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一个人听，我就读下去
——有关朗读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
一
生命有限，每个人都想留下画像，这便有了摄影。可人们是想听声音，这便有了留声机。但人们大都没想过要保留自己的声音。声音是给人带来快感用的，它能转化成颜色，也能转化成几何。
人并不是只靠视觉来接受信息。不少人善于用耳朵接受信息并记忆，所以才有了讲课。说书、讲古、讲课、采访、座谈……都是朗读的近亲。这令我想起了陕北失目的说书艺人，再或不识字的戏曲曲艺演员。他们是朗读的接力者，他们把语言之冰吞入肚腹融化，再吐出反哺给后人。
布勒东说过类似的话，超现实主义的意思是艺术创作是绝对的精神自发的行为。而朗读似乎更像“绝对的精神自发的行为”。俄罗斯作家喜欢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果戈理给老诗人茹科夫斯基读自己的新作，诗人年长并有睡午觉的习惯，他睡着了。醒来时，果戈理已把手稿扔进了火炉。又看到德国作家的名著《朗 读者》，一个男孩与女纳粹的绝世之恋。那男孩始终在为女纳粹朗读，女纳粹始终在掩盖自己不识字的悲哀。不识字的，一生都在靠着他人的朗读。但与友人交流时感到，《朗读者》似乎对纳粹女人有了太多的同情，男孩通过朗读拯救了她的灵魂，似乎有点牵强。而最能以朗读来改变人性的，是电影《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中，窃听者从监视者转向到了粉饰者，他主动把他的监听对象——那位男作家的记录一一抹去。在他情感反转的一瞬间的那个镜头，他拿走了作家的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打开，读到那首《回忆玛丽·安》：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
窃听者复活了。
朗读是声音在飞舞。像传说中爱斯基摩人之间的话，天太冷了，说出的话被冻住，要烤化了才能听到。而现在，我们的声音太热闹且太嘈杂，采访对话太多，会开得太多，谈不出深度，说得让人贫得慌。何勇在《钟鼓楼》中说：“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现在应该说：你已经说了那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看看。
中国古代不叫朗读，而是诵唸，或叫吟诵。
家中长辈曾说，四十年代的日伪时期，北京什刹海畔荷花市场一带被日本人开做了鱼塘，不让人们进去游泳，号称说谁再去玩日本人就开枪。而奇怪的，是每天早晨还有个七老八十留胡子的老头，戴着瓜皮帽，到什刹海畔，嘴里叨咕叨咕个不停，好似京韵大鼓《大西厢》里唱的——“摇头晃脑，嘚嘚啵 啵，逛里逛荡，好像一碗汤，他一个人念文章”。时候还不短呢，一念能念上好久，他仿佛神灵护体，日本人不轰他。他是“空读”，书用不着举着，都装在肚子里背着读。他念的还不是北京话，是老年间南方口音的官话。
古代，官话一直是平上去入的那种南方腔，那是大明朝的正声，是士大夫读文章的话。明清以来，士子们世世代代地双手捧着圣贤书，把那些《四书》《五经》《十三经》，连带唐诗宋词魏晋文章，都按国子监官方的音韵，按洪武正韵大明官话的世代诵唸着古文。北京话只是土语，上不得台面儿。念书不能用北京话，否则就成了笑话认了哏。
我相信，那个什刹海畔老头读书的故事是真的，北京盛产遗老。
后来，我认识了国子监诵唸的传承人张卫东先生（他是北师大教授吴鸿迈先生的弟子，吴鸿迈是吴承仕的儿子，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弟子，学术史上能把章太炎一直上溯到许慎）。听他由古琴伴奏着唸的吟诵调，唸的“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甚至听他唸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更顺杆爬地去听启功、朱家溍等先生的吟诵。
