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琐记
杨 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上海文学》等刊。出版有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硬起来的刀子》《流年》《村逝》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文学奖等奖项。
杨遥出生于晋北农村，当过乡村教师、乡镇干部，始终心系百姓，已创作出近百篇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二〇一七年九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安排万名干部下基层，杨遥作为山西省作协派出的干部，被安排到晋南X县 Y乡挂职任副乡长，协助分管扶贫工作。这是杨遥离开乡镇十年之后，再次回到乡镇，并担任乡镇干部。山西省土地辽阔，晋南晋北，相隔近千里，语言、风物不同，工作分工与原单位亦不同，身份的变化带来了行为上的改变，只有脚踏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才会接通地脉，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杨遥在这篇文章里，记录了一个扶贫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写下了独属于他的所思所感。此文系作者应《青年文学》“心连心”栏目约稿而写。（编者）
下午一点多，大巴把我放在晋南Ｘ县县城的西街口时，雨还在下。这天早上七点多，我从太原的家里往太原西客站赶时就一直在下雨。没想到汽车从西客站出来行驶了六个多小时，奔波了五百多里，雨还在下。我心里盘算着：六个多小时，坐高铁的话，可以从太原到北京往返一次；坐飞机的话，可以从太原到达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想到以后每周要花这么多时间用来赶路，有些心疼花去这么多时间。
这是国庆节后第一天上班，一场雨让气 温本来比太原高的晋南Ｘ县县城寒冷彻骨。因为不知道从Ｘ县县城去Ｙ乡政府驻地有几点的车，怎样坐车，我便打算先吃饭。穿过十字路口时，大概因为下雨，马路上没有一辆车，但我还是等绿灯亮起才默默过了马路。在街角拐弯处一面墙壁上挂着两排硕大的人像展板，是Ｘ县的“好人榜”。每个好人都努力微笑着，在雨的冲刷下，展板显得十分鲜亮。我在汽车站附近吃了一碗砂锅面，向老板打听去Ｙ乡怎样走。他说有公交车，但得等到五点才开。想想还要再等三个多小时，顿觉头大，便打算打出租车去。我之前在地图上查过，从Ｘ县县城到Ｙ乡政府驻地不到三十公里。没想到连续拦
了几辆出租车，都要价八十元，说是去了那儿回程拉不上人，所以价钱贵。一碗面的热量，在拦车的过程中很快消耗完了，望着扯不断的细雨，不知道那是个怎么荒凉的地方，想八十就八十吧，但心里还是在计较。
出租车往西边的大山里行驶，偶尔有辆拉煤的大车驶过，公路上望不到一个人，雨把公路两边的植物叶子冲得干干净净，散发着清冽的亮光。进了山区，路变窄了，但更好行驶，因为都是柏油路，且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我在山西，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寂寥的地方。出租车驶了好久，终于看到一座新建的很气派的仿古牌楼，样子有点像是给现代人穿上了古代服装。我看到仿古牌楼上面写着“Ｙ乡欢迎您”几个大字。穿过牌楼，路两边电杆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红灯笼两旁都是果园，果树上挂满红通通的苹果，像缩小了的红灯笼。
这个乡一共来了八位挂职干部，我是从省直单位派下来的，其余七位是Ｘ县县直机关派来的。Ｙ乡腾不出这么多办公室和宿舍，据说正在改造以前的会议室。暂时安排我和另一位从Ｘ县畜牧局派来挂职的副乡长住在一起。是原来乡会计和果树站合用的一间办公室。这是一孔窑洞，墙壁和屋顶都贴了PVC板，有两张破旧的桌子、两个老式的柜子、两张床，床上还放着别人的铺盖，床底下是一堆各色各样的鞋，空余的地方堆着些装水果用的塑料框子。
挂职干部的工作，乡里已经研究过，让我协助以前分管农业的冯副乡长抓“精准扶贫”。我去与冯乡长接头，他住在前排的窑洞里，布局和给我们安排的那间一样，只是屋里多了个电暖气，幽幽转动着，散发着昏黄的光。他给了我一摞资料，让先熟悉乡里的情况。然后把他的电暖气给了我，说晚上凉。我问他自己怎么办，他说晚上他不在乡里住。
