。
20世纪末期，在以完全利用人类资源和天赋为核心逻辑的创意经济背景下，知识和信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资料，亦为创意阶层兴起创造了可能，它们成为与传统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并列的新阶层。佛罗里达（Florida）根据职业特点将创意阶层分为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超级创意核心” （Super-creative Core），它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教授、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和演员等职业，他们生产和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或者设计，便于转让和广泛使用。其次是“创意专家”（Creative Professionals），泛指知识集中型产业的工作。例如高科技、金融服务，以及法律和健康专家。他们
善于运用复杂的知识，有创意地解决具体的问题[7]。
进入21世纪，信息社会或者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了“新”的社会事实。在此情境下，生产方式和职业结构出现的新特征，伴随着新职业的出现和传统职业的衰退。例如，互联网行业中服务阶层的兴起。这些变化和新特征对中产阶层或者服务阶层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相关研究中，阶层分析本身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其中，性别、族群、政治态度、职业收入、文化和消费等因素，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许多和中产阶层相关的研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这一群体本身，而是扩大至中产阶层的子代，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他们在教育和消费上的特征。
此外，在阶层分析相关有代表性的研究中，2014年法国学者皮凯蒂（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学术界掀起了热烈讨论，引发了社会科学界不同领域对历史和社会变迁、资本与财富的社会和政治性质的讨论。虽然是经济学家，但是皮凯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长时段历史研究的经典范例。萨维奇等人跟进出版了《21世纪的社会阶级》，探讨阶层的发展动态，其形式、构成和文化形态在新世纪
的特征。但是，萨维奇等人的研究并没有像皮凯蒂一样，利用几个世纪的人口和财政数据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受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影响，社会学的阶层分析，侧重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在社会网络的空间结构中考察阶层的形成与特征。
事实上，在布迪厄之前，通过雇佣关系来考察阶层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标志性的理论是戈德索普（Goldthorpe）等人提出的EGP分类框架。进入20世纪末，传统的阶层、职业和地位分析方法开始让位于对学校和组织这类制度情境的分析。布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作为经典，为社会学的阶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因其关注文化而不是结构领域的社会分层，亦被认为代表了
一种解构主义的方法[8]。布迪厄对文化的社会学考察，指出文化需要和品味不仅和教育水平密切相关，
同时也是社会出身的反映。因而对社会阶层的分析，可以从文化实践或者文化资本进行切入。在“趣味”分类的等级中，文化的等级不仅和消费者的社会等级相符，在艺术内部也与社会认可的等级相符。因而，在布迪厄那里，一个社会的阶层分类，由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对文化资本的所有情况所决定。
对资本的分析虽然有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但是布迪厄所谓的社会阶层，并不由这些资本的总和所构成。阶层的分类并不在于资本总量、性别、年龄、种族出生、收入和教育水平这类属性的相加，而是由相关属性之间的关系结构所决定。这一结构系统赋予了每个属性和这个属性对实践发挥作用的特
定价值[9]。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理解，拒绝采取单一定义的方法，而是认为存在不同以及相互竞争模式
的文化资本。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表现为纯粹的美学，对形式的追求超过了对功能的追求。以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为代表，追求纯粹的抽象化。与之相反的，则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简单和便利的快乐，以及炫耀性消费的美学。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资本形式的文化是构成阶层关系的核心，它不仅指示了阶层地位的构成，亦指示了阶层之间的界限何以可能。
布迪厄对文化趣味或者品味的分析，影响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沿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场域分析理论，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生产了大量侧重有所不同的研究成果。在阶层分析领域，许多研究或采取文化的视角来弥补传统方法通过社会经济地位进行阶层分析的不足，或结合当代的社会情境挑战和修正布迪厄的文化实践理论。对阶层形成过程中文化的考察，这种方法也有别于英国二战之后广泛使用的EGP框架。
事实上，对当代英国阶层的分析，仅仅以越来越极化的经济地位来理解阶层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文化资本和文化活动在阶层中的状况和表现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与布迪厄对文化实践的考察不同，萨维奇等人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加入了年龄、性别和族群因素的考虑，它们构成了当代英国复杂的社会文化分工的模式。在形式上，它也比布迪厄经典研究中提供的分析框架要更为复杂，并具有多维度的特征。此外，与《区分》书写的1960年代相比，社会情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在当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构成了我们考察阶层新动态和新特点时，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大家
的文化品味变得更加多元和分化，这种新变化会挑战传统的文化分类等级在今天的适用性。并且，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物理时空的压缩，结合全球化的社会流动，亦挑战了布迪厄以
自然的国家边界来定义文化场域的方法[10]。
因而，在英国的研究中，对文化领域和文化资本考察，涉及音乐、阅读、视觉艺术、媒体和身体等领域。当代的中产阶层具有多元化的品味，在专家群体中具有杂食化的取向（Omnivorous Orientation）。通过焦点小组的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并不使用固定的文化经典来和工人阶级形成区