吟诵是带着古书调子，用古代语音的朗读。吟诵声便是作诗声，是有入声字的声音，是最好的记忆工具。掌握了调子便容易记忆，还能写古诗不用刻意想着平仄，它本身就是带平仄的。这便是汉语的味儿。普通话若是这种味儿，作古诗词会方便得多，北京话也作为方言中的孤岛永久保存——也会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二
北京是一座适合朗读的城市，正如卡尔维诺说都灵是最适合写作的城市。
我做过一项不多见的职业，叫广播编辑。为了说广播编辑，我先说广播。
在那个孩子们都拧着刺啦刺啦调不好频道大话匣子（收音机）的年代，我们每天都准点在听着：“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是五十年代就有的少儿广播节目，后来为这节目录制了开篇曲，据说是蔡国庆录的音。他九岁时以童声唱过歌曲《周总理来到少年宫》，音色一致，能确认是他。后来核对，应该是“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记忆把“小朋友”和“节目”忘掉了，我不是小朋友了。
这个节目要用熊猫牌立体收录机来听，是收音、录音二合一体，恨不得比城砖还大还沉，有四个喇叭，有六个按键，需要四节一号电池才能带动。上面有四个收音机的旋钮，不仅调音量，还能高中低音随便拧，还能抽出“天线”来增加信号。把这玩意儿装好电池扛在肩膀上，音量放得贼大，穿着喇叭裤出门，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朋克”。我把母亲放在收录机中程琳、童安格或张蔷的磁带拿出来，换成了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这在“小喇叭”也是听不全。收录机上的六个按键分别为：录
音、倒带、播放、快进、停止/出带、暂停。每当听到小白兔要被大灰狼欺负时，我会直接按倒带或快进键，按得收录机嗒嗒嗒一阵乱响，父母必然来过问，我再按停止/出带，以装作听完一盒。
再往下的节目是拆装磁带。哪怕是把磁带断了，卷带子时喷出“黑色面条”，我都能用胶条把它粘上，用铅笔转几下就能修好，再悄悄抹掉母亲的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翻录成小虎队的《“胡铁儿”（北京话：蝴蝶）飞呀》。一九九七年，满大街都是《心太软》，我们舍得以九块五一盘的价格（十块打九五折），东躲西藏买回家一抽屉磁带，而索尼的walkman（随身听）要价上千，在郊区能买不止一平米的房子。
因为这些，我去做了广播编辑——给播音员（现在叫主播）写稿。
广播不少都是录播（解放前都是直播），要写了稿、播音员读了，再与音效素材整在一起。这活儿快、累、出不得错，要熟悉所有的音乐和戏曲，也要熟悉艺人和老艺术家们的八卦点滴。要知道哪些相声段子又臭又脏要掐了别播，而哪些正好二十多分钟能直接当一期节目。这时我才了解到，广播中播放的对话片段原则上不超过三分半，超过了人就受不了，而人物不能超过三个，那样谁也听不出来。我把所有七十年代的琼瑶电影都看了，编成一期期听电影的广播节目，听年轻时的二秦二林（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卿卿我我、分分合合、吵吵闹闹与唧唧歪歪。在一家公司编了一年半的广播稿，写作只是为了给人的自由言说提供底稿。批评家张定浩兄有个采访：《诗歌要用耳朵写》，说好诗只有被人记住才能在人心里生长。
早期艺术家缺少声音资料是多么遗憾；很多老唱片找不到母盘，没有好的音质是多么惋惜——传说，某广播说唱团仓库进水，毁掉了大量曲艺名家的珍贵录音，比如刘宝瑞全部的《君臣斗》。那段时间，广播和磁带乱糟糟地 围绕着我，还要对不少艺人采访录音，接触老唱片收藏的玩儿家，每天聊的，都是些一百年前人的事。听一百年前的人讲话最有意思，比如听一九六一年，梅兰芳七十高龄的琴师徐兰沅先生谈民国时的戏曲唱腔，比老舍先生的声音更古老（徐兰沅比老舍年长十岁）。甚至，你能爱上老唱片里刺啦刺啦的杂音。
哲学家们就“观看”这个行为进行了大堆的分析，而分析“听”是怎么回事的并不多见。《周礼》说：“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金声玉振始于喉舌，总之，人是先学会了听话再学会了识字的。
三
语文老师在成为传道授业解惑者以前，他首先是位朗读者。
大学毕业以后我四处教书，也带着学生读起课文来。学生已在心里摘下师道尊严的幌子，丝毫不再会手背后坐好和怕老师了。他们很聪明，在小学和初中时能懂得我们高中大学时才懂的东西，而他们首先学会的，是不服从，比如，读课文。
