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h Literature

如梦令

- ⊙ 文 / 霍小智

霍小智:女,一九八五年出生,天津人。 贝小孩

我和很多孩子住在一起,但我总是与他们保持距­离。他们和我亲热的时候,我就用不自然的表情应­付着。也许我的表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不自然,他们没有发觉我在应付,始终对我非常热情。他们经常簇拥在一起做­游戏、讲笑话。我坐在栅栏门后面,我想看看大海,我们住的地方和大海隔­着一张栅栏,我跪在栅栏后面看大海。我也想和那些孩子一起­玩,我经常想站起来走过去­要求加入游戏,但一种惯性让我始终没­有行动过。我有时看看海,有时看看游戏中的他们,他们讲的笑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会在心里面放声大笑,但脸上的表情却因为惯­性而一直呆板着。

这个地方看不见轮船和­海鸥,天和海有一条交界线。我盯着那条交界线,它渐 渐消失了。那里,钻出一只贝,它扇动着两片贝壳飞过­来,扇起的风使海浪更加翻­滚。它从栅栏的缝隙里穿过­来,对我说,来和我玩吧。我蜷缩进贝壳,抱住它黏滑柔软的身体,它带着我,越过栅栏,飞向天和海的交界。我闭上眼睛,海浪声和贝壳扇动的声­音好像离我很远。我感觉到贝壳在我身后­合拢,我们一起沉入海底,我身体周围都是柔软的,好像一睁眼,又能看见孩子们在旁边­做游戏、讲笑话。惯性使我不愿睁开眼睛。我被贝壳里的黏液包裹­起来,无比温暖,带着大海的咸味。

长火柴爷爷

爷爷住在北京房山区,去那里要三个小时,坐公交车,换地铁,再换公交,再换小三轮。爷爷想我了,他让我去他家住一天。春天的风,有时会非常大,我眯着眼

睛,房山区有大片荒凉的土­地,黄色的土可以被卷起来­很高。爷爷家有个院子,以前,那里种满了花,可是现在,原先种花的地方只剩下­乱糟糟的枯枝。爷爷说他现在正在研制­一种火柴,火柴很长,比筷子还要长,爷爷用火柴的顶端在墙­上蹭了蹭,火柴就燃烧了,喷出像烟花一样的火焰,白色的,好看极了。我很兴奋。爷爷却摇着头,他说,这种火柴点不燃东西的,因为它的火焰总是喷开。我说,没有关系,可以当作烟花啊。爷爷又摇了摇头,走进屋子里,拿出很多很多长火柴送­给我。你如果喜欢就拿去玩吧,他说。爷爷的背好像更弯了,我想我应该给爷爷一些­钱,我的银行卡里还有四千­块钱,我想取一些给爷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取款机。我在曲折的小路上寻找,在卖早点的地方找到一­台,我把卡插了进去,却被吞掉了,我这才发现那是一台游­戏机。我很沮丧。回到爷爷家,我对爷爷说我的银行卡­没有了。爷爷说,别着急,钱多了是负担。爷爷在他卧室的隔壁屋­子给我铺了一张床。晚上,屋子里很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坐在床头,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狗­叫的声音。我在墙上擦燃长火柴,火焰啪啪响,照亮了屋子,墙角有一包包花籽,它们被遗忘很久了,落满了灰尘。火焰熄灭,我摸索着把剩下的长火­柴装进书包。爷爷在隔壁打着鼾,长长的声音起伏着。我想,也许我应该永远留下来,陪着他。

懦弱的男同学与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

那一年,我们学校隐藏着一种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时,很多木制桌椅已经被吃­光了,一些同学的身体被啃掉­了肉,我们整天生活在恐惧里。

那些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爬得那么快,我们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却从来没有能够 消灭一只。它们似乎繁殖得很快,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彼此挨着,我们变得神经兮兮的,眼睛里面布满了红丝。

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他很懦弱,至少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再一次聚集在教室­里,交换最新的关于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的消息时,他拿出一个玻璃罐子,里面装着半瓶沙土,他说他捉到了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

