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非虚构)

Youth Literature - - 气象 PHENOMENON 目录 CONTENTS - /小杜

陈焕生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四平八稳地被玉米地包着,随处可见开着“公羊”皮上的美国壮汉,膀大腰圆,浑身晒得通红。商场里最贵的牌子也只是拉夫·劳伦或蔻驰。若非是最近丢了个中国学生,国内根本没人注意这里。

时日一久,国内的留学生们也养出了一种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开两个小时高速去趟芝加哥,叫“进城”。品牌店扫通货,唐人街吃顿重庆火锅,大包小包开车回来,一路夕阳,玉米地绵延无边,便又“回村儿”了。

购物解馋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却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

女生还好,除非恋爱或考试受了挫,一狠心剪个短发,大多都是直接留到下一次回国,或焗或染,再“回村儿”能顶大半个学期。可男生——尤其是家里条件没那么好的男生——就不好办了,比如陈焕生。 说来说去,大家频繁光顾的理发店,也就是韩国大姐李金姝开的那家。

李大姐这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细小。当街挂个牌子—— Lee's Hair(李氏剪发),再串上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过,收了风铃,牌子就哑了,便是收了工。留学生们虽频繁光顾,暗地却常笑:“这韩国人英语也太烂了,硬生生把店名起成了‘李的毛发’。”

李大姐的店前后有过四位理发师:康德姐、娜莎、达戈和她自己。

只要康德姐出工,留学生们肯定排她的号,一是大家同是中国人,二是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拿过博士学位,只是专业不好——是研究存在主义的,如果不是

在五道口认识了她的美国先生,漂洋过海嫁过来,这种专业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儿里呢。

康德姐嫁过来后,生了个混血女儿,小姑娘漂亮得就像小说里虚构出来似的。

可惜,孩子出生没多久,康德姐的先生就出了车祸。那是一个细雨天,八十迈的高速,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翻。他生前是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还处于事业的爬坡阶段。康德姐刚生完孩子,绿卡没排下来,英语没讲利索,一夜之间就成了欠各种债务的遗孀。

康德姐开始去教会了。她抱着女儿受了洗,跟黑白黄三种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了这段经历。英语虽磕磕绊绊,但还是把大家说哭了,各路援助随之而来。

华人一般直接出钱,匿名,塞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都是实实在在的美钞。美国人毕竟是在家门口,路子就多了:有帮她找律师处理债务的,有帮她申请政府救济的,还有韩国人李金姝,直接敲开康德姐的家门,带来一罐辣白菜、一板冷面和一盒烤海苔片。往来了几次,两个女人就熟悉了,李大姐问:“你会不会剪头发?”没想到这一问,竟把康德姐问哭了,因为她丈夫出车祸那天本是要去匹兹堡开会,西服衬衫是她洗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如今人已没了,剪掉的头发被康德姐收在小盒里,金黄色,一缕一缕,偶尔翻出来看看,更多时候都只是藏着,不敢看。

李大姐听了半晌没言语,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进店里,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从零工做起。康德姐也确实像样,一大早把孩子放教会幼儿园,上午在老李家打工,下午去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伺候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的中餐馆打工。

如此熬过大半年,康德姐英语突飞猛进,社区大学又听说了情况,提前颁发了 毕业证书,从此便正式在老李家出任了理发师。十五块美金剪个男发,李金姝抽九块,剩下六块加小费全归康德姐;照这边的行规,已经没法再够意思了。

康德姐一出道,就受到留学生们的热捧。

这自然先归功于她是中国人,讲中文,无论剪什么发式都能沟通。不像李金姝,虽然剪得卖力,但一口韩式英语谁都听不懂。跟康德姐就舒服多了,不但能用母语聊发型,还能聊哲学。康德姐告诉陈焕生,她的专业虽是存在主义,但内心还是喜欢古典主义哲学,最爱读康德。

她说,康德生前独居在德国一个小村里,生活简单,作息规律。村民们就以他的起居活动为钟点:康德起来散步,大伙便下地种田;康德回家读书,大伙就准备吃午饭了;等康德晚上出来遛狗,大伙也收工了。

