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持彩练当空舞
李云雷：一九七六年出生，山东冠县人，二〇〇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供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二〇〇八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
我二爷是个特别能干的人，他为人大胆莽撞，但有时候又很细心，他在我们村里当了三十年村支书，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村里通了电。那时候我们的县城才刚刚通上电，我二爷去县城开会，一见到电灯就着迷了，以前哪里见到过这个？那一百瓦的大灯泡锃明瓦亮，金光闪闪的，像一个小太阳！开会时他一直盯着这个灯泡看，县里的领导问他看啥哩，他说要是我们村也能通上电，那该有多好哇，家家户户就都有“会发光的电茄子”了。县领导笑着说，行啊，你要是能在沿途安上电线杆，我就给你们村通电。县领导说的是一句玩笑话，从县城到我们村有三十多里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走路都要爬上爬下，更别说安装电线杆了。再说要安装电线杆，即使五十米栽一根，三十多里路需要栽上千根。这些做电线杆的树，还需要人去砍伐、运输，并且栽在这满是石头的土地上，哪里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
但是我二爷却认了真。那年冬天，他发动我们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到后山上去砍伐树木，男的壮劳力伐木头，女的砍树枝，老人和小孩削树皮、捡树枝。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休息的时候就搞歌咏比赛，男的一队，女的一队，男的唱《东方红》，女的唱《刘三姐》，互相不服气，看谁的声音高。干了一会儿活，在累的时候，我二爷就讲“会发光的电茄子”，说那玩意儿多么好，多么亮，比咱们点的煤油灯要亮上百倍千倍，就像家家户户都安上了一个小太阳。那时候我们村里人都没有见过电灯，我二爷一边讲一边赞叹，那神秘的“会发光的电茄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像真的一样展现在我们村里人面前，闪闪发光，蛊惑着我们，也鼓舞着我们的干劲。我们村里人大干一个冬天，在绵延三十多里的山路上栽起了电线杆，县领导也按照承诺给我们村通了电，所以我们村是周围所有村庄中通电最早
的一个，比我们公社通电还要早。我们公社还是用了我们村的大部分线路在次年才通的电，而附近有的村，甚至比我们村要晚了十年通电。
通电的那一天，我们全村男女老少敲锣打鼓，热闹了整整一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那传说中的“会发光的电茄子”，却比我们想象中更明，更亮，更璀璨。这是我们村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们从此告别了黑暗的夜晚和点煤油灯的日子。那天晚上我二爷也很激动，他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老少爷们儿，我们的好日子开始了，大伙好好干吧！
通电之后不久，我二爷去公社开会，在公社大院里见到一个人被铐在一棵白杨树上，看他眉清目秀的，也不像犯了什么事。我二爷很好奇，就问他，你是哪儿的，怎么被铐在这里？那个人羞红了脸，也不说话。我二爷走进办公室，问公社书记，院里那个人是咋回事，咋被铐在那里？公社书记笑骂着说，这人是咱们县医院的医生，姓范，别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这狗日的乱搞男女关系，犯了作风问题，被人家告到县里。县里决定将他下放到我们公社，刚刚才押来，我正犯愁呢，不能让他在公社里待着吧，我正想该怎么处置呢。听到这里，我二爷脑瓜一转，连忙说，书记你别发愁了，这个人交给我吧，我带走，在我们村改造！公社书记笑着说，那你可帮了我大忙了，不过，你不怕他再犯作风问题？我二爷说，他敢！我把他带回去进行思想改造，将他置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看他还敢再犯？公社书记点点头，说，总之不能大意，要提高警惕。我二爷连连答应。开完会，我二爷回家的时候，就将范医生带回了我们村。