瓶子里面有几只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还有几只普通的蚂蚁。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显­得胖一些,屁股是三角形的。懦弱的男同学告诉我们,如果把它们都埋进沙土­里,普通的蚂蚁会绕着圈子­钻出来,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会­直线地冲出来,速度非常快,就像它们吃人和木头时­候的样子。

我们看着玻璃罐子里打­着圈子的普通蚂蚁和横­冲直撞的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我们头皮发麻,脊背上冒着冷汗。

懦弱的男同学平静地退­到我们身后,他说他已经找到了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的窝,他用了一夜的时间,打死了很多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但他知道,那只是一小部分。他笑了笑,说他身体里面已经钻进­了很多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他能感觉到它们正在吃­他的内脏,他说他很疼。他又笑了笑,袖子里面滴出了血。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已­经咬破了他的血管,他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们把他只剩下白骨的­尸体放在教室中间,在白骨四周点燃蜡烛,我们围成一圈,为懦弱的男同学祈祷。他的灵魂从白骨上升起­来,微笑着看着我们,飘出窗子。这时,从学校的各个角落涌出­潮水一般的能吃人和木­头的蚂蚁群,它们也飞了起来,随着懦弱的男同学的灵­魂,飞到了高高的天空中,形成了一片乌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太阳出来了。

士兵囱

我们的宿舍有两张床,我坐在左边的床上,我是士兵智。士兵囱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我们等待着去执行任务。这时的气氛是紧张的,我们都用双手在身体两­侧撑着床沿,盯着自己的鞋帮。一只老鼠从我的床下蹿­出来径直蹿进士兵囱的­床下。我在一堆袜子里拿出一­根麻花递给士兵囱,士兵囱吃了半根就吃不­下了,我把剩下的半根吃掉,我们各自喝了一壶开水。时间快到了。我不知道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士兵囱比我大两岁,他下巴上的胡子有些长,从来都对任务守口如瓶,不到现场是不会告诉我­的。

八点十三分,我们破门而出,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隔壁­的厕所。我们脱了裤子坐在马桶­上,这时,马桶变大了,我们跳了进去,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划着洁厕灵味的水。士兵囱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拐了个弯,我们掉在雪地上,雪已经脏了,是灰色的,硬邦邦的,有点儿冷。我们站起来提好裤子,我的鞋子不见了。我对士兵囱说,我的鞋子不见了。我希望他把他的鞋子给­我穿,但他的鞋比我的脚小了­五号。我很不高兴,光着脚踩在脏兮兮的雪­地上。

士兵囱走在我的前面,他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我们就这么走着,路的两边有些孩子在上­课,老师教他们缝绣球。还有一些脏了褪了色的­文具和家具,摆在灰色的雪地等着有­人买走它们。它们的价格都很便宜,标着价格的标签贴在它­们身上,有的掉在脚下,一阵风就会把它吹走。但没有风,空气干燥得像春天一样,只有雪地是冷的。我们把掉在地上的标签­重新贴了回去。

前面的路变成了山,像涌起的一排波浪,必须翻过去。地面并不滑,只是我的脚很不舒服,甚至有些针刺一般的疼­痛。山上有很多玩偶,僵直地走来走去,六岁小孩一 样的个子。我看见了和士兵囱长得­一模一样的玩偶,士兵囱没有觉得惊讶,指着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和我一个样子的­玩偶也在走来走去。这些玩偶都是士兵的打­扮,胸前别着一张写有名字­的卡片。士兵囱说,每个士兵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只玩偶,它们一直在这里走,直到这个士兵死的那天,他的玩偶才会停下来,这时就会有人被派来把­这个士兵的玩偶埋在它­所停留的地面下。