每天早上写作，晚上读书，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吃过晚饭后读本雅明的《启迪》，其中一篇《弗兰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的文章吸引了我，本雅明在文章中引用了 梅特尼科夫《文明和历史河流》中关于大运河和黄河堤坝的一段话：“肯定是几世几代精密组织的联合劳作所成。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挖沟或筑坝时最微小不慎和自私的行动，都会成为社会性的罪恶，变成广泛社会灾祸的源头。”由这段文字，想到即将要参与的精准扶贫工作，觉得消灭贫困这种壮举足可以和开凿大运河、治理黄河媲美，在人类历史上也大概是个先例，也许其中任何一个不慎和自私的行动，也都会成为社会性的罪恶，顿时感觉责任和意义都十分重大。读了几章书后，雨似乎停了，传来夜鸟的叫声，格外清脆，似乎催促我睡觉。坐了大半天车，确实也累了，幸好来之前做了准备，带了条睡袋。便把会计的铺盖放到一边，钻进睡袋里。
第二天是阴天，乡里召集村干部和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开会。有几位早到的来我这儿找会计，他们不知道已经把这间办公室分给我了。他们讨论起挂职这件事情来，说乡镇办公条件本来就紧张，根据以往的职数和岗位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多人的办公、住宿问题。开完会就中午了，在乡里的食堂吃饭的有十几位。吃的是面条。浇一种非常稀的卤的面条，没有另外的菜。以后每天中午基本都这样吃，没有菜。我想可能一是因为这里穷，人们没菜吃，二是每户人家家里的地都比较多，吃完饭得早点去地里干活儿，没时间做菜。后来看县志，历史上这里的人们就不讲究饮食，而是比较讲究穿戴。确实，做饭的大师傅和她的看门打扫卫生的老公手腕上都戴着明晃晃的金镯子。
吃完饭，院子里就基本没有人了，大风吹过一样。到晚上，一直胃胀，大概是受了凉。第三天，天气大晴，气温也开始回升，感觉舒服多了，但胃还是胀。到街上走了走，从东边的牌楼到街道的另一端只需要十几分钟时间，路两边有几家小馆子和小卖部，意外地看到一家磨坊，有人在磨谷子，头上围着一块
布，脸色灰蒙蒙的，只有眼睛很亮。很遗憾没有找到客栈。以前看《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和美国西部片，总感觉在任何荒凉的地方都有家客栈，那是收集素材的好地方。
等我回到乡政府，一同来挂职的副乡长邀我和他一起去村里填表，渴望了解老百姓生活的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乡里的张主任主动给我们带路，先是经过一片果园，树上都挂着红通通的苹果。苹果经过雨水的冲刷和太阳的照耀，饱满又明亮，像小灯笼。拐上水泥铺的通村路，远处的山头与路边的沟底都铺满植物，很多的树叶变了颜色，有黄的，有红的，与绿色的交织在一起，五彩斑斓，在湛蓝的苍穹下，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偶尔有农用三轮车突突驶过，几只野鸡惊起来，咕咕叫几声，飞到远处，又安静下来。真有种远离喧嚣的感觉。
转眼间星期五到了，从乡里坐公交车到Ｘ县县城，我在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回太原的大巴。上路不久开始堵车，拉煤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头尾相交像巨大的蜈蚣。车进一个产煤大县时，空气明显差了，整个天空笼罩着雾霾，一路晕晕乎乎，天黑之后打开手机，有短信通知乡里下周一九点开会，市督察组要来检查“一村一品一主体”。
在路上晃荡了七个多小时，到了太原西客站已经晚上七点四十多。望望城市的天空，灯海中一片朦胧，想起在乡里，晚上起夜上厕所，冷风中看到的满天星空，连每一个星座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不知道哪种生活更让人向往。
第二周去Ｙ乡的时候，又是下雨，真是雨季到了。我的单位还有两人在同一乡镇下边的村里任第一书记，我搭了他们的顺风车。路上又接到乡里通知开会的消息，可是赶不上了，到乡里会议已经快结束。我看到乡政府院子里停满小车，停不下又顺着大门两边停了一长 溜。看到这场面的一刹那，挺震撼，这毕竟是贫困乡镇开会呀！