分。与传统的老中产相比，他们也不会用阶级语言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性[2]。其特点在于，一方面承认这
种文化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在知识和信息膨胀的时代表现自己应对多元文化产品的能力，并拒绝任何清晰明确的阶层身份。
英国的阶层分析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社会学研究中亦长期成为主流。萨维奇认为英国的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Remade），从长期存在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差异，转向形成新的底层和高层分化的阶级秩序。此外，新的阶层动态还反映在群体认同的张力之中。在当代英国，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对自身认同的理解存在流动性和争议性，这种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使得阶层认同成为象征和文化力量。在
英国的政治生态中，它们本身成为各方争取的政治力量[11]。在当代英国的个案中，阶级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进程中，今天的阶层界限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阶级在英国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要。
二、中产与新中产：中国情境下的讨论
我国学者对中产阶层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我国同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背景存在密切关联。伴随市场经济改革而成长的新社会阶层，逐渐成为新兴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中产阶层及其变化，与西方语境中对中产阶层动态的阐释形成了显著区别。后者从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来理解服务阶层在西方的兴起，以及对固有社会结构的冲击，又或者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向来阐释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新特征。在制度情境与学术思潮上的差异，意味着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中产阶层理论来对应中国情境下的阶层现象。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国民经济焕发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且经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分配格局的调整、高等教育的普及，逐渐壮大了中产阶层的队伍。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使得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兴起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热点。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理解，无法脱离上述制度背景来实现。中国学者亦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现实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阶层现象。职业和雇佣关系、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和阶层的主观认同成为几种有代表性的
分析指标。
李培林和张翼指出，对中产阶层的界定，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和教育资本是目前中国对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影响较大的三个指标。从职业特点看，领取薪金并具有一定管理权或技术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为职业中产。从收入水平看，从收入平均线到平均线的2.5倍即符合“收入中产阶级”的标准。从教育水平看，中专及大学本科以上的群体被定义为“教育中层”。根据三个指标的符合程度，又拓展出“核心中
产”（符合三个指标）、“半核心中产”（符合两个指标）和“边缘中产”（符合一个指标）三种类型[12]。
从职业特点看，李强认为我国中产阶层通常包括：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普通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80年代涌现的个体户，90年代大量出现的中小企业主、企业承包者、各类承包商、中小企业经理、外企人员。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李强对中产阶层进行了新与旧的分类，并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截然相反的发展经验。在西方，旧中产阶层由独立经营者构成，新中产阶层由受雇白领构成。在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和国企职工代表了旧中产阶层，而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独立经营者
成为了新中产阶层[13]。
参照EGP的阶级分类框架，以职业分类和雇佣状态作为标准，李春玲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存在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四类，它们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方面具有不同特征。其中，企业主作为一个新产生的阶层，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中产阶层由小雇主和小企业主构成，新中产阶层则来自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办公人员和非体力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则构成了边缘中产阶层。这里的新中产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的由技术管理人员构成的服务阶层契合，根据中国社会情境的特点，李春玲将新中产阶层分为公有部门和非公有部门两类[14]。前者受雇于政府部门、国企和事业单位，具有稳定的收入和相当多的福利待遇，后者则受雇于私
营和外企，因为较高的经济收入而成为有实力的消费群体，乃至成为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代言人。
类似地，李路路等人主张根据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再分配—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将我国中产阶层分为内源性中产阶层和外源性中产阶层。前者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体制特征，后者的市场化体制特征
更加突出[15]。与这一观点相近的表达是将权力与市场能力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动力基础，中间阶层