到了我们村，我二爷让人在大队部收拾出一间屋子，烧得暖暖和和的，让范医生住了下来。一连好几天，他也没给范医生派活，一天三顿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范医生以为下放到村里要吃不少苦，也有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竟被这样优待，心里惴惴不安，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灾难在等着他，吃不香也睡不好，他想找我二爷探探口风。可是我二爷不是去县上开会，就是跟大伙上山去了，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等了几天，有一次我二爷在大队部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正准备走的时候，突然从门后闪出了一个影子：“老支书，我能跟你谈谈吗？”我二爷一看说： “范医生啊，这么晚了还没睡觉？有什么事这么急，明天谈不行吗？”范医生说：“我找你找了好几天了，哪儿都找不到，我想问问你想怎么处置我。”我二爷咧开嘴嘿嘿笑了：“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进来吧。”
我二爷将刚锁上的会议室又打开，在桌子前坐下，找到自己的茶缸，又为范医生找了个茶杯，倒上水，才说：“范医生，你来了也有好几天了，都有什么感想，谈谈你的看法。”范医生不好意思地说：“我哪儿有什么感想，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想在劳动改造中改正错误，我想问问你想让我做什么？”我二爷说：“范医生，你犯的错误不能说大，也不能说小。听说那个小护士的丈夫说要杀了你全家，你知道吗？”范医生低下头：“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二爷停了一会儿，又说：“这样吧，你先收拾一下，过两天把你老婆和孩子接过来，把家安在这里，避一避风头，等这件事过去了再回城里。”范医生感激地说：“谢谢你，老支书，你不仅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全家。”我二爷说：“不用谢我，以后管住自己那玩意儿，别再犯错误了。”范医生说：“那是当然，一定一定！”我二爷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会干什么？”范医生说：“我是一个大夫，只会看病、开药，我擅长的是内科、儿科、妇科……”我二爷点了点头，又问：“你老婆呢？”范医生说：“她是个小学老师，教语文。”我二爷说：“那这样吧，你下放到我们村里，一天活不干也说不过去，你把家里人接过来，就跟着生产队上
山平整土地，干上一个秋天，你这身子骨也该锻炼锻炼啦！等到秋后，你就不用上山了，我交给你两个任务，一是开个诊所，给村里人看看病，二是带带我们队里的赤脚医生，我们的赤脚医生能看病，可是水平不高，你教给他们一点绝招，提高提高他们的水平，等将来你走了，他们也能接着干，你觉得这样安排怎么样？”
范医生站起来，上去握住我二爷的手，激动地说：“老支书，你想得太周到了，就按你说的做吧，我以为下放到农村只是劳动改造，没想到还有机会用医学知识为老百姓服务，我一定改过自新，一定好好干！”我二爷笑着说：“让你干村里劳力做的活，你还不如他们有劲，要你干啥？要你来就是要发挥你的长处，但有一点你要记住，千万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范医生说：“那是当然，我再也不会犯错误了，其实那次也是护士找的我，我只是意志薄弱……”我二爷摆摆手说：“不用说了，你注意吸取教训就行了！你犯错误的事，我们也不公开说了，就内部掌握吧，你要好好干！”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老婆没犯错误，也要跟着你受罪，怎么安排呢？——其实我早想在村里建个学校了，可县里总是派不出师资，你老婆来了，我们就把学校先建起来，让她当校长，村里也有几个初中生，把他们调过来当老师，先干起来再说吧。”范医生感动地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就这样到了那年秋天，我们村里建起了一所小学和一个诊所。小学的校长是赵老师，诊所的大夫是范医生，他们的家就安在大队部，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八年。我们村里很多人的启蒙老师都是赵老师，有了她，我们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学了。范医生也走村串户，为村民看病，他还带着几个赤脚医生搞科学实验，搞出了一种“青蒿口服液”，治疗疟疾很有效果，在我们县里推广过。二〇一五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了 诺贝尔奖，我二爷在电视上看到了，让我打电话给范医生，问问和他那个口服液是不是一回事，可是那个时候，范医生在当了省里一家医院的院长多年之后，已经去世了。
范医生只是我二爷引来的人才中的一个，我二爷还引来过“投机倒把分子”郭铁头和“反动学术权威”苏教授，他们的故事也很有传奇性。
