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突然出了太阳(短篇小说) /宋尾

Youth Literature - - 目录 CONTENTS - ⊙ 文/宋 尾

宋 尾:一九七三年生于湖北天门,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作品散见于《诗刊》《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红岩》《山花》等刊。著有小说集《到世界里去》。曾获巴蜀青年文学奖、入选“巴渝新秀”青年文化人才。现居重庆。

那天下午突然出了一阵太阳。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之前已持续下了一段时间的雨。重庆的冬季总是这样。正是那次我发现睡在夜里能听到有水在骨头里流淌,这点让人印象深刻。总之,那天上午一直是灰蒙蒙的,但莫名其妙的是,到下午就出了太阳——几乎所有居民都从阴湿晦暗的房屋里钻出来,流入窄窄的街道,四川美院的小径与草坪上站满了人。整个黄桷坪街区都暴露在这犹如恩赐的阳光里。这是令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

我们坐在美院雕塑系老师景活的工作室门口(一个露天小院坝),泡了几杯沱茶,靠在老藤椅上,漫无目的地聊着。我们一致认为,这样的天气就该晒太阳闲扯摆龙门阵。“安逸嘛。”我们坐了好几个小时,一点也没意识到黄昏将至。直到彭建设说他想到了一句诗:“啊晚霞,笼罩着这个边陲小镇。”我顺着他的目光眺望远处,那里是黄桷坪的 标志物——电厂的两根烟囱,如同一双巨型的筷子插在他的“边陲小镇”里。

王闯一支接一支抽着龙凤呈祥(一种红色硬盒的本地烟),望着路边,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说:“嘿,咋个搞的?我今天才发现,黄桷坪的狗儿还真多吔。”

“都是些流浪狗。”我告诉他,我早注意到这点了,“每一年毕业生离开后,黄桷坪就到处都是被遗弃的狗。”

“难道毕业生就不一样唛?”王闯说,“还不都是流浪狗儿嘛。”他说得有道理。其实我觉得,那些毫不认生的流浪狗仿佛是一种伪装,就像宫崎骏的电影里,一些狸猫会幻化成人的模样混迹于人类的生活之中。要不,为什么晚上就见不到一条狗呢?它们肯定有自己的一个社会、体系和疆域。

这时东灵终于发完了漫长的短信——他靠手中这部诺基亚N91跟外界保持必要的联

系——他接过话说:“假如一只鸟从天空穿过,不小心排泄了一下。那么,这个排泄物极有可能打在某个‘艺术工作者’的脸上。”他总是慢那么半拍,我们已经跳跃到艺术与人伦的高度了,他的意识才刚刚追赶上前一个话题。

“黄桷坪的‘艺术工作者’确实也太多了。”景活老师感叹道。他已经从艺术民工熬成了知名艺术家,看起来是赞同这个揶揄性的说法的。他问我们:“最近看到田棒棒没得,听说他也出名了?”

“好鸡巴锤子!”王闯不知在跟谁生气, “湖南卫视还把田棒棒请过去做节目嘉宾去了。” “娱乐嘛。”东灵很豁达地说。“看来,我也可以去当个棒棒儿,”彭建设若有所思,“干棒棒儿有啥不好?有美学反差嘛。尤其是,这个棒棒儿还经常给庞院长搬东西的话,是不是?”

这句话大概是说给我听的。因为我是最早报道田棒棒的艺术记者,但把田棒棒介绍给我的人,也是彭建设本人。田棒棒,顾名思义,一个姓田的棒棒(搬运工),固定在美院蹲点接活儿,跟老师学生都混得挺熟。有一天,庞茂琨院长(那时还是副院长)发现他精瘦的身板挺适合画人体。于是田棒棒就开始被请到教室里,兼职做起了人体模特。再后来,他个人也来点素描写生什么的——虽然比不上学生的专业,但毕竟长期受艺术熏陶嘛,也描得有点模样。那次我本来是采访“黄漂”彭建设的,完了他陪我四下闲逛时,遇见田棒棒坐在街边等活儿,就介绍给我,我顺手就做了这个稿子。当然咯,我那篇稿子没啥反响,主要是平台不行,田棒棒之所以火了,是因为后来《南方周末》来报道了。当然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几年时间过后,我还在原地踏步,还是一个跑口的记者,但时间的奇幻之处在于,它已经把另一个你不以为然的人塑造成了神,比如田棒棒,现在 是电视节目上的常客。他有了新的身份——新锐“棒棒画家”。他的那些稚嫩得犹如儿童画的“作品”在九龙坡的首届创意市集上展出。所以时间不是魔术师,舆论才是。