是处于支配阶层和被支配阶层之间的群体，这一群体在我国包括中产上层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层国企经理、小业主、民营企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中产下层中的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干部、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有行政定级的职员办事人员、国企基层管理者、私营企业中的低层管理者、私营小企
业经理等[16]。
此外，在消费方面，中产阶层被认为是引导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但是，就我国中产阶层是否形成稳定、有区别化的消费、生活方式目前尚存在争议。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重大差异，因此在分析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时应将其考虑进去。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由于我国中产阶层发展并不像国外成熟，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若单独使用
消费、生活方式的指标，将会造成中产阶层主观认定与现实情况的矛盾，因而很难说中产阶层的生活方
式形成了一种品位区隔[17]。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在当代中国，其生活方式因为阶层自身发展的原
因，无法用一种相对固定的文化品位来概括。事实上，前述西方的研究发现，当代中产阶层的文化品位趋于多元和分化。今天的文化和休闲活动，与布迪厄时代的娱乐休闲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亦很难用一种同质化的文化属性来对一个阶层进行概括。
可见，布迪厄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照。但是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不仅“高雅”文化的构成和标准受到冲击，“新”文化活动亦层出不穷，并会挑战固有的文化分类等级。例如，听古典音乐在布迪厄的时代被认为是高雅文化的表现，但是在今天却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过时”的爱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再沿用布迪厄在《区分》中对文化资本建立的分类等级。我们对中国中产阶层文化维度的考察，同样需要考虑文化活动领域的新形势和新特征。一方面，中国情境下的“高雅”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无法完全和西方的“高雅”文化等同。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亦使得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活动成为可能。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就业多样化，以及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新的制度情境亦为中产阶层规模和特征的变化创造了可能，出现新的中产阶层亦成为可能。类似地，21世纪初“创意阶层”在美国兴起，这一阶层的经济功能为创造新理念、技术和创意内容，信奉创新、个体、差异和亮点的共同价值。按照Florida的观点，美国三分之一的雇员属于这一阶层，并预测未来数十年，这一群体将持续增长。 在中国，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自媒体时代来临。在一些专业技术门槛较低、主要依靠个人创意的行业，如短视频、文学、漫画等领域，通过生产用户自制内容（UGC），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网络创意者。
就群体特征而言，网络创意者通常具有较高学历，并以生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为主力军。以直播行业为例，根据陌陌2017年发布的报告，46%的主播受过大学教育。但是从职业特点看，网络创意者并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自雇佣成为主要就业方式。此外，他们大多经历从业余或者兼职慢慢走向专
业化发展的道路，一部分人获得认可成为职业创意者，而另一部分则维持不稳定的工作形式[18]。如果我
们从职业、收入和教育三个指标来看，这部分人可能处于半核心中产和边缘中产的状态。作为新中产阶层的有生力量，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这一群体的部分成员亦有可能向核心中产转变。
三、趋势与发展：新中产在中国
因为数据来源和定义指标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中产阶层规模的测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新中产阶层的规模近二十年来呈现递增的趋势，尤其收入中产的增速最为明显。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IT行业、高校、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将成为新中产主要的孵化器。首先，IT
行业作为市场潜力大、知识含量高、回报率高的高新技术行业将会吸纳一大批人士成为职业中产或收入中产。其次，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学历伴随着越来越高的经济回报率，将有力地促进较高文化素质群体进入到新中产阶层。最后，由于我国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难以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因此，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将会是新中产崛起的核心区域。
具体来讲，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预测，到2020年左右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将达到46%，基本和低收入者比重持平，高收入者大约占比10%[19]。从行业来看，IT业等仍旧是未来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之迅速是不争的事实，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的数据表明，2018年1至4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营业利润同步增长，业务收入2649亿元，同比增长24.9%，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5.4个百分点。网络游戏、电子商务领域保持活跃。由此不难发现，IT行业是孵化中产阶层的重要领域。
并且，互联网行业与其他行业结合，如与文化创意、高等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和产业，不仅将引导传统行业的新历程，也将很大程度壮大新中产的规模。显然，技术进步、知识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增加了白领职业的选择，有利于中产阶层规模扩大，从而增强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社会结构的均衡。以从事服务业为主（尤其与“互联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创新服务业密切相关）、较年轻、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资本，大多来自城镇家庭且普遍受到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文化参与和品味活跃的白领和青年
