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烟树(九)

Youth Literature - - 气象 PHENOMENON - 执念(下) /侯磊

北京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外省人一波波进来,凡在这里居住三代以上,就成了“老北京”。比如八〇后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不论娶嫁何方,在这里长久地定居、繁衍生育,他们还会固守乡音,但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学说带京音儿的普通话,会熟悉并喜欢上北京这地方,会习惯旧京的时令与习俗,比如过年时会逛庙会,闲来时看看《茶馆》。他们已不是外来者的身份。而后等到孙子一辈,他们会说地道的北京话,会随口哼两句京剧,知道北京那些犄角旮旯、杂七杂八、陈芝麻烂谷子类的往事。这时他们想起拆掉的城墙和四合院,会深深地叹上口气,因为他们早已是北京人了。兴许,他们同样会升起对北京的执念。

书卷消清夏

夏读书,日正长,打开书,喜洋洋。田野勤耕桑麻秀,灯下苦读声朗朗。荷花池畔风光 好,芭蕉树下气候凉。农村四月闲人少,勤学苦攻把名扬。

——《四季读书歌》(民国 熊伯伊作)

这两年是越来越怕热了。越怕热,北京就越热。害得我每逢夏日的周末,都热得在家不穿衣服,直接披个床单蹲在椅子上读书。八月份到了南京,才知道北京真不算什么。南京三十五摄氏度的高温逼得我在空调车里还不停出汗,当地人跟没事一样瞅着我乐,还笑嘻嘻地说:“这天哪里热啊?我们南京不到四十度不算热。”最可怕的是江南的梅雨,有位浙江作家借用贺铸的词,笔名就叫“梅子黄节雨”。梅雨过后,水汽被地面蒸腾起来,整个人从里往外都热透了,像蒸包子。

在即将蒸熟了的季节,我只能选择“心静自然凉”去消夏。消夏是有很多种选择的,虽然能像皇帝一样跑到颐和园或承德避暑山庄去避暑,但我还是选,在家里读书。

小时候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能吃冰棍,还能在院子的豆棚瓜架下乘凉。右手持着冰棍,左手翻看一册小人书或小说,一个多么美好的午后。我曾一口气连续吃过五根小豆冰棍,看完大半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次,“和路雪”促销,买一送一,我们一帮小伙伴刚刚打完球,立刻冲过去:“来一箱!”——再送一箱。那两箱子冰棍,吃了一箱,剩下的一箱都被我们用来当了武器“砍”着玩。从那以后我不大吃冰棍了。那时候读的书只限于《简·爱》《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老名著,希望整本书永远也看不完,不像后来工作了要完成书评,盼着赶紧看完、赶紧写、赶紧下班。

等到了傍晚时,一家人都坐在院子里,地上摆着地桌,人坐着小马扎,地桌上满是堆如小山的葡萄、桃子、李子和大碗的茉莉花茶,脚底下揉着被我喂得肥胖如球的大老花猫猫,水池里还冰着西瓜,还可以爬上房顶去看月亮。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李子能堆出个尖来,最上面的那颗为什么不掉下来?有一天才发现,是果子里面扎了牙签。

晚上的阅读是听读,而我坐在奶奶身边,由她扇着大芭蕉扇听她聊天,算不上什么讲故事,只是随意说说过去的生活。听大人们聊的天,或者是话匣子里侯宝林的相声、单田芳的评书,就等于读书了。这时院子里的夜来香开了,我会跑过去闻,那花香随着放了冰糖的茶水一起,如一团荔枝肉一般滑入喉咙,滑向我的记忆深处。

夏日里的阅读确实如此,如今越是长大,就越是怀旧,也越发迷恋读书,阅读成了我不可改变的生活。上午八九点的阳光是明快的,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是温柔的,这时任凭阳光照进窗子,手持一卷古文,那才觉得夏日方长,绿柳成行。竖版书,有书香。

夏天最适合读诗词戏曲,执一册从旧书店里淘来的竖版《牡丹亭》或《西厢记》,看着书后低廉的定价以及旧书店贴上的标签,想想 这些年来房价涨了多少,而书价才涨了多少?更是有一番唏嘘:在古文不值钱的年代,别人所抛弃的,则更是我最需要的。有一次我读到清代的岔曲《夏》:

书卷消清夏,远尘嚣长昼多暇。不羡那冰桃学藕,沉李浮瓜,唯爱这满窗槐荫扶疏里,一枕黄粱日已斜。(过板)

醒来时一樽清酒,饭罢胡麻。或山陬,或水涯,方塘看浴鸟,浅水听鸣蛙。直到那寺钟沉翠霭,渔火露蒹葭,这才咏凉天缓步归来。(卧牛)