郭铁头是我们县里职工合作社的铁匠，他因为在黑市上倒卖粮食，被抓住了，定性为投机倒把分子，下放到我们公社，我们公社把他下放到了我们村，是我二爷把他领来的。在回来的路上，我二爷问他： “你咋敢倒卖粮食呢，那可是国家控制的物资。”郭铁头垂头丧气地说：“我也是没办法，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四个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我心里也难受，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二爷说：“你下放了，家里孩子怎么办？”郭铁头说：“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苦熬了。”我二爷说：“那可不行，你明天把家里人都接来，在村里住下，我们再想想办法。”郭铁头将家里的孩子都接来了，我二爷让两个小的去上学，两个大点的跟着生产队下田劳动，算半个劳力的工分。他又对郭铁头说：“你也不用上山去干活了，你就专门负责修理农具，把那些犁耙、镰刀、铁锨、锄头、斧子给我磨得快快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谁的工具坏了，你就负责给修，工具不够了，你就再打一些，这算是技术工，我一天给你算十二分，你老婆帮你拉风扇生火，一天算八分，你看看这样安排好不好？”郭铁头一听，连忙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老支书，你想得太细致了。”郭铁头从此就在我们村驻扎下来了。
郭铁头不仅会修理、打造农具，他还会一手绝活，那就是做桶。那时我们村里用的水桶都是木头的，很重，挑一桶水很费力气。郭铁头所谓的做桶，就是先打一张厚铁片当桶底，再打一张薄铁皮，卷起来做桶
身，再将桶底与桶身焊接起来，在上面再加一个襻儿，就成了一只铁桶。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郭铁头全靠手工，将铁块放在火上烧红，再一点一点敲打出来，他做出的第一只桶在我们村里引起了轰动，大家觉得这样的铁桶实在是太轻便实用了，于是纷纷请他做。郭铁头忙不过来，就挑了生产队的两个小伙子，跟他一起组成了“铁匠组”，没日没夜热火朝天地打铁，做桶。等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郭铁头的水桶时，这种桶就更受欢迎了，外村的人一看，你们村的铁桶怎么这么好用呀？一传十十传百，周围村镇的人都到我们村里来了，想要这种铁桶。
这个时候，我二爷将“铁匠组”改建成了村里的小机械厂，以前给我们村里人做桶时，是不收费的，你拿来一块破铜烂铁，我给你打成一只铁桶，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收什么钱呀，顶多收一些时鲜的瓜果蔬菜罢了。建成了小机械厂，一切都得定规矩。我二爷跟郭铁头等人商量了一番，规定从今以后，买一只铁桶收两元钱，自己带原料来加工则收一元。那时的一元钱很值钱，一斤猪肉不过才三四毛钱，一元钱就相当于三斤肉钱。尽管这样，来我们村买桶或加工的人仍然是络绎不绝，小机械厂内整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到年底分红的时候，小机械厂将我们村的收入一下拉上去了，差不多每个人到手三到五块钱，相当于每人多分了十几斤肉，并且还是现钱。所以那个年我们村里人过得很富足，家家户户充满了欢声笑语，小孩子在街上提着红灯笼到处乱跑。
转过年来，郭铁头找我二爷来商量，小机械厂要扩大规模，一是要增加人手，二是要增加品种：“不能只是一个铁桶，还可以有铁锅、铝壶、剪刀等生活用品，以及斧头、镰刀、锄头、犁耙等各类生产工具，凡是老百姓用得上的，我们应该都能够做出 来。”我二爷问他：“能行吗？”郭铁头说：“从技术上来说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要上生产线，不能完全靠手工，要上生产线就得到银行贷款，还要有领导审批……”我二爷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个不用你管，我去跑各种手续，争取上级的支持，你有没有信心和把握？”郭铁头说：“在技术上绝对没问题！”“那就好！”我二爷紧紧握住了郭铁头的手。
我们村的小机械厂进入了迅速发展的轨道，生产的产品花样繁多。其中最令我惊异的是竟然建了一个锅炉厂，专门生产冬季取暖用的锅炉，他们还给锅炉取了个品牌叫“温暖”牌锅炉，这种锅炉一度行销省内外，在不少省份和单位很受欢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回到我们县里，在县委招待所吃饭时，偶然踱步到了他们的锅炉房，发现这里用的也是“温暖”牌锅炉，就是二十年前我们村的小机械厂生产的，在那一瞬间，我像看到了一个老朋友，又熟悉，又陌生，温暖而又苍凉……
