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烟树（九）
北京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外省人一波波进来，凡在这里居住三代以上，就成了“老北京”。比如八〇后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不论娶嫁何方，在这里长久地定居、繁衍生育，他们还会固守乡音，但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学说带京音儿的普通话，会熟悉并喜欢上北京这地方，会习惯旧京的时令与习俗，比如过年时会逛庙会，闲来时看看《茶馆》。他们已不是外来者的身份。而后等到孙子一辈，他们会说地道的北京话，会随口哼两句京剧，知道北京那些犄角旮旯、杂七杂八、陈芝麻烂谷子类的往事。这时他们想起拆掉的城墙和四合院，会深深地叹上口气，因为他们早已是北京人了。兴许，他们同样会升起对北京的执念。
书卷消清夏
夏读书，日正长，打开书，喜洋洋。田野勤耕桑麻秀，灯下苦读声朗朗。荷花池畔风光 好，芭蕉树下气候凉。农村四月闲人少，勤学苦攻把名扬。
——《四季读书歌》（民国 熊伯伊作）
这两年是越来越怕热了。越怕热，北京就越热。害得我每逢夏日的周末，都热得在家不穿衣服，直接披个床单蹲在椅子上读书。八月份到了南京，才知道北京真不算什么。南京三十五摄氏度的高温逼得我在空调车里还不停出汗，当地人跟没事一样瞅着我乐，还笑嘻嘻地说：“这天哪里热啊？我们南京不到四十度不算热。”最可怕的是江南的梅雨，有位浙江作家借用贺铸的词，笔名就叫“梅子黄节雨”。梅雨过后，水汽被地面蒸腾起来，整个人从里往外都热透了，像蒸包子。
在即将蒸熟了的季节，我只能选择“心静自然凉”去消夏。消夏是有很多种选择的，虽然能像皇帝一样跑到颐和园或承德避暑山庄去避暑，但我还是选，在家里读书。
小时候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能吃冰棍，还能在院子的豆棚瓜架下乘凉。右手持着冰棍，左手翻看一册小人书或小说，一个多么美好的午后。我曾一口气连续吃过五根小豆冰棍，看完大半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次，“和路雪”促销，买一送一，我们一帮小伙伴刚刚打完球，立刻冲过去：“来一箱！”——再送一箱。那两箱子冰棍，吃了一箱，剩下的一箱都被我们用来当了武器“砍”着玩。从那以后我不大吃冰棍了。那时候读的书只限于《简·爱》《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老名著，希望整本书永远也看不完，不像后来工作了要完成书评，盼着赶紧看完、赶紧写、赶紧下班。
等到了傍晚时，一家人都坐在院子里，地上摆着地桌，人坐着小马扎，地桌上满是堆如小山的葡萄、桃子、李子和大碗的茉莉花茶，脚底下揉着被我喂得肥胖如球的大老花猫猫，水池里还冰着西瓜，还可以爬上房顶去看月亮。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李子能堆出个尖来，最上面的那颗为什么不掉下来？有一天才发现，是果子里面扎了牙签。
晚上的阅读是听读，而我坐在奶奶身边，由她扇着大芭蕉扇听她聊天，算不上什么讲故事，只是随意说说过去的生活。听大人们聊的天，或者是话匣子里侯宝林的相声、单田芳的评书，就等于读书了。这时院子里的夜来香开了，我会跑过去闻，那花香随着放了冰糖的茶水一起，如一团荔枝肉一般滑入喉咙，滑向我的记忆深处。
夏日里的阅读确实如此，如今越是长大，就越是怀旧，也越发迷恋读书，阅读成了我不可改变的生活。上午八九点的阳光是明快的，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是温柔的，这时任凭阳光照进窗子，手持一卷古文，那才觉得夏日方长，绿柳成行。竖版书，有书香。
夏天最适合读诗词戏曲，执一册从旧书店里淘来的竖版《牡丹亭》或《西厢记》，看着书后低廉的定价以及旧书店贴上的标签，想想 这些年来房价涨了多少，而书价才涨了多少？更是有一番唏嘘：在古文不值钱的年代，别人所抛弃的，则更是我最需要的。有一次我读到清代的岔曲《夏》：
书卷消清夏，远尘嚣长昼多暇。不羡那冰桃学藕，沉李浮瓜，唯爱这满窗槐荫扶疏里，一枕黄粱日已斜。（过板）