会议通知上周住的那排窑洞明天要全部腾空，拆除后在原址盖一栋两层高的办公楼，天气上冻前要把主体结构盖起来。我想马上就要入冬了，这么多人去哪里办公和住宿呢？有人说是因为上面拨了一笔盖周转房的款，县里又配套了一些资金，要解决挂职和驻村工作人员的办公住宿问题。
第二天早上雨淅淅沥沥还在下，来了一群工人，帮助干部们搬家。安排我与畜牧局挂职的副乡长搬进侧面的一间屋子，又把市人大派来驻村的第一书记杜书记安排了进来。本来村里安排杜书记住在党员活动室的，但那里四处走风漏气，冻得不能住人。来之前，我就做好吃苦的准备，但想着再艰苦也能独自住一间屋子吧，因为读书、写作、思考都需要安静，而且我睡着后打呼噜，怕影响别人睡觉。
下午东西搬完了，工人开始拆卸门窗，晚上还要加班干，因为后天房子必须整体拆除。雨一直下，新搬过来的这间房子更加阴冷。这时乡里只剩下三个人：杜书记，我，还有张主任。张主任是从百公里之外的其他县考公务员考到Ｙ乡来的。杜书记笑称，一个乡政府，居然只剩几个从外边来这里工作的人，本地的工作人员一个也不在。确实如此，本地干部的家都在县城，又大部分有车，一到晚上就都回去了。
外面，工人一直在叮叮当当施工，到我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还在干着。我有些发怵，便又想这里要是有个客栈多好，便对杜书记说：“我打呼噜厉害，你先睡吧。”杜书记睡不着，让我先睡。我又看了会儿书，顶不住，就先睡了。不料半夜肚子胀起来，以前还能忍住，这晚越想忍越忍不住，看看离起床时间还早，只得小偷一样蹑手蹑脚穿上衣服，轻轻开门，去二百米远的地方上厕所。工地上漆黑一片，工人们也休息去了，天空黑乎乎的，看不到一颗星星，只是感觉冷。回来的时候，看见
杜书记头蒙着被子睡着了，我却没睡意了。
闹钟一响，知道五点半了，以往每天这个时候起床写东西。今天要不要起来？又躺了几分钟，想想还是起吧。蹑手蹑脚穿好衣服，怕影响杜书记睡觉，不好意思开灯，便打开电脑开始写，可是太暗了，想下次来时带个台灯。忽然想起这周来时带的头灯，本来想的是有时间的话，爬山时用的。于是找出来，戴上它开始写东西，感觉自己像煤矿工人下井一样，可是怎样也进入不了写作状态。
上午工人继续拆房子，冯副乡长通知我明天到县城“博文”文印室帮忙弄材料。在这里我见到县里许多乡镇的同志在弄材料，七八台电脑同时忙着。我以前看到媒体上报道扶贫资料太多的问题，看来确实是真的。我熟悉了一段时间之后，乡里召开脱贫攻坚专题会议，让我分管“一村一品一主体”工作，其他来挂职的七位同志有两位分工弄材料，其他几位分别分到“光伏发电”“移民搬迁”“养殖”等等工作，很复杂很重要的扶贫工作都分给了挂职干部。我一边觉得挂职干部很重要，一边想没有这些挂职干部，乡里怎样完成这些任务？
分完工作之后，我去参加杜书记所在村的工作会议，存在资料不完善的问题。晚上去另一个村开会，资料更欠缺。从了解的情况来看：一是这些村前段时间资料工作做得不扎实，老百姓和村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二是都比较务实，没心思与精力应付各种材料和检查；三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两委班子分工不明确，有互相推诿、扯皮现象，而且工作重心有问题。
会议之后，杜书记当第一书记的那个村的驻村工作队来了一大批人，一起动手补资料，完善档案。这时又一个村打电话来，说是不会弄档案，让我去指导。我带着刚学到的经验，带了些文件匆匆赶了过去。
这周的星期五，即十一月三日，一早接到乡里转发的县政府办通知：“为迎接国定贫困县满意度市际交叉检查，本周不休息。各单位 负责人、第一书记、下乡工作队全部进村入户结队帮扶。县委、县政府将进行随机检查，对擅自离岗者，将追究责任。”我一星期没洗澡了，身上痒得难受。没有想到，从这天开始直到新年，每个星期天都安排有加班。
冬至了，应该很冷，在家乡今日习惯吃饺子。老家人们有句顺口溜，“冬至不吃饺饺，耳朵冻个壳壳”，许多同学在微信群里发吃饺子的照片。我们吃的还是面条，没有菜。天气却不冷，太阳又大又红，天空蓝得能照得见人影。出去拍了几张照片，发到微信群里，许多朋友感觉很美，纷纷点赞。我也感觉美，想起儿时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这里没有海浪沙滩仙人掌，却有蓝天星空梨果树。
下午乡里只剩我一人，杜书记去贫困户家里完善扶贫手册，张主任去他负责的村里做换届选举的前期工作。乡里没有安排我去“包村”，我只跟着参加过几次村委换届。因为白天农民干活儿忙，每次选举，都安排在夜晚。