课堂上的时候，我问：“谁愿意起来读课文？”没人理我。我再问，更没人理我。
我随手叫了位女生，可女生会课堂撒娇： “老师——我读不好——”声音中带着奶声奶气，但揉进了女生的性别优势。这样的学生，怎么好让人家读课文？再点一个，老师，我嗓子哑了。嗓子哑了，下课嚷嚷得比谁都欢腾。我并不生气，这叫生死轮回。我本科毕业后第一年教书，八年前，我也这德行。我采用了八年前教我们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遇到此情此景时的原话：“没人读我读！”我在课堂上，字正腔圆地朗读起课文来，我是读给自己听的，学生们算听蹭儿。
这是老舍的课文《骆驼祥子》选段。说到朗读，我会想起老舍的小说。
老舍小说有时候光看，并不很好读，会有拗口和啰唆的地方。但朗读的效果非常的好，他晚年写戏剧，始终有为演员读剧本的习惯。可他沉冤后，他的作品被演员读了下来。
老舍作品最好的朗读者有两位：董行佶、任宝贤，再加上混血的配音演员邱岳峰。董行佶，他庄重有力，读《骆驼祥子》正气凛然，一如他扮演的廖仲恺，他的劲儿敢说第二，无人敢称第一；任宝贤，他说一口北京东城区南片的口音，灯市口一带的话，极为纯正悦耳，每个字中都带着戏。他读的是《牛天赐传》《二马》和《离婚》。他写作、讲课、编剧本、播小说、教朗诵，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戏精，好像一个人干了一群人的活儿，还是一九八八年版的话剧《哗变》中的男主。他的嗓子还是金不换的。他们读活了老舍。
邱岳峰，他和老舍关系不大，音色并不好，但他曾为一九六四年《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儿配音，更为一九七〇年版的《简·爱》配音，是活的罗切斯特。罗切斯特抱着简·爱表白那一段，“她是我的，我的。”这是爱过的人的声音。他因为长得深目高鼻而饱受欺凌，一家五口人住在上海一间十七平米的房子里，但他却发出层次分明却略带沙哑的声音，仿佛是他一生中的褶皱。
董行佶于家中上吊后的第二年得到金鸡奖的最佳男主；任宝贤因摔断了腿得了皮肤病无法上台而自杀；邱岳峰到一个小酒馆里吞了酒和安眠药后骑车回家，正好倒在家里不再起来。他们把生命卖给魔鬼换得了艺术，他们一起去找自投于太平湖中的老舍。
活在戏里的人，大幕关闭，生命也就结束了。
四
小学低年级开始，始终有一门课叫阅读，教材时有时无，老师时而固定，时而更新。上课时老师或漫无边际地讲话，带着唱歌玩 游戏，总之不像语文课。待我们长大一点时，便真的开始了阅读。约是四年级的一天，阅读课由另一个班的语文老师临时代课，那老师习惯把披肩发梳辫子。她只为我们“连载朗读”——读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我记得给她打过一次伞，她个子不高，齐头发帘，年轻得像个小姐姐。她让学生回答问题时，习惯不叫学生名字，而是用手一点，接上一个字：“说”。她一进来，我们就悄悄地传：“听说了没？她被他们班学生气哭过。”于是，我们没有商量，想继续把她气哭。她暴怒了，面对我们一帮油盐不浸的半大小子如炒了蛤蟆坑一般地哇哇叫，她的脸上浮现出被男朋友气哭时的表情。她说：“只要有一个人听，我就读下去。”只要有一个人听，我就读下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牢牢记着《海底两万里》的每一位主人公的名字，尼摩船长、阿隆纳斯教授、教授的仆人康赛尔、鱼叉手尼德·兰。我还记得很多细节，那潜水艇从太平洋，穿过南极最后到了北冰洋，在海底与巨型章鱼的搏斗。这本书通过朗读的枝蔓长在我心里，成了记得最瓷实的一本书，这是阅读课上听来的。
时至今日，写作厌倦时，我要强迫自己写下去，就会篡改这位临时老师的话：“只要有一个人看，我就写下去。”这个人可以是我自己。我拿这句当作自high的话，以便将一沓沓的白纸填满。
你读书，是为每一个人读，也是只为你自己读。因此人世间有一路只写给自己看的文章，也有只给自己听的朗读。希望未来能有个声音博物馆，将所有人的各种声音，读课文声、说话声、练琴声、数落人的声、痛说家史的声……都收集起来，宛如一张平面地图、一座城市的沙盘模型上升起无数充满灵力的光，那光中蕴藏着记忆、智慧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