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人生沧桑后，文字中仍要留存着纯真
李 磊：一九八一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诗选刊》等刊，著有诗集《灰尘洒落在时光里》。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
李磊：刘老师，在读过您的作品后，我有一个感受想和您交流一下。在经历了岁月浪沙无数遍的涮洗后，在您的文字中，仍然留存着最纯真、无华的通道。我愿意把这些美好称为“生命密码”，或许有的人永远地忘记了自己的密码，或者前行的路上迷失了方向，但无论怎样，我仍然期许着每个人都能不停下寻找“生命密码”的脚步。您的内心仍留有一片纯净，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做到的，或者说您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迷失”过呢？
刘丽朵：一个孩子的纯真，和一个大人的纯真，是不同的。我近来也比较多地在想这个问题。可能在生命中必然会有一个逐渐丧失纯真的过程，这也许会很早就发生。让我们设想一种对比情形：一个十五岁的、在菜市场长大的菜农的孩子，父亲因斗殴入狱而母亲终日往白菜里灌水只为了半块八毛钱苦熬苦挣，和一个三十五岁、受过良好教育，父母和丈夫对其竭尽宠爱、养尊处优的太太，谁身上的“纯真”更多些呢？可能后者长期生存于一种“无菌”的环境，她葆有“纯真”要比前者容易得多。她也有可能在三十五岁的年龄，比那个十五岁的孩子更思 虑那些单纯、无忧无虑、内心阳光、懂得爱的哲学。可是，倘若我们恰好发现，在那个十五岁的苦孩子身上，竟然有着要命的纯真！此时出现的纯真，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词汇，它将像一把有力的榔头，向着整个世界锤下去。
同理，只有当纯真是一种伴随着痛苦的品质的时候，它的力量才会凸显出来。那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纯真，如孩子的纯真，少妇的纯真，固然很美，然而不是一种确定无疑、不会失去的东西。我近来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可能要做选择：是否选择仍然葆有这样致命的品质？当然要。因为所谓的纯真，就是在做一次一次选择题当中“沦陷”的。每一个选择题可能都很微小，对于整个生命不能构成什么冲击，但是它们叠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意味着你的本体。因为我能够看到一种自喜：啊，我避免了受伤害，我选择正确，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然而这种纯真的“沦陷”是可以看得见的。因为我们写作，我们占到的所有便宜都会在作品中还出来。我们读到了这些妥协。或者在我们的脸上会留下这种妥协的印记。当然，这也许并不是
多大的损失。但是我看重，我畏惧在作品中丧失天真，所以在人生的一切选择中，必须以硬碰硬，我们选择真爱，选择美，选择温柔，选择诚实，选择不被理解，选择按照自己内心的愿望生活，以便让带来危险的纯真存活下来。
李磊：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和您交流，我在您的访谈文章里注意到，您到四十六岁时才出了第一本诗集《截句》，您称它们为“最短的现代诗”。我想知道您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才把这些诗句整合起来，形成一本诗集？再到后来，让我感到震撼和温暖的是《给孩子的截句》的出版，我们这些成年人，在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后，内心还能留存着多多少少的纯真。而您的《给孩子的截句》的出版，更证明了这一点，您的内心是仍留有一片纯净的。
蒋一谈：《截句》是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出版，在此之前我写作诗歌已有二十八年。我一九八七年入大学之后就开始诗歌创作了。截句这种形式的写作，却是始于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之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日本俳句源自于中国，日本诗人将其发展成为日本人的文学写作式样和生活方式，职业诗人和普通民众都可以平等参与其中。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写作方式，而截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文学写作上的平等精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其单纯性和复杂性，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人生际遇又会影响各自的心性。我不会高估我内心的单纯，但我一定会小心保护。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创业，直到现在，经历过很多迷失，但是经历过之后才能发现人生的无常恰恰是人生的滋味。