这里的农民分到的土地，一家几十亩的很常见，上百亩的也不少，这些地除了种水果，大部分种了玉米高粱。尤其是玉米成熟后，农民们每天在地里掰玉米，一家人一天掰一亩多地的玉米，要掰一个冬天。种果树的人家，则需要给果树施肥、疏枝，反正都挺忙。所以农民们只有晚上有时间开会、选举。使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一个村子里选举，党员们在里面投票，室外的窗户上趴着许多村民，边议论边眼巴巴地等待结果。老百姓们都希望党员们能选出一位负责的带头人。想着这些，我突然想多去村子里转转，一来推进我负责的“一村一品一主体”工作，二来多了解些老百姓的情况。可是这儿都是深沟大壑，每一个行政村之间不仅相隔距离远，而且坡陡沟深。有一次我骑着乡里的电动车去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上坡时
车子马力不够，推了一个小时。在这儿，没有车简直行动不了。于是我又打了退堂鼓，只好在乡里安心学习文件政策。读县里编发的《扶贫政策你问我答》，感觉Ｙ乡领导对“一村一品一主体”中的“五有”理解有误。那天研究工作，乡领导安排村干部要带动企业与贫困户签订劳务合同，要求工资在日常平均水平上上浮百分之几，比如平时雇一个工人一天一百元，雇贫困户时要一百一、一百二。当时感觉不好理解，这样一来不是违背市场经济了吗？这天学习资料，发现要求的是解决贫困户的就业问题，并不是拔高用工报酬。能就业，自然就摆脱贫困了。如果像以前那样执行，带动主体不会有积极性。我后来与其他同志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说许多贫困户有活儿不想干，不得已才提高报酬。因为到了苹果和梨套袋子或采摘的季节，雇他们干活儿一天给一百多，这儿的人们不是忙得顾不上，就是不愿意干，还得去县城里雇工人。看来这还是个复杂的问题。
早上，食堂大师傅给我端来刚蒸好的一大碗油汪汪的猪皮，上面还带着些肥肉。大师傅说：“吃吧，蒸得可绵了。”这是我来这儿一个多月第一次吃上肉，吃了几块拉了一天肚子，大概长期不吃油水，肠胃受不了。
工人们仍然在加紧赶活儿，晚上也加班。有一次晚上七点多了，我听到外面有哄笑声。出去看，夜色中工地上拉着一盏灯，一群人围在一起，在大风中吃饭，每个人拿着个大馒头，不时传来欢笑声。这种欢笑感染了我，觉得真正的劳动是快乐的，忽然非常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偷偷拍照时，有个小伙子看见了，羞涩地把头低下去。此时，新建筑底层的框架已经弄好，第二层的墙壁砌起来一部分，但马上要降温了，最低气温将降到零下七度。
还记得有天晚上十一点多，杜书记忽然说好久没有洗澡了，身上痒得难受，要去县城洗个澡。说完就穿衣服，去院子里发动车。杜书记走后，我热了一壶水，也把身子擦了擦。
每天看资料，整理材料，开始让我感到 乏味，我便想多下去走走。用乡里的车不方便，便想走着去。我选择一个晴天，带了一瓶水和一个苹果去离乡驻地十里远的一个村子。冬日乡村的天空寂寥而高远，一团团白云在丝绸一样的蓝天上浮动，特别悠闲。路边白杨树的叶子都已枯萎，却还没有掉光，不时出现几只喜鹊啄食东西。走在路上静悄悄的。那天，进村子问了五户人家，其中有一户老两口都有病，一个是高血压、脑血栓这类慢性病，一个是风湿性关节炎，走路都成问题。他们的儿子是糖尿病，儿媳不在了；老两口住在一个没有院墙的破院子里，里面堆着一小堆玉米棒子，屋里非常冷。老人打开抽屉拿出一堆药瓶让我看，说每天光药钱也花不起。他家没有评上贫困户，以前男人吃着低保，现在低保只针对贫困户，可能要取消了。村干部答应在产业上帮扶他们，让他们种辣椒，可是他们家的人都有病，连现在的十几亩地也种不了，哪能种得了辣椒？其他几户人家对自己家没有评上贫困户，意见也十分大。
精准扶贫首要任务是要做到精准。向一位村委主任了解最初确定贫困户的事情。村委主任说：“贫困户的确定都有个民主评议过程，扶贫局根据国定贫困县的标准拟了人数，分发下去，各村干部拿回去研究。村民评议时，家族势力大、在村里人缘好的就容易被评上，因为票数多，单门独户人缘差的，真贫困的，反而票数上不去。比如，有的人家真的很贫困，可是村里人不给他投票，就评不上。”与乡领导谈及这个问题，他说贫困县、贫困乡的贫困人口都有规定比例，许多人收入差不多，农民的财产多少又不好估算，加上当时确定贫困户时，谁也不知道国家对贫困户的帮扶力度这么大，所以没列进去的，心理就开始不平衡了。
随着我的调查的深入，从普通村民到村干部、乡镇干部，都认为他们这里如果按现行标准看，没有这么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因为他们这儿土地多，主产的梨果在全国很有影响，市场效益好，以至于摘果季节，都是从县
