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耳

：我算是一个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从青年到中年，比较自觉地站在女性立场上来书 写的书，有关于电影的《第二性元素——女人的电影盒子》《女艺术家镜像》等，在去年出版的《锦灰堆 美人计》中，也有三分之一的女性立场的书写，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一个自觉的女性身份写作者。在这部分的写作中，其实特别在意的是在汪洋的男性声音中，发出一点可能被遮蔽、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女性的声音。比如那些被男性权力毁掉的、有才华的女人，在一个个千差万别的女性个体的命运中，她们的真实感受是这样的，而不是像男性讲述那样的。女性的生老病死欲被讲述出来，这世界才不是失衡的。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说不上什么优点缺陷，更多是一种客观存在，没必要为了觉得你是女性写作就狭窄了，就刻意要抹杀这个存在。比如科波拉的女儿可以完全抹去女性身份跟男导演一样去拍个酷毙的动作片，也可以从女性视角出发拍一部女性电影，两厢并不矛盾。女作家也是一样，你可以是很鲜明的女性立场写作，也可以不突出这个，而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这取决于你要写怎样的作品，想表达什么。

我倒认为更多的女性写作并不会把时代的表达带入“狭窄”，而是带入一种未知的、有自己维度的领域。一个女作家在描述一些看似“小”的事物、“小”的感触的时候，不要用传统的思维去贬低。比如：你看，女作家只看和写这种东西，格局就是小，女作家写不了格局很大的战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偏见。“大”与“小”，有时候并不比一个层面上有深度的表达更重要。比如《房思琪的初恋花园》，没有一场关于战争的写作重要吗？作者是以生命来表达一场看不见的、惊心动魄的人性战争，你说格局不大吗？还有门罗笔下的小世界，对女性痛点的关注，你如果说不重要，那就是一种基于男性固有立场的傲慢与偏见了。

性别的困难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女人，我是有妥协的，也是有自己的坚持的，我没有那么幸运，也没有那么不幸，我基本上是一个中庸思想的人，我身边也都是一些这个时代的正常人。你让我在人生的一重重身份困境中彻底放弃写作，我受不了，我不干了，利益相关的人自然会让步；但你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写作为中心，不管不顾，要所有相关的人围着你的中心转，那也不现实，我个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做不到。所以我也让步，在心爱的写作与家庭、职业、母亲身份等多重的关系中去求一个平衡，其实也未必就平衡得很好，结果是，我养大了孩子，写作还在继续。我的写作早已没那么“矫情”了（比如要窗明几净的宽大书房里才能写），我缺的只是完整的时间，只要能坐下来，我很快就进入自己的世界了。我也时常安慰自己说，我重要的写作都还在后面，要厚积薄发，我还有时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