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出版有小说集《八部半》，随笔评论集《一个人的城堡》《阴性阅读，阳性写作》，译著《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好编辑”文学类第一名，春风悦读盛典年度金翻译家奖。

Woman）一向被认为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标杆文本，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发表时间凑巧。在小说中，女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极端：她做了个粉红色蛋糕，上面用奶油砌了个女人的形体，告诉男人“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蛋糕代替女人“嫁”给了男人，请男人吞咽、消化，而女人得以全身而退……

这种断然宣告两性之间不可能实现沟通的判决，其实也差不多是当时激进女权运动状况的真实写照。甚至到了女权运动高潮已过的一九八六年，阿特伍德在其名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里，仍然强化了女性对自身处境的绝望。表面上，《使女的故事》的宏大架构，似乎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题材”（就这一点而言，阿特伍德的文学野心与莱辛颇为相似），极权政治、原教旨主义和环保恐怖主义在这里都有详尽的展示，这些因素使得生活在这个共和国里的男性，也处在极度压抑的状态中。不过，显然，女性立场仍然在小说里占了大比重，所谓的“使女”形象，实际上延续了《可以吃的女人》里困扰着女主角的梦魇——“自我”被男权话语彻底吞噬。只不过，“使女”借助未来的背景，让梦魇具象化、符号化了。

但阿特伍德真正的爆发是在《盲刺客》。她能将俄罗斯套娃式结构（在这部由四层故事构成的小说里，每一层都可以独立成章，但又互相嵌套——不是随手组合起来那么简单，而是互为因果，互相牵制）经营得如此出色，是《盲刺客》辨识度最高的文学成就。从《可以吃的女人》到《使女的故事》，再到《盲刺客》，阿特伍德走过的道路，以及她的作品里烙下的时代痕迹，在位居世界文坛“第一集团”的女作家里，具有最鲜明的代表性。这个集团至少还应该包括莱辛、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托妮·莫里森等在文学史上早已有定评却仍然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女作家。也正是因为名下作品洋洋大观，时间在她们的作品列表上跨过一道既弯且长的弧线，所以我们往往能通过比较她们的前后期风格，看到一个激进的女子是如何渐渐调整世界观、技巧日臻成熟，同时，又是怎样体悟“生而为女人”的复杂、艰难和幸福。对于作家而言，与周围环境的和解未必能带来创作上的飞跃——如果不是相反的话，但是，阿特伍德和她的作品却是这种和解的受益者。实际上，从中期开始，阿特伍德就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女性写作”范畴，但她的笔触与目光又从未离开过女性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