明月下。进柴扉见轻烟一缕竹间起,原来是童子闲烹那新采的茶。

读后大为惊讶,在没电脑没空调的年代,古人的生活这么风雅,而我除了没有书童以外,儿时与古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差别,就像这首曲中写的那样,只是近几年才改变。想想也很好理解,地球上的热量是一定的,空调的原理是热量置换,往屋里吹冷气,往外面排热风。屋里越凉快,大街上越热。人们在大街上越觉得热,就越要到屋里吹空调。再加上不断扩大的北京城和水源的缺失,整个北京只能越来越热,抄一句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话: “整个老城像一座烧透了的砖窑。”砖窑时代的消夏,唯有进空调房了。

我只能忘却对儿时古典生活的憧憬,把自己关到空调房中,继续像甘地一样披起床单,静心读书去了。

唱大鼓

唱大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表演形式,早在东汉的击鼓说唱俑,是一个人手持鼓槌,边打鼓边唱,宋元时就有鼓子词,明清以来开始繁复发展,这种形式时至今日,是一项北京的老传统,老手艺。

大鼓的种类很多,但最简单的分法是木板大鼓和铁板大鼓,就是以鼓板的材质来论。大鼓大多是用三弦、琵琶、四胡等伴奏,有的

还有扬琴。全国各地都有唱大鼓的,可以按地名来划分,比如东北大鼓、山东大鼓、乐亭大鼓等等。在北京一带,有京东大鼓,是河北香河、宝坻一带的大鼓;西河大鼓流传的地方比较广,河北、河南、山东、东北都有。很多评书演员是唱西河大鼓出身,见唱大鼓又打鼓又伴奏,有时不大方便,就弃了打鼓弹弦,把大鼓书的书目拿来说。如田连元、单田芳都是,刘兰芳是唱东北大鼓出身。

唱大鼓的在现代人眼里,是生活的点缀,但在过去,它是一部分人生活的主体。过去劳动阶层的文化,大多是听书看戏得来的。唱大鼓的曲目既有几分钟的小段,也有上百回整本的长篇,叫作大鼓书。像《三国》《水浒》《杨家将》《薛家将》《包公案》《施公案》,石玉昆的《三侠五义》,都是大鼓书,故事十分曲折。还有不少神魔书,现在都少见了。若想把观众留住,必须要说大鼓书,在农村或城市,都能一唱几个月。这些大鼓书的鼓词,会印出来售卖,就叫唱本,很是便宜,骑驴看唱本指的就是读鼓词。

唱大鼓是个自然生长的艺术体系。有人听,就必定有人唱。分为好多门派,在北方是以“梅、清、胡、赵”为四大门,他们都以周庄王击鼓化臣民的典故,认周庄王为祖师爷。早先都是既会弹又会唱,后来才分开。艺人都是男的,民国时才有女的,也有一男一女唱对口大鼓的。都是些穷苦的人家,生活无着,只好下海,拜师学艺。学艺成了,要为师傅无偿奉献几年。唱大鼓是有一定要求的,要长得漂亮,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还要会表演,能学生旦净丑,还得在演出中见机行事,临时抓包袱逗笑,或者招徕观众好多挣钱。所以说,唱大鼓完全是个江湖行业。

艺人在过去没地位,普通人家不屑与之通婚,只好在行业里找。艺人的孩子也就理所当然地从艺了。不通婚的再一个原因,是艺人的生活方式与普通人不同。过去唱大鼓的,有“饱吹饿唱”之说,即吃得太饱会唱不动。而 演出都是晚场,结束后回家,都要一起吃点夜宵,再同行间切磋,教教徒弟,聊会儿天。这就没法睡了。所以他们大多是昼伏夜出。直至中午才起床,好养精蓄锐,准备晚上的演出。

大鼓艺人中,对生活上最注重保养的,是有“鼓界大王”之称的刘宝全。他所演唱的京韵大鼓,原本是河北的怯大鼓,经过他改进而形成的。他的嗓音,直至七十岁,仍然高亢甜润,婉转动听。因为早年学过京剧,他在大鼓中加入很多武功身架,很受欢迎。为了保护嗓子这个命根儿,他每天起床、吃饭、遛弯、访友……都有固定的时间,一生不烟不酒,不高声谈笑。在吃饭上,以窝头、青菜、水果为主,不吃任何辛辣之物。极少时吃点牛羊肉,也多是用肉炖汤,再用汤烩菜。每天临睡前,他在口中含一块梨片,不咽下去。第二天醒来后把梨片吐出,那梨片都是黑红色的。

