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深渊与人生的悖论式情境——关于杨方的《苏梅的窗子》

徐 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获《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近几年来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专著三部。

杨方的小说，似乎对死亡叙事情有独钟，比如《城南哀歌》《风吹木札尔特》，以及《不会是世界尽头》，都笼罩着死神的影子，这一篇《苏梅的窗子》更是以一个意外死亡事件起笔。以意外死亡事件起笔的小说，在文学史并不少见，远的有茅盾的《子夜》，近的有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对于茅盾和阿乙来说，他们是想以死亡事件及其随之而来的葬礼，作为整个故事的扭结和线头，各路人马借此出场，各种矛盾借此展开。如果说茅盾侧重外在的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剖析，阿乙倾向于人物塑造，杨方则与他们都不太一样。表面看来，杨方也是借意外死亡事件，集中展现各色人等，但她侧重的不是事件本身，甚至也不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杨方是想通过意外死亡这一事件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围绕要不要报警，葬礼如何展开，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出发，做出不同的反应或表态，以此勘探人的本性或本心。虽然说杨方的这一小说，社会指向及其语境都较模糊，但这正是杨方小说的特点，她有意淡化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及时代背景，她想在这种淡化中凸显自己对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

诗人杨方从事小说写作不久。本以为，自诗歌写作的跳跃式构思转向小说叙事的绵密细致，需要一个过程。《苏梅的窗子》的出现终是让人大吃一惊。小说对叙事进程的沉着把握，人物性格的差别塑造，及其叙事结构的冷静处理，充分显示出杨方的高超叙事能力。这一小说中，涉及的人物众多，诸如叙述者“我”、大姐苏梅、大姐夫、高峰、大姐的大女儿胡灵、二女儿胡翩翩、胡灵的男友信、二姐、三姐、父亲、母亲、二姨、表姐、舅舅、舅妈，以及小编等等。虽然杨方无意于去塑造这些人物，但她通过寥寥几笔就把这些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不能不说是她的功力所在。但作者的重心似乎不在于此，甚至她的叙述重心也不在于大姐意外死亡原因的勘探，虽然说大姐的意外死亡事件疑窦重重，作者也试图揭示出这一谜底。她只是想通过叙述者“我”的观察视角，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反讽的和审视的距离中，借以完成对众人、自己以及大姐短暂一生的审视或反省。

换言之，大姐的死，就像“所指”缺失的滑动“能指”，在这一向“所指”的滑动（即谜底的勘探和揭示）的过程中，呈现出来是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