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一个人听,我就读下去

——有关朗读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

Youth Literature - - 气声 象音 PHENOMENON VOICE - 文/侯 磊

生命有限,每个人都想留下画像,这便有了摄影。可人们是想听声音,这便有了留声机。但人们大都没想过要保留自己的声音。声音是给人带来快感用的,它能转化成颜色,也能转化成几何。

人并不是只靠视觉来接受信息。不少人善于用耳朵接受信息并记忆,所以才有了讲课。说书、讲古、讲课、采访、座谈……都是朗读的近亲。这令我想起了陕北失目的说书艺人,再或不识字的戏曲曲艺演员。他们是朗读的接力者,他们把语言之冰吞入肚腹融化,再吐出反哺给后人。

布勒东说过类似的话,超现实主义的意思是艺术创作是绝对的精神自发的行为。而朗读似乎更像“绝对的精神自发的行为”。俄罗斯作家喜欢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果戈理给老诗人茹科夫斯基读自己的新作,诗人年长并有睡午觉的习惯,他睡着了。醒来时,果戈理已把手稿扔进了火炉。又看到德国作家的名著《朗 读者》,一个男孩与女纳粹的绝世之恋。那男孩始终在为女纳粹朗读,女纳粹始终在掩盖自己不识字的悲哀。不识字的,一生都在靠着他人的朗读。但与友人交流时感到,《朗读者》似乎对纳粹女人有了太多的同情,男孩通过朗读拯救了她的灵魂,似乎有点牵强。而最能以朗读来改变人性的,是电影《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中,窃听者从监视者转向到了粉饰者,他主动把他的监听对象——那位男作家的记录一一抹去。在他情感反转的一瞬间的那个镜头,他拿走了作家的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打开,读到那首《回忆玛丽·安》: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

窃听者复活了。

朗读是声音在飞舞。像传说中爱斯基摩人之间的话,天太冷了,说出的话被冻住,要烤化了才能听到。而现在,我们的声音太热闹且太嘈杂,采访对话太多,会开得太多,谈不出深度,说得让人贫得慌。何勇在《钟鼓楼》中说:“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现在应该说:你已经说了那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看看。

中国古代不叫朗读,而是诵唸,或叫吟诵。

家中长辈曾说,四十年代的日伪时期,北京什刹海畔荷花市场一带被日本人开做了鱼塘,不让人们进去游泳,号称说谁再去玩日本人就开枪。而奇怪的,是每天早晨还有个七老八十留胡子的老头,戴着瓜皮帽,到什刹海畔,嘴里叨咕叨咕个不停,好似京韵大鼓《大西厢》里唱的——“摇头晃脑,嘚嘚啵 啵,逛里逛荡,好像一碗汤,他一个人念文章”。时候还不短呢,一念能念上好久,他仿佛神灵护体,日本人不轰他。他是“空读”,书用不着举着,都装在肚子里背着读。他念的还不是北京话,是老年间南方口音的官话。

古代,官话一直是平上去入的那种南方腔,那是大明朝的正声,是士大夫读文章的话。明清以来,士子们世世代代地双手捧着圣贤书,把那些《四书》《五经》《十三经》,连带唐诗宋词魏晋文章,都按国子监官方的音韵,按洪武正韵大明官话的世代诵唸着古文。北京话只是土语,上不得台面儿。念书不能用北京话,否则就成了笑话认了哏。

我相信,那个什刹海畔老头读书的故事是真的,北京盛产遗老。

后来,我认识了国子监诵唸的传承人张卫东先生(他是北师大教授吴鸿迈先生的弟子,吴鸿迈是吴承仕的儿子,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弟子,学术史上能把章太炎一直上溯到许慎)。听他由古琴伴奏着唸的吟诵调,唸的“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甚至听他唸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更顺杆爬地去听启功、朱家溍等先生的吟诵。

吟诵是带着古书调子,用古代语音的朗读。吟诵声便是作诗声,是有入声字的声音,是最好的记忆工具。掌握了调子便容易记忆,还能写古诗不用刻意想着平仄,它本身就是带平仄的。这便是汉语的味儿。普通话若是这种味儿,作古诗词会方便得多,北京话也作为方言中的孤岛永久保存——也会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北京是一座适合朗读的城市,正如卡尔维诺说都灵是最适合写作的城市。