城里雇人，本村根本雇不到人。我从网上看到财政部农业司的一位领导说，“脱贫县不愿摘帽”“争当贫困县”等问题，是因为贫困县不愿放弃到手的各种补贴和优惠资源。确实，前些年要是哪个县领导能把自己县争取成国家级贫困县，是属于很重要的政绩。
还有一个更不好的现象，是村里的两委班子成员，许多在县城里买有房子，一到晚上就回县城去住了。而本县下来驻村的干部，也都回县城去了。于是真正能在村里住下来的，都是省里、市里下来的扶贫干部。扶贫工作，本来应该激发当地干部的积极性才有效果，结果他们一下班就回了县城，只留下我们这些不熟悉本地情况的外来干部，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我想的这些问题，可能上边早想到了，因为很快乡里开会传达了上边下达的精神。一是要解决好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包村干部“三支队伍”的驻村问题，要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力所能及解决些实际问题；二是提出要精准核实贫困户问题，防止错评、错退、漏评，实事求是上报。后来知道从中央到省里面，不断强调“精准”的问题，每年都要开会进行强调，而且准退、准入。
快到新年时，下了一场大雪，房屋和树木，山头和沟壑都被大雪覆盖，公交车停运了。有几位是开私家车来乡里工作或扶贫的，有的车在路上坏了，有的出了交通事故。大雪封了山，下面的人回不到县城，上面的人下不到乡里，所以那几天乡里只剩下杜书记、张主任和我。我们三个人守在Ｙ乡，望着白茫茫的大雪，像待在童话里。我们扫了一会儿雪，决定去看看附近村里的贫困户，大雪天有没有生活困难，房子会不会压塌。当我们走进村子，勤快的人们已经把路打扫开，我们到了每一户村民门前，狗跟着我们摇尾巴，并不怕人。由于进行了危房改造，这个村的房子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聊起具体的生活，有的人面露难色。
下午，我们突然接到来自武汉市中建三局的一个电话，说是来自Ｙ乡某个村的民工薛 锁龙，从施工现场的梁上掉了下来，现在还没有苏醒，急需和家属取得联系。薛锁龙的手机因为锁屏打不开，对方只知道他是Ｘ县的，把电话打到县政府才问到Ｙ乡政府以及我们的电话。我们都不认识薛锁龙的家属，只好把该村村委主任和该村扶贫干部的电话给了他。望着白茫茫的大雪，我不禁又发起愁来，不知道薛锁龙家属怎样去武汉。
过了新年，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消息，说是贫困对象脱贫检查、验收工作终于确定了，这次国家考核和省际交叉检查都没有抽到Ｘ县。说是这么说，可没有人宣布这个消息，但大家心里都松了一口气似的。这一天，手机上平常无比热闹的第一书记群、驻村工作队群、全乡工作人员群等七八个关于扶贫的工作群，都安安静静的，那是挂职以来最安静的一天。
在这最安静的一天里，突然，前段时间和乡长一起下乡的情景浮现出来。那是Ｘ县最偏远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和其他两个县相邻。一路上不知道上了多少坡，有的坡度大概有五六十度，但是都通了水泥路。由此，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是写韩国教育的。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韩国为了快速崛起，实行义务教育，有个小岛上只住着一户人家，为了这户人家的孩子上学，国家专门在上面建了一所学校。现在我们的脱贫攻坚工作，和韩国修那所学校一样，在无数个这么偏远的地方投入这么多资金，修路，打井，架网，通电……
文章写到这里，慢慢思考自己体验到的扶贫工作，对于个体来说，许多人离开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到艰苦地方，离妻别子，付出了很多。从资金投入和效益产出的角度来说，也许不是那么成效明显。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过上三年、五年、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或许会发现当年因为这些人的付出，几千万贫困户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那些不讲效益的投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或许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