当然,她的顾客很多,跟所有人都讲康德遛狗,一口京片子嘎嘣溜脆,很快就有了外号“康德姐”。

康德姐出手奇快无比,一手捋头发,一手下剪,简直就像是薅羊毛。这一点留学生们也喜欢,因为大家不像美国人,把理发当成享受。留学生都是用中午下课晚上吃饭的边角时间来排号,剪完赶紧走人。当然,小费就给得不大情愿,康德姐却很理解,毕竟国内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她就更有理由剪得更糙更快了。好在双方都不在乎。

没多久,秋季入学,康德姐竟东挪西凑盘下主街对角一间小屋,自己当老板了。店名起得也够哲学:“康德的钟”,狠狠摆了韩国东家一道;因为这是每年抢顾客的旺季,而李大姐新招来的理发师娜塔莉亚还三心二意。

不仅如此,“康德的钟”还推出了新花

样:剪一个头只需十美元,只排十分钟,比煮两包方便面还快还省。留学生们自然都被吸引过去了。

李大姐那英语依旧一股大酱汤味儿,头发依旧剪得一丝不苟。陈焕生耐着性子听她絮叨:“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不是不让她走,可打一声招呼就那么难?周日还在教会里一起唱赞美诗,周一就在街对面成仇家了?我给她女儿买了礼物,还要认干亲哩!”

讲着讲着,李大姐突然停住,直起腰,晃一晃脖子,仰头长叹一口气,想来是一天到晚弯腰扭脖落下的职业病。舒展好身体,她口气也变了,又说起“那个中国女人”的婚姻,丈夫的车祸,漂亮的混血女儿因肺炎烧成了哑巴。

陈焕生听得倒吸一口凉气。康德姐不知给他剪过多少回头,讲过多少回康德遛狗,可他除了知道一个外号、记得那个窄条瘦削的身形和那口京片子,对她一无所知。

娜塔莉亚刚来老李家时也很瘦,一双大而深的蓝眼睛,本该让人联想到月亮或湖水之类的比喻,却因陷得过于深,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只受惊吓的猫。可惜这些都是陈焕生一厢情愿的想象,人家可自得其乐:夏天穿条短裤,一条腿又白又直,另一条布满密密麻麻的刺青,绿得发了蓝。

客人少的时候,娜塔莉亚就拉上康德姐抽烟,站在店门口的风铃下,一黄一白两个中年女人都奇瘦无比,那光景委实了得。

娜塔莉亚是白俄罗斯人,留学生大多不知这小国的英文名,用英语生搬硬造问: “你是白色的俄罗斯人吗?”

娜塔莉亚很恼,用带着东欧腔的英语反击:“我的祖国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没任何关系!”

她不但脾气大,还对政治异常敏感,总疑心所有来这儿的中国人都是党员。陈焕生觉得好笑,就耐心解释,可娜塔莉亚早已失去耐心,翻了一下蓝眼睛,便扶着陈焕生斜躺在理发椅上,拧开龙头。“热吗?”她问。“不热。”

“冷吗?”

“也不冷。” “您大概是一条蛇或者蜥蜴吧。”她爱把金发扎起来,盘成髻,刘海散开一小缕,弯腰给陈焕生洗头时便垂下来,扫到他脸上,被她一口吹开,他便实实在在感觉到了那种混合了香烟、咖啡和口香糖的奇异味道。那双蓝眼睛就在上方,他从未被这个角度凝视过,慌得闭上眼,假装享受温水和她手指在他短发间抚过。剪发前洗五分钟,剪完后冲五分钟,每个月十来分钟的亲密,让他很快就对这白俄罗斯女人念念不忘。

陈焕生在专业课上用功之余,还读了不少文学名著。他发现娜塔莉亚雪白的膀子上文了个蓝色的大胡子老头儿,底下一行D开头的斜体字母,一问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陈焕生大喜,忙说自己喜爱俄语文学,通读过托尔斯泰,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吃力,中译本太拗口了。

岂知娜塔莉亚一撇嘴,高高吹起散开的刘海:“俄语?文学?少来!”