再说苏教授，苏教授是我们县水利局的一个技术员，个子矮小，是很不起眼的一个人，在单位里经常爱说怪话，局里的不少水利规划他都反对，认为不科学，被人讽刺性地称为“苏教授”。他被下放到我们村后，也受到了我二爷的重用。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关在房子里闭门不出，心情很不好，我二爷经常到他那里去，跟他谈天说地，一起喝酒聊天。苏教授被我二爷的精神感动，说要为我们村设计一个水利工程。我二爷也很高兴，带着他跑遍了我们村的每个角落，山前山后，跑了半个月。最后苏教授为我们村设计出了一个“三级水泵”，就是将河里的水一节节抽上来，在每一节上设置一个扬水站作为中转，在那里再安装一个水泵，继续向上抽水，一共三级，所以称为“三级水泵”。这个三级水泵一下解决了我们村浇水的难题，也结束了我们村靠天吃饭的历史。
以前干旱的时候，天上不下雨，村里人想尽各种办法拜神求雨，怎么也不灵，后来就用水桶一担一担往山上挑，人累得半死，挑上来的水也很少，现在好了，只要一合上闸，电力带动水泵，就将河水一级级抽了上来，喷洒到地里，解决了干旱的问题。采用三级水泵之后，我们村的土地灌溉及时、方便，粮食产量一下提高了一成还要多，大伙儿都说这个“苏教授”真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苏教授的思想已经很先进了，水流到地里的时候，他采用的不是大水漫灌，而是“喷灌”，就是让流水通过细小的塑料管道，管道上布满了小孔，流水通过小孔喷射出来，溅洒在庄稼的叶面、根茎上，这种“喷灌”的方法既省水，又科学，但是在那个年代还很少见。当时苏教授极力主张采用“喷灌”的方式，说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缺水，大水漫灌既浪费水，在经济上也不合算，但是我们村里不少人觉得，要亲眼看到大水流淌到地里才痛快，庄稼咕咚咕咚才能喝饱。苏教授跟我们讲，大水漫灌其实根茎能吸收的水分很少，大部分水分都流失了，变成了地下水，同时还带走了不少土壤中的养分，大伙听得将信将疑，最后还是我二爷拍板采用了苏教授的方案。
我们村成了周围村镇中最早采用喷灌的村庄，一到喷灌的季节简直成了一道风景，下面是绿油油的庄稼，上面是不断喷射的流线形水柱，不同的水柱白花花的，在半空中溅射、碰撞、交织，煞是好看。一层层庄稼布满了整个山坡，一层层水柱也布满了整个山坡，我们村里的人穿梭在绿油油的庄稼和白花花的水柱中间，扛着铁锨，唱着山歌，走在山路上，心情真是舒畅。正浇着水，就有人指着天空说：“快看！”一条彩虹出现在了半空中，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向空中注视着，这条彩虹在空中久久不散，一端从山脚下向上升起，另一端落到了 山的那一边，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我们村地处一个穷山沟，常年干旱少雨，很少能看到彩虹，但是喷灌给我们带来了奇迹，几乎每次喷灌空中都会出现彩虹。苏教授说这是由于阳光折射喷灌的水珠所形成的，跟大自然中彩虹的原理是一样的，一般彩虹都是在风雨之后出现，就是因为那时空气中饱含水分，阳光照上去经折射而形成了彩虹，我们村里实行的喷灌，让空气中的水分更多更充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彩虹。喷灌不仅解决了我们村土地的浇灌问题，竟然还为我们带来了彩虹。那时我们一帮小孩，在喷灌时经常追逐着彩虹跑。
我二爷大胆起用苏教授、郭铁头和范医生，将我们村的生产生活搞得蒸蒸日上，一片生机，但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告他整天跟有作风问题的人、投机倒把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搞在一起，思想立场有问题，没有跟贫下中农一条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县乡两级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到我们村来调查研究。
在调查组进村的那些日子，我二爷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折磨与洗礼，他一边仍然组织着村里的生产，一边也要配合调查组的调查，虽然认为他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日常生活中也难免有些作风粗暴、性格直率、大胆莽撞的小事，如果调查组抓住这些鸡毛蒜皮的细节大做文章，他就难免遭殃。因此在那些天里，他也是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对我们村里的人也不敢再吆来喝去的，态度温和了很多。另一方面他也在想，到底是谁在告他的状呢？是不是自己这些年来真的跟贫下中农不是一条心了？可是想想自己做的事，为村里通电，建诊所和学校，建小机械厂，建三级水泵，都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事呀，这都是村里开天辟地的大事，千百年来就没人做成过，而他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全村人艰苦奋斗，硬生生地啃下了一块块骨头，让村里人的生活