醒来时一樽清酒，饭罢胡麻。或山陬，或水涯，方塘看浴鸟，浅水听鸣蛙。直到那寺钟沉翠霭，渔火露蒹葭，这才咏凉天缓步归来。（卧牛）
明月下。进柴扉见轻烟一缕竹间起，原来是童子闲烹那新采的茶。
读后大为惊讶，在没电脑没空调的年代，古人的生活这么风雅，而我除了没有书童以外，儿时与古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差别，就像这首曲中写的那样，只是近几年才改变。想想也很好理解，地球上的热量是一定的，空调的原理是热量置换，往屋里吹冷气，往外面排热风。屋里越凉快，大街上越热。人们在大街上越觉得热，就越要到屋里吹空调。再加上不断扩大的北京城和水源的缺失，整个北京只能越来越热，抄一句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话： “整个老城像一座烧透了的砖窑。”砖窑时代的消夏，唯有进空调房了。
我只能忘却对儿时古典生活的憧憬，把自己关到空调房中，继续像甘地一样披起床单，静心读书去了。
唱大鼓
唱大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表演形式，早在东汉的击鼓说唱俑，是一个人手持鼓槌，边打鼓边唱，宋元时就有鼓子词，明清以来开始繁复发展，这种形式时至今日，是一项北京的老传统，老手艺。
大鼓的种类很多，但最简单的分法是木板大鼓和铁板大鼓，就是以鼓板的材质来论。大鼓大多是用三弦、琵琶、四胡等伴奏，有的
还有扬琴。全国各地都有唱大鼓的，可以按地名来划分，比如东北大鼓、山东大鼓、乐亭大鼓等等。在北京一带，有京东大鼓，是河北香河、宝坻一带的大鼓；西河大鼓流传的地方比较广，河北、河南、山东、东北都有。很多评书演员是唱西河大鼓出身，见唱大鼓又打鼓又伴奏，有时不大方便，就弃了打鼓弹弦，把大鼓书的书目拿来说。如田连元、单田芳都是，刘兰芳是唱东北大鼓出身。
唱大鼓的在现代人眼里，是生活的点缀，但在过去，它是一部分人生活的主体。过去劳动阶层的文化，大多是听书看戏得来的。唱大鼓的曲目既有几分钟的小段，也有上百回整本的长篇，叫作大鼓书。像《三国》《水浒》《杨家将》《薛家将》《包公案》《施公案》，石玉昆的《三侠五义》，都是大鼓书，故事十分曲折。还有不少神魔书，现在都少见了。若想把观众留住，必须要说大鼓书，在农村或城市，都能一唱几个月。这些大鼓书的鼓词，会印出来售卖，就叫唱本，很是便宜，骑驴看唱本指的就是读鼓词。
唱大鼓是个自然生长的艺术体系。有人听，就必定有人唱。分为好多门派，在北方是以“梅、清、胡、赵”为四大门，他们都以周庄王击鼓化臣民的典故，认周庄王为祖师爷。早先都是既会弹又会唱，后来才分开。艺人都是男的，民国时才有女的，也有一男一女唱对口大鼓的。都是些穷苦的人家，生活无着，只好下海，拜师学艺。学艺成了，要为师傅无偿奉献几年。唱大鼓是有一定要求的，要长得漂亮，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还要会表演，能学生旦净丑，还得在演出中见机行事，临时抓包袱逗笑，或者招徕观众好多挣钱。所以说，唱大鼓完全是个江湖行业。
艺人在过去没地位，普通人家不屑与之通婚，只好在行业里找。艺人的孩子也就理所当然地从艺了。不通婚的再一个原因，是艺人的生活方式与普通人不同。过去唱大鼓的，有“饱吹饿唱”之说，即吃得太饱会唱不动。而 演出都是晚场，结束后回家，都要一起吃点夜宵，再同行间切磋，教教徒弟，聊会儿天。这就没法睡了。所以他们大多是昼伏夜出。直至中午才起床，好养精蓄锐，准备晚上的演出。
大鼓艺人中，对生活上最注重保养的，是有“鼓界大王”之称的刘宝全。他所演唱的京韵大鼓，原本是河北的怯大鼓，经过他改进而形成的。他的嗓音，直至七十岁，仍然高亢甜润，婉转动听。因为早年学过京剧，他在大鼓中加入很多武功身架，很受欢迎。为了保护嗓子这个命根儿，他每天起床、吃饭、遛弯、访友……都有固定的时间，一生不烟不酒，不高声谈笑。在吃饭上，以窝头、青菜、水果为主，不吃任何辛辣之物。极少时吃点牛羊肉，也多是用肉炖汤，再用汤烩菜。每天临睡前，他在口中含一块梨片，不咽下去。第二天醒来后把梨片吐出，那梨片都是黑红色的。