总之,我们神吹五道的时候,山鬼那瘦削的身影从我们眼前一晃而过。

王闯“嘿”的一声,在背后喊道:“咋个把魂落了。”

“傻× !”我看见山鬼扭过头,对着王闯回应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山鬼。

王闯,彭建设,东灵和我,我们租住在同一栋楼里——黄桷坪背街一条居民巷的一栋筒子楼。三楼上,我卫生间的窗子下面,是一条铁轨,显然已经废弃许多年,还有一节列车车厢停泊在轨道上。听说这节车厢是许多学生纵情尽欢的场地。我心想,这得多肥的胆儿和多满溢的性欲——我是指那些女的。那车厢锈蚀得不成样子,屎尿和垃圾的气息隔着铁皮都能闻到。

王闯是四川自贡的,彭建设是湖南湘潭人,东灵是从重庆郊县梁平来的。他们三个都是美院出来的。东灵毕业五年了,其余二人稍微晚一些,也有两年了。但谁也不愿离开,在这当着“黄漂”——像他们这样毕业后仍然居留在黄桷坪地区从事艺术工作的租住者,被统称为“黄漂”。这个类同于“京漂”的词汇,经过各种媒体的参与,渐渐摆脱了民间属性,上升为一种半官方的称谓。他们中的后两位还准备继续考研,东灵已经开始在四处参展,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买家。只有我不是搞艺术的。

报社那时新创办一个艺术版,我因为毫无专长,各部门都不想要,互相踢皮球的结果,无意使我成了本报首个专业艺术记者。这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工种。这个城市的艺术新闻主要集中在重庆美术馆与四川美术学院,以及散落于美院四周的大大小小的艺术工作

室,黄桷坪就是那颗聚集它们的恒星。于是,我干脆从三十公里外的江北区搬到此处,方便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彭建设说,黄桷坪这么神奇的地方,以后一定会成为文化旅游景地,但是你看都没一本专门的手册或指南书。我是被这句话打动了,一个投机者总是能敏锐地嗅闻到气味。当然,首要还是对工作有利。对一个跑口线的记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事实上是稿子里以及稿分上看不见的那些,归结起来就一项:资源。说白了,就是交朋友。我经一个同事牵线,结识了东灵,他把我介绍给彭建设,然后彭建设又介绍王闯给我认识,王闯又带我见他的老师景活…… “生活就是一张网”,北岛说得没错。但是要把线编成网,还得有一“点”,能够让大家彼此情投意合。要说,我们几个的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喝点酒,说大话,吹空牛。

我决意投奔黄桷坪时,正好彭建设租房的租期满了,于是我们干脆一块儿搬到王闯那栋楼。他告诉我们有几间刚好空出来。然后东灵帮我们跟房东交涉,结局是完美的。东灵先说家里遭受了一些不幸的事,恨不得把房东的眼泪都绕出来,然后开始砍价,把租金从四百块降到二百八十块钱,后来主动增加十块。“二百九十算了,咱们做生意,图的不就是个长长久久,是吗?”说得就像我们是长期持有并不再搬离了一样,房东被他绕昏了,最后蒙蒙地接过了租金。