水平达到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水平，如果不是跟贫下中农一条心，他这么拼命又是为了什么？——那么，是谁在告他的状呢？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在土改时就已被打倒了，二十年来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他们即使心里有所不满，也不敢告状。是被他批评或责骂过的落后群众？这些群众虽然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总在用旧的观念看事物，但又最注重实际效果，粮食产量提高了，手里的钱活泛了，他们的观念也就慢慢转变过来了，更加拥护你，他们也不会告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就是村领导中的其他人？我二爷一个个思忖着，这几个和他朝夕相处的人，他和他们有过争吵，有过辩论，甚至拍过桌子骂过娘，但他都是从村集体事业发展考虑的，跟他们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但这只是他的想法，他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是这样想的……
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摸底，调查组否定了那些人告的状。他们认为我二爷虽然跟范医生、郭铁头、苏教授等人时常接近，但并不是向他们的剥削阶级思想投降，而是引导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老百姓服务，这既提升了我们村的生产生活水平，又达到了教育改造他们的目的，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不仅如此，鉴于我们村当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及其在周围村镇所产生的示范性影响，调查组回去后不久，我二爷就被评为了那一年的省级劳动模范，县里给他颁发了奖状和奖品，还在我们村开了现场会。
那一段时间，是我二爷最开心的日子，他整天扛着一个镢头跟村里人上山，在山上唱着歌干着活，出一身汗，坐在地头的树荫下抽一根烟，是多么痛快呀。有时候他也到诊所、学校、小机械厂、三级水泵那里去转转，跟范医生、郭铁头、苏教授等人聊聊天。他们三个在我们村住了六七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二爷让他们充分发挥了才能，他们也受到了我们村里人普遍的尊 重。村里的小伙子都想到郭铁头的小机械厂去干活，在那里不仅能学到技术，收入也比村里的普遍水平要高，过年过节还会发一些福利，还有手套、袜子、胶皮鞋等劳保用品，那时也都很稀罕。我二爷鼓励郭铁头逐渐扩大生产规模，他想随着种地越来越便利，干农活需要的人越来越少，将来村里的人肯定要向工厂转移，那时候我们村就要发生飞跃了。我二爷和郭铁头、苏教授等人，在我们村的山前山后转个不停，勘察地形，寻找厂址，陆续上马了五金厂、砖窑厂、罐头厂、锅炉厂等几个厂子，一时我们村的小工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时代的风向发生了变化。那一年我二爷去县里开会，县里说要贯彻“分田到户”。我二爷跟县里的领导说，文件上说不要一刀切，我们村里的集体产业搞得好，社员的心都往一处使，积极性和热情都很高涨，我们村是不是可以不分田到户，仍然发展集体经济？县里的领导认真做了研究，又请示了上级领导，专门派人将我二爷叫到县里，跟他说，由于你们村各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是我们县里的一个典型，社会影响比较大，上级领导希望你们带头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农村政策，在分田到户上也走在前面。我二爷一听，愣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县领导问他，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问题？他搔着头皮说，问题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了三十年支书，一直搞的是集体经济，现在要搞个体经济，让个人发家致富，我以前的经验完全没有用了，我要是再年轻十岁，还能闯一闯，拼一拼，现在我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要不让我退下来，让更年轻的人去干吧。县领导批评他说，你这是老思想不会转弯，还是跟上级提条件？现在是不换思想就换人，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可以考虑，不过你即使要退，也要先把村里的田地财产分到各家各户才能退，这是交给你的一项任务。
