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连心（三）异乡记 / 方格子

也有篇幅冗长的内心独白，并因其“庞大的叙述、暗黑而智慧的幽默、不断离题的絮语”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当然，正如米兰·昆德拉评价《项狄传》一样： “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在离题万里的枝节中去寻找。”哈维尔·马里亚斯的小说也是要在漫长的踱步之后才会抵达一个已然并不重要的结局，好在最重要的东西，对人性的窥探和分析已在缥缈离题的思绪中得到揭示。当然，这种“长长的、离题的、乐句般”的风格也是经多年锤炼始成。翻译将他的写作与前辈的英文经典结合在了一起，拉美爆炸时代的文学影响对他来说反而是微弱的： “他们写的时候我也在写了。”“我感到劳伦斯·斯特恩说过的话无比真实，‘我离题时，我进步’（I progress as I digress）， ‘逸事是故事的一部分’。”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它比单纯的阅读要经受更多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作家的影响也更深远。《纽约客》在一篇访谈中提到一个细节，马里亚斯和记者去往博物馆的路上，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身材结实粗壮的人，哈维尔·马里亚斯问道：“用英文描写这样一个男子，用 sturdy好还是robust好？”记者后来写道： “他选择了后者。”这些都是从事过严谨的翻译后在生活里留下的痕迹，如果仅仅是读者，那就一切都要仰仗翻译家了。

马兵：这个例子有意思啊，他对准确性如此较真。《迷情》里，他调侃一个自恋的小说家，这个小说家总是麻烦合作的编辑做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有一次他让玛丽亚给他搞一点可卡因来，因为他的小说要涉及这种毒品的颜色和形态。当玛丽亚告诉他，可卡因就是白色的时，他又问，是“乳白色还是石灰白？还有质地，更像粉笔末还是白糖？”我看这一段都笑出声来了，想，他揶揄起同行来够损的。但现在看来，也许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思。

艾玛：在小说中哈维尔·马里亚斯甚 至利用对语言的理解来将故事推进到一个普通作者很难抵达的深度，男主人公刻意的误译，以及近似坦白的告白：“在我们背后唆使的人，也是在我们耳际呢喃低语的人，而我们却几乎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语言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工具；语言像暴风雨后从屋檐垂落的雨滴，总是掉在同一个地方，使得那里的土壤松软，然后渗入其中，凿成洞甚至挖成渠道……在耳际的私语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吻，就连最执拗的人也会接受。有时候，化解反抗靠的不是眼神、手指、嘴唇，而仅仅是言语，靠它来探索对方，使他放松戒备；在耳际的低声私语和亲吻，几乎就是一种强迫。”（《如此苍白的心》）可以说，如果没有从事过翻译，如果没有翻译过劳伦斯·斯特恩，没有翻译过莎士比亚、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就不会有现在的哈维尔·马里亚斯。

马兵：谈到这个话题这可能要涉及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作家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我们的作家到底要不要懂门外语？此前顾彬就持“必须要懂”的观点，但是被国内文学圈各种声音质疑得体无完肤。不过我倒是觉得，他的观点值得我们再辩证地思考，他认为现代文学的经典性之所以高于当代文学，是因为现代作家普遍具有双语写作的能力，至少也是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不过，在今天这个“走向世界”的写作的大背景下，此中可能关涉后殖民、文化霸权和文化自信的多重纠结。哈维尔·马里亚斯的观点和成就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个案。

艾玛：怎么说呢，假如我们把语言形容为兵器的话，一个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的人是令人羡慕的。当然，如果你只会耍大刀，那也没关系，只要你把大刀耍得足够好足够有特色。可是，如果你仅仅因为自己大刀耍得不错，就嘲笑精通十八般武器的人花头多，那也是不太好的。类似“曹雪芹也不懂外语”这样的话说出来就更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