他们的租房,就是自己的工作室。彭建设和王闯是搞“新国画”的,房子能搁下工作台和画板就行;东灵是搞喷绘的,所以他的房间最大,在顶层,两间打通。每天提着一个气压罐,衣服上花花绿绿,像个油漆匠一样。我的房间最简单,对于房间我的使用需求只有两样:打字,睡觉。所以我只有一张床,一个方桌——吃泡面时,把电脑挪走。那是我的全部。

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习惯在景活的院坝里躺着,泡杯茶,喝到尿胀,油水也剐得净 净的。这时,就适合搞一台火锅,烫几碟毛肚,涮几根鲜鸭肠,舒舒服服喝几杯烧酒,抻着舌头说些咸淡。

山鬼就住我们对面一栋楼,可是我跟他没怎么打过交道。我的朋友都不大喜欢他。

据说,黄桷坪聚集着两万黄漂。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反正不是统计局,也不是民政局或是居委会大妈统计的。把艺术家从人群里分辨出来,我觉得比从一袋东北大米里捡出哪些是江津香米更难。不是披头散发的青年就是搞艺术的——但人们就是信赖自己的这点可悲的惯性意识。就我看来, “黄漂”是多,但恐怕仍然没有这么多,大概几千人吧。毕竟是中国美术的“麦加圣地”。

第一次到黄桷坪采访,彭建设带着我四处转悠,他把我领到一个突兀的石凳子前面,郑重地说:“这是张晓刚坐过的。”后把我领到一家蹄花馆门口时,指着这间油污不堪的店面说:“叶永清经常来这家蹄花馆吃饭。”像是罪犯带着警察指认一些证据,表情严肃。事实上当时我连张晓刚和叶永清是谁都不知道。

作为局外人的好处恐怕就是,我没有他们那些“艺术工作者”对于成功前辈的偶像情结。要我说,黄桷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个德国留学生坦然告诉我的那几样:你可以随时横穿街道;并且,这里的蹄花和火锅确实好吃,经济实惠。还有一点,随时可以去交通茶馆坐坐。

黄桷坪的标志物,除了美院、坦克库,那两根吞云吐雾的大烟囱,恐怕就是这个老茶馆了。为什么叫交通茶馆?是因为这间茶馆原是黄桷坪装卸运输公司的食堂加澡堂,一九八七年建的。不管外面怎么变化,交通茶馆总是那样,还是一二十年前那漫不经心的样子。每天早上六点,来开门的不是老板娘,而是一些拿着钥匙的老茶客。茶客们来后,自己取水烧水,水在茶馆里面的大水缸

里,用鹅卵石加棕垫“镇”过,一个搪瓷盅盅,加一块老沱,能够泡上一天。

茶馆是大长桌,不管你合得来合不来,都只有挤在一张桌上喝。下棋的老人,前卫的学生,性感的女生,全部都挤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单单是一个老茶馆。

有一天,我到交通茶馆。山鬼带着一个女生在坐馆,看见我进来,他摆手吆喝了一声,示意他这张桌子还有位。我到他跟前坐下来,他替我叫了一碗一块五的沱茶,问我:“你是记者唛?”我说:“算是吧。”也不是我故意要这样说,有些人就觉得有记者证的才是记者,按这种思路,那我显然不能算是。

“听说你在写‘黄漂’的稿子,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有意思的家伙?”

我谢谢他,告诉他这条稿子早已经刊发了。

他“哦”了一声,仿佛很遗憾。他伸出手臂,向茶馆那边一戳,我看到一个空空的书柜竖在墙角。“我要在这里搞个读书角,”山鬼说, “放一批书在这里,傻×们想看就看,想还就还。” “为啥?”我不大理解。“给黄桷坪来点文化,”他说,“你没发现?黄桷坪太没文化了。”我问他:“书从哪里来?”茶馆太吵,邻近的一张桌上,两个老头为悔棋吼了起来,吹胡子撸袖子的,另外几个老头在旁边拉拉扯扯,闹麻了。他没听到,把耳朵贴过来。