早先长篇的书目故事精彩，但太通俗；虽有辙韵，词非常水，唱主儿不必识字，弦师也不必识谱，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口传心授，有的唱讹误了，听主儿也不大在意，唱主儿也不会改进。而刘宝全创造的京韵大鼓，除了继承传统段子，还特请一位能唱大鼓的报馆文人庄荫棠帮忙。庄荫棠创作了《活捉三郎》《徐母骂曹》《白帝城》等段子。都是他写好词，刘宝全琢磨唱腔，对原词几乎不做修改。他认为庄先生有文化，词句文雅有内涵，改不得。再有的唱段，如《宁武关》（头本叫《一门忠烈》，二本叫《别母乱箭》），是根据清代子弟传下来的书中改编的。子弟书是八旗文人创作的，可雅俗共赏。因此，有了“文明大鼓”这一说法。京韵大鼓《宁武关》由导演卜万苍于一九四一年拍成了电影，第二年刘宝全就去世了，给世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早先，北京城里唱大鼓的都是支个棚子，不卖门票，唱到一定时间或一个小段，有人拿笸箩打钱。要么就是在茶馆和杂耍园子，和场地提供方劈账，还要给弦师开支。火爆的大鼓艺人每月能收入几百现洋，那样的人不多。在
民国时，京韵大鼓名家白凤岩每月能收入八百元，给他的拉四胡的琴师分账一成，就有八十元。而他的弟弟白凤霖没有那么火，每月各种园子里演出、电台演出加堂会才二十元，除去开支所剩无几了。若是收入不够，就要四处走穴、跑码头，所以说唱大鼓这个行业，是不养老、不养小。很多艺人染有不良的风气，吃喝嫖赌外加抽大烟，落魄后结局很惨。
一九四九年以后，部分唱大鼓的艺人成立了曲艺团，开始编演反映新社会的新段子，很多段子已经渐渐湮灭。有很长一段时间，曲艺不火了，相声一时没人听，更何况大鼓呢？二〇〇六年的时候，某些曲艺团在茶馆里演出，一晚上的节目安排，往往是大鼓、快板、单弦、相声、戏法等七八个节目。每种一时段，每个人付门票二十元，即便是坐满了也不过几千元的收入，根本不够后台开销和跟茶馆分的。
时至今日，很多大鼓都成为非遗项目。成为非遗是好事，但也说明了，这项艺术不靠国家的支持，只靠自身的市场运作是活不下去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艺术难有广大的观众，但仍旧有一少部分的发烧友，会听大鼓，爱大鼓。
怀念半条胡同
记忆有时并不很牢固。如一阵风，足以使得上百年的历史消逝。我抬头望见那林立的高楼，眼前浮现出胡同的幻影。我难以再回忆起那童年的往事，因为我家的胡同，只剩下半条了。确切地说，是香饵胡同的南半部。
香饵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胡同，一场拆迁把它从北半部纵身劈开成两半，并把北半部一直推到交道口东大街，包括土儿胡同、明亮胡同在内的一片不小的地方，如今全成了商品房。那时是我童年的乐园。我的小学和小学同学、我父亲、姑姑大爷们的小学和他们的同学……甚至到祖祖辈辈，三代人以上，都是在 这片地区，在香饵——土儿——明亮胡同一线玩大的。
十七岁是我生命中的转折，这一年带我长大的奶奶病逝，我考上了所谓的重点高中，开始每天上课考试过题海战术的生活。不再过胡同里风风火火地打架逗猫混日子的生活了，也逐渐远离了胡同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胡同在我的记忆中开始淡漠，直到我从大学里出来，才发现生活突然间现代起来。倒塌在推土机声中的，不仅是对面的一片胡同，还有八〇后一代人的童年，也在铺天盖地的施工声中埋葬了。
从二〇〇〇年前后到现在，仿佛是相隔了一个千年那么的遥远。我小的时候，还是个流行穿蓝色白条运动衣，印有“花儿朵朵向太阳”的留影的年代。胡同里的小学在解放前就是学校，校园中有一株巨大得荫蔽了多半个操场的老槐树，粗得好几个人搂抱不过来。我们在这棵老树下登台唱《采蘑菇的小姑娘》和《我爱北京天安门》，还画着红扑扑的小脸蛋，女学生还梳着羊角辫子和冲天撅。那还是在拿着大笤帚冲啊杀呀的年纪，放学还是走路队、戴小黄帽，举着圆形的“让”字牌和打着三色的路队旗，还有戴着红箍的值周生，还会把老师和高年级的路队和卫生检查当作一件大事，还会拿出整节的课来搞全校的卫生，还有小喇叭的广播、好人好事的广播、陈云爷爷追悼会上默哀时的广播，尽管那时不知道陈云是谁。
记得第一次考一百分、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屁颠屁颠的喜悦，还会为没有得到老师刚刚剪出的塑料小红花而哭鼻子。上课手背后坐好，下课铃声响了以后看操场上的工人师傅摇煤球。放学后在胡同里没完没了地追跑，到女生家里赖着不走地瞎逗、臭贫。写完作业后更是没完没了地耍到路灯通明，直到奶奶挨家挨户喊我的名字，找我回家吃饭。