士兵囱摘下帽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纸递给­我,他说,你看,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停下来的玩偶埋好。他的脸上有些悲伤的神­情,指了指我的背后。我转过身看到二十米以­外有个停下来的玩偶,我走过去看它胸前的卡­片。士兵河,他好像很苍老了,我不认识他。士兵囱说,我认得他。我望着他,等着他再多讲一些关于­士兵河的故事。士兵囱没有再说,蹲下去用手挖起雪来。灰色的雪被挖开了,下面是白色的雪,士兵囱把白色的雪轻轻­扒了扒。另一个玩偶的身体露了­出来,士兵囱愣了一下,我凑过去,这玩偶的卡片上写着士­兵欢。士兵囱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他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你看,他们最终还是在一起了。我们把士兵河的玩偶放­在士兵欢的玩偶旁边,用白色的灰色的雪盖在­它们身上。

再往前的路变得更坚硬­了,脚步沉重,脚麻木了,在机械地走。到了山顶,我们从另一边滑了下去,我看见了出口,外面是熟悉的街道。山脚下,我艰难地爬起来,朝着出口走去。我现在只想回到宿舍睡­觉,把脚放在软绵绵的被子­上,再也不挨地。过了出口,一扇门在我们身后关闭­了,街对面就是宿舍楼了。

我坐在床上,把脚扳过来看,我的脚底磨出了一个个­小小的圆形疤痕,像星星一样,排列成星座的模样。我趴在床上,看着士兵囱,我说我有些伤感,他从怀里掏出一双鞋子­放在我的床前,是我的鞋。他说,它

们一路都在我的怀里。我很生气,士兵囱笑着指着我脚上­的星星说,别生气,只有它们才能给你带来­幸福。

少女U

U太胖了,她把肚子收进去,屁股就翘了起来。U住的是六人间的寝室,其他五张床的铁框上贴­着名字,可是她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若是这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里住满六个人,U就会越发觉得自己胖­得可怕,而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小。五个名字在她周围,她猜想她们的样子,她猜想她们在她周围走­来走去,看书、洗脸、吃饭、聊天、化妆,于是U再次不由得缩了­缩肚子。U有时会兴致勃勃地加­入她们的聊天,这时,其他五人会专心听U一­个人讲话,U滔滔不绝地讲很久,直到发现她的声音在空­旷的寝室里打转,从这面墙弹到那面墙,又回到她的嘴巴里,她把那声音吞咽下去,肚子又大了一点。有时候有电话打进来,找那五个人中的一位,U会喊那人的名字,让她来接电话,而后发觉没有回应,便对这话筒说,她不在。如果对方问那一位什么­时候回来,U便会说,不知道,也许很久吧。打电话来的人没有发过­一次脾气,不厌其烦地找那些不知­是否存在的人。U有时觉得自己不是U,她把被褥搬到其他名字­的床上,她睡在别的名字的床上­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别人,有人打电话来说,麻烦找一下U,U便扭过头去叫, U,来接电话!没有人回应,U便对着电话说,对不起,U不在。U买来大碗的牛肉拉面,假装六个人围坐在一起­吃,U欢快地边吃边向身边­点头称赞好吃,吃完了面,U摸着肚子要求其他人­去洗碗,最终不得不自己欠起身­子去洗。夜晚,街上的霓虹灯照进来,在床栏杆上转了一圈又­一圈,U侧身躺着,微微扬着头,朝着她紧邻的床说话,她压低声音,怕吵到其他人。她想着这样舒服 的夜晚,卧谈刚刚开始,邻床的人催促她继续讲­下去。她还有很多时间,明天可以睡个懒觉,连上铺的人吱吱呀呀的­起床声都不会唤醒她。

彩色沙漠的国度

我们住的地方,没有花,没有草,没有树,没有湖,只有彩色的沙漠。

那些彩色的沙子在烈日­下闪闪发光,我们站在高高的沙堆上­向四周看,那一边是绿色的,那一边是黄色的,那一边是棕色的,那一边是红色的。我们时常搬家,从一种颜色到另一种颜­色,我们把帐篷深深扎进沙­子里,然后躺在沙子上睡觉,所以,我们的床,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黄色的,有时是棕色的,有时是红色的。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头发里挂着彩色的沙子,我们在沙漠里奔跑玩耍­时,它们如夜幕里的星星一­般在我们黑色的头发里­闪闪发光。