早先长篇的书目故事精彩,但太通俗;虽有辙韵,词非常水,唱主儿不必识字,弦师也不必识谱,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口传心授,有的唱讹误了,听主儿也不大在意,唱主儿也不会改进。而刘宝全创造的京韵大鼓,除了继承传统段子,还特请一位能唱大鼓的报馆文人庄荫棠帮忙。庄荫棠创作了《活捉三郎》《徐母骂曹》《白帝城》等段子。都是他写好词,刘宝全琢磨唱腔,对原词几乎不做修改。他认为庄先生有文化,词句文雅有内涵,改不得。再有的唱段,如《宁武关》(头本叫《一门忠烈》,二本叫《别母乱箭》),是根据清代子弟传下来的书中改编的。子弟书是八旗文人创作的,可雅俗共赏。因此,有了“文明大鼓”这一说法。京韵大鼓《宁武关》由导演卜万苍于一九四一年拍成了电影,第二年刘宝全就去世了,给世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早先,北京城里唱大鼓的都是支个棚子,不卖门票,唱到一定时间或一个小段,有人拿笸箩打钱。要么就是在茶馆和杂耍园子,和场地提供方劈账,还要给弦师开支。火爆的大鼓艺人每月能收入几百现洋,那样的人不多。在

民国时,京韵大鼓名家白凤岩每月能收入八百元,给他的拉四胡的琴师分账一成,就有八十元。而他的弟弟白凤霖没有那么火,每月各种园子里演出、电台演出加堂会才二十元,除去开支所剩无几了。若是收入不够,就要四处走穴、跑码头,所以说唱大鼓这个行业,是不养老、不养小。很多艺人染有不良的风气,吃喝嫖赌外加抽大烟,落魄后结局很惨。

一九四九年以后,部分唱大鼓的艺人成立了曲艺团,开始编演反映新社会的新段子,很多段子已经渐渐湮灭。有很长一段时间,曲艺不火了,相声一时没人听,更何况大鼓呢?二〇〇六年的时候,某些曲艺团在茶馆里演出,一晚上的节目安排,往往是大鼓、快板、单弦、相声、戏法等七八个节目。每种一时段,每个人付门票二十元,即便是坐满了也不过几千元的收入,根本不够后台开销和跟茶馆分的。

时至今日,很多大鼓都成为非遗项目。成为非遗是好事,但也说明了,这项艺术不靠国家的支持,只靠自身的市场运作是活不下去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艺术难有广大的观众,但仍旧有一少部分的发烧友,会听大鼓,爱大鼓。

怀念半条胡同

记忆有时并不很牢固。如一阵风,足以使得上百年的历史消逝。我抬头望见那林立的高楼,眼前浮现出胡同的幻影。我难以再回忆起那童年的往事,因为我家的胡同,只剩下半条了。确切地说,是香饵胡同的南半部。

香饵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胡同,一场拆迁把它从北半部纵身劈开成两半,并把北半部一直推到交道口东大街,包括土儿胡同、明亮胡同在内的一片不小的地方,如今全成了商品房。那时是我童年的乐园。我的小学和小学同学、我父亲、姑姑大爷们的小学和他们的同学……甚至到祖祖辈辈,三代人以上,都是在 这片地区,在香饵——土儿——明亮胡同一线玩大的。

十七岁是我生命中的转折,这一年带我长大的奶奶病逝,我考上了所谓的重点高中,开始每天上课考试过题海战术的生活。不再过胡同里风风火火地打架逗猫混日子的生活了,也逐渐远离了胡同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胡同在我的记忆中开始淡漠,直到我从大学里出来,才发现生活突然间现代起来。倒塌在推土机声中的,不仅是对面的一片胡同,还有八〇后一代人的童年,也在铺天盖地的施工声中埋葬了。

从二〇〇〇年前后到现在,仿佛是相隔了一个千年那么的遥远。我小的时候,还是个流行穿蓝色白条运动衣,印有“花儿朵朵向太阳”的留影的年代。胡同里的小学在解放前就是学校,校园中有一株巨大得荫蔽了多半个操场的老槐树,粗得好几个人搂抱不过来。我们在这棵老树下登台唱《采蘑菇的小姑娘》和《我爱北京天安门》,还画着红扑扑的小脸蛋,女学生还梳着羊角辫子和冲天撅。那还是在拿着大笤帚冲啊杀呀的年纪,放学还是走路队、戴小黄帽,举着圆形的“让”字牌和打着三色的路队旗,还有戴着红箍的值周生,还会把老师和高年级的路队和卫生检查当作一件大事,还会拿出整节的课来搞全校的卫生,还有小喇叭的广播、好人好事的广播、陈云爷爷追悼会上默哀时的广播,尽管那时不知道陈云是谁。