原来她在读大三那年去了趟巴黎,连走亲戚带游玩,顺便在一家举办俄语文学沙龙的咖啡店打工,昼夜颠倒地泡在不加伴侣的黑咖啡和索尔仁尼琴之类的字眼里。“那你为什么来美国?” “还能为什么?为了一个美国男人呗。搞文学评论的,光骂别人自己却写不出来那种。拿到绿卡我就跟他拜拜了。”

“对不起,娜塔莉亚。”斜躺在理发椅上的陈焕生睁开眼。

“对不起?得了吧你!叫我娜莎好了。”

娜莎,让人心里麻酥酥的名字。陈焕生又闭上眼,感受着水温和她的手指。

听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陈焕生以为机会来了,网购了英文版的《锌皮娃娃兵》,想把它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娜莎。没承想却惹得人家大发脾气:“把它拿开!收集别人苦痛,编成一本烂书,署上自己名,卖出去得奖,到底算哪门狗屁文学?”

陈焕生很尴尬,整天在电脑里放韩剧的李金姝在一旁更是听得一头雾水。

“好啦,陈,对不起。我离开那美国人好几年,可一张嘴讲话还那么像他。”娜莎发完脾气就出去抽烟了。

偶尔赶上她开心,会给陈焕生做上两分钟脖颈按摩。她手腕很细,又没什么汗毛,简直不像白人女生。陈焕生撑起胆,磕磕巴巴说出这话,她听了大笑:“陈,你这傻瓜,不会连女用剃刀都没见过吧?你应该跟我老板去她们教会看看,有很多单身的亚洲女孩,你该找个女朋友啦!”

亚洲女孩?找个女朋友?这是拒绝吗?陈焕生想约她出来,却一直没敢说出口。

偏偏娜莎又说:“喂,陈,你猜今天有几个男的要我电话?才两个。昨晚我又没睡着,现在看起来肯定像坨屎,但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吧?这帮家伙,因为我是个剪头发的,就把我当成一个笑话。你知道他们说我啥吗?说我发音可爱!去他妈的吧!”

不消说,这在陈焕生听来更是拒人千里了。

后来,等康德姐跑到街对面单干的时候,李金姝气得大病一场,娜莎一人在风铃底下抽烟。

“唉,康德姐是很烂,但谁又不烂呢?生活本来就是个大烂坑!”她背对着陈焕生,仰头吐了个烟圈。

康德姐走后,李金姝为多留顾客,不得不把娜莎从零工转成理发师。可到底不放心,因为她说有几个男的总对她上下其手,还说再敢这样就用剪子戳瞎他们的狗眼。

陈焕生攒不够约娜莎的勇气,又舍不得离开,只好坐在李大姐的镜子前,任凭心上人那双蓝眼凝视着别人,对着别人怒骂诺贝尔奖,让别人也叫她娜莎。

他受不了这折磨,决定独立日请她去密歇根湖畔看午夜烟花。成就成,不成以后就不想了。

带着必胜的兴奋和必死的悲壮,陈焕生站在风铃下,店里却只有李大姐一人忙活。一问才知娜莎病了。等了一礼拜,她还是不在,反倒是一个穿紧身T恤的大胡子在冲他笑。

“她哪儿去了?到底怎么了?”他问李大姐。“她去别的州了。” “别的州?为什么?” “去能让她堕胎的州了。”原来,他的娜莎前一阵发现自己怀孕,很是歇斯底里,没法相信自己三十好几,居然“还犯中学生犯的错误”。而在这小镇,堕胎有悖基督教义,更属违法。李大姐劝她生下来,说这小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哪怕是不请自来,教会肯定帮忙的。

娜莎撇撇嘴,标志性地一吹刘海:“如果耶稣能搞清是哪个浑蛋把这礼物塞我肚子里的,生下来倒也无所谓。”

李金姝信主多年,又有一种韩国人的执拗,当下被激恼了。两个女人用各自乡音浓重的英语大吵一架,娜莎愤然离开。结果临行前居然又跑过来,给李金姝一个满是大麻味的拥抱:“李,我虽不信你那套,但你是个很棒的人。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跑掉,但

再不抓紧跑,打胎钱就更掏不起啦。”

说完,李金姝对陈焕生指着那个大胡子:“新来的,叫达戈,是我见过手艺最棒的,你要不要试试?我发誓再也不招女人了。”

陈焕生茫然无措,不知该转身走掉,还是该躺在曾感受过水温和娜莎手指的斜椅上。

达戈来自阿根廷,手握沉甸甸的黑色大剪刀,剪柄末端连着一只金色的螃蟹,随手指动作连起一片金光。

他十几岁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混,平时不抽烟,只喷古龙水,闲时就摆弄那把剪刀,擦得干干净净,收在刻有“D&J”字样的木盒里。“D”是达戈的开头字母, “J”则代表吉米,这剪刀就是吉米送的。