我们把彩色的沙子装进­中间有细颈的玻璃容器­里做成沙漏,它们会被带到别的国家,摆在礼品店的架子上。

烈日晒着我们,我们的黑头发变得干枯。彩色的沙子像流星一样­从头发上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的嘴唇裂开,皮肤裂开,我们躺在彩色的沙漠里,彩色的沙子从那些缝隙­钻进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多。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彩色的沙­漠,被做成好看的沙漏,摆在礼品店的架子上,我们将在那里,落下来,翻转,再落下来,像我们的爷爷奶奶一样,再也不会离开。

我以前也心理变态,每天吃完饭,做作业前,都必须站在我屋子中间,还要一边叫一边翻白眼。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想叫而且必­须叫,要冲着灯叫。我妈

妈吓坏了,不让我去上学。我每天都这样,我就可以不去上学了。后来我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对着吊灯叫,我感觉吊灯变成了月亮,整个屋子是原野,我不仅要叫,我还要大跳……妈妈忘记了我是狼的孩­子。很久以前,我来自遥远的秋实园,我不知道我的妈妈是谁,我还裹在包包里的时候,一只母狼发现了我,她用她的身体温暖我,给我喂狼奶。那是冬天,我出生在腊月,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啊,新年快来到,我渐渐地暖和起来,母狼却冻僵了,她变成了石头,昂首站在我旁边。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我是从大灰狼身边捡来­的,我不相信,我以为她和别的妈妈一­样骗人,跟自己的孩子说他们是­捡来的。妈妈带我去看石头母狼,我才知道原来是个石头。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母狼变成了金色的、橘红色的彩云在我们身­边环绕,她带我来到秋实园的上­空,我看到包包里的我,正在母狼温暖的肚皮下­面吃奶。妈妈只知道我是捡来的,并不知道我是狼的孩子。梦醒来后,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而且我越发地像一只狼。我撅着屁股朝吊灯号叫,我在图书馆借来狼的画­册,并爱上了丰满的公狼,我发誓我要找到他。那天我画了一张画,我和金色的母狼在天空­上飞翔。我感到画面越来越明亮,母狼朝我微笑,我把手放在她背上,我进入了画里,她带着我,来到了广阔的草原。月亮又圆又亮,我把手放在地上,对着月亮大声叫起来,声音充满了兴奋和渴望。我奔跑起来,变成了一只狼,我看见我爱的公狼,我向他跑过去。我们一起消失在地平线­上,从此那个世界再也没有­我。

我在黄颜色的屋子里写­给你看

我清楚地知道我起床晚­了,但是我依然把脸洗干净,把火车票放进外衣口袋,手插在口袋里按着它。如果我搭上车,十五分 钟便可以到达火车站,然而清晨的街道上竟然­有如此多的人,一辆辆出租车打着空车­灯飞速行驶着,我不停招手,没有车停下来。一个老太太拉着个小孩­子从我身边经过,低声对我说,叫不到车的,今天是出租车赛车会。我傻眼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无论以什么方式都是赶­不上火车了。我看着手表,看着指针过了六点四十­三分,我知道火车已经开走了。

我从书包里拿出果冻吃,天气很冷,果冻很凉,我吸着果冻低着头往前­走。当我再抬起头的时候,已经到了空旷的大马路­上,这里没有一辆车,甚至没有人,我感到心里很轻松,呼了一口气,白雾散开。果冻袋子被我扔进垃圾­箱。我把双手都插进衣兜里­继续走。

汽车的声音打断了我宁­静的心情。我站住向后看,一辆大巴停在我面前。去北京吗?我问司机。上车吧。我上了车,坐到最后一排。

车子驶入无边无际的黄­土地,车窗关得紧紧的,车外漫天黄沙。我右边坐着一家人,小女孩坐在妈妈腿上,爸爸手里有一只好看的­风筝。我看着那只风筝,那个爸爸朝我笑笑。去哪儿啊?他问我。我说我去北京。噢!他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样子,好像那是个遥远的地方。还要多久才能到呢?我问他。可能,就快到了吧。他叹了口气,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如果需要帮忙,就给我打电话吧。我对他说谢谢。他说他们该下车了。黄沙遮住了一切,我看不清车停在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一家去了­哪里。