我二爷没有办法，回到村里后只能执行政策，他跟村里的干部连着几个晚上开会，制定分田分各种财产的方案，又上山丈量土地，清点小工厂的账目，一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村里人听说要分田分地了，有的人欣喜，有的人忧愁。我二爷眼看着他一手整合起来的集体，在一夜之间瓦解了，他的头发也在一夜之间全白了。村里人分了田，分了地，分了三级水泵，也瓜分了五金厂、罐头厂、机械厂、锅炉厂、砖窑厂。这些厂子包括地皮和机器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有的人不会经营工厂，只好把机器拉回家，堆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淋，很快就生锈了。也有的人联合三五家承包了一个小工厂，生产一段时间又发生内讧和利益纠纷，经营不下去了，只好散伙。
在分田分地刚开始的时候，范医生、郭铁头、苏教授分别来向我二爷辞行。新时期开始了，他们都落实了政策，先后回了城。离别的时候，他们心中都有些不舍，他们在我们村留下了青春，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范医生的诊所交给了我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赵老师的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有的考上了中学，有的又回到了我们村当老师。郭铁头的小工厂有的分掉了，有的让人承包了，苏教授的三级水泵也分段承包给了私人。在他们走之前，我二爷请他们喝了一顿酒，四个人都喝醉了，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在山前山后走了个遍。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二爷让人赶着高头大马车，将他们送往县城。那一天，我二爷站在山头上，看着大马车在山间小路上绕来绕去。直到马车最后消失在群山之中，他还在石头上定定地站着，此时夕阳西下，映红了他苍老的脸庞。
分田到户之后，我二爷就不再担任村里的支书了，那一年他不到六十岁。此前他总是没日没夜地扑在村集体的事情上，现在村里没有多少事了，有什么事也不用他管了，他彻底回归到了一个农民的身份，种种 地，放放羊，跟村里大多数村民一样，奔着自己家的日子。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我二爷是一个劳动能手，尤其是扶犁掌把等技术性比较高的活，他最为擅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扬场的技术。那时候麦子收割了之后，要在打麦场上晾晒，然后摊开在场上，用马拉着石磙碾轧，将麦子从麦秸中分离出来之后，拢成一堆。这时候麦粒和麦芒还是混杂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扬场，所谓扬场就是将麦子向空中一扬，借助风力将麦粒和麦芒分开。麦子重，会从半空中垂直落下，麦芒轻，会随风轻飘，在后面轻轻落下，这样就将两者分开了。扬场是一个技术活，扬起的角度、高度、力度都要讲究，不会扬场的人往往扬了半天，也无法很好地将麦粒和麦芒分开，而我二爷扬场，则像是一场艺术表演。只见他站在高高的麦堆旁边，手中握着一把宽大的木锨，轻轻一弯腰，铲起一锨麦子，然后一收腰，一踮脚，双手挥动木锨轻轻向上一扬，麦子飞向蔚蓝的天空，又在半空中画了个优美的弧线，缓缓下落，这时阳光照过来，每一粒麦子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辉。我二爷不停地挥动木锨，一下一下向上扬着，那金色的麦粒仿佛瀑布一样，从天而降，不一会儿就在地上堆起了一堆闪光的麦子。我二爷站在麦堆旁边，轻轻挥动木锨的样子，是那么高大挺拔，那么富有美感。
我二爷不担任支书的这些年，我们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分田到户，然后各家开始奔自己的日子，我们村有的人脑筋灵活，很快就发家致富了。像王家小伙子，他先是承包了村里的罐头厂，后又出资将之买了下来，又收购了村里的五金厂、砖窑厂、机械厂、锅炉厂，成立了一个集团公司，成了我们村最为富有的人。但是我们村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富起来，他们只是在王家小伙子的厂子里打工，或者跑到外地去打工。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到我二爷家里去谈论政策的变化，想鼓动我二爷重新出山，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