达戈爱吹一支黑色的口琴,很小,让他大手一衬,活像块长条形巧克力。斜躺在理发椅上,凝神静气,口琴埋进络腮胡里,曲子就出来了。时而忧伤,时而欢快,从一团胡子里流出来,流遍整个店铺。许多女留学生都迷上了这位穿紧身T恤的南美汉子,尤其是他在吉米过二十五岁生日那天剪掉胡子,露出那个“能夹住口琴”的肉乎乎的下巴。李金姝对此很满意,因为女生一消费就上百美金,而男留学生都贪便宜去了“康德的钟”,一条街就这样被两家分了。

出于惯性,陈焕生照旧去韩国人的店,李金姝给他披上了银色的纱质围巾,达戈的口琴声在旁边响起。

“我该给你这小调儿付钱吗?”娜莎走了,陈焕生不再紧绷绷的,偶尔也能开个玩笑。“要付就付给吉米,琴是他送的。”说笑代替了琴声,李金姝在一旁皱起了眉。

这吉米生得膀大腰圆,总是骑摩托来接达戈下班。一黑一褐两条大汉,当街跨上摩托,一个紧紧搂住另一个腰。

康德姐那边又招了两个中国人抢生意,若非达戈给撑着,韩国人的店早被挤垮了。

一来二去熟悉了,达戈吉米便带陈焕生去混“蓝鸟”酒吧。晚十点开门,警笛闪烁,灯火通明,当中一个大舞池,男人们脱光膀子往里蹦,酒精、汗和荷尔蒙全搅在一起。

灯光闪烁中,两个留着山羊胡的白人在角落里热吻,陈焕生想走,却被吉米拽住: “好戏还没开始呢。”

原来,达戈要跟墨西哥人合奏卡洛斯·桑塔纳的曲子,达戈独自搞定口琴和吉他,活脱脱南美版的鲍勃·迪伦,吉米一边拍手,一边晃着黑人特有的浑圆臀部。

这夜晚本该令人心醉,却毁于达戈和墨西哥鼓手一个醉醺醺的吻。吉米大怒,踹翻桌子,扬长而去。

不过两人很快和好了,吉米在学校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探讨黑人群体的边缘文化,大呼小叫卖掉摩托,买了辆单排的小吉普,计划暑假和达戈来趟公路旅行:密歇根湖畔一路向南,穿越南北美洲大陆,一直开到伊瓜苏大瀑布。

这样的日子也持续了一段时间,陈焕生和两人刚刚混熟,达戈就出了事。

那晚,右翼极端分子持枪横扫“蓝鸟”,达戈连中数弹,当场身亡,他的照片出现在各种新闻上,肉感的下巴底下标着“遇害人”“偷渡”“毒品”等字样。那些曾趋之若鹜的女留学生听了纷纷咋舌:原来摆弄过自己脑袋的家伙,居然是这样的人。

政治系有不少学生认识吉米,群情激奋,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歧视”“爱是一切”之类的标语塞满了整个小镇。

理发店窗外是满满一街五颜六色的肌肤,达戈的巨幅画像在上面飘浮。装有螃蟹

剪子的木盒依旧摆在那里,“D”和“J”两个字母紧紧相连。李金姝和陈焕生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又愤怒的队伍。“看见吉米了吗?”女老板问。陈焕生摇了摇头,对着吼声雷动的窗外。

达戈出事之后,陈焕生就不再去李金姝家了。

那时他正博士毕业,工作找得一筹莫展,连实习机会都捞不着,学生签证一到期就只能回国。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头发上。

在网上注册了无数家中介,一次次投出简历,还做了表格备份:红色字体是拒绝,紫色是电话面试,绿色则代表当场面试。

表格已排到四百多行,绝大多数是黑的,沉默的黑,石沉大海的黑。少数是刺刀见血的红。寥若晨星的是紫。绿则根本没出现过。

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的光阴正一寸一寸短下去,他不得不做起回国的准备。公寓是租的,没攒下值钱物件,一股脑捐掉了事。唯一要卖的是他那辆二手丰田,庸常的车型,载着他风雨无阻,从未添过半点麻烦。如今缘分将尽,人能为车做的,不过是打个对折卖掉而已。