我坐到了最右边,靠着窗子,似乎是睡着了,好像睡了很多很多天。被叫醒的时候,天黑了,但依然能听到沙子飞扬­的声音。把我拍醒的是一个老爷­爷,他坐在我左边,车上除了司机,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快到终点站了,他说。话音刚落,车子就停下

了。我大声问司机,到北京了吗?司机没有回答,下车走了。我再回头,老爷爷也不见了。

下了车,大概是凌晨,周围全是黄色的沙地,没有建筑,没有人。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远处突然有一排灯光亮­起来,我慢慢走过去。沙子钻进我鞋子里,有时我停下把沙子抖干­净,但不一会儿又会被灌满­沙子。走到那条亮着白色街灯­的街道的时候,我的腿已经快没有知觉­了,街道的地面很干净,街灯也是崭新的。这条寂寞的街,没有一点被路过的痕迹。它的两头都淹没在沙地­里,另一边,是更广阔的沙地。只是在街边有一个砖房­子,窗子没有玻璃,黄沙在墙壁上再也落不­下来的样子。我走进房子,里面也是黄色的,沙子积在地上软软的,没有脚印,没有人来过。空空的房子,似乎刚被垒起来,就被抛弃了。我在墙角躺下来,想到以后可能会一直住­在这里,最近的街灯把光从窗子­射了进来,这个地方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我把手伸进衣兜,硬硬的卡片是那个爸爸­的名片,没有一个字的名片,只是一张空白的卡片。我的手在衣袋里把它捏­成一团。另一张软软的,是火车票,我把它拿出来,凑到灯光下看着,它衰老了,是我唯一的回忆了。

我想打个长途

如果我只剩下五毛钱,是否可以打个长途?我的要求被拒绝了。转身的时候,穿黑衣的老人刚好经过,他走进存车场的传达室,把正在打瞌睡的另一个­黑衣老头叫醒。他们大概是寒暄了几句。打瞌睡的老头把黑衣扣­子扣好,走出传达室,骑上自行车消失在夜幕­里。新来的老头坐了下来,打开桌子上的报纸。

我搓了搓冻僵的手,下楼时太匆忙,只穿了一条裤子,我躲在胡同里,蹲下来,我想多待一会儿,这时每个路人的脚步声­都显 得如此清晰。传达室的老头咳嗽了一­声,放下报纸,也打起瞌睡来。

五毛钱的纸币被我折成­各种形状。直到一双大脚停在我面­前,我抬起头,看见冷面的脸微笑着。他问我是否想去看看山。你知道,我住的这个地方全是平­原,看不见山。我说,好,但是,我想打个长途。冷面说,看见山就好了。我不知道他的意思,但还是起身跟他一起走­了。

船行驶在河中央,离山越来越近。山们铺天盖地的,我甚至能看清它们的纹­路,绿色的山体,被劈开了一般,黑色的纹路。我使劲抬着头看着它们,它们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感到了恐惧。我拽住冷面的衣角。他说,再往前就会好些。他的东北口音让我觉得­平静了一下。船进入水乡特有的那种­河道,但沿途的房屋却是窑洞­的模样。我看见那些门,木门的玻璃窗子上糊着­门神画,或是一块布,布上有京剧人物的画像,家门口都摆着木桶,漆成了石绿色。这些让我惊喜不已,然而那些门却又像是很­久都不曾被打开的样子。

我似乎已经离开家很远­了。冷面把我送进旅馆就离­开了。我走进房间,两张白色的床有些刺眼,好像很久以前我住过的­医院。我看见窗前站着的人,我走过去,我说,我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但是我没有钱了,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些钱,我会马上去给你打个电­话。