那时我看着穿过蓊郁树叶的午后斜阳，是那么温柔娇媚，我想让夕阳永远照到我的身
上。如果照不到我时，我一定是在电视机前看《黑猫警长》《蓝精灵》或者《聪明的一休》。还记得儿时在胡同里疯跑打闹打碎了人家玻璃回家被家长一顿狠揍，还记得跳皮筋、跳房子、砍包、爬树上房，往女同学铅笔盒里甚至脖子里放死麻雀和吊死鬼的日子，还有那学校组织出去，穿着幼稚的校服和女同学一起手拉手过马路的情景。那些情景在昨日又在眼前，而昨日重现的日子就是每逢我回到胡同中的日子。
随着那条胡同的拆迁，仿佛刮了一阵飓风，模糊的记忆都不见了。旧京时“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对现在却如同玄幻的神话。天棚在小时候拆了，鱼缸用来刷烟囱，石榴还没有长大就被偷走了，先生们都去开公司了，肥狗瘦了，胖丫头们也瘦了。
大学毕业后我居然也做了老师，我看到小学生的书包是拖在地上走的带轱辘小提包，上学放学有那么多的好车来接送，到家里盯着电脑玩网络游戏。看着他们过早忧虑的样子，更加怀念我童年在胡同中的生活，那种八〇后特有的生活不会在九〇后的孩子身上重演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的未来不是梦”“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够了，够了，别感叹了，歇歇吧。
从上高中开始，的确仿佛一夜间现代化起来了。以前穿过的单色粗布衣服全部不屑于穿了，男生的发型一夜间从费玉清发型成了周杰伦发型，而女生从邓丽君发型成了范晓萱发型。其他方面，村上春树、麦卡勒斯的作品代替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打口盘代替了卡带，基耶斯洛夫斯基代替了古惑仔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眼镜也从大圆的瓶子底成了超薄树脂的黑色宽边，再配上《午夜凶铃》里贞子的发型，丑小鸭都变成了白天鹅。我们从红色的少年儿童大踏步地迈向时尚、迈向小资。这时才发现小虎队和周华健已年过不惑， 罗大佑老成公鸭嗓了。
胡同东口、曾经的教堂，3号至7号的大院，溥仪家亲戚的宅子，胡同中的简易楼、鬼楼，前清费莫氏的花园，从前的小破庙，临街的停木材车的大车店，老式的粮店和充满了零打酱油醋味道的合作社……尽管那里已经成了超级市场，但牌匾上依旧还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白色标语。还有，胡同中的一段曾经叫作“新安号”，这是已经取消了近五十年的地名了，可我们还是那样称呼它，甚至对外来问路的人也那么回答，以致问路的人更加糊涂了：“新安号，没看见啊……”——是看不见，早就看不见了。
胡同被拦腰抹去一半还可以叫剩下半条，从中纵向劈开后剩下的半条胡同叫作什么？叫香饵路还是叫香饵大街？胡同里到底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再到民国时的北平政府，从教忠坊中的香胡同、香儿胡同到香饵胡同，我不断地从老地图上找到它过去的影子。地图上敞亮大门前的上马石曾被我们当作乒乓球台子，门前的高台阶是我们跳上跳下的地方。我再次看到一个门墩和它旁边高处的信箱，看着它们之间的距离，我小时候要站在雕花门墩上踮着脚看信箱里的来信，我得多小啊。信箱犹在，门墩无存，无存的还有“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的童谣。
当胡同的一边起了高高的楼房，另一边就成了临街低矮破旧的贫民窟。不久，它就会开花一样开满小卖部、成都小吃店和洗头房，每逢夜晚发出五彩霓虹的招牌招引着寻春的人前往。听不到“磨剪子嘞抢菜刀”“大小小金鱼儿嘞”的吆喝声，只听到公交汽车和出租车的鸣叫。再后来，这里会和对面一样拆迁，从地图上抹去。
多少年以后，谁能知道那些叫作胡同的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但愿，那带走童年的半条胡同，我还能依稀记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