我重复一遍。“号召大家捐嘛。”他说完,对旁边的女生笑笑,女生用眼神甜蜜地回应他。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说话。之前,我们倒是偶尔在楼下打过一些照面,但是从未交谈。

后来再去茶馆,书柜真的摆满了书。其中大部分是他个人的藏书(涵盖各种资料图册),其中还有他到彭建设租房逼捐的两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象棋实用杀着大全》; 以及我提供的《新闻写作基础知识》和《新闻写作教程》。可惜这图书角没苟活几天,先是几本女子人体画册失踪了,慢慢地男子人体画册也失踪了(真是奇怪),后来是艺术解剖的图例;再后来,连《象棋实用杀着大全》和《新闻写作教程》也失踪了,更不要提山鬼提供的许多进口画册了。

有天我在楼下碰见山鬼,问他:“你觉得,还要不要再搞点什么文化?”

“不搞了,黄桷坪现在已经有点文化了!”他大声回应道。

我只去过山鬼房间一次。平常我很难见到他。有时遇见他,他不是说去驴行,就是远足。为什么去他房间我已经忘记了,大概是闲得无聊,又或者是烟抽完了。总之,我去过底楼他的房间,进去就愣了一下——我还多少有一张床,他那屋里连床都没有;一排书柜,空空荡荡,角落里堆着一坨睡袋。

我们盘腿坐在房子中间的儿童泡沫地板上,头顶一根电线垂下来,吊一个灯泡。灯泡上粘了一张纸片,纸片上是几排钢笔字。我问他纸片上写着啥?他说写的是一首诗。我问他:“贴上这玩意儿干吗?” “一开灯,这首诗就照亮这个屋子啦。”他说。

平心而论,山鬼并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就我看来挺有意思。但没人喜欢他。我身边的这帮朋友都不大跟他接触。我问过彭建设,他说:“他很神。”“神”在重庆是一个贬义词,跟“神”联系最为紧密的词是“神戳戳”。总之形容一个人是“神”,多少都有点不那么正常的意思。王闯说:“这个家伙脑壳有包。”这个“包”到底长在哪里,长什么样,我也没瞧出来。

直到住在这里一年后我才知道,山鬼虽然也是“黄漂”,但并不属于学院的任何一个体系,他是野生的,外来的,甚至从哪儿

来都不清楚。没人清楚他的底细。当然也没人问,谁关心这个呀。山鬼不像我的这几位朋友,他们在黄桷坪是有根的,有老师、同学、相好,甚至敌人,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内核完整的谱系。当然咯,这也是我为什么需要同他们结交的原因,顺着这根线,你能找得到线头。另外我觉得,山鬼也不大尿他们。当然只是我觉得而已。老实说,我对山鬼从何来,为什么来,并没什么兴趣。

不过我也问过他:“你成天在外面癫,怎么搞创作?”

“创作是看得见的吗?”他看着我的表情像是看着一个弱智,“难道创作是关在屋子里就搞得出来的?这样说的话,监狱应该是出大艺术家的摇篮喽。”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挺有道理的。听说山鬼是搞国画的,在黄桷坪待了几年,不知怎么就热衷于搞行为艺术了。总之,不管是国画,还是行为艺术,我是没瞧见他的任何作品。

“但是,”我说,“你总得创作吧?不然始终也没有作品嘛。”

“我在筹备一个新东西,到时吓你们一跳。”他似乎很是为自己的灵感而满足。

我相信他是有点精灵气的,有意规劝他: “你也可以在学校从个老师嘛。”

“三人行,必有傻×,”他应该听懂了我的话外之意,吐完烟圈说,“没人教得了我。”

他那带着广东口音的“椒盐普通话”听起来就像是:“没人救得了我。”

