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中篇小说） /祁 媛

不开玩笑地说，写小说带给我最大的好处，还是悄然而深刻地改变了我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也就是说，倘若不写小说，我大概不会像现在这样仍能保持某种热情和好奇，持续去探寻这个并不完美的婆娑世界。就像之前说的，因为一路走来平顺，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很好，有时候也难免轻信。一些原本凭借自己力量很难消化的事，最终转化为文字，也就可以慢慢放下。对于写作者来说，坏运气或许比好运气更接近于上天的馈赠……当然，我也会梦想自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却被每个好朋友都无条件喜欢和接受。

吴越：认识你不久以后，你突然一竿子插到新疆去了。一直好奇在新疆的那些岁月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能不能说来听听？

文珍：二〇一二年被单位派遣援疆半年，对我来说是成年后一次非常难得的从日常秩序里的逃脱。我得以摆脱固有的生活轨迹，到“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中去生活一段时间，并试着用他们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一下子就发现，原来在北京困扰的很多事，在大山大水万里戈壁前都烟消云散。我会意识到此前坐井观天的渺小，也会开始明白各处的人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二〇一二年全国都在打着“保钓”旗号乱砸日本车，而整个新疆竟然没有一起与之相关的恶性事件——不是因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脾气特别好，而是各族人民包括汉族都学乖了，暴力是恶魔，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就没那么容易收回去。

去援疆吃了无数美食瓜果，后遗症是半年胖了五斤，也让我开始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地理产生浓厚兴趣，回来两三年还在恶补。以及亲见了天山南北的壮阔秀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那里认识了很多非常可爱的人。

吴越：上次也问过你这个问题——写过长篇吗？是否准备写长篇？你理想中的长篇是什么样子的？

文珍：我二〇一三年底曾经写过一个失败的十六万字，但在抽屉里一直没拿出来。——觉得内核并不真正能够支撑十六万字。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写成一个中篇就足够了。再写长篇，可能会避免犯类似没想清楚就动笔的错误；当然也可能会犯新的错误。

理想中的长篇会比较接近《包法利夫人》，或者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前者准确展现了作者时代的人类样本、社会图景；后者则精微地描摹出人之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珍贵而痛苦的自省，和对文明秩序的永恒追求。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传世——但太难了。那么，写完能让自己满意也就可以了。我自己要求也很高的，哈哈。

吴越：好了，问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当我提到“家”这个字的时候，你眼前浮现出的场景是怎样的？

文珍：嗯，会回想起全家还在湖南没有搬到深圳的某个初冬傍晚，下了很大的雪，我从小学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一路上棉鞋湿透，脚尖都冻僵了，推开门，看到妈妈没开日光灯，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台灯，在北京炉上——这是我们老家一种特制的煤球炉，炉膛上是金属涂漆铸铁炉面，直接有长管道往门外或窗外排放烧剩的一氧化碳，炉身下方有一圈踏脚处，不知为何偏偏冠以北京之名，我后来到了北京其实从没见过——烤她们单位年底发的福利牛肉干、长沙腊肉之类，非常之多，摊了整整一炉面。整个屋子暖和极了，厨房里传来饭菜的香气。那瞬间有强烈的幸福感，但什么都说不出口，只能穿着湿棉鞋走到妈妈身边去，她随手塞给我一小块牛肉干，我吃完了就一直偎在她身边，也想不起来换鞋子。那时我大概七岁，读二年级。家对于我来说，似乎始终是雪天的北京炉子，牛肉干，房间充满诱人的饭菜香，有人给我做好了饭，在等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