我做过一项不多见的职业,叫广播编辑。为了说广播编辑,我先说广播。

在那个孩子们都拧着刺啦刺啦调不好频道大话匣子(收音机)的年代,我们每天都准点在听着:“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是五十年代就有的少儿广播节目,后来为这节目录制了开篇曲,据说是蔡国庆录的音。他九岁时以童声唱过歌曲《周总理来到少年宫》,音色一致,能确认是他。后来核对,应该是“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记忆把“小朋友”和“节目”忘掉了,我不是小朋友了。

这个节目要用熊猫牌立体收录机来听,是收音、录音二合一体,恨不得比城砖还大还沉,有四个喇叭,有六个按键,需要四节一号电池才能带动。上面有四个收音机的旋钮,不仅调音量,还能高中低音随便拧,还能抽出“天线”来增加信号。把这玩意儿装好电池扛在肩膀上,音量放得贼大,穿着喇叭裤出门,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朋克”。我把母亲放在收录机中程琳、童安格或张蔷的磁带拿出来,换成了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这在“小喇叭”也是听不全。收录机上的六个按键分别为:录

音、倒带、播放、快进、停止/出带、暂停。每当听到小白兔要被大灰狼欺负时,我会直接按倒带或快进键,按得收录机嗒嗒嗒一阵乱响,父母必然来过问,我再按停止/出带,以装作听完一盒。

再往下的节目是拆装磁带。哪怕是把磁带断了,卷带子时喷出“黑色面条”,我都能用胶条把它粘上,用铅笔转几下就能修好,再悄悄抹掉母亲的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翻录成小虎队的《“胡铁儿”(北京话:蝴蝶)飞呀》。一九九七年,满大街都是《心太软》,我们舍得以九块五一盘的价格(十块打九五折),东躲西藏买回家一抽屉磁带,而索尼的walkman(随身听)要价上千,在郊区能买不止一平米的房子。

因为这些,我去做了广播编辑——给播音员(现在叫主播)写稿。

广播不少都是录播(解放前都是直播),要写了稿、播音员读了,再与音效素材整在一起。这活儿快、累、出不得错,要熟悉所有的音乐和戏曲,也要熟悉艺人和老艺术家们的八卦点滴。要知道哪些相声段子又臭又脏要掐了别播,而哪些正好二十多分钟能直接当一期节目。这时我才了解到,广播中播放的对话片段原则上不超过三分半,超过了人就受不了,而人物不能超过三个,那样谁也听不出来。我把所有七十年代的琼瑶电影都看了,编成一期期听电影的广播节目,听年轻时的二秦二林(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卿卿我我、分分合合、吵吵闹闹与唧唧歪歪。在一家公司编了一年半的广播稿,写作只是为了给人的自由言说提供底稿。批评家张定浩兄有个采访:《诗歌要用耳朵写》,说好诗只有被人记住才能在人心里生长。

早期艺术家缺少声音资料是多么遗憾;很多老唱片找不到母盘,没有好的音质是多么惋惜——传说,某广播说唱团仓库进水,毁掉了大量曲艺名家的珍贵录音,比如刘宝瑞全部的《君臣斗》。那段时间,广播和磁带乱糟糟地 围绕着我,还要对不少艺人采访录音,接触老唱片收藏的玩儿家,每天聊的,都是些一百年前人的事。听一百年前的人讲话最有意思,比如听一九六一年,梅兰芳七十高龄的琴师徐兰沅先生谈民国时的戏曲唱腔,比老舍先生的声音更古老(徐兰沅比老舍年长十岁)。甚至,你能爱上老唱片里刺啦刺啦的杂音。

哲学家们就“观看”这个行为进行了大堆的分析,而分析“听”是怎么回事的并不多见。《周礼》说:“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金声玉振始于喉舌,总之,人是先学会了听话再学会了识字的。

语文老师在成为传道授业解惑者以前,他首先是位朗读者。

大学毕业以后我四处教书,也带着学生读起课文来。学生已在心里摘下师道尊严的幌子,丝毫不再会手背后坐好和怕老师了。他们很聪明,在小学和初中时能懂得我们高中大学时才懂的东西,而他们首先学会的,是不服从,比如,读课文。