群体，将会成为新中产发展的主力军[20]。
我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在群体内部存在差异，以个体户为主的老中产阶层，以及由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的新中产阶层，二者的政治态度存在差异。一方面，中产阶层在总体上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但是老中产阶层的民主意识较弱。另一方面，在政府服从上，两个群体都具有较强的政府服
从，但是老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意愿较弱[21]。此外，与政治态度相关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中产阶层
内部也存在差异，并表现出类型化的特征。新中产阶层和体制内中产阶层，其公共意识与参与高于老中
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这种体制内外的区别，甚至高于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区别[22]。
从消费看，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消费结构处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过渡。虽然有不少学者指出目前我国中产阶层面临高额房贷、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中产焦虑”问题，但其消费具有一定的典型特征。不论是中产阶层还是中低阶层，生存性消费依然是中产阶层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分别占比64%、67%。但即便如此，从支出比例中依然可以看出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比较高，这表现在中产阶层的饮食支出仅占家庭支出的20%，中低阶层的饮食占家庭支出的26%。同中低阶层相比，
中产阶层在衣着、购房首付及房贷、文化娱乐旅游、耐用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23]。
这一群体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导向作用，也是推动消费升级、建构消费品味的重要力量。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我国中产阶层炫耀性消费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注重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加强。这主要是由于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并且受
个体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明显，消费动机趋向“自我导向”，注重通过消费品味来建构社会区分的边界。其次，中产阶层对文化消费、专业和非专业的知识服务消费的热情上升。人们愿意为专业类、技术类等工具性用途的知识付费，也愿意为提升思想层次和满足精神追求的知识付费，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知识付费”越来越被消费者接受。这一方面与职场竞争压力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兴趣爱好、修身养性等非工具性需求的动机。消费方式多元化、丰富性和便捷性也推动知识消费的上升。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群，越倾向“杂食文化”品味，且重视子女在文化和知识方面的消费。最后，以个人或以家庭为单位的追求乐趣和刺激的体验式消费也是这一群体不可忽视的消费特征，如旅游、广场舞、音乐节、看电影、喝咖啡等都市闲暇消费方式，都可以看作不同形式的体验消费，通过购买服务和特定空间的使用获得知识、乐趣和放松。
最后，中产阶层的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在文化和品味上表现出的特征，使之具有引领文化的社会功能，可以通过文化消费提升社会的幸福感。李小文和陈学冬的经验研究指出，文化消费比物质消费带给居民的幸福感更强，政府应该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时，
引导居民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24]。可见，新中产阶层在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上与传统中产阶层形成了
较为鲜明的区别。在互联网社会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借助互联网优势引领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从而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
四、结语
从阶层概念的争论到新阶层的兴起，虽然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阶层研究并没有消亡，而是不断发展出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新中产阶层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特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会发现，“新”是一个辩证的时间概念，它固然会和“旧”或者“传统”的中产阶层形成区别，但是随着时空情境的转移和参照点的变化，新中产阶层的概念及其构成亦会随之发生流变。
在中文语境下，新中产阶层概念并不能与西方理论进行简单地类比，或者以西方标准来“定义”和“发现”中国的中产阶层。事实上，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参与了新中产阶层的讨论，并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划分出不同的中产阶层亚类。虽然在定义、分类标准和预测规模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但是这一动态的概念不仅反映了转型中国飞速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诸种差异背后，国家和市场在形塑阶层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新中产阶层的变化不仅包括规模上的改变，亦会有新的职业和群体成为中产阶层的备选者，他们在政治态度和文化消费上包含了新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这一制度背景固然构成了新中产兴起的重要历史情境，但是21世纪的互联网和知识经济亦将为这一群体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从事互联网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的中青年，在传统的就业制度之外，成为新中产阶层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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