一连四天,我们都没见过山鬼。至少,我们在住处、巷口、景活的小院门口还有交通茶馆都没见过他。我们好奇他什么时候回来。

当然,这种好奇里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因为这几天一直有一票人马在四处找他。

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细节,比较含混。听说——仅仅是听说——他把黄桷坪货运站一 个地痞的女人给搞了。本来吧,这种八卦消息多半虚头巴脑,但这次的消息源比较确切,是山鬼的女朋友小A自己散播的。她在酒吧喝多了,哭哭啼啼地把事情全抖搂出来。然后,一条街都知道了。然后,地痞就带着他的兄弟伙来找山鬼来了。然后,就有传闻说,山鬼为这个事躲起来了。

可是我觉得吧,山鬼不像是因为搞了谁的女人就消失的人,那不符合他性格。他搞的女人可多了,也没见他躲过谁呀?“一定是别有原因。”彭建设猜测,“应该是欠了钱。”理由很简单,他认识山鬼三四年,就从没见过山鬼卖过一张画,“不欠钱,他活得出来吗?”

彭建设说到卖画,东灵这才想起一件事,下午他工作室要来一个东南亚画商。他表态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待会儿我带他去你们那里坐坐。”气氛顿时微妙起来。这可不是来了一个什么美术评论家,一个什么策展人,虽然那也重要。但这加起来,能比来一个画商重要吗?彭建设有点坐不住了,吞吞吐吐地说要回一下工作室。我揶揄他: “你现在赶回去还能画两幅四平尺的,搞快点。”王闯明显要镇定一些,白了一眼彭建设,说:“慌啥子嘛,下午的嘛。”

“不过——”王闯思索了一下,“是要整理整理了,最近有一个‘黄漂十年——青年艺术家群展’。老大已经通知我了。”他们口中的老大,一般指的是自己的导师。

“现在的画展越来越多,艺术家越来越少。”景活文绉绉地叹了口气,“我从来没有听晓刚和永清谈过什么艺术市场,谈的全部是文化,全部是艺术,谈的是我们艺术教育面临的困境。狗日的,你们现在谈的全部是市场,是成功。你们晓得不,为啥子你们的作品没得深度,给人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你们更多的是从一个图像到另外一个图像的转换和对二手图像的利用,不是说二

手图像的利用不对,但主要是以找到一种接近成功的目标去实现它。”

“靠!”王闯说,“你说得太深刻了,听求不懂。”

“我只晓得——”彭建设接着说,“画商不买我的作品,我就要过苦日子了。”

“你们苦?”景活没好气道,“你们个个都在培训班代课,一个小时一百块钱,还嫌伙食撇?”

“你那时候烧白三块钱一碗,现在十五块一碟——小碟子,下面厚厚一层芽菜,上面薄薄的六片肉。”彭建设不服气,“以前整个美院加起来千把人,现在一届毕业生就上万人,能比吗?”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我发现了小A。他们也看见了,一齐将目光投向小A。她若无其事地经过我们,走过几步,突然回头问道:“你们看见小满没有?”他们纷纷摇头。她正准备拐下坡巷,看样子是去找山鬼。我多了句嘴:“山鬼不在。” “我知道。”她说,“我找小满。”小满是贵州佬,是为数不多跟山鬼走得比较近的黄漂,装饰设计系毕业的。

“小满明明在烟囱那边住的嘛。”我问道, “你来这里找他干吗?”

“小满搬到山鬼那里合住了,我要进去拿行李,钥匙在小满手上。”小A说。我把手一挥:“啊,那你去那边看看吧。”小 A扭着腰走后,彭建设紧盯着背影,啧啧道:“你们看,你们看,这屁股,才能被称之为臀部。”

“在那半圆上搞一次喷绘如何?”王闯盯着东灵说。“那是地球仪!”东灵说。我虽然没说话,但是毫无疑问,我也嫉妒,真不晓得这些女的都是怎么想的。

“不要脸。”景活说。不知是说小A,还是说他们三个。但是我猛然觉得,景活说得对, 要想女人喜欢就得不要脸,山鬼的强项就是不要脸。

之后一天,下午时又出了一截太阳,虽然稀薄,毕竟也是太阳哪。所以,三点后我们陆续出来,聚拢在景活的小院里,龙门阵照摆。不过看彭建设和王闯两个袖着手一脸肃穆的神态,我就知道他们一幅画没卖成。但也不全是坏消息。这次的青年艺术展,改为了“中国新水墨——川美新势力青年作品展”,展览名称变了,主办方也换了,由院系改为重庆美术馆主办。也就是说,参展规格大大地提高了。所以他们这才慌慌张张地把我喊来,问这个稿子能不能做大一点?能不能多做几篇报道?能不能在做大做强稿件的基础上,不搞什么平均主义,而是有所侧重?