课堂上的时候,我问:“谁愿意起来读课文?”没人理我。我再问,更没人理我。

我随手叫了位女生,可女生会课堂撒娇: “老师——我读不好——”声音中带着奶声奶气,但揉进了女生的性别优势。这样的学生,怎么好让人家读课文?再点一个,老师,我嗓子哑了。嗓子哑了,下课嚷嚷得比谁都欢腾。我并不生气,这叫生死轮回。我本科毕业后第一年教书,八年前,我也这德行。我采用了八年前教我们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遇到此情此景时的原话:“没人读我读!”我在课堂上,字正腔圆地朗读起课文来,我是读给自己听的,学生们算听蹭儿。

这是老舍的课文《骆驼祥子》选段。说到朗读,我会想起老舍的小说。

老舍小说有时候光看,并不很好读,会有拗口和啰唆的地方。但朗读的效果非常的好,他晚年写戏剧,始终有为演员读剧本的习惯。可他沉冤后,他的作品被演员读了下来。

老舍作品最好的朗读者有两位:董行佶、任宝贤,再加上混血的配音演员邱岳峰。董行佶,他庄重有力,读《骆驼祥子》正气凛然,一如他扮演的廖仲恺,他的劲儿敢说第二,无人敢称第一;任宝贤,他说一口北京东城区南片的口音,灯市口一带的话,极为纯正悦耳,每个字中都带着戏。他读的是《牛天赐传》《二马》和《离婚》。他写作、讲课、编剧本、播小说、教朗诵,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戏精,好像一个人干了一群人的活儿,还是一九八八年版的话剧《哗变》中的男主。他的嗓子还是金不换的。他们读活了老舍。

邱岳峰,他和老舍关系不大,音色并不好,但他曾为一九六四年《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儿配音,更为一九七〇年版的《简·爱》配音,是活的罗切斯特。罗切斯特抱着简·爱表白那一段,“她是我的,我的。”这是爱过的人的声音。他因为长得深目高鼻而饱受欺凌,一家五口人住在上海一间十七平米的房子里,但他却发出层次分明却略带沙哑的声音,仿佛是他一生中的褶皱。

董行佶于家中上吊后的第二年得到金鸡奖的最佳男主;任宝贤因摔断了腿得了皮肤病无法上台而自杀;邱岳峰到一个小酒馆里吞了酒和安眠药后骑车回家,正好倒在家里不再起来。他们把生命卖给魔鬼换得了艺术,他们一起去找自投于太平湖中的老舍。

活在戏里的人,大幕关闭,生命也就结束了。

小学低年级开始,始终有一门课叫阅读,教材时有时无,老师时而固定,时而更新。上课时老师或漫无边际地讲话,带着唱歌玩 游戏,总之不像语文课。待我们长大一点时,便真的开始了阅读。约是四年级的一天,阅读课由另一个班的语文老师临时代课,那老师习惯把披肩发梳辫子。她只为我们“连载朗读”——读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我记得给她打过一次伞,她个子不高,齐头发帘,年轻得像个小姐姐。她让学生回答问题时,习惯不叫学生名字,而是用手一点,接上一个字:“说”。她一进来,我们就悄悄地传:“听说了没?她被他们班学生气哭过。”于是,我们没有商量,想继续把她气哭。她暴怒了,面对我们一帮油盐不浸的半大小子如炒了蛤蟆坑一般地哇哇叫,她的脸上浮现出被男朋友气哭时的表情。她说:“只要有一个人听,我就读下去。”只要有一个人听,我就读下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牢牢记着《海底两万里》的每一位主人公的名字,尼摩船长、阿隆纳斯教授、教授的仆人康赛尔、鱼叉手尼德·兰。我还记得很多细节,那潜水艇从太平洋,穿过南极最后到了北冰洋,在海底与巨型章鱼的搏斗。这本书通过朗读的枝蔓长在我心里,成了记得最瓷实的一本书,这是阅读课上听来的。

时至今日,写作厌倦时,我要强迫自己写下去,就会篡改这位临时老师的话:“只要有一个人看,我就写下去。”这个人可以是我自己。我拿这句当作自high的话,以便将一沓沓的白纸填满。

你读书,是为每一个人读,也是只为你自己读。因此人世间有一路只写给自己看的文章,也有只给自己听的朗读。希望未来能有个声音博物馆,将所有人的各种声音,读课文声、说话声、练琴声、数落人的声、痛说家史的声……都收集起来,宛如一张平面地图、一座城市的沙盘模型上升起无数充满灵力的光,那光中蕴藏着记忆、智慧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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