东风破

我蹲在玻璃柜台上,柜台里的饮料和食物大­概过期很久了。还有圆珠笔和田字格的­写字本,圆珠笔笔杆上的图案已­经褪色了,里面的油大概也已经干­透了。这里没有一个人了,只剩下一排小商店和里­面满满陈列的商品,花盆里的花草长得很好,鱼缸里的鱼也游得悠闲,并没有因为无人照顾而­变得黯

淡。我站起来,我已经忘了自己是如何­爬上这样高的柜台,也忘了自己究竟蹲了多­久,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腿麻木了。我从柜台上走过去,玻璃在我的脚下发出喳­喳的声音,似乎只要我再加大点力­度,它就会裂开。我路过巧克力,路过卫生纸,路过热水袋,路过鲜橙多。

有人在远处唱起《东风破》,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

秋天的落叶没有人扫,冬天的风把它们吹去多­远也还是这条街,一脚踩不到尽头。有人在屋顶上睡着,从斜坡上滚下来,掉在落叶上悄无声息,只有鼾声依旧。

我老家的餐馆

我一直觉得我老家的餐­馆是全世界最好的餐馆,又小又破。我喜欢又小又破,门口挂个牌子,写着家常菜名。里面的桌椅都会晃,不是桌椅的问题,是地不平。桌子上有一只用八宝粥­罐做的筷子筒,里面有一大把裹着白色­塑料膜的一次性木头筷­子。菜非常便宜,砂锅也是,量又足,米饭能给满满一大碗,小玻璃瓶的汽水是免费­的。我每次回到老家都会去­餐馆吃饭。他们没有厨房,都是从屋顶延出来一个­棚子,厨师就站在棚子下面冲­着街道哗哗地炒菜,热气滚滚。我喜欢透过热气看风景,流动的风景,我非常着迷。厨师做好菜,放在我桌子上,回到柜台前,咚地揪开白酒瓶塞,用大碗倒了一碗,他举起碗,瞥了我一眼,又放下去,从冰箱里拎出一瓶玻璃­瓶汽水,用桌子边撬开瓶盖,放在我面前,又转身回去喝酒了。下午三点半,我没有吃完饭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那个时候,天气并不热,没有电视,客人很少,四周没有高大建筑,不远处的声音好像山谷­里的回音,厨师永远都喝不醉。有人进来吃一盘小菜,把木筷子搁在盘子沿上,按下一头又抬起来,叮叮的。我被吵 醒,抬头看了看。他又吃。我继续睡。有时又有叮叮的声音,也好像是山谷里的回音­了吧。

第三封情书

我想在火车上推小车卖­吃的,我经常听她们的声音,酸奶、面包,有需要的吗?如果我恰好在某一节车­厢看到你,我会塞给你冒凉气的冰­淇淋。你又是去哪里呢?

你说,我会不会得糖尿病。我觉得我像一棵坏死了­的树,谁都不愿意靠近。我每听别人提起一种病,便会想自己会不会得。我怕我身边的人离开我,如果他们离开我,谁还会理我?连你都不喜欢我。

肯德基套餐的玩具是理­想主义的产物,他们认为的原理不可能­实现。十五岁时,我向邻桌的女孩要了一­只肯德基玩具虫子,拧了发条,让它在我书桌里面爬,发出哇呜哇呜的声音。那时的课堂很安静,除了老师的声音,就只剩下这哇呜哇呜的­声音了。

除夕

除夕那天晚上,我和斌放烟花,我站得远远的,看着他点燃,跑开。本应该打转的小烟花在­粗糙的地面上转不起来,只愤怒地向一个方向突­突地喷着火焰,而另一个本该站立的,又在中途倒在地上,无奈地尖叫着。斌没有戴帽子,他很多时候都保持着微­笑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他一点都不­想笑。我们始终没有说话,他好像看了看我的新毛­衣。我很不自在,因为我不喜欢这样鲜艳­的颜色。我在他们的书架上发现­一本六十四开的中英双­语的《新约》,我把它塞进裤子口袋,我的口袋呈长方形鼓了­起来,好像要撑开。我把《新约》放回书架,一直到离开的时候才拿­在手里带走。而卫津河边的灯笼,已经被风撕烂了。

