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莎妮的“城市聊斋”

赵步阳：一九七二年出生，江苏洪泽人，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

一直以来，评论界谈到“城市小说”，总不免要为其建立一个参照物，即所谓乡村或乡土小说。仿佛不谈乡村，就无以谈城市。进而，他们热衷于在作家们的小说中，通过城市的参照物去“寻找城市”。不过，在杨莎妮的小说中，乡村可以说与之毫无关系，既不是叙述的背景，也不是其对立面或出发点。也即是说，杨莎妮的小说天然地就属于“城市”。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必费心去在她的小说里“寻找城市”，因为“城市”就在那里，显而易见，一目了然。

张定浩说：“城市小说是那些在一个城市读过小学的人才有可能写好的小说。”如何理解这句话？他并未做更多解释，不过我想，一个 “在城市里读过小学的人”，其成长很多时候与各种匮乏是无关的，比如物质的匮乏、情感的匮乏、教育的匮乏等等。因而，他们也就有可能对很多事情并没有迫切的要求。杨莎妮就是这样一位写作者，她写 小说，并不是为了解决生存中的各种匮乏，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只是因为有虚构一个世界的冲动，在她的小说中，如果说有焦虑或好奇流露出来，也许更多是与欲望、幻想和一个小说家所能到达的边界有关。也许，这才是“城市小说”最重要的品质。我和杨莎妮都在一个微信好友群里，她经常会发一些快活的表情包，随后在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见到了李黎和杨莎妮夫妻，以及他们的宝贝女儿李含誉。这时候我才知道她是一位扬琴演奏家。之后又过了很久，我才读到杨莎妮的小说。因此，对我来说，最初认识杨莎妮虽然是在一个文学微信群里，但是也可以说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而在读过杨莎妮的小说之后，我觉得，我这么认识她的过程是相宜的。——我的意思是，杨莎妮的小说和很多人所追求的那种文学性，以及她自己的生活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杨莎妮自己也曾说过：“我希望自己以

一个和写作毫不相关的人的形象生活，并且在小说中做到和现实毫不相关。”

在《丢失的那一天》里，一只猫的死亡可以是人生重启的一个机关，让无法喘息的可怕时刻得以重现，也让“我”的生活得以重新选择和开始。只是，势必会让读者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重启一个人的生活，赋予其重新选择的权利，是否必须要付出让一只猫死亡的代价？但这就是杨莎妮的“写作之道”，即使这一情节设计会让人联想到爱伦·坡的黑猫，主人公的生活截面也难以挖掘出更深的意义，但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存在放大或缩小的魔术表演，也不在乎对生活是控制还是失控。或者说，假使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触目惊心的变故和一只魔性的猫，我们将会心安理得地过完我们乏善可陈的生活。人生的乏力感随之一步步被呈现和揭示出来，显得太过残酷和无情。但这是城市生活的真相之一。

《真情流露》则是一则短小精悍的故事，一个女人向朋友讲述自己刚结束的情感经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一个人站在白色纸巾覆盖的江边，暗暗判断在此偷情的那些人是否拥有爱情，是否值得拥有爱情，进而想象并确认了他们付出的真心，然后却 随机借一只包裹在纸巾团里的避孕套，帮助自己下定了离开情人的决心，哪怕她跟这个情人并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激烈冲突，也并没有经历什么了不得的“磨难”。怎么会这样呢？——可是杨莎妮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她并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

杨莎妮的小说天然具有一种成熟却轻盈的品质，她似乎发现了一条通往另一个平行世界的秘密通道，那个有着“幽暗的光线”的世界，有一种“鬼魅的气氛”，“玄幻以至于有点不可思议”（阎晶明语）。杨莎妮谙于此道，她在这个秘密通道上自如地来回游走，并乐此不疲。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实而又虚无的世界，其“不可捉摸的一面”，人和人之间荒谬而不失哀伤的关系，就这么被通道那一头打过来的光线照亮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虽然杨莎妮希望自己能“在小说中做到和现实毫不相关”，她的小说实际上还是构建了一个和现实生活相联系的世界，说不定，那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伪装，或者是某种现实光线的折射。

联想到《丢失的那一天》里的那只能够改变时间流向的猫，联想到杨莎妮的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如此诡秘的力量，我们不妨将她的小说名之为：“城市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