“你们放心,”我说,“我一篇可以写一万字。”他们纷纷颔首,表示满意。“但是——”我接着说,“最后见版到底能够保留几个字,我打不了包票。”

然后他们开始跳起来,诅咒我的责任编辑和主编。

这时东灵从茶馆晃荡过来,坐下来就问: “你们去不去看看小满?” “小满咋个了?”我们问。“烂酒嘛,喝麻了,横穿公路被车撞了,在医院躺了三四天,现在还人事不省。”东灵说他也是刚刚在茶馆听说的。

“这才霉哟。”景活说,“上回也是,喝麻了从坡坎上落下去,恐怕腿骨都还没合缝,又遭车撞了。”

“你们哪个要去看看?”东灵又问,“谁去的话,帮我提一篮水果。”

彭建设用带着湖南口音的重庆话说:“你都说人事不省了,还看个铲铲呀。”

“是嘛,等他清醒了再去看。”王闯附和道。

“那好嘛。”东灵也袖起手,对着远处

发呆,忽然梦醒了一样,说:“这狗日的山鬼,咋个就失踪了呢?”

我也好奇:“是哟,那帮地痞,这一两天也不来找他了?”

“可能早就被砍死了,剁成十块八块的,扔到那边田坎上了。”彭建设说,“那帮地痞我晓得,都是码头上操社会的崽儿,屁眼儿黑得很。”

景活板起脸,本来想要批评几句的,也忍不住说:“这山鬼,确实太歪了。一年换好几个女娃儿,还到处偷食儿。夜路走多了,迟早要撞鬼的。”

猛然间,我仿佛听到山鬼那惯常的冷笑在一边冒出来:“一群傻×。”

也不知道是第七天还是第十天,总之我感觉有那么漫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之后根本就没再出过太阳。反正,警察来了,把巷子两头都拉了警示条,我们对面,山鬼的房门被踹开了,一大群警察在里面出出入入的。东灵指着彭建设说:“你狗日的再也莫开腔了,山鬼就是给你说死了!”

随后,我们四个都被喊下去做了笔录。轮到我时,我把这几天的日常经过和知道的传闻——也就是我上面写到的——都详述了一遍,录口供的警察挺不耐烦。看来前面那几个哥们儿介绍得比我详细。笔录做完后,我试着问警察,山鬼是怎么了?警察仰起头,问道:“跟你有关吗?”我很识趣:“无关无关。”不过我们明明从窗口亲眼见到一具尸体被抬了出来,脸上覆着白布——绝对是山鬼。

这个夜晚,我们全部聚集在酒吧里,当然不是为了庆祝,毕竟一个熟悉的人莫名其妙地死掉了——而且是死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房间里。我敢断定,是相同的好奇心把我们驱使到酒吧的,众所周知,酒吧是最有效的信息集市。

大家都说,山鬼是自杀的。最不可思议 的说法是,山鬼是在房间里饿死的。

不管是怎么死的,死掉的人终究是不会再活过来了。难怪,那几天街坊路过时总要捂着鼻子说,是不是死了一窝老鼠。

过了几天,我下楼去买烟,看见房东牛婶拉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沙哑着嗓门,两人还拉拉扯扯的。