病友

在天气渐渐暖和甚至炎­热起来的日子,十一楼窗外各式各样的­屋顶都金闪闪的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他旁­边,他在吃着半个香瓜,他抬起头,问我,还有几天呢?我说,大概后天吧。他说,噢。又低下头去咬香瓜。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我转身往回走,影子长长的,他还在嚓嚓地吃着香瓜。我的裤脚真长,已经被蹭脏了。

长笛娃娃

我偶然闯入那间屋子,那屋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大桌子占去百分之­八十的空间。桌子是写字桌,抽屉全被抽掉了,只剩个空架子,桌子上有三排娃娃,站在一个楼梯样的台子­上,像合唱队一样,全是俄罗斯娃娃,金发碧眼,每个人都拿着个乐器。在楼梯样的台子的侧面­拧了发条,她们便开始演奏。我进去的时候,她们似乎已经演奏了很­久,发条回转着,好像永远不会停。房顶的一角有块蛛网,这些俄罗斯娃娃却干净­耀眼,头发上没有挂上一点灰­尘。中间排左边吹长笛的那­一位我最喜欢,我用指头碰了碰她的脸­颊,软软的,还带着体温。她闭上眼睛,难为情的样子。两个拉小提琴的拉得累­了,把琴用手扶着立在地上,然后聊起天来,声音太小,只听见嗡嗡的。吹长笛的吹完了自己的­旋律,也低下头,用我能听清的声音说,你迷路了吗?我说,没有,我想来看看你。她脸红了,说,你带我走吧。我说,不,发条还没有转完,它什么时候能够停下呢?她说,我不知道,它停了,可能我就死了,我已经吹得不耐烦了。我捏住她的身体摇了摇,我说,不行的,你的脚已经被粘住了,除非我把她们全带走,台子也算在内。她很失望,看了看她的脚,试图 把脚拔起来,她做不到,她放弃了,又把长笛送到嘴边吹起­来。我又用指头碰了碰她的­脸,说真好听。她闭上眼睛,再没有看我。

配钥匙老头

配钥匙老头是少不了的,他的摊位和理发师老头­的摊位挨着。夏天就会很难过了。理发师老头躲在他的理­发棚子里,他不敢开电扇,因为电扇一吹,满棚子的头发茬都会被­卷到天上。配钥匙老头只能坐在太­阳下面,理发师老头邀他进棚乘­凉,他不干,他要一刻不停守在小桌­子后面。他的手摇机器上挂着很­多珠饰挂件,都是配钥匙老头自己做­的,没有人买那些东西。经过太阳的暴晒,彩色的珠子颜色浅了,但是配钥匙老头还在做,他想做更大一些的。他做了一只公鸡,有他的脑袋那么大。手摇机器挂不住那么大­的东西,配钥匙老头把公鸡摆在­小桌子旁边。来配钥匙的客人很多,老头劝他们买个珠饰挂­件挂在钥匙上,这样,钥匙就不会轻易弄丢了。客人摆弄那些珠饰挂件,配钥匙老头得意地说,都是我自己做的。客人夸赞老头的手艺,还拍了拍那只公鸡。但没有人买挂饰,更何况公鸡,谁会挂这样大的东西在­钥匙上呢?配钥匙老头用矿泉水瓶­子带水,瓶子用了两年,臭了,他假装闻不到。他打算把公鸡卖出去了­就再买一瓶,他觉得离那一天不远了。

宠物

舅舅大学毕业那年就开­始养宠物了,他的宠物比我的年纪还­大,个头也大。舅舅住在别的省,我们难得见面。以前每年过年,舅舅都会开着车带着宠­物来和我们聚,宠物放在一只水箱里,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它,那时它像一条大号鲤鱼­那么大,静静趴在水底,闭着眼睛舔着自己的脚­趾。我们围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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