李磊：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孩子们，被物质文明严重地冲击着，最为明显的现象就是周遭百分之八十的孩子，都人手一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王者荣耀”和当下流行的“吃鸡”游戏，侵占了大多数孩子的生活。在公共场所抬眼望去，几乎看不到有孩子捧 着书本在读的景象。试问是我们的儿童读物不够有吸引力，还是新媒体时代扼杀了孩子们求知、求解的欲望？我个人非常喜欢翻看国外的绘本，无论是图案的精致程度还是整本书的语言、故事，都能让我爱不释手。我常常觉得遗憾，在我的童年时，没有机会读到这样的好书。如果从幼儿时期开始，就能养成孩子的阅读习惯，或许在当下的现实状态里，不会表现得如此无奈和不堪吧！两位老师怎样看待国外的绘本和我们国内的低龄儿童读物，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蒋一谈：我喜欢读绘本和漫画书，读这些书我会一边读一边忍不住笑出声。这些年读完的绘本和漫画书差不多有一千六百多种了吧，在我的工作室里有专门的书架放这类书籍。现在中国孩子（年龄在十二岁以下）读的绘本中，百分之九十为国外绘本，中国原创绘本数量很少。其实研究过国外的绘本之后，会发现至少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国外绘本，其故事创意和绘画水平就那么回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是中国读者有阅读需求，中国原创绘本发展太慢，才形成国外绘本占据市场大局面的状况。我一直在写童谣和绘本故事。今年出版了《童谣》。
童谣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汉语“童谣”一词的诞生距今已有近两千八百年。但是，童谣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成人假借儿童完成成人政治和计谋的工具，和儿童的本性距离很远。在中国的文化典籍里，童谣的存量极少，童谣又被认为是“诗妖”和“妖言”。从另一个层面而言，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悠久的成人文化，文化中的童心少得可怜。王阳明力主“童子之情”，意义巨大，可惜后继乏力。一直到清朝末年，在西方教育观念的冲击下，在王阳明离世三百多年后，清政府才第一次将童谣列入中小学课堂功课，但不久清朝灭亡，新文化运动兴起，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追求“科学和民主”，新诗对新童谣的助力很有
限。中国传统童谣门类很多，大致可分为忆旧歌、故事歌、摇篮歌、游戏歌、逗趣歌、绕口令、自然歌、顶针歌、问答歌等，但是“重教轻养”的观念一直像幽灵般留存在这些文字里。西方童谣的历史也很悠久。对比来看，有一个统计分析值得我们思考。中国传统童谣依次偏重于这几个方面：美好品德、学习、幸福生活、游戏、亲情、友情、自然。西方童谣依次偏重于这几个方面：自然、游戏、亲情、友情、美好品德，关注幸福生活和学习的西方童谣非常少。中国童谣把自然放在了末席，西方童谣把自然放在了首位。这份中西童谣对比统计，是促使我完成这部《童谣》的最大动因。我们都是传统的孩子，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中国教育的大环境，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改变一下自己。自然，既是大自然，也是孩子自然的心性，是孩子的自性。缺乏了自然的心性，想象力会很贫乏。
刘丽朵：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无奈的。孩子们玩“王者荣耀”是大环境问题。如果让他们都去读书，而不去打游戏或者看电视的话，他们就会跟他们的同龄人非常的不同，也许跟“时代脱离”，可能跟小伙伴们没有共同话语，也许当他们长大了还需要去补上这部分“功课”。我即将有一本童话书要出版，都是中国的故事，是献给孩子们的。
李磊：是的，我们日复一日、快节奏的工作状态，让很多人都遗忘了很多本真、美好的事情，我们内心封存的“童话”也就不会被我们再想起了。但是我在两位老师的作品里，读到你们都是心存美好、珍惜幸福的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写出来的文字和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力也不同，但是我能看到的共通就是“浪漫”和“感恩”。我想问蒋老师和刘老师，当你们感知生活时，用什么来摒弃负面情绪，只保存了最温暖的这一部分呢？
蒋一谈：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什么造成的？是能力大 小的差距吗？这篇文章打了一个比喻，一个人就是一部手机，一个人的根本能力在于手机的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一个人的情绪控制系统，即控制调整情绪的能力，这个能力决定着一切。当你想写出独特作品的时候，你对绝对的孤独要有足够的忍耐情绪，甚至要有持续拥抱孤独的热情。当你想写出更多独特作品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投放到孤立无援的境地，那里甚至是一片孤坟，你没有朋友可以依赖，你甚至没有了朋友，你仅存的朋友就是你的想象力、忍耐力和作品里的人物。我内心里早已有了这个准备。能真心祝福你的人是极少的，嘲讽你、诋毁你、鄙视你的人是永恒存在的。这就是写作者的人际命运。理解了这一点，生活里的负面情绪对我的影响不大，遇到了就笑一笑，或者发一会儿愣，就过去了。对我而言，最温暖的有两部分：我的回忆让我温暖，大街上孩子们的眼神，他们的纯真让我温暖。
刘丽朵：我有一次表达了我的愿望，就是做一堵软墙。一切伤害和打击只要撞到它，都能够被吸收，不再反弹回来。很多人之所以充满负能量，经常是因为他们的反弹能力极强，所有受到的伤害，立刻能够以原力反弹。比如说啊，被领导责骂了，就回家打孩子。比如他的父母曾经那样用暴力对待过他，到他有能力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他就成为残暴的父母。要有自省的能力，如果是自己犯的错误，那就要努力停止它。要关怀弱小，那些最为贫弱的事物，那些处在低端和最低阶的备受伤害的事物，要温柔对待它们。我的确是一个至为浪漫的人，这种浪漫其实就是以爱或者诗的原则生活在世上。我十多岁的时候就自己成长为一个文艺女青年，这么多年似乎也没有做一些改变。我们忍耐着最难忍耐的生活，努力了解世间的规则，让自己生出一张假面，年复一年地，也许就是为了在某一个时刻，用不顾一切的浪漫，让生活之原则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