记得第一次考一百分、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屁颠屁颠的喜悦,还会为没有得到老师刚刚剪出的塑料小红花而哭鼻子。上课手背后坐好,下课铃声响了以后看操场上的工人师傅摇煤球。放学后在胡同里没完没了地追跑,到女生家里赖着不走地瞎逗、臭贫。写完作业后更是没完没了地耍到路灯通明,直到奶奶挨家挨户喊我的名字,找我回家吃饭。

那时我看着穿过蓊郁树叶的午后斜阳,是那么温柔娇媚,我想让夕阳永远照到我的身

上。如果照不到我时,我一定是在电视机前看《黑猫警长》《蓝精灵》或者《聪明的一休》。还记得儿时在胡同里疯跑打闹打碎了人家玻璃回家被家长一顿狠揍,还记得跳皮筋、跳房子、砍包、爬树上房,往女同学铅笔盒里甚至脖子里放死麻雀和吊死鬼的日子,还有那学校组织出去,穿着幼稚的校服和女同学一起手拉手过马路的情景。那些情景在昨日又在眼前,而昨日重现的日子就是每逢我回到胡同中的日子。

随着那条胡同的拆迁,仿佛刮了一阵飓风,模糊的记忆都不见了。旧京时“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对现在却如同玄幻的神话。天棚在小时候拆了,鱼缸用来刷烟囱,石榴还没有长大就被偷走了,先生们都去开公司了,肥狗瘦了,胖丫头们也瘦了。

大学毕业后我居然也做了老师,我看到小学生的书包是拖在地上走的带轱辘小提包,上学放学有那么多的好车来接送,到家里盯着电脑玩网络游戏。看着他们过早忧虑的样子,更加怀念我童年在胡同中的生活,那种八〇后特有的生活不会在九〇后的孩子身上重演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的未来不是梦”“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够了,够了,别感叹了,歇歇吧。

从上高中开始,的确仿佛一夜间现代化起来了。以前穿过的单色粗布衣服全部不屑于穿了,男生的发型一夜间从费玉清发型成了周杰伦发型,而女生从邓丽君发型成了范晓萱发型。其他方面,村上春树、麦卡勒斯的作品代替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打口盘代替了卡带,基耶斯洛夫斯基代替了古惑仔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眼镜也从大圆的瓶子底成了超薄树脂的黑色宽边,再配上《午夜凶铃》里贞子的发型,丑小鸭都变成了白天鹅。我们从红色的少年儿童大踏步地迈向时尚、迈向小资。这时才发现小虎队和周华健已年过不惑, 罗大佑老成公鸭嗓了。

胡同东口、曾经的教堂,3号至7号的大院,溥仪家亲戚的宅子,胡同中的简易楼、鬼楼,前清费莫氏的花园,从前的小破庙,临街的停木材车的大车店,老式的粮店和充满了零打酱油醋味道的合作社……尽管那里已经成了超级市场,但牌匾上依旧还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白色标语。还有,胡同中的一段曾经叫作“新安号”,这是已经取消了近五十年的地名了,可我们还是那样称呼它,甚至对外来问路的人也那么回答,以致问路的人更加糊涂了:“新安号,没看见啊……”——是看不见,早就看不见了。

胡同被拦腰抹去一半还可以叫剩下半条,从中纵向劈开后剩下的半条胡同叫作什么?叫香饵路还是叫香饵大街?胡同里到底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再到民国时的北平政府,从教忠坊中的香胡同、香儿胡同到香饵胡同,我不断地从老地图上找到它过去的影子。地图上敞亮大门前的上马石曾被我们当作乒乓球台子,门前的高台阶是我们跳上跳下的地方。我再次看到一个门墩和它旁边高处的信箱,看着它们之间的距离,我小时候要站在雕花门墩上踮着脚看信箱里的来信,我得多小啊。信箱犹在,门墩无存,无存的还有“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的童谣。

当胡同的一边起了高高的楼房,另一边就成了临街低矮破旧的贫民窟。不久,它就会开花一样开满小卖部、成都小吃店和洗头房,每逢夜晚发出五彩霓虹的招牌招引着寻春的人前往。听不到“磨剪子嘞抢菜刀”“大小小金鱼儿嘞”的吆喝声,只听到公交汽车和出租车的鸣叫。再后来,这里会和对面一样拆迁,从地图上抹去。

多少年以后,谁能知道那些叫作胡同的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但愿,那带走童年的半条胡同,我还能依稀记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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