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繁华落尽，风往尘香
加拟谈乡土文学，找到《故乡》《边城》《暴风骤雨》《高老庄》《太阳宫》《乡村、穷亲戚和爱情》诸篇，所选篇目非文学史上严格意义的“乡土文学”，只是题材多涉及故乡与土地，且在各自时代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时间长河里依次排列，隐约能辨析出“乡土”这一重要母题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大致脉络，便拿来说事了。需要声明的是，我并非专业研究者，所述观点皆是一家之言，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故乡》：脚下的路与希望的有无
鲁迅的《故乡》创作于一九二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不久，文学革命方兴未艾。那一年鲁迅四十岁，正值不惑之年。小学语文课本节选了其中一段，取名“少年闰土”。单看这片段，简直是一幅优美的乡村风情画：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地、戴着银项圈的少年，还有暗夜里窸窸窣窣偷瓜的猹。课文里有配图，少年闰土手握钢叉，朝脚下的猹刺去，身后是圆月与广阔的瓜地，闰土英气逼人，脖上的银项圈格外显眼。那时，我在村里的小学念书，正是不谙世事的年纪，每日里掏鸟窝、玩弹弓、挖泥鳅、摔元宝，有时也跟着下地干农活。这段关于少年闰土的描写给我留下巨大的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乡村不只是落后的、偏僻的、辛苦的，乡村可以这么美。我甚至一度幻想着，自己也能有闰土这样的朋友，并曾因为求之不得而失落过。到后来，读了《故乡》全文，才知道，那恬静闲适的生活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艰辛与酸楚。故事内容不必详述，印象深刻的是若干年后，老了的闰土再见到自己少时的玩伴，“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然后“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 分明的叫道：老爷”——一声“老爷”，包含着多少物是人非的无奈，又让多少读者感到唏嘘慨叹。这是二十年代初期，新旧制度交替、新旧思想碰撞、新旧文化冲突下的农村，鲁迅先生写得真实、透彻、字字锥心。
《边城》：可爱的理想主义
鲁迅的《故乡》写得好，好在思想，好在胸怀，好在对国民性的思考和对人民出路的关切。沈从文的《边城》写得好，好在淡雅，好在情怀，好在暧昧不明、欲说还羞。若是用画作比，《故乡》好比木版画，线条清晰，刀刀见痕，骨子里有一种气度。《边城》宛如水墨画，不着气力，浑然天成，气息中全是真情。由此可见，同是写乡土，写故乡人物、乡村风俗，作家的气质、见地、审美趣味甚至人生境遇不同，作品的风格也是有巨大差异的。《边城》的具体写作年代约在一九三四年，彼时，沈从文与张兆和新婚不久，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不得不离别妻子回乡探亲。其间，他目睹时局动荡给家乡带来的种种变化，而心生感慨。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这大概是《边城》创作的由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茅盾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东北作家群、“左联”五烈士纷纷用文学表达新的思想深度，新感觉派作家们尝试新的文学表现方式时，只有沈从文的《边城》还在看似拙笨地讲述着一个古老的、唯美的、伤感的爱情故事。《边城》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它
是浪漫的、理想的。时至今日，《边城》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人们喜欢《边城》，想必恰恰是喜欢那一点可爱的理想主义。任凭铁蹄践踏，始终面朝阳光、心怀净土，纵然容在隆冬时节，也能看万山红遍，满目桃花开。这是本事，也是境界。
《暴风骤雨》：革命洪流下的土地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又说，土生万物地生金。自古以来，土地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中国农民的命运之所系。土地的得失与流转，土地关系的变化与更迭，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血缘与地缘是构成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两大要素，并且从更宽的视野范围、更长远的历史发展中看，地缘关系要重于血缘关系。农村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文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暴风骤雨》完成于一九四八年，写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本质上是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经过多年战争与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意识里已少了温婉细腻，多了些粗犷豪迈。《故乡》式的叹息和《边城》式的世外桃源，已经被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所掩盖。这种背景下的乡土，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家园，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成功在于它准确把握了那个时代农村最重要的事件，既关乎国家兴亡，也关乎百姓出路，它用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周立波是贴着地写的，农村日常化、戏剧化的生活场景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他对农村的牲畜、家禽、庄稼、粮食乃至天上的云彩和地上的柳树都如数家 珍，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画面感。当然，因其过分强调“改革”及其过程中的矛盾斗争，而忽略了“土地”内部真实的书写，作品在人物内心复杂性和深刻性方面的不足也是难免的。
《高老庄》：城乡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历史的长河继续向前，流淌到二十世纪末。世纪之交的农村，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努力而倔强地生长，并对新兴的事物、观念、习俗给予过滤和排斥。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对乡村进行了巨大冲击，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改变着农村的方方面面。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使得乡村变得有些似是而非：半新半旧、半中半洋、半保守半开放、半先进半落后。我仍记得，在外打工的青年人过年回到村里，说着极不标准的普通话，穿着崭新的西装，却套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内衣，脚上是一双农村常见的布鞋。他们对城市的种种高谈阔论，却仍要在过年的家谱前头，给祖宗磕头。我还记得，村里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却仍找了媒人到双方家里说媒，按照村里的说法，没有媒人说媒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有了媒人才算是“明媒正娶”。这是时代变迁下农村的现实一种，也是贾平凹的《高老庄》展示出的社会内涵。子路作为大学教授，一心想要逃离农村，而一旦回到农村，却重新变得邋遢、自私、怯懦甚至猥琐。而代表现代文明的西夏，却被高老庄积累的传统文明所吸引。最终，子路离开家乡，去找寻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园，而西夏选择留在高老庄，继续她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挖掘和改造。所有文化都很顽强，而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则是大势所趋，躲不过，也免不了的。
《太阳宫》《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牧歌或者挽歌
或许是成长环境的原因吧，当下的作家，大多缺少真正的农村体验。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生活在农村，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农村，或者有短暂的农村经历。农村这个比城市更广阔、更新奇、更富有文化气息的天地，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他们的作品里，表露出的多是对乡村生活的赞美和对渐渐远去的乡村的眷恋。叶广芩的《太阳宫》里的“我”到乡下二姨家做客，被乡下优美的景物和恬淡的生活吸引，并与男孩“日头”结下友谊，而日头悲惨的命运，给作者留下无尽的伤感，作品中既有对乡下生活的诗意书写，也有对童年生活的追忆。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讲“我”与乡下穷亲戚的交往，讲血缘亲情，讲城乡差异，作品成功之处在 于，成功描写了“我”对家族亲戚“陈平子”若有若无的爱慕，这种爱慕是依附于对乡土的依恋之上的，有些爱屋及乌的感觉，但那感情却是真真切切的，作品最后，当作者与父母离开故乡时，她写道：“我看见空旷的原野一片苍茫，这原野曾养育过我的祖父辈，也承载着我死去的亲人。”“他（陈平子）就像一个模糊的影子，高高的个头，有容颜和思想，有生命，可他和我是没有关系的。”就像鲁迅的《故乡》最后关于路和希望的叙述一样，作者对乡土的感怀，依然让人心酸叹惋。这两篇小说都写于当下，有着共同的主题和视角：站在城市回望当年的乡村。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曲优美的田园牧歌，更是一曲哀伤的无可挽回的田园挽歌。因为，伴随着城镇化进城的不断加速，乡村以及附着在乡村之上的乡土文化终将渐渐消失。
乡土文学的未来，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