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中篇小说) /祁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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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玩笑地说,写小说带给我最大的好处,还是悄然而深刻地改变了我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也就是说,倘若不写小说,我大概不会像现在这样仍能保持某种热情和好奇,持续去探寻这个并不完美的婆娑世界。就像之前说的,因为一路走来平顺,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很好,有时候也难免轻信。一些原本凭借自己力量很难消化的事,最终转化为文字,也就可以慢慢放下。对于写作者来说,坏运气或许比好运气更接近于上天的馈赠……当然,我也会梦想自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却被每个好朋友都无条件喜欢和接受。

吴越:认识你不久以后,你突然一竿子插到新疆去了。一直好奇在新疆的那些岁月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能不能说来听听?

文珍:二〇一二年被单位派遣援疆半年,对我来说是成年后一次非常难得的从日常秩序里的逃脱。我得以摆脱固有的生活轨迹,到“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中去生活一段时间,并试着用他们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一下子就发现,原来在北京困扰的很多事,在大山大水万里戈壁前都烟消云散。我会意识到此前坐井观天的渺小,也会开始明白各处的人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二〇一二年全国都在打着“保钓”旗号乱砸日本车,而整个新疆竟然没有一起与之相关的恶性事件——不是因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脾气特别好,而是各族人民包括汉族都学乖了,暴力是恶魔,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就没那么容易收回去。

去援疆吃了无数美食瓜果,后遗症是半年胖了五斤,也让我开始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地理产生浓厚兴趣,回来两三年还在恶补。以及亲见了天山南北的壮阔秀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那里认识了很多非常可爱的人。

吴越:上次也问过你这个问题——写过长篇吗?是否准备写长篇?你理想中的长篇是什么样子的?

文珍:我二〇一三年底曾经写过一个失败的十六万字,但在抽屉里一直没拿出来。——觉得内核并不真正能够支撑十六万字。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写成一个中篇就足够了。再写长篇,可能会避免犯类似没想清楚就动笔的错误;当然也可能会犯新的错误。

理想中的长篇会比较接近《包法利夫人》,或者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前者准确展现了作者时代的人类样本、社会图景;后者则精微地描摹出人之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珍贵而痛苦的自省,和对文明秩序的永恒追求。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传世——但太难了。那么,写完能让自己满意也就可以了。我自己要求也很高的,哈哈。

吴越:好了,问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当我提到“家”这个字的时候,你眼前浮现出的场景是怎样的?

文珍:嗯,会回想起全家还在湖南没有搬到深圳的某个初冬傍晚,下了很大的雪,我从小学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一路上棉鞋湿透,脚尖都冻僵了,推开门,看到妈妈没开日光灯,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台灯,在北京炉上——这是我们老家一种特制的煤球炉,炉膛上是金属涂漆铸铁炉面,直接有长管道往门外或窗外排放烧剩的一氧化碳,炉身下方有一圈踏脚处,不知为何偏偏冠以北京之名,我后来到了北京其实从没见过——烤她们单位年底发的福利牛肉干、长沙腊肉之类,非常之多,摊了整整一炉面。整个屋子暖和极了,厨房里传来饭菜的香气。那瞬间有强烈的幸福感,但什么都说不出口,只能穿着湿棉鞋走到妈妈身边去,她随手塞给我一小块牛肉干,我吃完了就一直偎在她身边,也想不起来换鞋子。那时我大概七岁,读二年级。家对于我来说,似乎始终是雪天的北京炉子,牛肉干,房间充满诱人的饭菜香,有人给我做好了饭,在等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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