那个女人一直垂着头,脸膛黢黑,头上还扎着黑纱巾,看起来像是一个贫厄的少数民族妇女。我问围观的街坊,他们说这是山鬼的母亲,公安局派人陪她去火葬场火化,领到儿子的骨灰后,她独自摸到黄桷坪,七弯八绕地找到了这里,看有没有什么遗物可带回去。可是,哪里还剩什么呢?山鬼那间屋里早就被处理干净了。牛婶把他的衣物都烧了,包括灯泡上的那首诗。

听了半晌,我听明白了,牛婶其实是愤懑于他不该平白死在自己的租屋。后来又扯着这个女人说,山鬼还欠着她三个月房租。

说到钱时,那个母亲终于开腔了,口音极重,半天才听出来,大意是:“人都死了,到底欠多少钱,也不知道呀。”牛婶听到街坊给她翻译过后,简直气盲了,扯着喉咙吼: “未必我还说这种假话唛?没得凭证我能胡乱说吗?”她喊旁边的丈夫,说:“龟儿!你回去,把单据拿来!”

丈夫满脸苦相,说:“算了算了,人都死 了……让她走嘛。”

但是那个母亲说,她愿意认账,只是身上就剩一点车费,能不能宽限一下,等回去后再寄过来?——街坊们开始打圆场,说让她走嘛,人家才死了儿子,造孽得很。

牛婶带着哭腔:“我哪个情愿要她那几个钱哪?确实也太恼火了,以后这房子还咋个租呀?”

那个母亲垂首站在牛婶跟前,一只手提着深色的骨灰盒,不时拿起另一只枯糙的手,抹一抹眼角的泪。被训得像个犯错的孩子,

而不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牛婶挥手说:“你走嘛,走嘛。”走之前,女人弓着腰,用那种根本不知其意的晦涩的语言,不住地道歉。她什么也没带走,就带走了满腹的伤悲。

几分钟后,已经回屋的牛婶又追出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看样子是山鬼抵押在她那里的什么证物了。牛婶跑得气喘吁吁的,脚下一绊,有一幅画掉在地上,散开了。

山鬼的母亲从巷口转回来,我把它拾起来,递给山鬼的母亲,说:“您收着吧,也是个纪念。”

她瞪着画,泪珠子突然就滚了下来,蹲在地上号啕大哭:“这画的是什么鬼哟!”她把画撕扯成几瓣,哭着走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把这堆撕碎的纸片捡了回去。回到宿舍,我用胶水将它们拼接起来,居然还是完整的。不久,我撤离黄桷坪,把它也一块儿带走了。

一晃十年过去了。再没人记得这个叫山鬼的家伙了——虽然他的死在黄桷坪制造了一些轰动,但毕竟限于这条小小的街道,又过去了这么久,现在的人善于遗忘。所以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广西人,也不知他的真名。警察做问询笔录时提到过他的姓名,但我已忘了。记得他雄心勃勃要在交通茶馆“搞搞文化”那阵,我问过他,为什么叫山鬼?他惊诧地瞪着我,那目光简直将我衣服都剥光了。

几年前,我受妻子之命去新华书店给孩子买一些启蒙读物,无意中翻开《楚辞》,发现“山鬼”是《九歌》的篇名。当然这也许跟那个山鬼并无联系。

十几天前,我代表供职的杂志受邀参加某大型家装品牌十周年庆,在活动现场无意中遇见了小满。现在他已是成功人士了,除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他还是这家企业的股东兼设计总监。难免的,我们找了个角落单独 聊了一会儿,叙叙旧。

我问他还在创作没?他笑了,反问我还有啥新闻理想不?我也笑了。他玩着手里的高脚杯,苦涩地说,咱这儿没艺术的土壤。这点我也承认。他告诉我当年那批黄漂的近况:景活因为名气渐长,受邀做了多年的雕塑工程,但是政府的账不怎么好结,而且都是些命题作文,因为毫无个性,总被网友喷,心灰意冷之下,专心做他的书店去了——书店倒是做得很纯粹,眼看就成了一个城市地标。