赶上毕业季,卖车的太多,丰田车和主人一样无人问津。奖学金也断了,必须直面每月按部就班的房租和生活费。陈焕生一边在售车广告上降价,一边当起优步司机。帮他撑过在美国最后时日的,竟是一门心思要贱卖的车。

为省那四十美元的网费,他每天去星巴克投简历,手机里叫车软件一闪,马上出车。最喜欢接的活儿是机场,两头有客能赚一百多。要飞走的,都是有目标有奔头的人;刚落地的,更是充满希望。唯有驾驶座上的他,没有着落,做饭的心思都丢了,沃 尔玛的垃圾食物成盒成盒买。

一天,陈焕生匆匆走在主街上,有人在风铃下招手:“好久不见!你这是怎么了?”

是李金姝,正往窗子上贴广告。他凑上去一看,才知是店里招人。“我挺好,就是工作找得不顺。” “快进来吧。”陈焕生又走进这何其熟悉的小店:靠窗那面镜子是老板李金姝的,堆满了剪子、雾壶和发胶,靠墙那面曾属于康德姐、娜莎和达戈,现在就只空对着一张椅子。

正值暑假,留学生们都回国了,没有顾客,也没有预约。李金姝要给剪个免费的,他执意不肯,却被硬拽到椅子上:“如果明天就有面试,你这样能见人吗?”

银色的纱质围巾披在肩上,陈焕生不得不面对镜子里那张发黄的脸。

“你工作找了多久?”李金姝用手指夹住他的头发,开始下剪。“半年。” “知道我丈夫找了多久吗?”陈焕生在镜子里摇头。“四年。”

李金姝的丈夫,确切说是前夫,失业前在芝加哥国立核能所做研究。

二〇〇八年美国经济危机,联邦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这个除了核裂变就一窍不通的韩国男人被扫地出门,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四处面试,从加油站到快餐店,碰了四年的壁。

三口之家就全靠李金姝一个人,在密歇根大道上的理发馆里用一把剪子苦苦撑着。十点上工,八点收工,手腕和脖子像被抽掉筋一样。更令人绝望的是,丈夫很快患上了抑郁症,放弃了找工作,放弃了家务,放弃

了儿子的功课,只有体重没放弃:刚失业时一百五十磅,四年后二百二十磅。

“这就是我丈夫,你根本想不到一个亚洲人会胖成那样,堆在超市的购物车上——那种给重度肥胖症患者专用的电动车——在速冻食品区转来转去。”李金姝下剪依旧很慢,说得也平缓,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是丈夫要求离的婚,理由是她可以好好抚养孩子,他还能从政府领到救济金和食品券,满足自己对垃圾食品不可遏制的瘾头。所以她才带孩子来到这小镇,开了这小店。

“离婚前我不信主的,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事你什么也做不了。我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大胖子,我不想离开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呢?”头发剪掉一圈,陈焕生在围巾里深吸一口气。

“他在服药。之前我每个月都回去看他。最近儿子开始懂事了,说不想再回芝加哥了,就改成寄支票。”李金姝打开水龙头,“过来洗一下吧。”

他躺在斜椅上,闭上眼,感受着那水从 凉转温。

“陈,你要的只是一份工作,不是一百份。你自己要是放弃了,那谁也帮不了。”李金姝直起腰,晃晃脖子,仰头长叹口气,做了那一套舒展身体的动作。

陈焕生点点头。顶着这款新剪的发式,他开车去了大峡谷,在北美的壮丽山河面前忘记拍照。回来甩卖掉车子,单程票飞回了国。

陈焕生经人介绍认识个本地姑娘,很快发展到一起看房一起看午夜场。一天电影散场,手机收到一封邮件。看标题是美国那边的,心下一动。送姑娘回了家,掏出手机读了两遍,才确定没错,真是波士顿那家公司,过去屡投不中,如今新开职缺,问他有没有兴趣面试。

有没有兴趣?他把头转向窗外,杭州的夜色与灯火缝合得如此温柔。

陈焕生本想一删了之。可回去冲完澡,对着空调凉快下来了,又打开电脑,调出那张备份表格,亮绿色的加粗体,在最末一行输入那职缺和公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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