我说,先找到钱再找到理想是最好的结果。他颔首表示赞同。

随后他介绍大家的情况:彭建设回湖南后,在长沙做了一个专事艺考的书画培训机构,摊子挺大;至于王闯,先做儿童美术培训,后来做了一个艺术文身店,现在开连锁了;东灵呢,前些年在威尼斯双年展出了点风头,跑到大理购置了两个院子,做民宿,听说还在香格里拉开了一间重庆火锅馆。总之,大家什么都在干,但就是没干正业了。

小满述说时,我蓦然想到了山鬼——他要是还活着,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把这疑问抛给小满。他愣了一会儿,说如果他还活着,他就是那个最后还在创作的人。

“这话怎么讲?”我不解,因为我从来没见山鬼创作过。

“那是你不了解他,”小满扫了我一眼,叹道,“话说回来,谁又了解他。不过我个人挺感谢他,他让我知道,我根本不是做艺术的料。”

随后,小满告诉我一件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事情,他说这个秘密几乎把他憋疯了——

那时期,山鬼想出名简直想疯了,终于想到一个完美方案:在租房做一个隐形的隔间,红砖砌起,加水泥灌注,在墙上留几个小洞。也就是说,他在里面可以观察房内,但外面进来的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窥视的人。然后,他找到小满,说小满不该搞了小A,让他做个选择:要么,决斗;要么,协助他

做一个项目。小满自然选择了后者。这个行为艺术大概分为如下步骤:山鬼备好一些食物(够四五天),把电脑摄像头对准密室,他赤裸着进到里面,小满从外边锁住铁门,并用水泥密封。然后,由小满在网上发布一篇充满悬念的求救文《寻找失踪的山鬼》。大意是,一个叫山鬼的艺术青年在黄桷坪后山无故失踪。到底是堕崖?自杀?还是被外星人掳走?总之,要设置这样一个迷局,引起关注。这其中的环节还包含了我,按山鬼的设计,等网帖发热后,由小满来找我,借助媒体开始寻找。这样,一周后此事会引发社会关注。随后,再由小满打开这个盖子——将房门打开,放他重见天日。然后,山鬼将这几天的视频记录剪辑整理后,上传到各个网站,山鬼将这组连续性的行为作品取名为《无人》。

山鬼的创意没有问题——如果考虑到那是十年前的策划的话。问题在于,小满刚刚把他锁在房间才两天,就遇见了车祸,在医院昏迷了一周。等小满恢复神志,记起此事,已经是山鬼“隐身”的第十天了。那时山鬼已经死了。

“可是,山鬼明明是有可能获救的。”小满说,那个密室并非坚不可摧,最后封闭密室时,有一处是并不特别坚固的,那是一扇木质的门,仅仅是外面敷上一层水泥。

“那这样说来……”我很惊诧,“这, 不可能呀?”

小满仰脖将手里的红酒吞下,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不过,这些年过去了,我大概也理解了一点。”

“哪一点?” “做一个死亡的决定,”小满字斟句酌, “也就是几秒钟的事。”

小满说,山鬼拍的那些视频,他也没见过。他陪山鬼的母亲去找过警方,要求拿回山鬼拍摄的那几部视频,但被拒绝了。警方回复说,由于这些视频充斥淫秽、暴露和反人类的内容,已经予以销毁。所以,山鬼死之前都干了些什么无人得知。

这晚回家后,我独自在杂物室里翻检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那个筒状的画轴,把它抻开,固定在书房的墙壁上。

画的背景是五棵嶙峋的松树(也可能是其他什么树,总之没有叶子,仅比灌木高一些),左边两棵,右边三棵。树下是低矮的层层叠叠的乱石堆。石堆前站着两个鬼。为什么说是两个鬼呢,因为那不可能是人,只有骨骼而没一丝血和肉。这两个鬼,一大一小,形象很生动,大的那个在侧耳听,小的那个正卑躬向大的那个耳语着什么。

我在这幅作品前站立了好一阵儿。它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山鬼创作的,它悲伤而诡异,单调又丰富。画上甚至没有署名,看起来就像一种猜谜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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